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把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主要是凸显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了，大清帝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的确，在促成中国传统帝国离开历史舞台过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马克思尽管也谴责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马克思之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如果按照欧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历史，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中国新的历史的出现就是和西方接触后才开始的。鸦片战争是关键，之前中国一直可以应付，没有进行深刻变革的意图，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变革。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呢？在这方面，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即认为中国是随着西方的变化而变化的，西方带来冲击，中国回应。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解释强调，中国的变化体现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来（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国的变化，但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或者说，中国的变化没有使得中国西方化。
如何解释这些不同的看法？不同学者看法不同，并没有对错之分，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所指的变化层面的不同，在不同层面，人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思想意识层面，近代以来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想等等方面所呈现出来都是“西化”的结果，无论是浅层的思考还是深层的思维，无一不和西方有关。说穿了，到今天为止，思想知识界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基于中国现实之上，并且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
物质、思想层面西方化
在物质变化方面，也是如此，也表现出诸多西方化的迹象。首先，在这个层面，至少没有人会拒绝西方式的变化。当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时期里，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把西方式物质变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实际上，近代以来到今天为止，最长盛不衰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要学习西方物质发展模式的。这并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被西方所打败，主要是因为西方物质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在早期，人们还鄙视西方的物质进步，但在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态度。
早期学习西方主要是想学习西方的物质进步。等到被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又意识到光有物质的进步远远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释，其进步是“脱亚入欧”的结果。中国要在物质层面学习，甚至赶超西方，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梦想。从毛泽东到当代，“赶超”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维了。
制度层面呈现中国化趋向
最大的分歧在制度层面。不管怎样的社会，制度是其核心，因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中介。可以说，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近代以来，就中国的制度如何变化有巨量的讨论，但根据历史进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早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用变革，需要变革的是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术”方面的东西。第二，“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之后很长时间里，这种观点盛行。第三，“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是1980年代提出来的，当时东亚很多社会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些社会，政治体制民主化了，但社会生活仍然是东亚传统。
不管怎样的“应然”认知，很显然，近代以来，制度层面，无论是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并没有像思想和物质层面那样西方化。当思想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当物质生活西方化的时候，人们也总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吁主动的制度西方化。但从经验层面看，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是浅层的西方化，甚至仅仅是假象，在制度深层仍然是中国式的。更有意思的是，思想和物质变化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却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
这里的解释可以有多种。一种解释是基因论，即认为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思想和物质条件，有能力“再生产”，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就是这么解释中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如此，西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黑格尔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化眼花缭乱；但中国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制度层面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西方的变化。
第二种解释强调制度变化的缓慢性。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首先发生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思想层面的变化最具有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只发生在知识界的某些人中间。因为制度是调节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生活的，它不会随着物质和思想的变化而随时随地地变化。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指向既得利益对制度变化的阻碍。不过，如果社会的大多数就是阻碍变化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制度变化就很难进行。中外历史上，也经常发生通过“消灭”“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变化，即革命。但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对这种需要付出巨大生命代价才能达成的变革达成过任何共识。
第三种解释指向“量变而质不变”，强调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伸缩能力，就是说，中国的制度能够吸收消化任何外来（包括来自西方）的压力，在“量”的层面不断变革自己，而在“质”的层面（也就是在结构层面）“再生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更新。
物质—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制度层面的变化的高度不一致性，很直接地反映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上。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脱节，知识体系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
就以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道路”为例吧。中国道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过程就是“中国道路”。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中国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的影响也是显见的。西方在这两个层面的相关性表明，在这两个层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东西。但在制度层面如何解释“中国道路”呢？
用什么解释中国经济和政治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发展史观解释不了中国制度的演进，更不用说其他西方理论了。例如，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主要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后来的“水利社会”。如果人们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国的思维脉络，就不难发现，今天西方指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直接和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利社会”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来源。
但很显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其说是解释中国的概念理论，倒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自古到今，中国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西方的“国家”所能比的，甚至经济本身的概念，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抛开其意识形态性质不说，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少从汉代开始，国家始终垄断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的垄断，决定了中国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市场了，就没有除了国家之外的经济角色了。
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国家并不是主要的经济角色。除了国家之外，还有民营企业、民间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们把当时的经济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是相当科学的。当然，也有外国人开办的经济企业，尤其是近代以来。今天的人们称中国经济为“混合经济”，就是指这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半壁江山是非国有的，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越国有部门的时候，就很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这个国家的经济了。那么，用什么来解释呢？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古希腊的“东方主义”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20世纪的“极权主义”再到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西方解释中国只有一个范式。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解释，也是这个范式中的一个变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解释中国的贡献就是证明了在“东方专制主义”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水利社会”。
但正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东方专制主义”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误以为中国比西方更为“共和”，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体系）之间的“共和”。这当然是一个假象，因为中国并非“共和”，但也点出了中国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并非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所能解释的。
到了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个古老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解释这个体制为什么那么具有韧性。但鲜有人解释这个体制到底如何运作，能够用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时候，如何用原来的范式来解释呢？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但这个基本任务鲜有人感兴趣，导致了中国的社会科学不能解释中国的局面。直到今天，人们仍热衷于拿着西方的一切来解释中国的一切。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和怀疑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自身。人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来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当实践与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概念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惊讶，甚至愤怒，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思想意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上则是一无所用。
无论哪个社会，当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学者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文章首发于《联合早报》2018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