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两点吧。一点是今天讨论“经济学新论”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论”。这些问题是好些时候、好几年积累起来的，大概从9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越来越严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西方经济思想在我们的教学以及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所以，引起大家注意，大家讨论讨论，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觉舆论确实是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对现在形成的问题讲一点话，声音大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是这么想。
但是，光有舆论是不够的，提出的意见，我们在会议上，在文章上提出的意见，需要有关部门落实。我提出来经济学教学方针的问题、教材的问题、教学队伍的问题，还有领导权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落实。
对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谈话，没想到引起了这样的波浪，大概8月份他们整理出简报，上报上去，李长春同志很快就批下来了。8月17号，长春同志批给我们意识形态部门的几位领导同志，云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济同志等等，说“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中央同志还是很支持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各位领导我想也是重视的。但是我不知道有关部门的态度，上面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怎么样“高度重视”？怎么样研究落实？我就不大清楚。已经3、4个月过去了，怎样“高度重视”？我听说，教育部派了调查组到一些大学调查，有一个大学，北京市很重要很出名的大学，我不讲名字，据说院长说，国光讲的跟我们这里情况不符合，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情况。说刘国光同志讲的话是给教育部“抹黑”。我是听到一些，在座同志有两位也听到一些，我听的话可能不大准确，大概是这个意思。
如果所有的大学经济院系、经济所、研究室的领导都这样汇报的话，那么我的讲话就算白讲了。很可能这个问题就不不了了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然不见得如此。我想也不是白说，因为我把问题提出来了。我在谈话当中，讲了“领导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院长、主任如果是这样汇报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占据这个阵地，西方的经济学者占据了这个阵地，就变了。但是我想事情恐怕不至于都像北京某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那样。我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些切实的、真正的调查研究，认真应对。最关键的是调查、研究、落实。舆论上大家鼓鼓劲，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弄明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调查、研究、落实得不好，就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陈奎元同志提出来，反右防“左”，我很赞成他这个意见。（主持人问：国光老，您的意思是说“反右防‘左’”不是您首先提出的？）奎元也提过，我也赞成。我很赞成这个意见。到了这个时候了，当然现在有些人很紧张，他们写文章说现在不能提“反右防‘左’”，现在主要矛盾还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就用这样不伦不类的理由来抵制。我想要针对现在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的倾向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应对？中央应该怎样研究？我想中央是在研究，中央很英明，研究对策，迅速地对付这些事情。我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恐怕我们现在，我们讲和平演变，我们讲逐渐变颜色，恐怕要加快地进行下去。我担心是这样。所以，这个意见我希望也要落实。当然我们相信中央会解决。这是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我最近看到于祖尧同志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积极参加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讨论，但是也不要寄过高的期望值。我也抱有同感。因为现在我们感觉到阻力还是很大的，如同一些同志所讲的，经济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当然他不一定是正面举旗，现在哪个敢正面地讲反对社会主义？正面讲也有，但是，躲在角落里。真正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在政界、经济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他们有话语权的制高点。（有林同志插话：我昨天收到一个材料，市场经济研究会开会，讲什么呢？讲我们的渐进改革遇到挑战，渐进改革的思路就是先易后难，先打外围再攻坚，目前改革在攻坚，目前出现了矛盾、看法，甚至还有不小的阻力。他们把人民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看成是“阻力”。）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限于网络和一些民间的社团组织的集会，主要是网络上，一些媒体也开始进行很好的报道了。
但是差不多4个月来，媒体上讲的“主流经济学者”，一些重要媒体，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说，是“郎旋风”后的再次集体失语。多数人不了解情况，也不能怪他们。但是，有些人是了解情况的，在观望。我听到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的人讲，有人要看看刘国光有没有后台，有就紧跟，没有就紧批。有些人并不观望，心里很清楚，他们是想用沉默的办法来封杀这篇文章的影响，想躲过这一关。因为他不敢正面交锋。于是就用游击战的那种小动作，用笔名谩骂、讽刺，这些网上也不少。大家可能也看到。
我过去不大关心话语权一类问题，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大关心媒体、思想界的一些动向。我过去主要是搞一些宏观经济的研究，这些东西比较中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我过去发表文章没有什么困难。我总以为，现在与过去相比，我们自由讨论的气氛还是浓厚了一些。这次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卷进来了，就感觉到有“话语权”问题了，因为情况变化了，感觉有变化。我拿最近一些事情来说，我的文章在经济研究所的刊物上发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做这些东西，不是仅仅一个教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在经济学杂志上应该也登。但是，《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以种种理由，说你已经在别的地方发表过了，我们这里不方便发表，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不想发表。后来我还是坚持要发表，他们给我这个老领导面子，我以前曾在那里任职，最后，10月份发表了。
但是，发表还有一个问题，一般重点文章要在封面提要中刊出，对于其他经济学同行的重要文章，讲的同样是经济学问题，同样是西方经济思想问题，封面提要上点了，一发表就列入封面提要。而我的这篇就没有出现在封面上。显然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到在我以前工作的单位里面，也会遇到困难。这是我遇到的一件事情，他们以此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我虽然发表你的文章，但是我不点。
还有一个国务院某机关学术报纸，这个报纸有一位记者，在9月初跟我说，刘老师，我想摘发您的文章，用系列文章访谈的形式摘发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他主动提出的，后来没有下文。两个多月过去了，快三个月了，没有下文。我也没有在意。最近，他电话告诉我，他说这个事情，刘老师，我是报了上级，上级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国务院某机关的报纸，很重要的报纸，到现在几个月都没有批，这又是一件事情。看来，他们不感兴趣，或者是感觉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发表也不好，不发表也不好。
另外还有一个广州的报纸，经济方面的，也是登经济学的，我就不讲名字了，这个报纸的记者，应我的要求，在9月份，根据我的文章，写了一篇访谈。有这么一个插曲，那个时候，因为北京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在这个报纸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文章，跟我有不同意见，我要求发我的访谈文章，那个记者也答应了。但是据告后来这个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打电话通知这个报纸记者，说是他来找刘老沟通过了，跟刘老的意见差不多，所以，不要发表刘老的文章了。他是找我谈过一些问题，沟通过一些思想，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交叉，但是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对你个人，但是我没有答应不发表我的文章，只让你的文章发，没有这个事。我只能说是他的秘书误解了他的意思，我想他不至于水平低到这种程度，他可以发表文章，我不能发表文章。而且，我那篇文章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是整个经济学界的问题，又不是跟他个人的争论。所以我说还是要把这个访谈发出来，这个记者还是按照我的意思整理了并送我改，但是后来定稿之后一直压着不发，一直到最近，我问他的时候，他就回答，说对不起，我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内部有人事调整，无能为力，你的文章登不了。也不是我的文章，是他写的访谈不登了，什么原因？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说是不是因为文章水平不够，或者你的观点跟他们有矛盾，因此，他们不登了。他不讲。他说，刘老师你这个文章里，讲了诺贝尔奖的问题，你好像很消极，他们是很积极的，他们不同意你的观点。他只讲这么一个理由。我没有再多说，但是我心里明白，关于诺贝尔奖金的事情，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并没有多说，我只是说中国的经济学不要追捧这个东西。我只讲这个，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为什么要追捧？我说，即使你们不同意也可以，删掉就是了，因为这篇文章诺贝尔奖只是顺带提一笔，去掉后别的还可以发，本身也不错。他就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
我就不讲这个事情了。他们因为诺贝尔奖的事情就枪毙了我的访谈，实际上他枪毙的不是我，枪毙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有生命力的，枪毙不了。我讲这些罗嗦事情，无非是讲现在阻力很大。我过去发表文章没有阻力，现在，我接触到意识形态就知道有阻力，包括我在自己工作的单位都有阻力，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容易发。我感觉到问题不简单。即使那个报纸很尊重我，“刘老”、“著名的经济学家”，恭维得很，也一样枪毙。说明我们这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在我们经济决策工作的指导地位，是很艰巨的，是持久的斗争，我们要坚韧不拔地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