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这基本已是共识。但对各地发生的变化并不同步这一现象，研究似乎还很不足。我们以前曾提出：“民初的中国社会实是两个世界”（《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期），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晚清时期：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的两个“世界”，我们以为非常有助于对近代中国的了解。过去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的零散。近年出版的晚清一位身处既不十分“开通”，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风，一八五七—一九四三）所著《退想斋日记》。从一八九〇到一九四二年，刘氏记日记凡五十一年，现存四十一年。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故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
全书选辑日记近五十万字，是一项内容非常丰富又极为珍贵的近现代史资料。或因出版社地处山西，印数也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我们也是在王汎森先生的推荐下才注意及此）。选辑者的标准是“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一般而言，所选的部分是符合这一标准的。可惜的是，选辑者将“封建保守思想”和“迷信、错误的或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定为史料价值“较小”的部分，虽然“没有完全不选，而是酌量留存”，但对“在一些事件的叙述中夹杂了这样一些议论，就只好连叙述文字一齐录存了下来，以存实况”，显然略怀歉意。
其实，刘氏生于咸丰七年，少历咸同“中兴”时期，成年后目睹光宣时的日渐衰落，与其大多数同龄士人一样，总有生不逢时和今不如昔之感。他日记的价值，正在其“保守、落后”的一面（这样的人日记中如果多见“进步”言论，恐怕反不足据）。假如不作删削，全文印出，则或能见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心态的全貌，其价值必大大增加。
特别是“当时社会误传的东西”，最能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近代中国各地心态和思想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直接依据，是很难获得的稀见资料。倘若都能刊印出来，其价值必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和水旱灾害等尚可从别处获取的资料。现刊行那些“酌量留存”的部分述及的山西太原、太谷二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正是近代各地思想心态发展不同步的第一手依据。
虽稍存遗憾，我们仍应感谢选辑者不忘“以存实况”的专业训练和学术戒律（这在今日已甚难得），到底为我们选印出不少珍稀史料。假如选辑者能够将原删削的部分再作整理，把这类材料辑出刊发，或出版社肯将日记全文重排再版，无疑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说到底，哪些内容属于“史料价值较大的部分”，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作为资料的刊印而不是选辑者自身的研究，原可以不考虑什么“落后”与“进步”的问题（我们的猜测，全书的篇幅太大，或者也是删削的考虑之一。其实，这种书如果介绍得好，在海内外的销售决不应只是标明印数的一千五百册）。
像多数传统的士一样，刘大鹏以观风觇国为己任。他注意礼俗的变化、观察农家的境况、记录价格的升降、调查商业的兴衰，从这些方面，身历同治“中兴”而目睹光宣时衰落的他，的确看见今不如昔的迹象。刘氏于光绪四年进学，光绪二十年中举人，后三次会试不第，科举制即被废除。他那种强烈的生不逢时之感，颇能体现一个较少受到西潮直接冲击的内地举人在社会转型时的心态。刘氏以传统的士自居，终其生也基本保持着士的心态，但他在科举废除后也终不得不像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实际是很不自由地随社会变动之波浮动）：从塾师到小学教员都作过，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
刘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但刘家“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全仗父亲大人在外经营。”可知刘家的主要经济收入，还是来自在太谷县经营木材业的父亲。与近世许多耕读之家一样，“读”是包括经济考虑在内的发展方向，“耕”在经济上逐渐仅为一道糊口的最后防线；“耕读”相连恐怕更多的意义还在其传统的象征性一面，略有今日美国人讲究的“政治正确”的味道。自诩“耕读之家”者其主要收入实来自经商，虽然大半以商为生却要坚持耕读的方向以正名，都提示着宋代以降四民社会中士、农、商这最主要的三民（“工”的人数既少，影响也不算大）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同时，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在转变，日记中随处可见商人地位明显上升（这或与刘氏所居为太谷商业区有关）的记载。还在改革科举之前，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刘氏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原因即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与商人地位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士人地位的明显降低。光绪初年，太原已出现商人凌侮乡民和轻视士人之事。士人地位降低也与他们中一些人的自尊不足有关。既然不少读书人以教书为终生计，他们“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要东家敬重当然就不那么容易了。刘氏注意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的现象。后者的本质，刘氏看得很清楚：许多人请先生教子弟，“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换言之，过去商人虽富而一般仍敬重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仕进之途，如今这些富人请教书先生部分或不过是摆摆样子，大约也有点不得不为之以维持“政治正确”之意；但他们从内心到表面都已不很敬重读书人，也并不真想让其子弟走读书仕进之路了（从轻官重商的角度看，这也可算是商人独立意识的表现）。
重商轻学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应童生试的人数日减。近代中国士风不佳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读书者多读时文而不问经史子集，但就刘氏所在的地区言，因“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库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这还是科举废除之前，刘氏已觉察到问题之所在：“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与胡底耳！”一两千年来传统社会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已难走，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取，这样的变迁必然导致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
这既是普遍现象，也受到山西乡间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刘氏家乡的“僻处偏隅”决非他的谦词。晚清科举最后考进士时的殿试尤重小楷，是当时制举业者的常识。而刘氏要到一八九五年到京会试，才知京都“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这样与考试直接相关的信息都不知道，其余信息的不流通可以想见，自然很难考中进士。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氏得知“取士以字为先”的日子，已是小楷重要性下降之时（蔡元培于一八九二年中式，他的小楷实未必佳）。他以举人功名终其身，与其所处信息不通之地，大有关联。
同样重要的是，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像刘大鹏这样的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就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刘氏于一八九五年到京应试后，大概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次年十月即请人从北京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此后他有半年的时间平日所读都是这些“经世”文章，并由此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也曾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
在多读“经世”之文后，刘大鹏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不久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这距刘氏回忆起他也学过算学并后悔已将其忘掉也不过两三个月。到一九〇一年十月，刘氏已认识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由于“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结果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但像他这样要到二十世纪才完全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人，实已太晚。
这一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与京师的信息距离（而不一定是地理距离）越近，变得越快，反之亦然。一八九八年夏，刘氏注意到府学的考试题已改考策论，题目的内容也与时政密切相关。而同日县学出的考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在不欣赏趋新变化的刘氏看来，这表明“风气尚未全变”。但他没有想到，县一级按旧法训练出来的学生，到了府一级就很难考过据新法所出的试题。在刘大鹏赴京考试之前，其日记中全无洋务、新学、西学这样的词语，只是在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后始出现关注这类事务的言论。可以想见，那些举人以下未曾出省应试的读书人，大概就只有等到考试内容正式改变的通告发出后才能认识及此，他们也就更加无法与口岸地区的时代发展同步。
一旦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刘氏那种一次性的购书补习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在追赶新学方面“落后”于时势的状况。一九〇二年，清政府正式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又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故书商、书局抬其价，并不贱售。”可见不仅山西的新学落后于北京，即使同为内地且邻近如山西、河南，新学的传播也很不一样。场中所考既然多为新学，两地读书人已不可同日而语。内地读书人与口岸读书人更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用刘氏自己的话说，即“中国渐成洋世界”；这里的“中国”和渐成的“洋世界”正是当时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种“世界”的表征（非刘氏原意）。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的方式竞争。读书考试做官的路径还没有变，但考试要求的内容已改变；这已足以将相当一部分士人拒之于新的上升途径之外，僻处乡野的刘大鹏及其同类士人实已不能“预流”。其结果，在趋新大潮的冲击下，科举考试已可能凭机遇（生长在口岸就比内地占先手）而不是作文的本事（八股文的优劣是一事，大家考同样的东西至少体现了竞争的公平），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重要的是，像刘氏这样的读书人，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抵触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们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也有追赶的实际行动（刘氏自己就一直在补习新学）。山西省城各书院在义和团之后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教馆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可见只要读书仕进这条路不断，像刘氏那样的士人对新学是既不满又要追赶。但由于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中的多数终于不得不名副其实地落伍了。
对于维持孔孟“正学”的士人打击更大的是，不仅仕进之途已尊西学，即使教书谋生，也是“凡能外洋各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与刘大鹏同年中举的郝济卿，即因其东家嫌其“守旧学”而“欲令子弟学西法”，郝氏不愿教新学（或亦不十分能教），只好“力辞其馆就别业”。一八九六年春，刘大鹏所在地区已闻“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反应快的，当下就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但更多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很明显，如果说身处口岸的某些“先进”士人考虑的是废科举将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内地一般读书人最直接的反应正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方向转换问题，而他们首先考虑的也就是怎样因应这一可能出现的变化。一九〇五年十月，刘氏获悉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有大志的他所虑尚在仕途的中断，对其他前途本不甚光明的读书人，却是威胁更直接的“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果然，一两月之间，已是“失馆者纷如”。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至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科举制本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项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建制，其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耕读之路走不通后，士人怎么办？年轻的或可进新学堂甚而出洋游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宜再进学堂而又无力出洋游学者又怎样因应这一社会变动呢？刘氏发现，许多读书人因科举废除而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禁慨叹道：“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已转向，新办的学堂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而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的人却并未稍减，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刘氏自己也逐渐不能见容于新时代，到一九〇四年初，他已不得不“另图生计”，开始经营小煤窑。刘氏总结说：“人之一生，皆有恒业以养身家。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故“不得已而就煤窑之生涯”。他一面以《中庸》上的“居易以俟命”自我解嘲说是“处于乱世，所学不行，聊藉一业，以藏其身”，一面坚持称自己是“老农”、“乡人”，并不以“商人”（实业家这个词不在刘的语汇之中）为其身份认同。然而，这仍不能改变他之所为正是他以前一直鄙薄的因生活境遇不好而“弃儒就商”这一事实。清季民初世事变化的沧海桑田，终于使最后一代四民之首的士（而且是那些主观上希望维持其原有的身份认同者）自己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也就随之而解体，不复存在了。
刘大鹏是看到这一问题的关键的：“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确，衣食足而后知礼节是中国的古训，先有面包后才有艺术是近代西人的新知。如果士无以为生，自然也就谈不上作表率。一个没有共同接受的榜样的社会，加上其余三民也多困苦（必须指出，也有不少适应社会变动而上升者），民生和民心皆不稳定，此时天下或者大乱，或者以严刑治；前者为清政府及鼓吹废科举者所不欲见，后者为尚未正式放弃儒家学说的清政府及推广改革者所不能为。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的确是主张废科举者始虑所不及的。
其实，科考内容的改革无形中已使那些仍能一心读书的士人所学内容从孔孟之道逐渐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西潮的冲击是广泛的，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在意识层面思想资源转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科举制的废除。在这一方面，身处内地的儒生型乡绅刘大鹏记录下来的与耕读生涯相关的心态变化，也给我们许多上层精英人物纪录中所难见到的启示。
比如，在刘氏眼里，洋务并不等于自强。这或者是海峡两岸各以“洋务”和“自强”称谓同一“运动”者值得研讨的吧！对他那样的士人来说，搞洋务者所致力的“争胜”和“富强”，“凡举一政，必费巨款，而其款即从民间科派，”不但不安民，实是扰民，“虽云自强，其实自弱也。”传统儒家思想最反对与民争利，而新政之下的“修铁路、开矿务、加征加税”，无一不是与民争利，其结果是“民心离散”。而民心才是真正自强的基础：“国家当积弱之秋，外侮交加，而欲奋然振兴以洗从前之耻，其策在省刑罚、薄税敛，施仁政于民，俾民修其孝弟忠信而已矣。不此之求，惟事富强，失策孰甚焉！”正因为这样，在刘氏眼中，“自变法以来，各行省民变之案接踵而起”，出现了“人心莫不思乱”的现象。“一有揭竿而起者，民必响应无穷矣！”
山西乡间的新旧之分也与口岸不同。刘氏在一九〇五年夏才首次提到“近年来为学之人竟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一般而言，在口岸地区，新旧两派的划分至迟是在几年前的戊戌变法时已经明确，即所谓“自六烈士杀，而新旧泾渭于是分矣”。但在刘氏的世界中，这个划分显然要晚得多。近代中国各地区思想心态的不同步，于此又可见一斑。而刘氏所说的“维新之人”，并非我们一般史学论著中专指的戊戌变法前后的主张变法者。同样，像“新政”这样的字眼，在刘氏日记中也是一九〇三年才出现，专指一九〇一年及其后的“变法”。这就又一次提示我们，戊戌变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全国，恐怕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的题目，很可能其影响主要仅在所谓“洋世界”的范围之内。
可以看出，儒生型乡绅刘大鹏当时记录下来的种种观点，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提示着一个问题：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许多耳熟能详的论断，在刘氏所处的“世界”中，或者不同时，或者不同义；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到今天仍然是侧重某些层面，而忽略了另一些层面呢？假如是的，刘大鹏日记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给我们的启示，就不止在科举废除引起的社会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