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同事合作，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公共课“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把古代皇帝制度、法律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监察考课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官学制度、俸禄制度、品位制度、王朝礼乐制度等，一样一样地讲给学生听。此外还有一门“中国古代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逐一讲授历代王朝的各种爵秩品阶。多年来，两门课程的内容一直在不断打磨。师生交流时，若遇到了知识、方法和评价等问题，就会随即对讲稿作补充修订。阅读时发现了相关的资料，就随时拷贝到讲稿中来。某一论题上的资料积累，又引发继续检索的兴趣，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充。于是就想到，不妨把某些资料梳理编排，作为课下阅读材料，提供给学生。
本书中的很多文章，最初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其选题并不新颖，并非学术前沿；所提供的学术信息也仅限于视线所及，并没有全面检索、一网打尽；内容大多是陈述罗列，偶杂己见而已，视之为“课余参考材料”比较好。虽然我行将告别教职，学习古代政治制度的学生却绵绵不绝，这样一份“课余参考材料”，对学生也许有用。
在“政体类型”问题上，近年出现了若干彼此矛盾的看法。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听到一位学者评价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专制定义，说它有很多漏洞，随即有听众提问，那为什么孟氏的定义如此流行呢？我便顺口插了一句：那是因为人类史上有那种政权，所以就需要一个概念来指称它们。事后想来，自己的那句即兴插话是可以继续深化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不妨从“分类原理”的视角加以破解。随即就利用既往积累，再做检索，编写了《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一文。此文另辟蹊径，从“分类便利”概念出发观察“专制主义”，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人类史上有一些政权，其国君可以独揽大权，令万民臣服，此种政权的分类命名将涉及哪些问题呢？怎么样才能实现“分类便利最大化”呢？
此文发表后，若干政治学者、思想史学者予以肯定。还听到了一个赞扬，“阎老师逻辑好”。我写作此文的动机之一，确实也是想在考证之余再试试理论文章，打磨自己的逻辑能力。当然在各种回应中，也偶遇了方法论的隔阂。所以仍须说明，我所讨论的不是“实然”（what it was），而是“应然”（ought to be），也可以说是“理想类型”（ideal type）。而且我觉得，辨识“专制政体”不能只看理论定义，更好的做法应是“两路出击”，一路是学人的理论定义，一路是现实中的“政体谱系”，也就是世界上哪些政权被时人视为“专制政体”。而清末朝野人士的脑海里，明明已有一套“政体谱系”了，如古希腊是民主制，古罗马是共和制，后来变成了元首制，当今的美国、法国是民主共和制，英国、德国、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奥斯曼、沙俄、大清三大帝国是君主专制，等等。所以在当时，清帝国在这个“谱系”中的位置，至为清晰，无人质疑。百年后忽而有人否认传统政体之为“专制”了，这本身倒挺值得研究的。而晚清时人们还很单纯， “专制”“共和”的区分是明快清晰的。
因篇幅关系，此文发表时有删略。随后我就删略内容加以扩充增补，又编写了一篇《“中国专制主义”问题续谈》（发表时应命改为《中国传统政体问题续谈》，今恢复原题）。其大部分内容涉及孟德斯鸠。其所具体讨论的，首先是我个人的一个心得，我认为，孟氏是从政治机构、政治势力两点来区分政体的。从政治机构上说，若实行三权分立，则国君难以专制；从政治势力上说，若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则国君难以专制。这个心得，也贯彻到拙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之中了，这部书就是围绕政治制度、政治集团而展开叙述的。《续谈》随后讨论了孟氏理论的两点不足。一是因时代关系，孟氏无法预知“官僚制”的政体意义，因此他对此后官僚制的政体意义无所发明，而在当代政体研究中，“官僚统治”“官僚帝国”等概念已不可或缺。二是孟氏的“专制政体既无法律又无规章”这句话，虽然广为人知，但不宜机械搬用，事实上专制政体是可以“既有法律又有规章”的，系统化的法律规章可以更有效地维护专制。自嬴秦始，中国皇帝一直都是“以法治国”的，也就是以系统化的法律规章为手段，来治理这片土地和这群臣民。
《家长主义与儒家的家国一体论》的写作动机，是早先某个时候检阅康德（Immanuel Kant）时触发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云：“一个政权可以建立在对人民仁爱的原则上，像是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这就是父权政治”，“这样一种政权乃是可能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大家都知道，“爱民如子”、实行“仁政”，系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政治境界，而在康德眼中，这却是最大的专制主义。中西观念之异，于是格外凸显了。我以为以此深化学生的东西比较，效果想必不错，就在课上把康德这段话提供给了学生，后来又花时间编成此文。此文从真实的家长制述起，进及作为政治理想的父权政治，随后集中阐述了中国儒家的“家国忠孝一体论”，辅以中西对比。其中有两节也许稍有新意：“家国一体论：父、母之间”一节，认为“为民父母”的重心在“母”不在“父”；“近代挑战：‘子民’还是‘公民’”一节，论及“民主vs专制”理念上事涉“成人vs儿童”。
毕业留校后，我承担了本系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这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冲突特别尖锐，胡化与汉化交织，最终南统于北，由北朝进入隋唐。在授课时，我是从南北两方的政治集团、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几个维度，综合观察南北朝政治走向的。而《北方部族武力如何影响华夏制度史：“南北朝”现象的一个政治学思考》一文，尝试借用政治学方法，把次要因素尽量剔除，努力在繁多因果关系中，发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机制。为此，此文揭举“部族武力的体制化”概念，以期击破九连环的关键一环，为中国史上异族政权强化专制官僚制的现象，增加一条解释。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历史观也有所调整。回想当年，毕业任教后匆匆备课，讲稿中的很多评述未经深思熟虑，承袭了很多流行认知。有一种久已有之的看法：搞历史就是要研究“治乱兴衰”。进一步便可能衍生出一种史观：能强国的就好，否则就不好。拙著《波峰与波谷》系由任教之初的讲稿改编而来，“治乱兴衰”套路仍是比较浓厚的。回头反省其对南北朝的叙述，容有抑南扬北之失（当然，这类叙述也很受了“新生的希望在北朝”“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之类论述的影响）。倒不是说“治乱兴衰”的套路不好，那也算是一种可选择的史观吧。问题是我已另有所取了，简单说来，就是越到晚年，越觉得应把文化、文明的评价尺度，置于“治乱兴衰”之上。业师田余庆也有“主流在北不在南”一语，不过那只是一个客观陈述，田师的主观评价尺度并不是“治乱兴衰”——“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东晋门阀政治·后论》）。在《北方部族武力》这篇文章中，我多少开始调整史观了，参照业师，尝试中性化，把“马上天下”，视为一种通过军事活动、军事组织、军事集团来振作专制官僚制的特定机制，而把“部族武力的体制化”视为“马上天下”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体制有如一只巨大的“利维坦”，它是以“暴力”为养料，而强壮起来的。
今年，也就是2023年春夏，偶见互联网上围绕“牵连制度”发生了争论，质疑“牵连制度”的学者被一些网民指责“论证过程纯西化”。为此我写了一篇《周秦汉连坐制与东西文化冲突》，指出“无罪不罚”“罪责自负”思想并非西方所独有，早在中华文明初曙之时，周族已萌生了“罪人不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主张，而连坐制兴盛于西方的秦国。连坐制上的周秦之异，在春秋以降就成了东西之别——“东西”分指关东社会与关西的秦政权——及儒法之争。至清末法律改革，“近代西方文明的‘刑法止及一身’与中华古文明的‘罪人不孥’，并肩挽手、会师合流了”。此文约七千字。随后改题《周秦汉的反连坐主张与东西文化冲突》，继续对周秦汉之“反连坐”予以详考，扩充到三万字，首发于本书。
文章有意超出“治乱兴亡”史观，转取“民本主义”“文化主义”立场，申述面对连坐制时，“秦人与东方士民的看法有异，统治者与读书人的看法有别，法家与儒墨道迥然不同，国家主义者与民本主义者的态度，注定形同水火，至今犹然”。作此申述时，我视野中罗列着几种不同价值观：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能最大限度保障每个人权利的制度就是最好的；法家是国家主义者，认定最能强国强军、最便于管控编户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孔子崇礼乐，这意味着最有利于繁荣文化、发展文明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孟子讲民本，这意味着最尊重民意、最保障民生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各人会倾向哪一判断尺度呢？为什么倾向这个而不是那个呢？事关环境、职业、阶级、利益等，甚至事关与生俱来的个人天性，比如说，权威人格与自由人格就会有不同抉择，你喜欢什么制度，很可能就是你人格的投射。
之所以站在“反连坐”一方，说到底，就是觉得这样的主张更温暖，更亲近，更合于自己的性情。真是这样的，不必拿“家国天下”的大道理来聒噪我。再度反思对南北朝的评价，扪心自问，假设身处那个时代，是选择生活在南朝呢，还是选择生活在北朝呢？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将选择南朝，那里有精致优雅的文化氛围，武人尚武斗狠的“丛林”不是我的精神家园。既天性如此，且与生俱来、物性难夺，就应该让一己的历史评价适合一己心灵。作为读书人，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表达就最开心。统治者可以选择最有利于他占有权力的制度，微渺如我，也有权利向往最让我个人开心的制度，而且我确信每个人都有向往与选择的权利。与田余庆师把经济开发、文化创造与民族融合看成历史进步相似，一个意识越发明确了：我心中的人类历史进步，最终是文化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最终是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等文化成果，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平等、友爱、和平、理性，让人类远离了弱肉强食的动物界，从而证明了自己是万物之灵。在南北朝评价上，南朝比北朝更有文化；在连坐问题上，华夏古族的“罪人不孥”与近代西人的“罪责自负”，比搞株连的秦制更文明。
随后的《揭示古代政治制度的“技术原理”：以“组织二重性”为例》《一般与个别：略谈中外历史的会通》两篇，都是会议论文，也就是应景之作。以往在方法打磨、理论建构上略有心得，就拿那些心得去应付会议了。再后的《结构功能化的制度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则是一篇应邀之作。受邀为《国学季刊》写一篇“学术自述”，盛情难却，只好应命。
自己早年有理工经历，服兵役时学习过雷达技术，观察思考历史时便容易带上“技术”眼光，不由自主地想发现结构、功能、机制什么的。这三篇都涉及了个人的学术风格、思维方式，主要是对“技术原理”的偏好。我一向的写作都带有这个特点，尽力提炼归纳。比如把察举制变迁，归结为“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等因子的此起彼伏。叙述“士大夫政治”，把“士大夫”视作“学者＋官僚”二元角色，把“礼治”模式视为“君道”“父道”“师道”的三位一体。解析传统服饰等级，拟制了“自然分类”“职事分类”“级别分等”“场合分等”等概念，以凸显其历代变迁。从章数、旒数、玉数的不同组合样式，探讨“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近年考察酒爵与封爵的关系时，也是如此，从“称谓原理”层面，揭示爵、觚、觯、角、散等“五爵”其实是一种“容量化器名”，分别系一二三四五升的容量之称，一套史上绝无仅有的“容量化”酒器等级礼制，由此得见天日。
为《国学季刊》提供的那篇“学术自述”，主要叙述自己的爵秩品阶研究。在这个课题上，我曾投入了很多时间。我利用“品位分等—职位分等”原理进行推演，对周以来三千年的品位结构变迁提出了一套新解，还尝试超出历史学，在“原理”层面进行建构，为解析人类社会中的品位现象提供一套概念工具。这些理论尝试，汇聚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一书之中了。如果谁问我，你最满意自己的哪一本书呢？我会说就是这一本。很多人都这么想过吧：“写这样一本书，除了我，别人写不出来。”这想法很诱人。我的很多考证，没有我，总会有人走到那一点，而《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呢，没有我就没有这本书。我就是这么认为的。在我之前的历史学者，好像只有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以体系建构为目的的，他声明“与一般单纯的历史著作有所不同，它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当然也知道，历史学者对纯粹的概念推演不会有太多兴趣，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爵秩品阶那么冷僻的知识，通常又所知无多，所以这书不会有多少读者。不过没关系，回味当年写作时的兴奋，回味“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种感觉，已足够满足了。
随后的《古爵漫谈：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一篇，是为本系马克垚先生贺寿之作。当时决定从手头的讲义中选择一讲，作为素材，完成此文。所选中的，是“中国古代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这门课程中的“历代封爵”一讲。前面提到，我每门课的讲稿都在不断增添充实。虽然这一讲只用于两三小时的课程，但讲稿已积累到五六万字了。在这一讲中：我期望对历代爵制建立一套通贯性的认识。为此我构建了一个框架，从八九个视点观察爵制的历代变迁，再加以综合。这篇贺寿之文，就是其部分内容的选摘。
最后一篇附录《通识教育与历史教学答问录》，其部分内容涉及了我与合作的同事们在历史教学上的努力，也许可以给新入职的历史老师提供参考。我们的教学视频已经上网，人们都看得到，播放量不算低。很多年前也曾听到一个消息：北京某大学的高校青年教师培训班，把某女教师的课归结为“夸张型”，把我的课归结为“呆板型”。我想我讲课确实不够抑扬顿挫，缺乏动作表情，语气和姿态过于平淡单调了，算是弱点吧。我与同事的主要致力处，是以“思辨”的力量吸引听众，把体系、线索、评述、知识点用最富启迪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呈现给听众。不久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丽巍老师，对我们当年的课程有一番追忆：“似这样体系完整、推进规律的本科课程是很少见到的。”蒙古丽巍老师之允，我把她的这段追忆附在本书之后，以追念当年为改进教学付出的努力。
《答问录》的另一部分内容，是给历史系新生的一些预备性知识。大致是就我所理解，阐述历史学的意义、方法与特点，以及学历史应先行具备的若干理念与意识。这些理念与意识，包括清晰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清晰区分评价、理论与实证，理解认知的多元性、理论的层次性、模式的工具性，等等。希望对初学者多少有些帮助。
以上十篇文章，一篇是新作，九篇是旧作。在整理旧作时，对当年的写法时时生发不满，忍不住增删修订。拖了很久未能交稿，然而到年底了，虽仍不惬意，还是“今年事今年毕”为好，只能草草收兵。所以各篇旧作，有的改动较大，连标题也调整了，有些不及修订，仍是原貌。
最大的问题，当然是新意有限了。环顾世界，因各族群、各地区、各文化系统的此起彼伏，在几百年的近代化历程之后，历史似已开启了一个新轮回，这个世界需要新的思考了。而微渺如我，此时雾里看花，且无可如何。
谨此说明。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