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是中美联合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美国原有的大战略中失去了合作的重要性。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略合作转向战略对抗，如上所说，把其重点转向了人权、武器出售、贸易逆差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而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正是中国的弱项。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不可能在这些方面以改变自身的方式向美国屈服，但合作是可能的。更要命的是台湾问题。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从战略的角度来说，美国没有理由同意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中国”。而在中国方面，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问题。由于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毫不妥协性，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在20世纪90年代称中国是美国过去二十五年中最不好对付的国家。但不管怎样，中国必然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美国各界已经策划了一个所谓的“中国的长远策略”。

从美国国内的政策争论来看，冷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围堵中国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使得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甚至世界霸权，从而威胁到美国在亚洲甚至国际的利益。美国的战略家相信中国正在往这方面努力。如果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势必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尽管美国和日本也有各种摩擦，但它毕竟是美国的盟友。要阻止来自中国的威胁，围堵不失为上策。美国必须加强和日本的盟友关系，并拉拢越南、俄国可能的力量围堵中国；其他西方国家也必须停止和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交往。

第二，亚洲权力平衡论。许多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原来的和亚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基础已经瓦解，美国不应当继续向亚洲国家提供任何安全和政治上的保护，尤其是日本。美国力量从亚洲的撤出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亚洲的利益。亚洲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权力平衡。美国在亚洲的力量现在阻止了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权力平衡局面的形成。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些国家间活动，扮演权力平衡者的角色。所以美国应当中断对日本的军事政治承诺，对中国实行强硬的政策，如和越南结盟，拒绝承认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继续和台湾发展军事政治关系等。

第三，牵制理论。这一策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现行国际体系，迫使中国接受现行国际关系规则，在西方和美国人设置的构架内活动。这样即使中国经济发展了，也不至于对西方和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中国崛起的唯一方法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更高层次上的增长需要西方和美国的投资和技术。

第四，分离论。西方人对中国政体的分离性质有相当的认识。中国历史上并非一直统一，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更使中国政体具有分离性。貌似强大的苏联的解体更是使一部分西方人相信分离战略的可行性。美国人现在不谈论分离中国，是因为担心中国的分离会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但欧洲有人认为，不管中国解体会对西方利益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随着中国的解体，“中国威胁论”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从长远看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

第五，就事论事论。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美国无需对中国政策作较大的变动，只需要修补以往的政策即可，即就事论事。相反，美国政策如果有很大的变动，就会导致这一地区的不稳定。

第六，容纳中国论或妥协论。这种战略强调中国霸权崛起的必然性，要求美国和西方本身重新规定战略利益和调整对华政策。西方和美国要渐渐减少在亚洲的影响和实力，让位于中国势力。就是说，西方和美国必须容纳中国这一未来的超级大国。一些学者认为无论西方和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中国或早或晚都要成为世界大国，围堵的方法实际上是反生产力的。美国和西方必须渐渐地容纳中国，让中国分享世界权力和这种权力所带来的利益。亨廷顿认为，亚洲和平有两种模式，一是权力平衡，二是霸权稳定。在冷战时代，美国可以联合中国共同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平衡苏联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如人权竟成了中美关系的焦点。

围堵中国论很显然影响美国政府的实际决策。然而，围堵中国论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的亚洲利益。把中国经济整合进东亚经济体系是东亚国家所希望的，因为这能为东亚国家带来莫大的利益。美国以孤立中国为目标的政策因此注定会失败。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美国可以志满气骄，但日本和朝鲜却不敢。对亚洲国家来说，围堵中国只能使这一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成为问题。现在当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赢得真正的独立后第一次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以及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时，美国却宣扬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的论调。这只能导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从现实政策层面来说，美国对华策略不可能与上面提到的六种模式完全相吻合，更可能的是混合型的政策。总体来说，美国对华的具体政策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

本文摘自东方出版社《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