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是一个由独立、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外争独立、内争民主的伟大斗争的时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八十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激烈变动，社会思潮的新陈代谢十分迅速，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力量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都有过充分的表演。近代八十年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哪一个阶级充当了时代中心的角色，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时代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 [1] 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八十年历史的基本线索，而且对于正确评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繁荣近代史研究，我们试就若干问题谈些粗浅的意见。

一

关于时代中心的问题，列宁在1915年2月以后所写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写道：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时代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 [2]

列宁这篇文章，是针对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波特列索夫《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一文中混淆不同时代的不同要求，偷运机会主义私货而写的。上述这段话即是全文的论旨所在。这段话阐明，要认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其重大的事件，首先必须认清产生这些事件的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要认清时代特征，则应抓住哪一个阶级是时代的中心。细读列宁这篇文章，我们体会关于时代中心的命题，本质上是要人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正如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3]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按其性质，通常被列入资本主义范畴。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这类国家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反帝反封建斗争，都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时代特征和历史要求的一个基本点。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它有着与古代中国相区别的一系列特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它概括为六个方面。我们理解这六个方面，尤其以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和经济上发生了资本主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4]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近代史时，也正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主义对中国实行双重压迫，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外缺独立而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内缺民主而深受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5]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以争取人民民主，也就成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

自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就以大无畏的反帝爱国斗争回应着历史的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如何有效地反抗侵略，中国人民对此却几经摸索，付出了巨大代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出于宗教原因，把西方侵略者称为“洋兄弟”，主张“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只是在外国侵略者刀兵相加之下，才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击。 [6] 宗教思想中引不出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义和团自始至终以反帝爱国为己任，敢于藐视帝国主义，宣传“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为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 [7] ，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伟大气概。但是义和团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洋人和沾了洋字边的一切东西，甚至以“扶清”去“灭洋”，同样反映出他们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模糊。单纯的落后的排外不能战胜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了“文明排外”的主张。从陈天华对这个主张的详细解释中可以看到，其基本点是区别对待。即区别平时与战时，侵略者与一般外国人，持枪战斗者与俘虏、投降者，以避免重蹈盲目、单纯的排外行动。 [8]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相连，构成了近代中国反帝斗争的基本脉络，从“洋兄弟”到笼统排外到“文明排外”，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但却为尔后现代史上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入理性认识阶段，积累了必要的感性材料，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反对帝国主义，除了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作殊死斗争外，还有一个学习敌人长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任务。自从地主阶级改革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来，向西方学习一直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思想命题，它的基本点不在“师夷长技”上，而在“制夷”上。方法服从于目的。学习西方是为了反对侵略。因此，并非所有“师夷长技”的政治力量都可以列入爱国反侵略的行列。只有师夷为了制夷，才是当时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魏源提出的这一命题才闪烁出光辉而成为影响至巨的主张。

时代的变化，使得近代反封建斗争有着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要求。

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武器去批判封建主义？如果说农民的平均主义曾是古代反封建斗争中最革命的思想，那么，在世界范围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在中国已经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平均主义虽然仍然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却日益显得陈旧了，它不可能给中国指明出路。农民的民主主义不得不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之必然。诚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敌不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同盟，它也要败下阵来，让位给比它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近代八十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却是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解剖刀和投枪使用来反对封建主义的。

另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反对封建的清王朝？近代八十年中出现过一大批立志改革、不怕流血牺牲的志士仁人。他们对封建弊政的揭露批判，曾经在“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中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愿为变法而流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 的无惧无畏精神，深深地激励着后来者，他们提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主张，对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冲击作用。在国将不国、神州陆沉的情势下，揭露封建弊政和立志维新改革，都是爱国进步的行动。因为救亡图存的本义，原是立于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清王朝外而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投降卖国政策，内而专制独裁，实行阶级压迫和种族统治，早已自绝于人民。指望这样的政府改革自救，历史证明此路不通。于是维新不得不让位于革命。到20世纪初年，中国人终于喊出了“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的时代最强音。

以上两个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中国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近代各个阶级和各派政治势力都做过回答。地主阶级改革派向往着中国回到三代之治的“盛世”，认为“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 [10] ；地主阶级洋务派以练兵制器为自强之道，希望中国回到“康乾盛世”，让清王朝得以“中兴”；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希望建立以25家为单位，“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拟出过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方案；革命派旗手孙中山提出了“创建民国”的政治纲领，设计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各项步骤。所有这一切，只有“创建民国”的主张在八十年斗争史中得到了实现，武昌起义的炮火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虽然，在尔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人民照旧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国。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洗礼，中国人民要民主不要封建专制，要共和不要君主独裁，毕竟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与封建中国相比，除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外，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十分有限，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很大的能量，并且日益显示出进步作用与重大影响。自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机器工业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呱呱出世之后，中国社会再也不是封建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成了时代的要求。19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从大梦中苏醒。改革封建弊政以振兴工商实业，成了中华大地上日趋奔腾的潮流。集资办厂不再被斥为取利忘义的小人行为而被誉为从事实业救国的义举。甚至像张謇这样的一科状元，也毅然弃宦途而营工商。根植于小生产基础上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而投身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事业，成了当时的爱国行动。如果说，封建时代的中国，曾经以“重农抑商”和防止土地兼并、鼓励农政作为发展封建经济的杠杆，那么，近代中国则是以自然经济瓦解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作为衡量社会前进的尺度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显然发生了不同于古代的根本性逆转。

当然，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新式工业而产生的。它既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带上了半殖民地国家具有的“过渡性”和“中间形式”的特点。列宁曾经指出：

至于“半殖民地”国家，他们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对于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典型的“中间”形式。 [11]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政治上为了避免沦为殖民地而要做殊死的斗争，正是经济上对外国资本的干涉、控制、吞并进行抗争的反映。这样，民族资本对侵略资本既有着依赖、联系的一面，也存在着反干涉和干涉、反控制和控制、反吞并和吞并的一面。这种斗争成了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令人瞩目的内容，甚至把古代中国长期来视为最大社会问题的土地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挤到了次要地位。我们若把贺长龄、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与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著作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其中关于国计民生的议论有着重要不同。《皇朝经世文编》的不少文章，主要针对土地兼并、民生日艰、漕运、盐务、河工、币制等方面的弊政加以揭露、批评和提出兴革的建议，基本上是封建经济时代的产物，表示出旧时代经世学者的注意所在。资产阶级思想家除了少数人注意于土地问题和由此产生的民生问题外，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从土地兼并移到发展民族经济，把它作为救国的方法、富强的始基。梁启超就曾大声疾呼：“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之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 [12] 类似梁启超的这种议论，可以说比比皆是，不独维新派为然。忽视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一大缺陷，但若联系到经济领域中展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要求，那么这种忽视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历史趋向。

综上可知，自从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是这个时代的历史要求。哪一个阶级能回应这些历史要求，担当这一历史责任，哪一个阶级就有资格充当时代中心。

二

近代八十年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历史活动表明，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外，没有任何一个阶级和派别能够成为时代中心。

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虽然这个阶级中的某些派别，如地主阶级改革派，因主张社会改良、批判封建弊政而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深远影响，地主阶级洋务派因引进了若干西方生产技术而在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起过一定作用，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

与地主阶级相对立的农民阶级，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在近代史上曾经掀起过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规模巨大的斗争，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演出了悲壮激越的场面，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的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都未能回答近代中国的历史要求。且不说没有形成统一组织、没有提出斗争纲领的义和团，就是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根本问题的答案也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小生产者理想。历史表明，只有在比他们更先进的阶级领导下，农民蕴藏着的巨大革命能量才真正有效地放射出来。

比农民更先进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近代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政治上尚未成熟。它们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追随者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足印的。这样，担当时代中心的责任，只能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有上层和中下层的区别，在政治态度上相应地也有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两翼之别。从历史时序上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翼虽然都在甲午战争后差不多同时登上政治舞台，但代表上层利益的维新思潮较之代表中下层利益的民主革命思潮，更早地显示出它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更多的联系，维新派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手段改造中国。结果，一百零三天的“新政”在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下遭到了惨败。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作为维新派与顽固派生死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也在封建主义勾结帝国主义的剿杀下以失败告终。当维新派准备再次奋斗时，比它更先进的民主革命派已经站到了他们的前头。革命取代改良而成为时代潮流，开始了近代中国更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从资产阶级两翼沤浪相逐地领导时代潮流、进行变革中国现状的斗争历史看，在以下四个方面明确地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时代中心的才智和力量。

第一，资产阶级两翼在反帝反封建、改造中国的斗争中，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由此产生的民族危亡之痛，做了尖锐的揭露和呼吁，并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武器库中搬来了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学说和进化论，向封建思想发动了空前猛烈的批判，促成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还在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它的政治代表就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88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中国已经处于“强邻四逼”“羽翼尽翦，将及腹心”的“累卵之危”。 [13] 1894年孙中山认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14] ，从而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之声。《马关条约》订立后，康有为力主迁都抗日，认为“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15] ，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两个政治派别的旗手，都敏锐地看出了帝国主义必采取瓜分中国的政策，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开始了改造中国的艰苦斗争。自此以后，无论是维新派的《中外纪闻》《经世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还是东京留学生办的各种爱国革命刊物，或是革命派的《中国日报》《民报》《大江报》《民立报》等报刊，无一例外地把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号召救亡图存、不做亡国之民，作为头等重要的宣传内容。在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中，资产阶级起了重大作用。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逐步发展到直接的行动。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以及持续到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的收回利权运动，都是在他们领导之下波及全国的反帝爱国斗争。

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两翼的反帝斗争从总体上说还较多地处于直感阶段，那么他们的反封建斗争相比之下就较多地处于理性阶段了。这表现在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批判武器，对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了有效的攻击。

君权神授、封建等级观念和纲常伦理，是封建制度三根主要的理论支柱。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都以民权论攻击君权神授论，用平等学说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用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纲常伦理，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用民权来反对君权，是资产阶级两翼着力进行的理论攻势之一。他们援引古圣贤“民贵君轻”的论说，结合西方的天赋人权论，向君主权威展开了有力的批判。维新派理论家严复、梁启超等人，都把封建君主斥为窃国大盗，认为“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 [16] ；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 [17] ；君、臣、兵、刑，“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不是君权神授，而是民权天赋。这就抹去了“真命天子”头上的光轮。革命派更进一步宣扬必须打倒君权，大昌民权。他们说，“自格致学日明，而天予神授为皇帝邪说可灭，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 [18] ，认为国可以一日无君，但不可以一日无民，“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圩，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圩” [19] ，中国根本上不需要君主。专制意味着野蛮，民主共和却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用资产阶级平等学说攻击封建等级观念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束缚、主张个性解放的表现。他们援引《民约论》《法意》等西方民主主义著作，宣传“人类之初者，固众人平等者也，无尊卑上下之分” [20] ，自由、平等、博爱，皆出于人类的“天性”，是人人“自有天然之权利” [21] ；封建君主享有的种种特权，既违背平等精神，又不符合“人民公仆”的原旨，理应废除。

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们还用社会进化论来观察历史、解释现实。康有为还把传统的公羊学与进化论结合，比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是三个不同的历史进化阶段，以此渐进，不能“躐等”；严复则以“物竞天择、适者自存”来证明只有改革封建政体才能立于世界之林。邹容更大声疾呼“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主张用暴力革命来促进社会发展。《孔子改制考》《天演论》和《革命军》这三本书的著译出版，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对社会进化论认识的三个阶段。在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和封建纲常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和进化论的介绍及其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使许多知识分子因此懂得了天外有天的道理。“旧藩顿决，泉涌涛奔”，“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制”。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潮流，正是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宣传的民主主义思想，在理论的科学性和内容的进步性方面，不仅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先进得多，而且也比农民的宗教迷信和平均主义高明得多。

地主阶级改革派继承了明末清初进步学者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作为同儒学正统思想进行斗争的形式。他们在清王朝封建衰世的现实刺激下，以今文经学家阐述儒家经典“微言大义”的方法，议论时政，揭露封建制度的腐败黑暗面，主张“变法”“更易”；并对束缚知识分子的空谈身心的理学和繁琐考据的汉学提出批评，主张个性发展，主张学以致用。“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和政治思想，曾对清末学术界和思想界都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于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形成起了先驱作用。梁启超说他“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又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 [22] ，说出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但是，“经世致用”思想摆脱不了今文学派穿凿附会的主观唯心主义影响，所据者仍是传统的儒学经典，所致用的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点滴改革，这就使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和思想家仍然跳不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阶级利益的限制。他们中的一些激烈者虽然也提出过平均土地的方案，但不敢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张发展私富，却仍强调农本；大声疾呼改革，又害怕人民起来斗争，认为“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主张“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23] ，把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他们痛砭官僚制度的严重弊病，但仍要加强官僚的权力，认为“权力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 [24] 。要而言之，正如龚自珍自己所说：“未敢自诩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在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企图从传统旧文化中去寻求改革方案，用一种传统思想去反对另一种传统思想，是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近代八十年中，不少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在接触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之后，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康有为自述他在1882年从京师返粤，途经上海时，“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尽释故见” [25] 。梁启超回忆他从师康有为前后思想境界、治学方法的大变化 [26] ，同样从正面反映出今文学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已经无法适应和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复杂课题。

近代史上的洪秀全、洪仁玕，虽然都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由于具体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是找到了西方的宗教，经过改制，用以发动、组织农民。人世间的问题，向虚幻的神天寻求答案，只能说明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农民的平等思想，虽然在反抗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是农民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用平均主义所描绘的“地上天国”却无法把农民从现实苦难中解救出来。在新的时代里，农民的平均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比，显得黯淡无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决定了近代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主要内容。\r

第二，资产阶级两翼都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借鉴，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方案，力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

救亡图存是近代历史的主题。1888年，康有为在民族危亡刺激下，向清政府吁请“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第一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要求。此后，康有为接连上书，逐步形成了一套政治主张，概括地说：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练兵、选将，加强国防力量；二是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民共主政体，主张设议院，学俄、日，希望光绪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27] ，奋发有为；三是广开言路、选拔人才；四是设立农、工、商等局，扶持民族资本工商业。在近代史上，维新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问题。不久，革命派又把维新派改革内政的方案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创立三民主义学说，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直到这时，中国才找到了一个可供历史选择的向何处去的答案。

考察资产阶级两派对于政体与国体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力图面向世界，为改造中国而不断学习探索的。

最早提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开设议院的，是郑观应在1875年自序的《易言》三十六篇本。郑在其中称赞了泰西列国开设上、下院的好处，希望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釆众议” [28] 。这个主张不仅为同时代的早期维新派所共调，而且也是后来维新派进一步探索的张本。从郑观应到康有为，对于议会制度的认识总的说还很笼统，限于“通上下之情”，而对议会的职能还不能做出学理上的说明。第一个明确指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则是梁启超。1902年他写的《论立法权》一文中指出：“立法、行法、司法，诸权分立，在欧美日本，既成陈言，妇孺尽解矣。然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于此等政学原理，尚未有发明之者” [29] ，因此，他援引了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和边沁的国家主义，认为立法、行政“两者分权，实为制治最要之原也” [30] 。他进一步指出了立法权的归属，说：“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况以立法权畀国民，其实于君主之尊严，非有所损也。” [31]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议会具有制定和监督行政立法司法之权，“其重要之职权，在于立法” [32] 。这样，梁启超不但在学理上说明了三权分立的必要，而且引出了权力赋予民选议员的根据，为实现君宪派们主张的君民共主政体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按照君宪派们的设计，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实行上、下两院制。上院畀亲贵，下院由民选；中国的行政机构实行内阁制，成立责任政府；内阁接受国会的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实行地方自治，成立省、府、州、县、乡、村各级议会。维持皇位，但皇帝只是元首，权力在于国会；皇帝只是国民中的一分子。 [33] 很明显，君宪派们希望中国在摆脱君主专制政体后，走一条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道路。

革命派中最早提到国体政体问题的，是孙中山在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入会誓词。但“创建合众政府”一句的含义还很含糊，似不能据此断定就是美国式的联邦制。1897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共和政体”一词，并明确其所指是联邦共和制。他说：“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一法；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英雄各充其野心。充其野心之方法，唯作联邦共和之名之下，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驾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 [34] 但这种联邦共和制政体的内部结构究竟如何？孙中山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在革命派中第一次把民主共和国方案说得最具体的，当推邹容的《革命军》。书中第六章对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做了充分的设计：共和国应先设立中央政府，由各省议员公举大总统，并将参照美国宪法制定中华共和国的宪法，实行地方自治。 [35]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根据他自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规定了未来共和政体建设的三个依次衔接的阶段，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 [36] 那时，孙中山已经放弃了早年主张的联邦共和制，而主张按照五权宪法原则建立总统制式的共和政体。当然，革命派中也有人不同意总统制而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即是著名的一个，但建立民主共和国却是革命派一致拥护的主张。

无论是维新派、立宪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还是革命派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改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不仅与地主阶级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主张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而且比农民阶级在反对清王朝的同时，又不能不重新把自己束缚在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制度的桎梏内，也要先进整整一个历史阶段。毫无疑问，近代八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只有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中才得到了正确的表述。

第三，资产阶级两翼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都建立了类似政党或政党组织，从而把中国人民的斗争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近代史上农民发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但基本上仍处于自发状态。他们虽也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一定的组织形式，然而不是以宗教迷信为号召，便是以传统的“反清复明”为口号；不是组织松懈、山堂林立，便是以宗教信仰为分野亲疏的准则，既没有一个反映时代要求的斗争纲领，又缺乏联合各种反抗力量可行而必要的组织。只有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才使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一次找到了适应历史需要的组织形式。

维新派组织的强学会是近代第一批以学会形式寄寓政治目的的组织之一。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保国会，比强学会进了一步。它有会章，有宗旨；组织原则取民主集中制，内部设总理、值理、议员、董事，各以多数推举产生，一切大事均由议员讨论，多数通过后由副总理执行。 [37] 保国会已初具政党性质。它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自是风气益大开，士心亦加振励，不可抑遏也” [38] ，促进了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注意建立政治团体。从1894年檀香山创立革命小团体起，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革命派纷纷建立组织，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中国同盟会，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有十六字纲领，有完备的组织章程，有入会誓词，有统一的组织形式，有上下统属的组织系统，特别是它模仿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建立起内部的组织结构，凡是近代政党所具有的要素和条件，它都具备了。

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对于利用民间秘密结社作为农民斗争的组织形式，是一种扬弃；对于借鉴西方宗教的某些材料改制成一个新宗教以团聚、组织和发动农民，是历史的进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以本阶级的政党为核心，吸引各部分反清力量，领导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他们明确宣布自己是中等社会革命力量的代表，对下等社会“导高潮而起伏之者也” [39] ；宣称今日革命是“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间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 [40] ，对自己的历史责任是看得真切的。当时的革命动力确实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

第四，上述三方面，归根结底都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分不开。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与大机器生产方式相联系，比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附着于土地的农民，具有更大的经济、政治活力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带有较多的自觉性。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积极希望获取政治地位、发展资本主义。从早期改良派主张商战到康梁维新派提倡劝工惠商，到革命派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颁布一系列奖励工商实业的法令，前后一贯地反映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综上四个方面可知，近代中国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以前，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政治派别能够像民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反映时代要求的思想、理论和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进步的组织形式，率领其他爱国进步力量向帝国主义及清王朝进行斗争，力图把中国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作为时代中心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他们领导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政治的与军事的、经济的与思想文化的、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他们在斗争中的顺利与挫折、进攻与退却、成功与失败，犹如时代脉搏，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成了时代中心的历史事实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否则何以解释近代八十年历史称之为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何以理解“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41] ？

近代八十年历史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理应成为时代中心，它同样也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充当了时代中心。

三

当我们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八十年的时代中心时，有两个问题必须进一步做出分析。一个是如何看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世以前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另—个是如何估量农民和无产阶级在八十年中的地位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同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学术界正在深入讨论，按照传统说法，中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民族资产阶级才逐渐形成。那么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半个世纪里，如何理解时代中心的问题呢？

我们认为考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前的时代中心问题，如同分析整个80年的时代中心问题一样，始终不能稍离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这一个过渡性社会的特点。尤其是近代最初的二三十年间，在外来的欧风美雨吹打下，原先封闭的、完全的封建社会，突然被迅速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守旧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徒劳地挣扎着，企图拖住历史的车轮；而新的注定要肩负时代使命的资产阶级却仍在母腹之中。于是，在这个过渡性的历史时期里，一些过渡性的历史人物和政治派别也就应运而生。他们的脑后尽管仍然拖着旧时代的发辫，摆脱不了旧传统的束缚，但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却敏锐地触及了时代的脉搏，发出了响应时代要求的微弱呼声。

19世纪40年代的龚自珍，在他那著名的改革方案《农宗》篇中，尽管主张以宗法血缘关系作为划分社会等级和分配土地的原则，但他并不主张“限田”，而是强调“广田”，认为“后世之末富，以财货相什伯千万，世宗莫得而限之，三代乌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为国之主，由广田以起也”。 [42] 这种说法，如果联系到他在《论私》篇中所说的内容，那么人们不难发现，这个地主阶级改革家的思想深处却有着发展类似资本主义私富的要求。同时代的魏源也有相同的主张。他在强调发展“本富”的同时，指出了作为“末富”的商业，同是增殖社会财富的途径。他主张，“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 [43] ，把发展商业资本放在急务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应该由官方在广东创办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自制船械，并逐步加以推广；造船厂和火器局除制造战舰、枪炮外，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火轮舟、自来火、千斤秤等“凡有益于民间者，皆可于此造之”；“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44] 他们的这种经济主张，正是中国处在两个时代交界点上的一种“过渡性”的反映。

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自然经济瓦解的加速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必要条件日趋成熟，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觉察到了时代变化在经济生活中的征兆，发出了催生资本主义的呼喊。最早看出这个畸形儿必将出世的是洪仁玕和冯桂芬。前者在《资政新篇》中完全不顾《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分土地和建立以25家为一个自然经济单元的方案，提出了奖励国人自造火车、火轮、汽船，自开自冶矿产的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认为这些都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后者在《校邠庐抗议》中强调造船炮是国家转弱为强之道，指出“世变代嬗，质趁文，拙趋巧，其势然也” [45] 。这两个分属于不同营垒的思想家，几乎同时为资本主义出世昌言，可说是时代的变化在一对古老阶级中引起的共同反响。

其后，便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框子下引进西技，开了中国机器生产的风气之先。洋务派这一招并非出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与顽固派的争论，也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关于采用何种方法以自救的争斗。但隆隆的机器声和突突冒烟的大烟囱，毕竟与老牛拉犁的自然经济大相异趣。在历史必然的面前，顽固派的斥骂无异是旧时代的挽歌，而洋务派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后来的早期改良派，就是在对洋务派“徒袭皮毛”的批判中，把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推向了自觉的新阶段。郑观应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46] 据此，他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提出了与外国侵略资本进行“商战”的主张。马建忠认为真正的“富民”，“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 [47] ，发展民族经济。时代变化的伟力把地主阶级冲开了一道缺口，将那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士大夫们从洋务营垒离析了出来。

从19世纪80年代起，早期改良派开始从各个方面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了。他们在政治上介绍西方议会制度；经济上要求清王朝废除病商最甚的厘金，收回海关自主权，自行设厂制造，奖励培植民族经济；文化上主张开办新式学堂，师法西学，培育人才等。虽然他们的议论还借用着传统的道器关系，行动上还与洋务派有着关联，但却是代表了向着资产阶级转化的一批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们的利益。自19世纪70到9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农民急风暴雨式的反抗斗争已经过去，统治阶级高唱着“中兴”颂歌之际，早期改良派对洋务派的批判，可以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从早期改良派到维新派，到民主革命派，前后一贯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到最终形成过程中对近代历史发展所起的导引作用。可知，资产阶级作为时代中心的历史地位，并不是在它最终形成时才开始的。

有的论者认为，在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之前，特别是在近代开端时期的20年时间里，时代中心应该是农民阶级。

农民阶级能不能成为时代中心呢？我们认为不能。

不错，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性。进入近代社会后，仍然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忽视农民这支伟大的力量，中国任何阶级要领导革命到达胜利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19世纪40—60年代，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历程，但一方面由于封建主义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尚未消除，中外反动派还没有真正勾结起来；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大门刚刚被打开，外国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作用才刚刚开始，后者还能凭借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强固性，对外国商品侵蚀起顽强的抵制作用。因此，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封建旧素质还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这样，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推上近代历史舞台的农民阶级，仍然谱写了太平天国这样一场被誉为农民战争最高峰的悲壮篇章。

但是，农民毕竟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千百年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经营方式，造成了这个阶级群体的狭隘、保守、散漫和难以凝聚的性格。当他们被迫自发奋起抗争时，这种阶级性格总是驱使他们留恋“祖传”的古老斗争方式和目标。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提不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纲领，提不出适应时代方向的口号、路线、方针、政策。试看农民起义烽火连天的19世纪40—60年代，无论是湖北崇阳钟人杰的起义，湖南、广西雷再浩、李源发（一说李沅发）起义，还是广东红巾军起义，都是哥老会、三点、三合会等旧式会党领导的反抗举动。他们袭用的是旧式农民战争的老谱，打出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虽然不赞成“复明”，主张另开“新朝” [48] ，但他仍然跳不出封建国家的基本模式。所向往的“地上天国”也不切合历史发展的需要。旧式农民战争无法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近代、古代都是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农民战争时说过：“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49]

必须看到，由于小生产地位的不稳定性，经常处于不断分化之中，因此，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说，也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这在封建社会中早有表现，进入近代，尤其明显。随着自然经济在外国商品输入冲击下逐步瓦解，农民阶级的分化也在加速。一部分人逐渐发家致富，更多的人则受到破产的威胁，有的被强行与土地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情況使得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更有着多层次的特点，严格地说，近代农民正在向着日益丧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方向发展。

指出农民不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当然不是否认它们作为近代反帝反封建主力军的历史地位。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既不是完全丧失独立的殖民地，也不是完全由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因而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近代史上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终于演衍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农民在民族矛盾激化下，承担起反侵略重任的表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掀起的收回利权运动最终导致了四川保路风潮，成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则是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伟力的表现。可以这样说，在解决中国独立的首要问题上，资产阶级作为时代中心的角色，先是由被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形势推着走，然后才是由他们的代言人提出方策，率领群众更好地前进。因此，不重视农民的历史作用是不应该的，但也不能把农民的作用提高到近代八十年时代中心的地位，用他们的斗争来贯穿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正像义愤不能说明历史，偏爱也是历史研究需要防止的倾向。

不承认资产阶级是时代中心，常见的是用所谓“革命的坚决性与彻底性”作为尺度衡量农民和资产阶级，认为这两方面资产阶级都远不如农民。不错，中国资产阶级确有软弱、妥协的性格。但决定某个阶级在一定历史时代所处地位的，是它提出什么样的理论、思想、政纲来回答时代要求。历史表明，在改造中国的斗争中，同样有许许多多的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具有不怕牺牲、奋斗到底的斗争精神。谭嗣同、唐才常、陆皓东、史坚如、秋瑾、林觉民等一大批年轻的志士仁人，都为中国的进步而慷慨赴难，他们那种“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50] ，“以天下人为念”、替“天下人谋永福” [51] 的必胜信念与高尚情操，同样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灵魂。列宁说得好：“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52]

歌颂群众的自发斗争，把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远远比不上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另一种常见的说法。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近代中国，自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时候起，它不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一部分。尽管近代农民的抗租抗税斗争、抢米和反洋教斗争在全国范围内陆续蜂起，却始终是零星、分散、此起彼落、随生随灭的，基本上还是处于旧式农民斗争的范围。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其中的反洋教斗争认为“往往不免排外的性质”，“可谓自然的暴动”，应该“加以改良，使之进化” [53] ，就很中肯地道出了这类群众斗争的弱点。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表现了资产阶级作为当时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对群众自发斗争企图加以领导的历史责任感。群众自发斗争只能构成革命形势是否成熟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一个比农民更有觉悟、更为先进的阶级去领导，那么自发性往往只能与盲目性联在一起。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级。它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它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经常流露出软弱性和容易妥协的色彩；它从西方民主主义武器库中搬来的思想武器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和理论上的缺陷，表现出轻视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和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特点，这就使它很难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成的反动文化同盟；它那根源于地域经济所形成的派别、集团的利益，又使它很难真正形成一个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的战斗集体；加上对手的强大和富有反革命经验。这一切，都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脆弱性。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逐渐破了产。这样，资产阶级作为时代中心的地位，也就让位给无产阶级。中国历史进入了习惯上称为现代史的新阶段了。

与杨立强合作，原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注释

[1] 参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及同年第6期《“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

[2]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21卷，123～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见《列宁全集》第21卷，121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89页。

[6] ［瑞典］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译，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8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 《义和团揭帖》，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2分册，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8] 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112～1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10] 龚自珍：《明良论》四，见《龚自珍全集》，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1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2卷，801～8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 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载《新民丛报》，第18期，1906。

[13]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1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4]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5]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132页。

[16] 严复：《辟韩》，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78～81页。

[1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28页，上海，中华书局，1941。

[18] 邹容：《革命军》，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360页。

[19] 《说国民》，载《国民报》，第2期，1901。

[20] 申叔（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载《天义》，第4、5、7期，1907。

[21] 《权利篇》，载《直说》，第2期，1903。

[2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41。

[23]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见《龚自珍全集》，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4] 龚自珍：《明良论》四，见《龚自珍全集》，35页。

[25]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116页。

[26]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上，2～3页，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1904。

[27]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188～190页。

[28] 郑观应：《论议政》，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1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9] 梁启超：《论立法权》，载《新民丛报》，第2期，1902。

[30] 梁启超：《论立法权》。

[31] 梁启超：《论立法权》。

[32] 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4页。

[33]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6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4] 《孙中山全集》第1卷，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5] 邹容：《革命军》，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361～363页。

[36] 孙中山：《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96～298页。

[37]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74页。

[3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81页。

[39] 《民族主义之教育》，载《游学译编》，第10期，1903。

[40] 《民族主义之教育》。

[4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60页。

[42] 龚自珍：《农宗答问第一》，见《龚自珍全集》，54页。

[43] 魏源：《海国图志·军储篇一》，见《魏源集》下册，4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44]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571～5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5]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32页。

[46]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80页。

[47]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富民说》，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164页。

[48] ［瑞典］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简又文译，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835～878页。

[49]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19页。

[50] 《陆皓东供词》。

[51] 《林觉民绝命书》。

[52] 《列宁全集》第21卷，197页。

[53] 转引自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一文中所引革命派的言论，载《新民丛报》，第82期，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