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弄清楚其关系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福山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结论是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福山论证的错误在于把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视为完全独立的领域。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文化是制度的母体与源头，制度内涵受制于文化的内涵。亨廷顿认识到了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性，认为现代化可能导致非西方文明去西方化，但亨氏在认识论上采用制度的文化决定论，把差异性等同于冲突性，把冲突的可能性绝对化为必然性。福山与亨廷顿的理论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仍然是一种两人所否认的冷战强权思想，根本目的是试图维护西方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关 键 词：现代化 政治制度 文化决定论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以下称《历史终结论》)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称《文明冲突论》)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两本名著出版近三十年后，对两位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思想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进行诠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终结论》的核心主张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制度西方化。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采用的模式时，这种制度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在制度模式上的“终结”。福山这种人类历史最终将殊途同归的观点，遭到了德里达等强调历史走向多元性和相对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他(德里达)对福山的批驳火力凶猛，言辞激奋，奚落冷嘲，可为势不两立”。①《文明冲突论》的主题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在国际关系分析模式中，一战以来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的分析范式已经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文明冲突分析范式能更好地阐述与描绘后冷战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对此，有学者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国家冲突论与种族冲突论，在其所阐述的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其中三个国家与文明高度重合，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占据了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二分之一”。②
与福山对历史的走向看法相反，亨廷顿认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反而可能是一个非西方文明去西方化的过程。在论证过程中，亨廷顿采用了一种文化自然选择模式，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减弱，导致非西方国家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增强，对自己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非西方国家因现代化而增强的经济实力，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对其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意识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的显性状态，对其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自信越来越强，最终导致作为文化最大单位的文明成为国际关系冲突的源头。简而言之，与福山现代化导致西方化的论证相反，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导致去西方化，历史不但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反而会走向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福山与亨廷顿之所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做出不同预测，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人在认识论上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从现代化走向西方化：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论证过程的第一步是论证历史必然走向现代化。对于历史发展必然走向现代化，福山从历史经验以及跨历史的人性论角度进行了论证。从历史的经验来考察，世界各国必然采用科学技术从而进行现代化建设，那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必然在国防上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必然迫使其他国家也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其次，从跨历史的人性论的角度进行论证时，福山采用了英美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是欲望与理性的结合体，欲望在理性的控制下，通过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出更多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的过程必然导致世界各国，无论其文化差异，逐步走向经济现代化。
在如何论证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时，福山认为“渴望被人承认的欲望是连接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键一环”。福山借用科杰夫(Kejeve)对黑格尔历史发展理论的解读，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发展(即理性的发展)，也不是各种不断扩张的欲望，而是一种非经济的力量，即努力被承认的渴望(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③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某种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世界某个地方出现，是因为原有的制度中包含有一种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由于不能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解决，所以被新的、能够解决这种内在矛盾的制度所取代。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福山认为历史的最终走向西方化，他必须证明这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可以导致其垮台的内在矛盾。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制度有没有存在一种导致这种制度崩塌的矛盾呢？福山同样从历史发展经验以及跨历史的人性论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从历史发展的经验角度来看，福山认为：“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的发展之后，都朝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演进或汇聚，如果不会再出现可以替代这一制度的可行替代方案，如果生活在这一制度中的人们没有对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④同时，福山也承认，这种证明模式存在以下问题，即“这种制度表面上没有导致制度瓦解内在矛盾会不会是一种错觉？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制度不会出现导致人类历史进一步演变的新矛盾”。⑤因此，必须采用一种跨历史的视角，从人性的基本内涵出发，来判断历史是否真的走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即西方化。
在诠释论证过程中，福山对这种承认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个方面是人渴望别人平等地对待自己，要求别人不采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自己，也就是人人平等(Isothymoia)。同时，不平等也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法律上的不平等，第二类是文化传统观念上的不平等。福山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基本实现了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关于文化传统观念上的不平等，福山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原始的宗教上的平等逐渐渗透进入世俗社会，首先形成一种宗教的宽容观念，继而演变成一种以包容、平等为主导的多元文化观念。因此，福山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中渴望获得别人平等承认的欲望基本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第二方面，人们除了以上渴望平等的欲求之外，还有一种渴望别人承认自己比别人优秀的欲求(megelothymia)。福山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为人性中那种渴望比别人优秀的欲望，提供了实现的途径。首先，“民主政治过程为人们实现自己比别人优秀的欲求提供了途径”。⑥此外，许多渴望别人承认自己比他人更为优秀的人还能作为企业家在商场上证明自己，更多的人也能通过极限体育等手段来使这种欲望得到满足。至此，福山得出结论：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走向西方化，人类历史在制度上也就走向了“终结”。
福山的论证过程至少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福山整个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黑格尔客观唯心论基础之上的，“绝对精神主导了从自然到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最终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假如这个绝对精神本身并不存在，或并无历史的根据可证明其存在，则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普遍史理论也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成为一种幻想”。⑦第二，从客观历史发展状况来看，现实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走向福山所指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相反，世界进入民主的衰退期。⑧许多新兴国家陷入“现代化陷阱(modernization trap)。⑨第三，在福山所描述的在民主体制下，“政府的合法性是通过民主选举授权获得的，民主选举授予政府统治权，而这种统治权是独立于基本绩效标准(performance based criterion)”。⑩换而言之，福山所倡导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只要通过公平的选举，政府就获得了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与政府治理的结果无关，这种美式民主的形式导向，是无数新兴民主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相反，与福山所倡导的形式民主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最主要源于其政府施政的结果，源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源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些学者认为，这种结果导向的实质民主要优于福山所倡导的形式民主。当然，也有很多学者都误解了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一书中的核心思想，错误地认为“历史的终结”是指现代社会的结束。事实上此书中书名中的“End”是指“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target or objective)的意思，而不是指现代社会发展的终结”。(11)在分析了《历史终结论》的推理过程与所存在的问题后，下面阐述《文明冲突论》的推理过程，从而分析两者在文化与制度关系上，在认识论上的不同。
三、现代化导致去西方化：文明的冲突
纵览《文明的冲突》一书，我们可以发现亨廷顿的理论主张是通过分析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展开的。首先，亨廷顿批判了学者认为历史会走向西方化的四种认识错误。第一，有些学者认为“苏联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12)亨廷顿认为此主张错误地把世界制度模式进行二元分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模式。第二，一些学者认为随着通讯与交通等技术的发展，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会产生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同时由于西方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所以这种世界性的共同文化必然是以西方模式为主导的文化，即世界必然会走向西方化。对此，亨廷顿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用把自己区别于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13)因此，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流非但不能产生一种世界性的共同文化，反而使得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更为突显地被人们感觉到。第三，有学者认为由于工业革命与现代化始于西方，当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与西方社会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以及阶级结构模式时，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14)对此，亨廷顿指出，现代社会可能具有很多的共性，但是这种共性不足以构成文化上的同质性，因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就已经产生。
在批判其他学者错误的认识之后，亨廷顿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从历史经验上看，非西方各国总体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第一种是拒绝主义，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第二种是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这种模式的理论前提是“现代化是令人向往的的和必然的，非西方文明的本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西方化”。(15)然而对于这种模式，历史经验证明是“重新确立认同(即西方化)在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文化等方面将是一个长期的、间断性的和痛苦的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成功过”。(16)在此，亨廷顿正确地认识到了文化与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否定了西方文明的价值普世主义。第三种是改良主义，试图把现代化同保持本土文化价值观、实践与体制结合起来。这种假设既能得到社会科学理论的证实，又与历史经验一致。“借鉴理论认为接受方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改变、同化与吸收其他文明的内涵，以便增强和保持自身文化核心价值的延续。……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印度化，……日本引入中国文化后，日本文化仍然保留了其独特性”。(17)因此，亨廷顿的结论是：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是错误的，因为它与历史的事实完全不符；同时，“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与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要让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必然需要西方社会再次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18)此外，“这种主张对于西方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战争，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19)
亨廷顿的论证过程至少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亨廷顿把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当作文化认同的基础。亨廷顿之所以强调文明的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认识论上认为“任何层次的身份——个人的、部落的、种族的、文明的——都只能与一个“他者”、一个不同的人、部落、种族或文明的区别而获得定义”。(20)正是这种在认识论上根深蒂固的“我”与“他”的区别，才使亨廷顿无视文明之间的共性，强调文明冲突的必然性。第二，亨廷顿对文明基于宗教的划分明显借鉴了汤恩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将基本研究单位拓展为文明的研究方法。然而“在汤恩比写作《历史研究》的时候，历史上形成的宗教/文化版图的轮廓和界限还是相对清晰的”。(21)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化带来的人口大流动使这种宗教与文化版图的轮廓不再明显。试问在文化战争依然炽热、政治正确依然通行、身份政治依然作为衡量文化多元化的标准的当下美国，如果有一天文化多元的态势压倒了政治统一的体制，那么把美国归为西方文明的中心是否还能存在，更甚者，是否还有意义。最后，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的论证过程中，专断性地挑选论据。福克斯(Jonathan Fox)比较了冷战时期(1945-1989)与战后(1990-1998)两个时段内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种族冲突，发现跨文明的种族冲突要比文明内的种族冲突下降得更快。(22)在分析了福山与亨廷顿在两本名著中所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后，下面分析两者对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两者各自不同的论证结论。
四、制度与文化的张力：现代化与西方化的矛盾
(一)制度与文化的二元分立
就福山与亨廷顿理论差异而言，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者对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福山没有认识到政治制度的文化起源，并把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视为两个完全相独立的领域，割除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福山明确指出：“作为欲望、理性与激情(Thymos)的交汇点，政治领域是一个独立于文化领域的自主领域，有其特有的尊严”。(23)福山认为文化不但不是某种制度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某种制度的必要条件，事实是“民主的出现是因为它是最合理可行的政治制度，它适合于不同文化所共有的更广泛的人性”。(24)但是，福山没有很好地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即既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具有如此多的优点，为什么如今某些自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能将民主制度维持下去？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向并没有走向自由与繁荣，反而陷入战乱与动荡？对此，福山的回答是“自由民主未能普遍化，或者即使一度掌握权力也难保持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完全一致性”。(25)这种不一致性主要是因为制度的构建是一种人的自觉的选择行为，而民族意识是归属于文化和社会领域，社会与文化领域的规则很少是明确的。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成功与稳定，从来就不只依赖一套普遍原则与法律的机械应用，它要求民族与国家之间一定程度的契合”。(26)福山虽然清楚地看到了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张力，但是如果历史的走向正如福山所言走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其理论必然的逻辑就是文化会迎合政治制度而发展，而不是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受制于文化。然而，事实却与福山的假设相反，文化是制度的母体，是制度的源头，制度的内涵受制于文化的内涵，而不是福山所阐述的文化迎合制度的发展而发展。
在目睹了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后，福山对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在其于2004年出版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福山开始认识到文化对制度的限制作用，“规范、价值观和文化主要通过使某些类型的正式制度成为可能或对其加以限制而影响制度的产生，尽管它们也通过产生某些需求或恐惧而对某种制度需求产生影响”。(27)福山认识到“虽然制度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但它从历史上看是由一系列非理性的、偶然性因素所导致的，这些非理性的、偶然性因素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是很难复制的”。(28)在此，福山认识到文化很难移植，而文化对某种制度的产生有影响作用，制度与文化并非两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在其出版于2006年的《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福山开始认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观点，把文化领域的部分内容也纳入正式制度领域，“政权不仅仅是正式的体制与权威机构，而且它们在影响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同时也受其影响。人们在生活中所遵循的建立在宗教、亲族关系和共同的历史经验上的不成文规则，也是政权的一部分”。(29)换而言之，福山修正了其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所强调的制度与文化的两分，认识到制度与文化并非是二元独立的概念，制度受文化的制约，同时又能影响文化。只要福山承认文化对制度的限制作用，政治领域并非是一个独立于文化领域的自主领域，那么其在《历史终结》一书中关于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的理论构建就倒塌了，因为其理论前提是政治领域完全独立于文化领域。
(二)制度的文化机械决定论
亨廷顿之所以认为现代化并不会导致西方化，反而可能导致非西方国家的去西方化，最终导致文明的冲突，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采用了一种传统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文化自然选择模式以及在认识论上采用一种制度的文化决定论。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是过去历代人智慧的结果，传统中包含着并非个人所能理解的智慧，传统的演变是一种文化自然选择的结果。某个群体所遵循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个群体所认可的一系列正当性行为规则，是在社会长期文化进化过程中所自发形成的那些规则。这些规则是某个群体长期习得的、文化传承的有关人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的演变遵循一种文化自然选择的模式，所谓文化传统的自然选择，就是指“遵守某一规则系统的群体要比其他群体更为成功，这样某一规则系统就会受到其他群体的模仿。如此反复，一般性规则系统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逐步进化。……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成功群体的目标最终将成为全体社会的目标”。(30)在亨廷顿看来，这些群体的成功最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按照这种理论逻辑，非西方各国经济崛起以及西方的经济实力相对减弱，必然导致非西方各国增强文化自信以及失去对西方各国文化的兴趣。因此，现代化必然不会导致西方化。其次，亨廷顿之所以得出文明冲突的结论，还在于他采用了一种制度上的文化决定论。这种文化决定论首先涉及对知识的分类，“知道如何(Knowing how)的实践性知识在逻辑概念上先于知道那样(Knowing that)的理论知识。(31)迈克尔·珀兰尼(Michael Polanyi)把这种实践性知识称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并指出默会知识不容易形式化和准确表达，例如我们很容易对脸进行识别，然而我们却很难清楚地描述我们识别的依据。“默会知识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处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中心地位”。(32)在吉尔伯特·赖尔和迈克尔·珀兰尼的理论基础之上，哈耶克明确把知识分为两类，默会知识和明示知识。知道如何行事的实践性知识被称为默会知识。这种“知道如何的知识，例如雕刻技术，滑雪技术等，我们通常无力明确陈述其间所隐含的所有行事方式。(33)这种实践性的默会知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明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只是默会知识的书面化。与明示知识的习得不同，默会知识习得独立于理性，基本上是通过习惯、风俗等文化传统所传承的。默会知识是一种独立于理性、并不能通过书本学习和阐释的知识，默会知识通常是通过习俗等文化传统机制提供的。政治制度的构建所直接依凭的是一种明示知识的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一种文化中默会知识的文字化、书面化与理论化。这种明示知识必须以默会知识为基础，必须以默会知识为支撑。一种政治制度的构建必须以与这种制度相对应的文化传统为归依，把一种文化传统中诞生的制度移植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这种制度必然会倾覆，因为这种制度失去了其文化传统的支撑。正是在以上制度由文化决定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会导致西方化是“不正确的，不道德的，危险的”。这也是某些国家试图移植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但不能带来自由与民主，相反陷入内战，民不聊生的最为根本的认识论原因。但是，亨廷顿夸大了文化对制度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忽略了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某一文化系统的演变都是本文化系统内部各分支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的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借鉴与扬弃的结果。亨廷顿忽视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错误地认为某种特定的文化是某种特定制度建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一种机械的文化制度决定论的观点。亨廷顿在基于语言、历史与传统差异，特别是在宗教差异的基础上划分出世界的七大或八大文明体系(有可能独立存在的非洲文明)，把差异性等同为冲突性，其逻辑是值得商榷的。
五、余论与启示
福山把制度与文化完全归结为两个自主的独立领域，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的危害是巨大的。事实上，在《历史终结论》出版之后，福山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新保守主义的特点就是宣扬西方文明的终极性与优越性。在美国政府反恐战争陷入泥潭后，福山开始认识到文化对制度的制约作用，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自己忽视了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即“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具有危险性。……如果把这一原则引入外交政策领域，它应当在对政治转变的期待上呈现谨慎的态度”。(34)虽然福山目睹了现代化导致西方化思想付诸政策实施的危害，但是他只承认不同政体在不同时间上的有效性。在2011年和2014年，福山出版了两本姊妹篇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和《政治秩序的兴衰：从工业革命到当代》。在书中，福山的最终看法仍然是“民主政体虽然不是至高理想，但它仍然代表了世界历史的一个走向”。(35)亨廷顿认识到了文化对制度的制约作用，认识到了政治制度构建受制于文化体系。但是，他错误地把差异性等同为冲突性。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之间宗教的差异性的确在历史上导致冲突与战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教宽容逐步成了现代社会的原则。当今世界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文明的发展阶段的确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只是某种程度上导致冲突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考察，“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36)因而，如果我们能够缩小各文明之间生产力发展的差距，实现各文明的普遍发展，从而缓解和消除文明之间的冲突，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外，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书的写作目的并不是为如何解决可能存在的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开出处方，而是在西方经济实力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对衰弱的情况下，呼吁西方各国以宗教文化为纽带联合起来对付正在崛起的儒家以及伊斯兰文明。这是以文明差异为借口，实际仍然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一种亨廷顿自己所否认的冷战思维模式。最后，我们在看到两者理论上的差异时，也不能忽视两者思想上的相似点。亨廷顿的理论主张与福山的理论主张从根本上看并不矛盾。亨廷顿的理论主张是一种有限历史观的主张，是对以后有限时段内国际关系的分析范式，而福山的理论主张是对人类最终制度走向的解读，两者都表现出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的赞美溢于言表。虽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可能导致去西方化，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世界如福山论证的那样，现代化导致西方化，如果世界逐渐走向西方化，亨廷顿无疑对此是欢迎和鼓励的，例如他鼓励文化上接近西方文明的拉丁美洲西方化，并尽可能地把拉丁美洲拉入西方阵营，以携手对抗儒家和伊斯兰文明。亨廷顿之所以认为现代化不会导致西方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体系，并不是出于对其他文明的尊重，而是出于一种冷战强权思维模式。一个多元文明体系共存的世界，对于亨廷顿来说是一种现实的苦果，一种由于西方相对经济实力衰弱必须接受的事实，仍然是一种美国例外论中他国“国强必霸”的思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①钱满素：《自由的阶梯》，第29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②本文引用学者观点的翻译均为笔者自译。M.Shahid Alam,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onsense,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II:3-4 Summer/Fall 2002,p.383.
③④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35.
⑤⑥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135,p187.
⑦顾肃：《历史不会终结 自由民主制度需要完善》，《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⑧Larry Diamond,The Democratic Rollback:The Resurgence of the Predatory State,Foreign Affairs 87.2(2008),pp.36-48.
⑨Jack Snyder,The Modernization Trap,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28,April 2017,pp.77-91.
⑩Roberto Stefan Foe,Modern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ume 29,Number 3,July 2018,pp.129-140,p.136.
(11)Francis Fukuyama,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7,p.3.
(12)(13)(14)(15)(16)(17)(18)(19)(20)(21)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6,p.65,p.67,p.68,p.73,p.139,p.76-77,p.310,p.311,p.129.
(22)Jonathan Fox,Two Civilizations and Ethnic Conflicts:Islam and Wes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8,(4),2000,pp.495-72.
(23)(24)(25)(2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The Free Press,New York,1992,p.220,pp.220-211,p.212,p.213.
(27)(28)Francis Fukuyama,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29.p.34.
(29)Francis Fukuyama,American at the Crossroad:Democracy,power,and the Neoconservatives,New He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30.
(30)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88.
(31)Gilbert Ryle,Knowing Howand Knowing that,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New Series,Vol.16(1945-1946),pp.4-5.
(32)Michael Polanyi,The Tacit Dimens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X.
(33)F.A.Hayek,Rules,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in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p.43.
(34)Francis Fukuyama,American at the Crossroad:Democracy,power,and the Neoconservatives,New He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14-115.
(35)王晴佳：《历史的终结还是目标：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弗朗西斯·福山》，《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2期。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转引自戴圣鹏：《文明交往与融合中的文明冲突》，《人文杂志》201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