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出席胡林翼主题读书会。胡林翼是益阳人，我也出生在益阳，回到家乡和大家一起纪念胡林翼这位乡贤，缅怀他的历史功绩，研讨他的思想，推动更多的人了解胡林翼、阅读胡林翼，我深感荣幸。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就“近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胡林翼”这个课题，谈几点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点，最早把钓鱼岛明确划入中国地图的是胡林翼。中国在日本以前已明确地将钓鱼诸岛划入了自己的版图，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立下这一功勋的人，是曾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清同治二年（1863年），由胡林翼、严树森等编绘的《大清一统舆图》（又名《皇朝一统舆图》）正式面世，地图用中文标出了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地名；凡属于日本或琉球的岛屿，皆注有日本地名。作者在跋文中还特意注明：“名从主人。如属于四裔，要杂用其国家语。”这是中国政府最早将钓鱼岛划入中国版图的铁证。1895年1月14日，日本才将钓鱼岛作为“无主地”划入日本地图。这一做法，比胡林翼将钓鱼岛划入中国地图晚了32年，而且没有法理依据。因为钓鱼诸岛在此前已经被中国收入了自己的版图，根本不是无主之地。今日日本文献中，将钓鱼诸岛称为“尖阁列岛”或“尖头诸屿”、“尖阁群岛”、“尖阁诸礁”。日文中最早出现“尖阁”地名的时间，是在1866年完成的《环瀛水路志》一书中，晚于《大清一统舆图》成书，且仅仅作为水道标识，并未标明其所属。日本外务省也只能认定钓鱼诸岛划入其版图是在1895年。事实上，日本把钓鱼岛称之为“尖阁列岛”、“尖阁群岛”，这一词并非出自日本，而是从英语翻译而来。

第二点，胡林翼是洋务外交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是一个整体，是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中国近代外交时代可称为洋务外交时代。近代中国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中国要融入世界。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是中国历史上包括外交转型在内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转型。鸦片战争导致了洋务外交的产生。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洋务外交的开展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洋务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洋务外交和夷务外交（即古代传统外交）一字之差，却标志着中国古代传统外交即夷务外交开始走向终结。洋务外交时代与夷务外交时代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中国不给外国以平等待遇，现在是列强不给中国以平等待遇，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次。胡林翼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火轮船逆流而上，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去救人。胡林翼见此情况，说了一句话：“天要变了”。这是他洋务思想的启蒙。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只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异己的力量，这条船不靠风帆，不靠桨橹，它是个怪物，吐着黑烟，嘟嘟嘟嘟，就开上来了，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说天要变了，短短四个字，内涵极为丰富：一是他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二是中国主导世界的时代要过去了。自汉朝战胜匈奴以来，中国主导东亚国际体系约2000年，胡林翼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将威胁到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三是外来威胁的来源变了。几千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北方，来自于塞外金戈铁马的草原帝国，然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使胡林翼意识到，中国最大的威胁已是来自于海上的已进入蒸汽机时代的工业帝国；四是几千年来中外主要矛盾主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现在会变为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危险，按李鸿章说法，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中国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胡林翼的认识是清醒的。为守住太平军团团围住的武昌，胡林翼派官秀峰去会见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这是他洋务思想的表现。他不是居高临下地看待世界，看待列强，而是能够放低身段，一方面，借助列强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虚心向西方“蛮夷”学习“奇技淫巧”。他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敏感。这同抱残守缺，自高自大，老子天下第一的满朝文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鸦片战争以后，朝贡体系在列强冲击下风雨飘摇，一步步走向崩溃。摆在中国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像日本一样融入条约体系，否则，就可能像印度一样，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成为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最终没有沦为殖民地，同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斗争分不开，也同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等湖湘人物的努力分不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北京《纵横》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得对：“中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国家，它没有像印度那样彻底沦为殖民地，这是中国外交艺术（即便是19世纪初期）的一大胜利。”

第三点，胡林翼的外交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交往仍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试举三例：一是对外交往要坚持“守拙”。大家知道，小平同志特别提出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强调要“善于守拙”。胡林翼的外交思想与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有相通之处。胡林翼的一句名言集中体现了他对外交往要坚持“守拙”的思想，他说：“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意思就是，无论对手出招多么狡诈，坚持守拙就能制敌；无论形势多么动荡，坚持淡定就能应对。一个“拙”字，一个“静”字，体现了胡林翼对外交往中的大智慧，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办好外交既要善于示强，也要善于示弱，外交的艺术之一就是能把握好示强与示弱之间的平衡。该示强的时候要敢于示强，该示弱的时候要善于示弱。外交实践中，善于示弱比示强更难，因为善于示弱更需要智慧。一味示强，那就是逞强，那就意味着一天到晚把刀握在手上，这样做无疑离开了外交的真谛，体现的不过是“战狼”、“愤青”之类的匹夫之勇；当然一味示弱，那就不是外交，而是自甘守弱，涉嫌主动“认怂”了。二是能忍是对外交往的一个基本功。胡林翼说：“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时之不忍而终身惨矣。”能忍与能斗都是办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能忍与能斗对外交来说，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人为能斗叫好的多，为能忍叫好的少，一些人不知外交优雅为何物，甚至有人视外交忍耐为“软弱”、“缺钙”。我们从胡林翼的话中能体会到，没有外交忍耐，就没有外交优雅，外交的本质决定了外交优雅比外交强硬更难得，因为外交优雅更彰显国家形象、国家智慧，外交失去优雅，从一定程度上讲无异于外交的缺位，甚至意味着失败。能忍，就是斗智斗勇不斗气。外交境界有三：高者斗智，中者斗勇，低者斗气。能忍是外交优雅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外交优雅，多多益善；外交强硬，则必须适可而止。强硬不会增加对抗的实力，国家之间的对抗最终靠实力，而不是靠狠话，靠打口水仗。能忍，谈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找到表现强硬的外交官不难，找到既能守住底线，又能展示优雅的外交官，则不那么容易。顺便说及，胡林翼主张能忍，不等于他主张不斗，恰恰相反，该亮剑时胡林翼敢于亮剑，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只有胡林翼的湘军与英法联军拼得你死我活，令英法联军对胡林翼肃然起敬，而其他清军则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三是对外交往必须讲诚信。胡林翼说：“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他和曾国藩一样，都主张诚信外交。按曾国藩自己的说法，办外交要讲“诚”，就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不少人认为，在列强侵略面前，胡林翼主张诚信外交难免显得迂腐可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发现，他的诚信外交的思想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原因很简单，不能因为外国人对我欺诈，我也可以胡来。中外交往应该竞争的是，谁更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谁更讲诚信，谁更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比谁更烂、更会骗、更下流。胡林翼的外交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传统的道德教条之上的。当前，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和俄乌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关系跌入谷底。2021年4月8日，中央会议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指标，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中央所说的“外部环境变化”，主要就是指中美关系的变化。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秩序如何演变，难以准确预料，我国面临的新的挑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重温胡林翼的外交思想，无疑有助于我们保持战略清醒，坚持战略淡定，守住战略底线，防止战略透支，杜绝战略冲动。图片：饶力明黄志强

袁南生，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高级经济师，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原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