本章导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根源于方法论思维上的缺陷，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根本上是现象解释性的而非问题发现和解决性的，并且主要适用于私人事务的解释而非社会事务的解释。但是，要实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目的，经济学科根本上应该关注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这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适用于私人领域的理性选择分析，而必须运用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异化思维。异化思维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根本方法论差异。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实际上揭示了异化成因的四个层次：外在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分工，内在的实质原因是收益分配，深层的基础原因是权力分布，而社会的终极原因是的社会制度。正是从分工结构——分配结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这一路径，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性和社会病理学，这种病理特征的本质也就是异化。显然，异化观思维以及四层次分析框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系统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本文载《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原题为《基于马克思异化观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审视：兼论异化分析的四层次框架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引言
在过去30年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在经济发展预测以及社会实践指导上的接连失败而遭受不断的批判。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就向经济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女王难题”，英国10位经济学家等联合上书指出现代经济学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形式模型的问题。而且，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深深认识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缺陷，缪尔达尔、哈耶克、阿莱斯、科斯、诺思、阿玛蒂亚.森、萨缪尔森、阿罗、阿克洛夫、克鲁格曼以及斯蒂格利茨等都提出过反思。那么，现代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为何会存在如此巨大的脱节呢？根本上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存在严重缺陷，它追求的是逻辑的严谨和形式的优美而不是对内在本质和因果机理的揭示，从而更接近于一门艺术（arts）而非科学（science）。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霍奇逊、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劳森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发源于法国并影响全球的经济学革新运动——“后-我向思考”（post-autistic）运动就将目前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压倒性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称为“我向思考”（autistic thinking）的。
新的问题是，如何深刻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缺陷呢？一般地，任何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由此，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事实上，无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学科特性来看，经济学科的根本研究领域都在公共领域，这包括财富创造、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福利改进、社会规范等，乃至“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科原初的也是恰当的名称；进而，作为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经济学研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更在于发现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承担起“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一基本任务。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主流经济学将其研究重心转向了私人领域，集中探究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和孤立环境下的个体行为；进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学说重心就在于，一方面基于还原主义思维建立起了一个个精巧的数理模型，另一方面基于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论对现实进行描述和解释。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向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靠拢，乃至蜕变成为一些偏好形式逻辑和数学技巧之人的智力游戏，而不再是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学问。有鉴于此，霍奇逊就指出，占据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将理论构造当成了一项单纯的逻辑游戏，不仅在理论上蜕变成为一种空洞的代数式的形式主义，而且在应用上蜕变为一种无生气的天真的经验主义，从而也就缺少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性、实质性和现实性。
由此就引发这样的思考：如何认识并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这需要有一种异化观思维。从本体论上讲，社会异化是指社会事物的后来发展偏离了创立它的原初目的，进而导致现实形态与其本来面目（即本质）之间发生脱节。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所有社会事物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异化，而异化则意味着现实世界出了问题，进而也就赋予了改造世界的任务。事实上，如果没有异化，那么，现实世界就是合理的，进而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什么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对现象-本质的二元性进行识别和挖掘，而本质则为异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判断基准和改造依据。马克思就曾指出说，如果社会事物的形态能够真正体现其本质，那么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学说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致力于辨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异化了的社会事物的本来面目，由此挖掘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合理方向。因此，异化观思维就广泛地嵌入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之中：马克思不仅系统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而且深刻揭示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制度根源；进而，还通过提高压迫阶级的社会力量以及通过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归属等方式促使社会变革，由此实现“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
既然如此，马克思经济学又是如何运用异化分析的呢？本章尝试运用马克思曾经使用的诠释学方法来剖析社会异化的成因，从而给出对社会异化现象和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一般框架，进而发展和完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
二、现代经济学何以必须引入异化思维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分析私人领域的个体行为问题，不仅将行为主体设定为理性经济人，而且还构建了一条简洁而严密的分析框架：理性选择框架。进而，基于理性选择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分析具体社会经济现象时又发展出了一系列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既然如此，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存在什么问题吗？根本上说，它主要用于社会经济现象的（事后性）解释而不是用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进而主要用于解释私人领域的行为选择而不能用于解释公共领域的制度变迁。
（一）经济学科的方法论要求
经济学根本关注点在公共领域，所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对此，可以从起源学加以说明。“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原初就是指家庭组织的规范和管理，而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就出现了“经世济民”的经济学科，因而经济学科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则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显然，在私人领域，人们在面对如何使用消费品或投资品之类个人事务时，往往可以借助理性分析而实现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公共领域，任何孤立个体都不能通过理性选择而确定制度变迁之类的社会事务，因为几乎所有成员都会对之施加影响。尤其是，组织和制度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少数强势者手中，他们推动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拇指规则主要是个人效率而非组织有效性，进而也就会背离这些组织和制度的原初目的，这就是广泛存在的社会异化问题。
同时，作为一门关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科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就在于探讨经济运行的规律并以此寻求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途径。相应地，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努力解释和分析各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更要致力于发现并解决具体社会问题，以实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双重任务。进而，要真正实现“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这一双重任务，就不能简单地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框架：将社会现状都看成似乎（as if）是人类理性选择的合理状态，或者致力于为现实世界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框架。相反，它对经济学科提出了这样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论要求：首先必须揭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需要剖析事物的实在与其本质之间的差异，从而就必然要引入异化思维；其次必须揭示问题所以出现的原因，需要剖析社会结构和权力及其塑造的社会制度和规则，从而又必须引入权力分析。
作为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科的方法论要求，这里从三方面作一说明。
首先，从组织制度的变迁看。（1）组织、制度以及所有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事务，都不是孤立个人的理性选择所能决定的，而是决定于广泛的社会互动，因而所有成员的行动都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2）在社会互动中，每个成员对制度变迁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是不等的，其中，力量越大者所施加的影响力往往也就越大，因而强势者往往会获得制度变迁等的更大决策权；（3）制度等公共事物的选择、设计和变迁往往主要体现为强势者的意志、偏好和利益，乃至偏离了它的原初本质并损害其他弱势者的利益。有鉴于此，对现实制度的认知就不能简单地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而将之合理化，而必须引入权力结构和批判理性的分析思维。
其次，从社会事物的特性看。（1）不同于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事物，人类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事物是内生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意识共同演进、相互促进；（2）任何个体行为都潜含某种意向性，社会制度也隐含了特定的目的；（3）社会事物的本质就不同于自然事物，它根本关乎原初目的而不是物理结构；（4）显然，只有契合人类所有知识才能不断接近事物的本体，从而就不能基于“分”的演绎，而要基于“合”的综合。有鉴于此，对社会事物的认知并不能基于抽象分析而局限于表象，而必须引入辩证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分析思维。
再次，从社会问题的解决看。（1）公共领域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源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任何社会制度变迁都牵涉到利益的重新分配；（2）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也源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诉求，希望建设一个更为美好和正义的社会，而不是消极地接受一种预先存在的、非人格的现实；（3）相应地，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就需要关注影响个体偏好和行为的社会关系、制度安排、集体行动等，需要引入公平正义的社会关怀，也需要嵌入法律、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的分析。有鉴于此，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基于局部效率分析而将之市场化，而必须引入整体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分析思维。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一切现象根本上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使被现代经济学视为纯粹私人领域的消费行为，实质上也是社会性的；究其原因，消费本身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或者会诱导他人的行为而形成攀比式消费，或者影响他人的独特性而降低他人的效用，或者因为需求增加而提高了他人的购买价格，等等。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这也意味着，生活世界的一切事务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譬如，就新古典经济学极度推崇的自发或自然市场而言，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组织：不仅包含了指导交换和分配的系列规则，而且也包含了消费者、生产者、零售商和批发商等市场主体。相应地，市场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由各种要素参与的协作系统，其中，市场运行方式涉及社会分工和收益分配等规则，而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则涉及一系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在认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时，就需要辨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分析同一市场规则下不同市场主体的自由度差异，剖析权力结构对社会分工的影响，进而剖析不同市场规则下的收入分配差异。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
自边际革命以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从组织转向个体；相应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就由组织运行变成了个体行为，由生产和分工转变成了交换和消费。进而，在还原主义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集中关注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体理性选择，从而热衷于最大化以及最优化等方面的微观技术，倾向于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抽象分析，并在经济人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下形成了封闭的“我向思考”思维。正是由于集中分析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问题并将行为主体视为理性经济人，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发展出一系列的抽象理论，这包括“无形的手”预定协调原理、“私恶即公意”原则、自发秩序原理、有效市场说、利益和谐说、一般均衡理论、供求均衡价格论、科斯中性定理、福利经济学定理、“似乎”假说以及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等。同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和供求均衡分析，这些理论主要被用于分析和解释社会现实；进而，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理论又被用来证明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为现实制度和市场机制提供合理性解释，致力于为既得利益者行为以及各种恶现象进行辩护，从而也就不能真正发现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存在为现实进行解释和辩护的倾向，又在于它所根植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出的肯定性理性，而肯定新理性中对现实肯定的部分又孕育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一般地，自然主义思维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1）还原主义，一般地，对自然物以及自然现象的认识可以还原为原子、分子等基本粒子的作用，相应地，人们对社会物以及社会现象的理解也被还原为孤立个体的作用，进而对个体的认知还被进一步还原为本能、基因等生物特性，从而就产生出抽象分析思维；（2）普遍主义，一般地，自然世界中各自然物之间具有独立而普遍的关系，相应地，生活世界中各社会人之间也被认为具有独立而普遍的关系，从而就产生出个体主义分析思维；（3）和谐均衡主义，一般地，自然世界被视为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均衡状态，相应地，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被视为和谐一致的，从而就产生出均衡主义分析思维；（4）自发扩展秩序，一般地，自然界被视为存在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的规律，相应地，生活世界也被视为存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演化机制，从而就产生出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信条。
显然，这些自然主义思维深深地嵌入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和理论之中。（1）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就是同质个体，这种同质个体在同一情境下将做出相同的反应，并由此推演出市场竞争中的各种“有效”结论；（2）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信它提出的理论或原理是普世的，从而既不需要也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的好文章也应该以能否刊发在英文杂志来衡量；（3）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都在寻求确定的均衡解，无论是市场竞争中的博弈论、社会互动的激励理论还是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都在寻求内生的均衡解；（4）现代主流经济学极为推崇市场竞争而反对政府干预，将不受干涉的自然秩序称为正义秩序，将自由放任中的市场价格称为公平价格。譬如，正是由于将市场主体还原为同质个体，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按照价格信号进行生产就能够显示出人们对不同产品的需求强度，从而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但实际上，不同商品的市场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出不同需求者的购买力差异，而购买力差异则源自社会收入的分配，因而市场生产所实现的最多只是生产者的收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的效用最大化。
为此，约瑟夫.福格尔就写道：“自由主义的经济正论，连同‘看不见的手’以及平衡力量的作用，是和我们不得不称之为物理主义的争论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学的运行理念直接按照自然规律性的模版被模型化：要么是一个按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取得协调、由不同利益组成的驱动装置；要么是激流的水动力，使得十八到二十世纪的商品和货币的循环带有流通的容器的特征；要么有唯能说和新古典主义学说的相互关系，或者是以探讨自然科学的分界和变异问题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边际革命；要么是统计机制和随机的问题，它们随着有关金融市场随机游动和概率的讨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重新开始活跃……这种形式交叉的基本动因是十九世纪以来日益加重的经济知识数学化。政治经济学对数学模式的援引受到自然科学的反响的启发，但对这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寻找对均衡规律的表达方式”，“十九世纪以来的经济知识不只是遵循科学化的趋势，而且也寻求其定理的形式化，这从根本上有两点原因：一是对市场活动的理性秩序力量的假设，二是对财富均衡的信任。这里的关键是追求体系的‘美’。”
最后，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为市场辩护，又在于自然主义思维派生出了一种接受现实的肯定性理性，它认为，事物本质将在发展中不断显现出来，本质只不过是社会现象之和；相应地，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就是上帝理性精神的体现，竞争性市场中的自然价格也是上帝所设计的公正或正义价格。这样，肯定性理性就赋予了自然主义以合理的价值判断，由此产生出伦理自然主义哲学观。进而，在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之后，自然主义思维还与实证分析日益结合在一起，由此就形成了伦理实证主义。显然，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运用到社会竞争中就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到经济竞争中就产生了经济达尔文主义，运用到制度竞争中就产生了制度达尔文主义；为此，它为自然状态和自发秩序进行辩护，也为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辩护，也为现有社会制度辩护，从而就抹杀了对社会事物应有的合理性判断。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开发一个个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来描述社会现象，不仅基于供求均衡和博弈均衡分析为社会现实提供解释，而且还基于最优化分析和理性选择框架将实存合理化。
可见，正是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的肯定性理性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造出了主要用于事后解释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当然，这种理性选择分析框架最初主要用于指导和解释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但后来进一步推广到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之中，进而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伦理实证主义为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辩护，从而也就无法发现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此，劳森在《重新定向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论题：“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特点是其分析方法与其力图阐明的物质性质之间的错配。这种错配是形式建模方法的本体论预设与我们实际上生活在其中的的社会世界的性质之间的错配。这种错配的确不仅解释了该学科广泛而持续的失败，而且说明之前该学科的各种问题应对之声的局限，那些声音力图使它更具见识、更具有与策略的相关性。”
（三）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思维
根本不同于已蜕变成一门解释性学说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则根基于迥异的哲学思维和分析框架。（1）与还原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方面强调市场主体是异质的，这形成了结构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这形成了整体主义分析思维。（2）与普遍主义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一方面将社会经济现象都纳入特定时空环境下进行考察，这形成了历史演化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将经济现象视为从属于社会系统，这形成了跨学科交叉分析思维。因此，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形式逻辑和计量实证的分析思维，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它关注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而不是囿于解释性的外在功能关系，它考察事物的动态发展而不是揭示均衡的存在条件，它致力于剖析供求关系背后的权力因素而不是先验地肯定市场出清。
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有此分析思维，又在于它根植于社会冲突观和社会异化观之中。（1）利益的冲突产生了行为的对抗性，异质性的社会个体就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或权力去压榨、奴役和剥削其他人；为此，马克思经济学致力于权力结构和社会剥削的探究，关注社会正义和每个人的应得份额，关注弱势者的利益诉求，同时致力于弱势者权力和地位的提升。这样，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取向，马克思经济学构设了体现人本主义的批判取向。（2）社会异化导致现实制度对其原初目的或内在本质的偏离，强势者可以充分地利用权力来制定体现自身利益和意志的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为此，马克思经济学致力于剖析现状的不合理性，关注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原初目的，关注事物本来面目和现实面目之间的差异，同时致力于理想社会的探究以及完善现实制度的回归途径。这样，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伦理实证主义思维，马克思经济学构设了体现本质主义的规范取向。
根本上，社会异化观的目的就在于认识社会现实并解决现实问题，进而也就派生出一系列观察和评判现实世界的方法论思维。具体体现为：（1）异质主体思维，它通过人际间比较来揭示市场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并由此考察现实市场的运行逻辑；（2）权力结构思维，它借助于人际相异性来剖析市场中的权力结构，并由此分析市场交易行为及其结果；（3）平均主义思维，它引入群体力量和集体行动来考察宏观经济量的变动，并由此审视个体选择的限度；（4）辩证综合思维，它基于知识契合来全面认识社会事物，并由此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5）本质主义思维，它从行为意向性来挖掘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并由此剖析功能主义思维的内在缺陷；（6）批判理性思维，它倡导以否定性理性来审视现实存在和流行理论，并由此促进对事物的本体论探索。其中，前三者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刻画和剖析，后三者是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态度。
显然，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研究根本上不应该局限在社会现实的分析、说明以及解释上，而更需要揭示出社会现实何以呈现如此状态的深层成因，进而借助本质认识来评估社会现实的合理性，由此也就可以实现“不仅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一根本任务。与此同时，马克思经济学之所以引入异化观思维，也就在于它致力于人类社会的解放，进而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不只是为研究而研究。相应地，正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思维，我们就可以对流行的现代经济学思维展开深刻的反思：不能受制于还原主义思维下的理性分析框架，而是要进一步揭示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剖析人际异质性及其产生出的权力关系；不能受制于供求关系下的均衡分析框架，而是要进一步考察社会权力（尤其是集体权力）的变动趋势，由此来探究供求关系的演化趋势及其背后动因；不能受制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分析思维，而是要考虑个人行为对他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相互的反馈反应，由此形成将社会经济现象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思维；不能受制于理性经济人框架而偏重于形式化的数理逻辑关系，而是要关注事物间相互作用所孕育出的对立运动，由此形成深入本质的辩证思维。
不幸的是，边际革命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抛弃了异化观思维，从而也就不再关注事物的内在本质，不再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作用机理；相反，它偏重于描述和解释事物呈现出的外在表象，集中分析事物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以及量的相关性。基于这一目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所设定的前提假定也就成为既不现实又根本无法实现的，其作用仅仅在于，以这些先验假设作为参照系来对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各种社会行为进行分析，进而或者是基于伦理自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给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或者基于伦理实证主义而逻辑实证主义而展开事物间关系的功能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就看不到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更提不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治本方略；进而，它也就无法为现实社会制度的改进提供理论指导，甚至说不具有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乃至最终蜕变成为一门解释性的公理体系或逻辑游戏式的工艺学。有鉴于此，经济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就可以且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维中汲取营养，这些真正有助于洞察和改造一切社会现实的分析思维也就是嵌入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高次元分析思维。
总之，异化观思维是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方法论，这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有根本性区别。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植于不同的理性思维和社会哲学：现代主流经济学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及其派生出的肯定性理性主义，由此形成了自然和谐一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观，进而也就会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一生物界信条拓展到人类世界之中；与此不同，马克思经济学根植于批判性理性思维之中，由此产生了社会冲突以及异化发展的社会观，进而也就不会承认社会现状以及现实制度的合理性。事实上，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无论是社会制度的设立还是社会收入的分配根本上都是基于力量博弈的结果，而博弈均衡往往体现出强势方的利益和偏好。更进一步地，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现象与本质之间在短期内必然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偏离，社会异化也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和发展性；正因如此，迄今的制度、组织等社会事物几乎都偏离了它在形成之初的原初目的，而蜕变成了特定的强势群体谋取私利的工具。根本上，现实社会经济以及一切社会事物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它们已经偏离了本质而处于一种异化状态。相应地，就活在当下的任何个人和学者而言，就需要运用异化思维来认识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并通过对异化之物的改进来推动社会发展。有鉴于此，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思维，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当前社会制度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社会异化问题的四层次分析框架
异化观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遗产，问题是，如何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异化观思维用于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具体分析呢？显然，这就必须对社会异化的成因有深入而系统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一个简洁而便于操作的基本分析框架。那么，马克思如何揭示社会事物走向异化的呢？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是人类社会中各种异化的根源，因为劳动是人类社会的本体。正是从劳动异化出发，马克思发现了异化的普遍性和发展性。既然异化在现实社会中如此普遍，马克思又将它根本上归结为劳动的异化，那么，造成劳动异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鉴于此，这里继续基于诠释学和分析哲学的方法由内到外、由浅到深地对马克思的异化成因观作一逻辑上的分析和梳理，它表明，劳动分工仅仅是异化的外在和表象原因，更为实质和内在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而决定收入分配又是权力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事实上，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上述每一点都做了深入的分析，只是没有给出一个简洁而清楚的分析脉络。本章这里所做的只是从马克思的大量论述中尝试提炼出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以指导我们对现实世界中多样化的具体异化问题展开清晰而系统的分析，并由此来对比和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认知，从而有助于促进现代经济学发展和完善。
（一）表象的外在原因——社会分工
马克思在探究异化劳动的根源时，追溯到了劳动分工。马克思说:“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庸俗）国民经济学用语。……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确实，从直观上看，劳动异化直接地可被视为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在分工出现之前，劳动主要是出自劳动者的自身需要，劳动主体和客体之间是统一的；但是，分工出现之后，劳动不再是出自劳动者的自身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因而劳动成果就外在于劳动者了。也即，（1）人类一旦开始社会化劳动，人类的劳动产物就成了商品，而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则完全把人的劳动抽象化了；此时，不仅劳动难以成为促进自身发展和人性完善的手段和途径，相反，主体还蜕化成劳动的一个工具。正如卢卡奇指出的，“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2）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协作范围的延伸，机器大生产取得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的方向发展，个体也逐渐成为生产线中的一个零件，越来越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和能动。结果，就“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一方面，劳动的过程逐渐地分化为抽象的、合理的、专门的操作过程，以致工人失去了同最终产品的接触，个人的工作被归为一个专门固定动作的机械重复。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被加强，工人完成一件工作的必要时间期限发生了转变……（而且）为了促使工人们的心理特性结合到专门的合理性的系统中去，工人的心理特性被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过程从他的总体人格中分离了出去，并使这种心理特性与其人格相对立。”
同时，人开始变得非人化，不仅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而且也是早期劳动分工的需要。（1）就非人化作为劳动分工的结果而言，早期启蒙主义学者弗格森就写道：凡是工业十分发达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最无须用心，那里的工厂无须想象便可视为一架机器，而人则是机器上的零件；但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还有亲情和邻里关系外，丧失了任何联系感，除了谈生意，再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可以交流。（2）就非人化作为劳动分工的需要而言，劳动分工使得社会协作化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分工的不断深化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这又导致商品作为产品统一体和作为使用价值统一体之间以及生产者与被生产物之间的分裂，因而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都将异化视为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为此，卢卡奇写道：“生产客体的这种分裂，必然造成生产主体的分裂……人既不是在客观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由于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
此外，分工的一个伴生物就是竞争，而竞争往往会带来这样几个后果。（1）竞争使得自然不平等中具有优势的某些人占据了协作生产中的有利地位，并进而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优势，而另一些人则处于人为被迫的环境下工作；（2）竞争衍生出对社会地位的争夺，以致整个社会滋生出对财富日益增长的欲求，并由此展开了赤裸裸的掠夺行动，而创造财富和提高技能的真正生产性劳动则不断减少；（3）竞争使得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悠闲自得地以满足个人需求为目的，而是以别人为参照，社会成为自己行动的镜子，尤其是在富人之间形成了相互的攀比以及相对的炫耀性消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就不再是出于个人有目的改造世界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上升的欲求而进行的劳作；尤其是，那些因占有财富而从劳动时间中解脱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往往以奴役和占有他人的劳动为满足，从而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解脱。
因此，实际生活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异化状态：（1）那些低微的生产者进一步为物质异化所奴役；（2）那些整日寻求刺激和寻欢作乐的暴富者也深陷精神异化之中。事实上，斯密就写道：“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雇佣工人，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都会被异化，只不过两类异化的表现形态和发展趋向是不同的。马克思写道：“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正因如此，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往往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
（二）实质的内在原因——收入分配
异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直接相关，但劳动分工的深化并不必然会导致社会异化。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从人类需求的增长及其满足的可能和途径着手。一般地，当人的需要得不到提升时，就会出现人性（或精神）的异化；而当人的联合活动产品呈现出一种独立存在并摆脱了其制造者的控制时，就出现了社会（或组织）的异化。因此，我们可以将异化与人类需求的发展路向联系起来：一方面，按照马斯洛等人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精神等社会性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实现这种追求，而生产力的提高根本上又依赖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的生产合理化必然要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之上。正如卢卡奇所说，“没有专业化，合理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时间，才能使人们从劳动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全面发展自己。马克思就强调，人类要获得自由的关键就在于，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能够追求自己的个性发展，而要获得这种自由支配时间又在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因此，尽管劳动异化是现实分工形态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分工的深化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体全面自由的必由途径。
事实上，劳动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分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进而使得人类拥有更大自由度来发展个性；另一方面，分工又导致社会成员的分化，使得绝多数人被限定在特定岗位上，进而又压抑了这些人的人性发展。相应地，分工对异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双重效应。那么，如何区分这两种效应呢？马克思认为，如果分工是自愿的，则是自由的；如果是被迫的，则是不自由的，就是异化的。马克思写道：“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迄今为止，人们之所以往往将异化与分工联系起来而强调分工对异化的正向作用，主要就在于，随着分工的深化和拓展，人类的协作关系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合理轨道，分工效率带来的财富增长绝大部分为一小撮强势者所占有或独吞。马克思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这样，人类社会就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征：（1）尽管处于弱势地位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极大提高，但由于没有获得其应得的劳动报酬，从而没有获得相应的自由时间来完善和发展自己的人性，也就无暇追求其他社会性需求的发展；（2）由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一小撮人攫取了分工所带来的集体租或协调收益中的绝大部分，从而获得大量可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并能够充分体验到人类其他方面的需求。
此外，在纯粹基于力量博弈的失范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是掠夺性的，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正不仅会抑制穷人的人性发展，也会抑制富人的人性发展，从而造成人类整体的社会性丧失，使得异化成为社会的一般特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嗯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不幸的是，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却受到庸俗经济学基于“供求决定或贡献决定论”的理论支持，这种伦理自然主义学说把市场中的一切存在都合理化了。所以，马克思对之作了强烈的批判：“按照（庸俗）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显然，正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阻碍了弱势者获得这种分工红利，迫使他们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从而成为社会化大分工的受害者。因此，我们说，社会分工仅仅构成了异化的外在的表象原因，而更为实质性的内在原因则是不合理的收益分配。
（三）深层的基础原因——权力分布
分工收益的不合理分配造成社会的普遍异化，进一步的问题是，不合理的收益分配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涉及人类社会中的权力分布。从根本意义上说，现实社会的收入分配由一定的社会制度及其衍生的分配规则决定，进而，社会制度的设立主要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相应地，收入分配规则也就主要体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和意志。因此，收益分配结构就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函数：在一个社会权力分布极端不均衡的社会中，分工收益的分配也是极端不公正的。一般地，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往往会产生出不公正的分配规则，进而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种种的社会异化也就由此而产生；进而，权力的集中度越高，分配规则往往也就越不公正，进而产生的收入分配也越不合理，由此造成的社会异化现象也就越严重。从这点上说，产生社会异化和危害个人自由的核心因素根本上就在于权力的集中。关于这一点，也可以看下保守主义者奥克肖特等人的认识：“只要权力的分散是不充分的，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自由是不完善的，假如任何一种利益或者各种利益的结合需要特权，即使它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就认为我们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更进一步地，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就涉及到自然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其中，自然的不平等主要源于性别、年龄、体能、智力等生理因素上的差异，这在古代社会比较突出；社会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则主要源于财产数量、社会背景、外部境遇等社会因素上的差异，这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就社会的或政治的不平等而言，这主要体现为这样两方面：（1）在社会政治领域体现为公权力的不平等，社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或机构手中，他们攫取或垄断了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由此也就支配了广大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2）在经济领域体现为私权力的不平等，金钱财产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或组织手中，他们控制或垄断了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权，由此也就决定了市场交换方式及其带来的收入分配。在迄今为止的社会中，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依存和合同促进的。这样，在一个崇尚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中，社会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往往就是财产数量的函数：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所拥有的社会或政治权力也就越大。同时，由于财产可以自由地集聚（积累或集中）和转让（遗传或赠与），从而就出现了所有权集中规律：少数人占有的财产数量越来越多，拥有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将社会权力的不均衡主要归咎于金钱和资本的集中，并由此展开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批判。马克思写道：“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家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
事实上，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正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恣意”盛行，使得社会收入分配日趋两极化，财产占有日益不平等；同时，社会权力分布也极端不均衡，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收益分配的不公正。相应地，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伴随着分工拓展的劳动异化程度也就相当严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激励下，工人不可能有工作的热情，不可能把劳动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从而劳动的效率必然会受到人为的压制。从这点上说，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将人与人分开，使得人们不是相互融洽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是产生了雇主和工人，并进一步衍生出了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对立。这样就产生了全面的异化：一方面，工人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异化：工人为了争夺工作而被迫进行相互竞争和对立；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者也生活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他们也与其他人相异化，以拥有什么作为评价标准而被其所拥有的东西所主宰。因此，由财产占有不平等导致的权力结构不平衡就成为社会异化更深层次的基础性因素，马克思也集中阐述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强调，“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就产生了所有制……分工与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但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却忘了这一历史，反而基于抽象的还原法而将自由市场中的行为主体视为自由平等的，从而集中关注源自社会等级制所衍生的政治权力集中，否定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
（四）终极的社会原因——制度安排
进一步地，权力分布的不平衡根本上又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因而社会制度安排构成了社会异化的终极原因。卢梭就指出，人类社会的早期不平等主要体现为自然的或生理的不平等，这主要体现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心理或精神素质上的差异；后期不平等则主要体现为伦理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主要取决于由人们同意或认可的一种契约，而这些契约往往是由某些人专门享受且往往有损于他人的各种特权组成的。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权力分布的不平衡根本上源于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一个社会的财产占有状况又源于特定的社会制度。例如，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条和保护制度，从而使得财产得以快速集中和集聚，以致社会权力为少数人所独占。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中权力结构以及相应社会制度和分配规则的剖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严重的异化倾向，把异化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写道：“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同时，资本主义还孕育出物质至上主义，它将人类的一切需求都局限在物质领域，并用金钱货币和资本来表示，从而将一切具有人性的东西都物化了。
因此，为了最终摆脱和克服异化问题，就必须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上要扬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马克思写道：“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和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相应地，马克思主张在对私有制进行扬弃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个人所有制将会极大地增进个人福利，其基本理由是：（1）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对土地以及靠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之共同占有，劳动者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就可以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劳动者本身也就得到初步的解放，进而表现出对基本人权或自然权利的尊重。（2）社会化的协作大生产将进一步深化社会分工，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在生产方式上的变化也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也就为劳动者个人的福利增进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前提。（3）个人所有制体现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质性占有，在生产中不再是简单地出卖劳动力，从而也就必然有助于极大地调动其积极性，进而也就会增进个人和国家福利。
当然，尽管作为异化劳动生产的对象，“私有财产”是马克思分析异化使用的基本术语，但这里没有专门将“私有财产关系”作为分析的一个独立环节而形成社会分工——分配关系——权力结构——财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分析框架，而主要只是将“私有财产关系”作为影响权力的重要因素和社会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而加以分析。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1）马克思集中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性（劳动）异化，其中权力的分配不均等根源于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平等；我们则试图将异化分析拓展到迄今为止的一般人类社会，很多异化问题并不总是要追溯到财产关系或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往往是影响权力分配不均等的重要因素。（2）我们尤其关注现实世界中具体而微观领域的异化问题，这包括具体制度安排、社会各种组织以及组织内部规章等等；显然，分析具体而微观的异化现象，并不总是要追溯到和揭示财产关系、生产关系等结构性因素，而是要集中分析现实世界中多面体的权力关系以及具体的权力分布等。（3）我们的主旨不在解决“人类如何异化”之类的哲学问题，而是集中反思和解决现代经济学内含的方法论缺陷，试图将马克思的异化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结合起来，从而拓展它的适用范围和分析能力；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关注影响权力分布的微观因素，这种多面体的权力不能归结为单一的源泉和结构，而是涉及诸如地位、资源、能力、信息、偏好等具体而广泛的内容。
总之，马克思对异化成因的分析存在递进式的四大层次：劳动分工、收益分配、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首先，劳动使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而实现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人化，并增进应对自然的能力和将自身塑造成他之所能是，但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分工却使劳动却成为异己之物。其次，劳动分工产生更多的协作收益，从而使个人有更多的闲暇来充实和完善自己，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的自主性发展，但不合理的生产组织和扭曲的分工形态构成了劳动异化的直接原因。再次，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使得一部分人占有绝大多数分工收益，从而可以进行奢侈或浪费式的消费攀比；另一些人仅仅获得非常小的份额，不得不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沉重的劳动上而丧失个性。其四，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结构主要决定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及其设定的分配规则，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源于不均衡的权力结构，因而不均衡的权力结构构成了劳动异化的基础性因素。最后，基于权力的较量一方面产生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特定的社会制度又强化了权力结构，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规则与不均衡的权力之间相互强化，因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成为社会异化的终极原因。进一步，这四大层次的原因也存在相互强化，如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不均衡的权力分布产生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工，而不合理的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工反过来又强化了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不平等的权力分布。
当然，马克思在分析异化成因时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通过逆向递进方式首先追溯到劳动分工，进而探究劳动分工背后的雇用组织和财产关系，再由财产关系分析相应的权力结构和收入分配，最后分析分配规则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尤其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商业社会中，不均衡的权力结构主要源于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这是不受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中财产不断集中的结果，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集中剖析了异化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生产资料私有制视为异化的根源。显然，不同于集中从分工以及此后在分工基础上产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两个维度探究社会异化的传统思路，本章更加凸显收入分配和权力结构在异化形成中的作用，目的则在于，更好地嵌入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中。譬如，马克思主义学者鲍尔斯和金蒂斯就指出，“所有的阶级关系都是以剥削为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剥削关系都是阶级关系；并且所有的统治关系都是社会关系，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以统治为特征的。”在权力分散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倾向于关注既定制度框架下影响权力分布的具体微观因素（如地位、信息等）而非财产关系，并由此来分析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只不过，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这些因素资本化而将市场行为和互动结果都视为合理的，尤其是基于肯定性思维将自发秩序、自然规则、市场分配以及社会正义等同起来，从而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异化而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显然，只要引入异化观思维，对同一现象就可以产生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以及对策。有鉴于此，这里提炼出的四层次框架，不仅在于系统地认知马克思经济学的异化观，更在于将异化思维拓展到一般社会事物的分析中。
四、四层次框架对经济分析的方法论意义
任何伟大的学者或学说都提供了某种观察社会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它帮助人们根据经验事实的展开而不断调整、完善、充实理论。同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提供一套系统地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法，马克思本人一生都依据这些思维不断完善和发展其学说，这就是异化观思维。上面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对异化成因的剖析并不仅仅停留在表象的分工层面，而是涉及更深层次的收益分配、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分工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历史范畴，异化则是嵌入强烈道德性的概念，它直接源自收益分配的不合理性，后者又与社会权力的不均等性和社会制度的不公正性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本章从诠释学和分析哲学角度系统地剖析了异化的成因并提炼出一个四层次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提供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视角，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观察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有助于深刻地审视流行的经济理论和思维。这里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异化框架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
马克思强调，哲学的目的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改造世界；由此，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标也就在于，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发现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根本上，这就需要系统地剖析现实世界之所以如此的成因，进而挖掘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相反，我们不能先验地将社会现状当作合理的存在，乃至由此打造出一个为现实世界作合理性辩护的解释性框架。相反，这可以且需要充分利用上述的异化思维以及四层次框架，它为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剖析广泛存在的各种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异化现象，从而发现和洞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引导我们去挖掘现实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探寻到缓和或克服社会异化的治本且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事实上，正是基于分工结构——分配结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这一认知路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下的社会权力之不平衡，揭示了权力结构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分工的扭曲，并进而揭示出由此带来的消费扭曲、人性异化以及一般性的社会异化。显然，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内在的社会病理学，甚至教宗本笃十六世都不由地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
一般地，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分工提高了劳动收益并为人类自由的实现提供了潜能，那么，不合理的收益分配就产生了异化。因此，要克服和缓和现实社会的异化，大致也就可以从两方面着手：（1）合理化劳动分工，这使得每个劳动者从事自己偏好的劳动，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从而在劳动过程中肯定自己和发展自己；（2）合理化收益分配，这使得劳动分工的好处为绝大多数劳动者所分享，劳动者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追求自己的需求以及实现人格发展，从而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进一步地，收益分配又是权力结构的函数，而权力结构的分布则由特定的社会制度决定。正是由于迄今为止的社会权力分布极不平等，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相互强化，从而造成收入分配的极不平均，以致人类社会处于严重的异化状态之中。因此，异化的克服根本上必须从分散社会权力着手，而这又必须对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改变基于逐利引导的自然丛林状态。
事实上，凯恩斯在1930年就提出两大预言：（1）大萧条只是短暂的调整期，人类100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匮乏问题，后代将更加富足；（2）到21世纪初，每周工作时间将缩减至15小时。确实，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已经空前提高，物质产品也已经极大丰富，英国（2030年）的人均收入相较于100年前远不止凯恩斯预测的提高四至八倍；但与此同时，普通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是每周保持在40小时左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更是起早摸黑。为什么凯恩斯的前一预测大致不差，而后一预测却大错特错呢？一方面，物质财富取得了极大丰富，这根本上源于社会分工的深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普通工人的劳动时间依然没有明显缩短，这是因为普通工人所获得的工资增长远低于社会生产力和物质产品的提高速度，这根本上在于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进一步地，之所以出现不平衡的分配又在于，掌握金钱权力的企业主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有选择性地采用生产技术、组织结构和分工方式，集中资源生产富人所需求的且具有较高交换价值的奢侈品，而不理会对社会大众来说有较高效用但较低交换价值的必需品。显然，如果分别探究引导社会分工与收益分配的社会机制，那么，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就可以更准确。
（二）异化思维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异化思维和四层次分析框架提醒我们，剖析现实社会中多面体的权力结构，进而剖析权力结构背后社会制度，从而就有助于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譬如，就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推崇的市场经济而言，市场竞争往往被视为自由平等，市场收入分配也被视为公平合理的。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却认为市场主体尤其是劳资之间根本是不平等的，从而必然会存在剥削和反抗，进而效率也不是最优的。基于当时的特定社会背景，马克思主要将社会权力追溯到资本生产关系和私有财产制度，并由此集中考察了阶级间的对抗以及劳资收入的不对称。事实上，即使在被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自由而平等的市场中也充满了权力的不平等，这又是由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决定的。例如，梅尔曼通过对汽车业的分析就指出，“来自工人在产业决策中实质性发言权的领域和产业的状况就表明，异化的事实和附属感并非源于生产中对动力设备的使用，也并非源于劳动分工。相反，异化起源于工人对于他们的工作没有决策权。”显然，通过深入到收益分配和权力结构层次对异化的剖析，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和权力的不均衡性去认识真实世界的市场逻辑，揭示社会组织中广泛存在的强制关系，从而发现市场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内含的不公正性。
然而，现代经济学人却明显无视现代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和“强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的“强制”往往表现出比以前更为文明的过程，它根基于某种“约定”的规则而化解了传统的冲突。布若威通过雄辩的事实和可信的分析指出，现代“劳动过程经历了两组变化。第一组变化在于工作组织促进了更强的个人主义……第二组类型的变化与第一种相关，关注减少等级性冲突，以及向许多不同的方向重新分布这些冲突”。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工人和资方的冲突得到缓和，这体现为“工头权威的降低，以及在那些关注生产质量的人与那些主要对数量感兴趣的人之间，紧张关系也已减弱。对使诈的更多的容许、刀具和机床的改进以及更轻松的广之旅，都促进了超额，并且以这种方式减少了工人与车间管理者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资方减少雇佣的辅助工人数目，加剧了不同工人团体间的横向冲突”。现代组织为何能够成功地转移和弱化了利益冲突呢？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将劳动过程构建为一个游戏，这样，参与游戏本身就必然会产生出游戏结果中以及游戏连续性上的共同利益。布若威写道：“正如玩一个游戏会产生对其规则的统一，所以在参与到资本主义迫使我们要做出的选择中也会产生对其规则、规范的同意。通过将我们的生活构建为一系列的游戏、一套有限的选择，资本主义关系不仅变成了统一的对象而且还被认为是给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进而，对游戏规则的认可以及共同利益的联结又衍生出了内部劳动市场，由此在组织内部培育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相应的结果是，内部劳动市场的流动性强化了横向上（员工间）的利益竞争和冲突，同时也就弱化了等级方向上的冲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们之所以努力工作，根本上就是某种“软”强制的结果。布若威写道：“恰恰是利益将工人吸引到竞标体系中，并产生了对其规则和所代表的情形——即抽空了技能的劳动过程——的同意。”显然，通过对劳动、生产、交换以及消费过程的深入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主体的不平等性及其带来的“强制”。
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对经济过程的具体分析，又在于它嵌入在新古典自由主义之中。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缺乏异化观思维：一方面，它基于还原主义思维而偏好于高度抽象的数理逻辑，这不仅抹杀了社会事物之间质的差异，而且也看不到社会现象背后的结构性的权力根源；另一方面，它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发展了肯定性的理性分析，这不仅无视实在对其本质的背离，而且也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曲折过程以及未来方向。事实上，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将现实世界存在的所有社会经济现象都看成理所当然的，看成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或者自然选择的最大化状态；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根本不愿也无力深入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倾向于以现象来显示本质，或从现象之和中提炼本质，乃至蜕变为一种为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或为社会现实进行辩护的教条，进而蜕变为一种建立在抽象推演之上的逻辑游戏。正因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就无法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加以审视和批判，看不到现实制度的不合理性，看不到市场中权力分布的不公正性和市场收入的不合理性，进而也就必然无力从制度层面描述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本质。正如马克思批判当时的（庸俗）国民经济学时指出，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往往囿于现象解释而非问题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往往也呈现出方法导向而非问题导向。
事实上，在当今学术界，异化问题似乎是专属于社会哲学领域的课题，而经济学界却很少有人问津。但经济学说史表明，异化本身就是古典经济学以及更早时期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启蒙主义者卢梭和弗格森、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穆勒以及浪漫主义者西斯蒙第和卡莱尔等都曾关注社会中的异化问题，只是边际革命之后的主流经济学不再关注异化。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异化的剖析往往与对组织和分工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与组织相关的问题都属于公共领域的社会经济现象；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个体，从而也就不再需要研究组织运行、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社会制度等基本问题，而是分析既定制度下的市场交换和孤立的个体行为，从而也就忽视了社会事物的公共性及其现实异化。尤其是，随着科学至上主义的兴起以及数学工具的推广，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抽象分析法，倾向于使用日益复杂的数学工具，从自然科学引入还原思维和形式逻辑分析生活世界和社会现象；进而，传统诠释学分析就为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所取代，而伦理自然主义和实证自然主义则为“既定的存在”进行辩护，进而也就根本看不到“人为”的社会事物与其本质的脱节。马尔库塞写道：“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终于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界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
总之，对马克思异化思维的挖掘并将它重新引入到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也可以更好地审视流行理论，进而能有效地改造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首先，就现实意义而言。一般地，只要事物的实际形态与其内在本质之间出现了分离，该事物也就处于异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化”概念根本上也就体现出现象与本质、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本质成为观察现象的参照系，进而也就设定了现状通向未来的方向，从而就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而系统地认识现象和改造现状。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商业经济的自由竞争得到推崇，现代人接受了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文化也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物质化和大众化，从而化解了社会中一切可能存在的否定力量，每个人都以适应社会为荣，从而也就不会去发现和批判社会中的问题。马尔库塞就指出，现代社会中最有创造性、超越性的人也成了社会的管理工具和材料，乃至整个社会都陷入单向度状态之中。其次，就理论意义而言。现代主流经济学抽象掉了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而在原子个体假设和形式逻辑推理之上获得一个虚幻的逻辑化市场，并以此来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借助于马克思的异化观思维以及本章提炼出的四层次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模型结论展开系统审视：它们大多仅仅从一个侧面描述和解释了现状，而没有揭示它的实质和异化性，更没有深入剖析异化现状的一系列社会根由，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结语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问题是，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呢？显然，鉴于由肯定性理性就可以得到的“理性=真理=实在”公式会将社会现实合理化，从而就应该引入批判性理性来辨识实在的真理或谬误，进而，从真理和实在间的差距中就产生出“是”与“应当”间的紧张。正是基于这一思路，马克思经济学的任务也就集中在，辨识社会中纷繁芜杂的偶然性现象并挖掘隐藏其背后的内在本质，由此来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进而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一般地，社会异化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现实偏离了其应然本质，从而本质也为评估现状是否异化以及异化程度如何提供了基准。为此，马尔库塞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视为马克思方法的一块基石。
同时，社会异化意味着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意味着人类社会出了问题，从而也就赋予人们改进现实的基本任务。事实上，如果没有异化，那么，现实世界就不存在问题，进而也就不再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对现象-本质的二元性进行识别和挖掘，而本质为异化的现状提供了一个判断基准和改造依据。正是基于异化观思维，马克思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局限于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合理性解释，而是致力于揭示现在事物的实在结构和内在本质，通过事物本质与现状的对比来认识现实社会经济中的问题，通过异化原因的剖析来辨析和预测社会变动轨迹，通过社会正义演进的探讨来引导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正是通过将异化观思维嵌入进对具体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之中，马克思经济学自发地使用并发展了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这一研究路线至少包括了这样四大基本层次：（1）透过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揭示出社会事物的内在本质；（2）系统考察实存事物偏离其内在本质的过程及其原因；（3）全面剖析异化了社会现实对人类行为的引发及其带来的危害；（4）根据异化的成因来有针对地寻找问题解决的治本方法。很大程度上，正是契合了社会异化观和从本质到现象这一研究路线，马克思经济学就有机地结合了描述“是什么”的实证分析和探究“应该是什么”的规范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出对事物的内在本质，而且有助于能深入剖析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更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异化了的社会现实；进而，正是基于对“应然”本质的认识，马克思经济学就确立了分析和评估现状的参照系，进而为社会发展和制度改造确立了方向。有鉴于此，本章通过对马克思异化观思维的梳理和剖析，提炼出了一条有助于对社会异化现象以及更广泛社会问题展开系统分析的简明扼要的四层次框架，这对发展现代经济学以及认知社会现实具有显著的方法论意义，它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基石。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