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法国爆发革命。革命分两个阶段，二月革命成功了，推翻了奥尔良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六月起义失败了，工人阶级遭到镇压，革命进入低潮。这直接导致了法国政治的逆转，这年底，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独揽大权。三年后，他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而他自己则成了拿破仑三世。

在共产党人看来，那一年，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理论家，他们还都是不太成熟的青年学者。而皮埃尔·勒鲁就不同了，他当时是国民议会议员。波拿巴复辟后，勒鲁被迫流亡英国。1848年革命之前，作为他主编的《新百科全书》的一个词条——《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以下该书引文只注页码），在法国和欧洲就有很大影响。

勒鲁极力歌颂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想与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他认为，“每个公民所具有的信条就是平等，自我表现和行动的动机就是自由，正确行动的道德准则就是人类博爱。”（页16）他认为这三个词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政治三角形。他用诗样的语言赞美道：“你这个神秘的三角形，主宰着我们的解放，使我们的法律得到保证；你使得三色国旗在阳光中闪射出战斗的光芒，甚至真理也要从你身上汲取力量，就象代表耶和华名字的神秘的三角形一样，你啊，你正是真理的反映。”（页18）诞生于大革命时期的三色旗，由蓝、白、红三色竖条所构成，它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标志，体现了法兰西政治的灵魂。蓝、白、红三色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勒鲁指出，“这三个词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彼此互相配合，没有重复”（页16），“当这三个词合在一起时，它们才是真理和生命的最妙的表达方式。”（页17）

勒鲁的《论平等》分析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理想国存在三大等级，分别是指行政长官、军队士兵、手工艺者或庄稼人（在《理想国》第五卷，这三大等级通常称为统治者或治理者、保卫者或辅助者、纳税者或供应者）。这三大等级翻译成我们的话，就是官员、军警与百姓。在柏拉图看来，三大等级是天生的，“创造你们的天主在创造你们中间的一部分适宜于统治别人的行政长官时掺进了金子，因而他们是最宝贵的人。他在创造军队士兵时掺进了银子，在创造劳动者和其它手工艺者时却放进了铁和青铜。”（页113-114）虽然他“但愿你们大家都属于同一宗族”，却作了一个重要补充，“通常情况下，你们的下一代孩子们将和你们十分类似。”（页114）这至少与中国文化中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打地洞”实现了逻辑的互通。与革命者重视红色基因不同，柏拉图认为，官员作为掺了金子的黄金种族，具有黄色基因；军警作为掺了银子的白银种族，具有白色基因；百姓作为掺了青铜或黑铁的铜铁种族，具有青黑基因。而且上一代的基因，到了他们的下一代，是会实现代际传承的。

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黄、白、黑的三色谱系，完全不同于勒鲁阐述的法国大革命的蓝、白、红的三色谱系。如同传承红色基因的要求一样，按照柏拉图的逻辑，官员自然要传承黄色（黄金）基因，军警自然要传承白色（白银）基因。柏拉图特别强调，官员（行政长官）要“注意每个孩子的心灵组合的金属成份，如果他们的孩子是铁和青铜的混合体，天主不会宽恕他们”，他特别引用了一条神谕，“当共和国被铁或青铜统治的时候，它将趋于崩溃。”（页114）在他的心目中，执政者与劳动者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他们的地位都是天定的（古代强调“君权神授”，现代强调“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一旦劳动者成为执政者，他们的统治秩序就会崩塌。可见，柏拉图是十分强调统治秩序的。作为古希腊的哲学家，他这套理论不知在何等程度上影响了东方社会，这与遇罗克因之罹难的《出身论》，与“十年浩劫”一度盛行的“血统论”，与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竟然是如此一脉相承。在仍然迷恋“出身”的红色基因里一定可以找到柏拉图的哲学遗传。

勒鲁对柏拉图的批评一针见血，“当他（柏拉图）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金子种族，另一些人是银子种族，第三部分人属于青铜种族’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吠陀身边，回到了东方世界，回到了等级社会。”（页114）勒鲁正是从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描述中，看出了他崇尚君主制度的真面目。这位以《论平等》名世的西方学者，深深知道十九世纪遍布全球的等级制是如何制造了人类的不平等。他就柏拉图的三个等级分析道，“这三个等级，三个阶级，在印度是以婆罗门、夏特利（一译“刹帝利”——笔者注）、首陀罗（最低级）的命名出现的，而在埃及则是以祭司、士兵和耕种者的名字出现的。……在希腊各城邦共和国或在罗马……在中世纪时期又以僧侣、贵族和市民（第三等级）的名称重新再现。”（页97）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并非什么人类社会的“桃花源”，其社会结构不过是在这个星球上曾经存在或仍然存在的等级制，而等级制的本质，即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不平等。

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古国，在构建社会等级、确立社会秩序方面，历史更加悠久。唐代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韩愈就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古文观止今译》，齐鲁书社，1983年，页582）韩愈是古文大家，只用了三个字——“君、臣、民”，就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错综复杂的等级结构，体现了足够的典雅与简约。韩愈的“君、臣、民”与柏拉图的治理者、保卫者、生产者大体是对应的。只不过他对这些社会等级的定位更为明确。韩愈指出：“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同上书，页582）前两者的职责，孔子早就确定了，即“君君”、“臣臣”，君就是“下旨”治国的，君要履行君的职责；臣就是“奉旨”治民的，臣要恪守臣的本分。民的职能显然是韩愈的诠释，百姓如果不缴粮纳税，以养活皇帝与官吏，是要杀头的。

柏拉图虚构了一个理想国，又为理想国虚构了三大等级，然后他又标榜这种等级体现了“人类正义”。对此，勒鲁不以为然，他尖锐地指出，这三大等级其实正好对应另外三个范畴：“牧羊人、猎狗和一群羊”，“行政长官好比机灵的牧羊人，军队士兵好比这些牧羊人豢养的灵活猎狗，而绝大部分人则是听命于这些牧羊人和猎狗的羊群。”（页103）正是从这里，勒鲁看破了柏拉图哲学的本质，这哪里是什么“理想国”，这分明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谈到这里，勒鲁这位淡然的叙述者也激动起来，他忿忿地反问柏拉图：“在一个充满着真正等级的社会里，在一个其延续原则是少数聪明人运用手段、诡计和手腕实行统治，另一部分人像牧羊人的看家狗那样驯服、屈从，第三部分人则是无知、下流、缺乏勇气、胆小怕事，在这个社会里，一个完整的人怎么能够生存下去呢？”（页104）即使如此，他还是压下火气平和地作出评价，“我要对柏拉图说，根据他自己的原则，他的结论说明他的前提是荒谬的，或者说他的前提使他得出荒谬的结论。”（同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柏拉图的“著作与其称为柏拉图的《理想国》，还不如称为柏拉图的《君主国》。因为在以少数站在群众之首的智者来代表全体人民之后，这篇名著将又会以单独一个人来代表这些少数智者，于是就产生君主制。”（页117）不过，在欧洲，在意大利，后来的确出现了一本《君主国》，作者是比勒鲁早了将近400年的马基雅维利。这本书倒没有柏拉图如此之多的伪装与掩饰，作者公然教唆君主为控制权力可以赤裸裸地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柏拉图以降两千多年，回顾一下世界史，那些聪明过人、不可一世、伟光正的元首与领袖，不就是这样产生的么？特别是一些东方强人，在野时呼唤民主、自由、平等，上台后强化专制、独裁、特权，历史循环，无不如此！

勒鲁斩钉截铁地反驳道，“不，政治的目的并非以三种本质不同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国家:一种是名叫手工艺者的粗野人，另一种是称之为民众保卫者的军队士兵，最后一种是命名为行政长官的有识之士。政治的目的是使一切人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亦即一个具有智慧、感情和知觉的人。”（页108）任何社会都需要决策者、管理者与劳动者。然而，这些不同的社会角色体现的不过是社会分工，是由于人类自身智力、体力等条件的差异客观存在的。根本不应将之区分为黄金基因、白银基因、青铜基因，更不能将这种基因凝固化、孤立化、神圣化，甚至视为世袭的“血统”公开强调与传承。这样一种社会理念，如同白头山血统一样，势必会造成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身份的封建世袭制。而这样的提法，不仅与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的灵魂背道而驰，也与内涵仿佛、外延模糊的核心价值观南辕北辙。

作为上层建筑或“专政机器”的国家、政权、宪法等等，从根本上讲，都是人类制造的，从事这些制造的初衷是为人类自身服务的，正如勒鲁所指出，“社会或共和国只是由人以他自己的模式创造的一个环境，以便能在其中生活和正常地发展。……可他所创造的东西并非是他的最终目的，也决不是他自己的既定目的。人既定的目的，则是他的自身，……”（页100）事实上，作为人类制造物的这些上层建筑，在许多国家发生了异化，它们被制造出来之后，不是服务于人类的幸福，而是异化为控制人们的枷锁。

《论平等》的作者不同于从不关注“第三等级”的“哲学王”——柏拉图，他站在青铜基因、第三等级或劳动者的角度，苦口婆心地劝谕柏拉图，“他们与天国，亦即理想之国的其他人相比也并不逊色。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因为他们身上蕴藏的活力能使他们跟其他人相类似，……不要把他们抛到某一个等级社会中去，对他们的称呼和其他人一样，不应该说他们出身于婆罗门的双脚，不应该说他们整个一生永远保留着这个出身的痕迹；也不应该说他们不过是青铜；也不要用这些青铜为你们的金子头像铸造粗大的台座。”（页115）正如最近流传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一样，柏拉图极力维护的“金子头像”都是“我们”的一伙，构成这个社会“粗大的台座”的普通民众，最终都会沦为“不惜”舍弃与牺牲的“代价”。

识者指出，作为1848年法国革命孪生子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在其出生地西欧没有开花结果，然而，它在东方（如东欧、东亚，甚至中美洲）的确结出了几枚奇异的果实。按照这一理论建立的政权，在某些结构上更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比如，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以少数站在群众之首的智者来代表全体人民”甚至广泛地嬗变为“以单独一个人来代表这些少数智者”（页117）的政治强人。在这个结构之中，护卫者等级在阶级专政的名义之下显然过于强大；而作为第三等级的劳动者或纳税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处境甚至不如韩昌黎预设的境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打，这类花朵大多已经凋零，残存者多数也已改变了最初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