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牟尼
法国大革命研究缘何充满争议
问：法国大革命研究充满争议，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甚至相互对立，其中的原因何在？
高毅：法国大革命史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个政治学的问题，政治文化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学文化学的问题，而且它和现实世界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密切相关。它是融入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其意义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搞清楚。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比如“法国大革命”这个中文名词，就很可以说道说道。只有西文的法国革命如the French Rev⁃olurion在中文中被译成“法国大革命”，而在说到其他国家历史上的革命的时候，比如在说到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都不大可能把它们称为大革命。
关于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大”，列宁有一个我们都熟悉的解释。列宁说，法国的这场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世纪，那是政治民主化首先在英、美、法这三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宣告“完成”，然后开始向全球扩展的世纪。同时，那也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纪。而且，民主化、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根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而如果没有这些，现代社会也无从谈起。所以，列宁这个解释是很睿智的，内涵很丰富，只是好像我们长期都没有真正读懂，以至于对于1789年法国革命至今还被我们习惯地汉译为“大革命”这个情况，仔细想想就不免有点费解，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很多还在说着“法国大革命”这个词的人，其实早已不是列宁主义者了。
但这些人还是改不了口。不过这种改不了口，并不是由于某种文化惯性，反而好像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同于列宁的政治立场。比如我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相对于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只能算是小革命，但是真正成功却正是这些小革命，因为它们温和、理性，给社会带来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制度。相反，法国革命这种“大革命”是非理性的、残暴的，给社会带来的只是长期的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和威权专制统治。
这个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很流行。它突出地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一直充斥着政治上的左右派之争。一般左派都对法国大革命持正面看法（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而右派则相反，对法国大革命持贬斥态度，同时对英美革命赞誉有加。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左派大革命史学就迅速占了上风，法国大革命被普遍认定为具有世界性的划时代意义，具体说来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世界政治民主化的新时代。这一情况，和这个时期法国的大革命史学家们（他们被称作“传统派”）的杰出工作有很大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正值西方“民主化”要求普遍高涨的时代：英、美、法这三个率先完成的工业化国家在这个时候都在汲汲于推行民主化，知识界的精英们，不管左派右派，都觉得民主化是时代方向，于是关于大革命史的正面看法慢慢就占了上风。我们知道，英美法这几个国家都是在19世纪后期奠定了自己的“民主制度”的：英国通过1867年的议会改革，美国通过1865年结束的南北战争，法国通过1870年代的共和制确立。左派的也就是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这种大革命观后来长盛不衰，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受到右派也就是所谓“修正派”的挑战。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近百年的时光里，法国革命作为一种“大革命”，一直独享着“世界民主潮流启动者”的殊荣。或者说，“现代民主政治”的创生，好像完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功劳，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虽然也在其中起过作用，但那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问：这种观点很多学者恐怕都难以接受。
高毅：确实如此。在1950年代中期，右派的抗议开始了。这个右派中，英美人居多，后来也有一些在学术思想上比较亲英的法国学者加入，比如孚雷，在其中还做过领军人物。1954年，伦敦大学历史教授阿尔弗雷德·科班以“法国革命的神话”为题开始讲课，由此启动了对大革命传统史学一波又一波的修正主义挑战。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界还兴起了一个“大西洋革命”的说法，它貌似与“修正派”史学没什么瓜葛，但其实也有暗中呼应的意思。
“大西洋革命说”是法国学者雅克·戈德肖和美国学者罗伯特·帕尔默在1955年共同发明的。是年8月，他们在国际史学大会上做了个报告，题为《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问题》，主旨是号召史学界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当做一场跨大西洋的国际革命浪潮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当时东西方正在紧张地打着冷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这时提“大西洋革命”不免有为北约造势之嫌，而且刻意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归为一类，划入西方意识形态阵营，也是法国拥有全球影响的大革命传统史学很难接受的。结果这个报告就遭到了乔治·勒费弗尔的猛烈抨击。勒费弗尔是当时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领军人物，马克思主义者，法共党员，也是葛德硕的老师。他把葛德硕和帕尔默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他们在充当冷战的西方斗士，而且一定是拿了北约或CIA的钱。但吵了一通最后不了了之。
后来，分别在1958年和1964年，帕尔默出了两本书，是一个研究项目的前两项成果，总标题为《民主革命的时代》，影响很大。作者在这两本书中对1760-1800年间发生在大西洋两岸各国各地区的革命运动（主要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做了个“历史的综合”，并认为就是这些革命运动开启了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显然，这还是要把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拉到一起等量齐观，都算作“民主革命”了。
60-70年代的我国史学没有理会这种说法。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研究、国际史潮流的兴起，我们的很多学者慢慢也就接受了它。殊不知这样一来就自动引起了一个后果：法国大革命在创生现代民主政治方面的历史作用被悄悄地淡化了、稀释了，因为美国革命在这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提升。
西方学界在勒费弗尔发出的那些指责之后，渐渐也没什么批判的声音了，但“大西洋革命说”好像也渐渐寂静了下来，帕尔默的书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原来的写作计划很大，但一直没完成）。其实帕尔默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跨国跨文化）也是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近年来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也做起了“大西洋革命史”，只是用意和帕尔默不同，主要兴趣是研究法国大革命与大西洋世界其他革命的互动关系。当然，法国的左派接受了“大西洋革命”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美国革命在现代民主政治创制实验中的作用，这在逻辑上也说得通，因为美国革命毕竟也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而且实际上也对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起过重要的激励作用。
目前，学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认识还存在欠缺
问：你曾经提过，法国学者（弗朗士孔泰大学历史系教授）埃德蒙·津博夫斯基2019年出版的《革命时代（1660-1789） 》 （Le siècle des révolutions,1660-1789），写革命时代居然把法国大革命边缘化了，那么，作者这样写的理由和原因在哪里？
高毅：津博夫斯基写的实际上是一部连接着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30年大西洋革命史。他从英国光荣革命的起因开始讲起，然后基本按照时间顺序，相当深入地析述了由此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在大西洋两岸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瑞典、波兰、英属北美殖民地、爱尔兰、荷兰、比利时、瑞士日内瓦等等，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动荡。作者的基本看法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发生的所有那些政治动荡，全都是以恢复被当权者侵夺的各种liberties也就是过去由各种个人和团体（行会、议会、法院、城镇、大商贸公司等等）拥有的形形色色的特权（自治权、自主权、特许权，从它们那里获益的其实从来都只是极少数人，被称为特权者）为目标的，如光荣革命是英国议会在收回自己被国王侵夺的自主权，美国革命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议会要收回自己被英王侵夺的自主权（主要是征税的权利）等等，因而都带有向后看的复辟性，而且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和洛克学说还促成了liberties这个复数词的单数化，造就了一个高度抽象并迅速风靡了整个欧美的liberty即“自由”概念（“奴役”的反义词，基本逻辑是国王政府剥夺了封建时代那些具体的liberties的行为是一种专制的行为，是在把那些liberties拥有者当成奴隶对待，因而实际上就是在破坏“自由”这种人类最珍视的生存状态，于是这个从liberties抽象而来的liberty就在欧美各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英国光荣革命后、法国大革命前大西洋地区发生的所有政治动荡，包括美国革命，都是这种政治哲学思潮激励的结果，因而都可以被归为“争取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自由’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这种“争自由”的思潮支配下酝酿的，但它在爆发的时候却突然跳出了这一窠臼，首次从抽象的意义上喊出了反特权争平等的口号，要推翻贵族欺压平民的“旧制度”，结果就演成了一场与其说是“争自由”不如说是“争平等”的革命，由此才开启了一个“民主革命”的新时代。
这就很有意思。津博夫斯基这本书显然是要在“大西洋革命说”中打入一个楔子，是要对帕尔默的“民主革命观”做一个“解构”了。他的解构看来也是很成功的，因为它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实际上，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对“平等”问题都没有认真关注过（美国革命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还好些，英国革命则可以说是毫无平等关怀）。把这种革命叫做“民主革命”，当然就很牵强。英美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也渐渐走向了“民主化”（英国通过议会改革，美国通过南北战争），但两国早期的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严重缺乏“民主性”。
问：你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革命。那么它对于世界历史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高毅：以往我们的看法一般仅限于：法国大革命开启了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民主化潮流。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现在看来还不是很到位。为什么？ 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具体说来就是没注意到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席卷全球的一场现代建国运动——即以政治统一、主权完整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这种建国运动非常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核心内容，因为所谓世界近现代史，无非是人类社会的一段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历史，而工业文明所必需的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两个进程，都必须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我是从美国学者林·亨特的相关论述中领悟到这一点的。在上世纪80年代，林·亨特在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观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政治文化”。她具体是这样说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成就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革命在法国对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的贡献微乎其微，但它证实了民主共和主义的动员潜能和革命变化的不可抗性。民族再生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和共和主义的礼仪，都没有马上被遗忘。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和警察国家，成了政治生活经常复现的特点。”这种说法不很严谨，但也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理论信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大革命的要义。
按亨特的意思，法国大革命本来应该分别为法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奠基的，但这两个“基”它一个都没有奠好。亨特的这个说法隐性地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欧洲国家都很关心“国家”的建设。亨特似乎认定，当时欧洲国家的主要任务，或者说18世纪对欧洲各国提出的时代要求，无非就是要做好这两件事：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实现政治稳定。这就把法国大革命和上面说的那个“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运动联系起来了。
我们知道，中世纪后期欧洲人日益关注“民族国家”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和平”的向往，因为当时直接阻碍欧洲社会进步的，是封建割据、政治分裂导致的旧君主国内部的内战频仍。可是没想到，在统一的民族国家刚要成型、国内和平趋于实现的时候，各国之间却打起来了，而且仗打得更大，破坏更严重。这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崇尚和平的“世界主义”思潮在启蒙时代欧洲的广泛流行，说明启蒙哲人们主要思考的可能就是这类问题。当时人们纷纷以“世界公民”自居，一些人甚至认定国际战争频发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错，认为只要不搞民族国家就不会有这些战争。所以他们把“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对立起来，号召大家选择做胸怀博大的世界主义者，不要做狭隘的爱国者。但大多数启蒙哲人似乎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民族国家”这东西并没错，错的是和天性好战的封建贵族穿一条裤子的国家领导——王权。既然如此，那么纠错的办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换一个领导，也就是让一种对战争深恶痛绝的人来领导国家，而这种人自然就应该是平民。平民占着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都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中上层是一些工商业主，做生意的，这些人自然最不喜欢打仗，若由他们来主持各国国务，国际战事就该消失了。“人民主权”的理念，由此开始萌生。启蒙运动的这个经典理念，我们都很熟悉，但以往我们都习惯于仅从“权利”的角度去理解它，认为承认“人民主权”或建立“民主”政治，最大的好处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让人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国家领导人，而从未想到“民主”这东西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用来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是为了给世人带来和平与幸福，是为了让世人能够享受做人的尊严，因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这一切才有希望。
法国大革命让人肃然起敬的重要原因
问：一些政治学学者的研究认为，当国家构建和政体构建同步进行时，国家构建优先。但是，构建有效国家和有效约束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高毅：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尤其是“有效约束国家”这个命题如果被理解为“有效防止国家滥权”的话。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按托克维尔的说法，路易十四的建国事业是由法国大革命最后完成的，这的确是事实。是大革命彻底实现了法国的政治统一，并借拿破仑之手高度完善了法国政府的管理体制。
同时，由于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人民主权”的原则也在大革命中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在这方面，重农学派的作用十分关键。魁奈在18世纪中叶创立重农学派，初衷也是为了救国——拯救被重商主义搞坏了的法国。这个学派虽然只存在了20来年，而且还因鼓吹“中国式专制”而一直为启蒙主流所排斥，但它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却似乎大得出奇：按托克维尔的说法，大革命崇尚平等的“革命民主气质”就完全来自重农学派。而鼓吹“专制”的重农学派之所以能在思想上实际支配大革命，也主要是因为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国家建设，因为阻力太大，必须坚决诉诸“全民动员”，而这就特别需要重农学派所倡扬的那种平等主义的“民主”，因为唯有这种民主才能保障民生，才能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可是，这种民主的维持绝非易事，因为它不仅需要克服极其强势的传统贵族的疯狂挑战，而且在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已经兴起的情况下，还特别需要注意遏制资本的自私和贪婪。显然，这都是极其艰巨的工作，是只有靠强大的行政权力、靠“大政府”才有可能完成的工作，所以，重农学派对“合法专制”的鼓吹，法国大革命中各种专制手段的实际运用，其实都是出于这种历史必然性。
由此看来，法国大革命实际做的工作，无非就是试图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试图一边切实完成法兰西民族国家实体的建设，一边在政治上实现这个国家的民主化。当然，这个“民主化”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国家当权者有任何侵害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滥权”行为。如果成功了，法国就可以向世界提供一个样板，一个学习的榜样。大革命时代的法国革命者普遍都怀有这样的豪情壮志，并不乏为之忘我奋斗的牺牲精神。这也是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总能让人肃然起敬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虽然在国家建设的某些方面成功了（比如全面实现了政治统一），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它却并没有成功，实际上直到今天也没有成功，尽管一般认为在1870年代确立共和制度的时候，法国就基本完成了政治民主化，但那也只是“基本完成”而已，实际上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旧制度”还在。有人要说了，咦，“旧制度”不是在大革命中被彻底摧毁了吗？ 是，但那时摧毁的，只是“旧制度”在当时法国的一种具体形式，即旧王公贵族、特权等级对第三等级平民大众的压迫。可是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压迫形式又出现了，那就是大资本寡头（先是金融贵族，后来是各种工商业大亨）对中下层社会大众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和大革命立志要推翻的“旧制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从本质上看，两者都是“极少数社会精英对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压迫。所以被大革命推翻的“旧制度”在大革命之后实际上又以新的形式慢慢复活了。这意味着什么？ 当然意味着“民主”还没有真正实现。那么这该怎么办？ 当然还得继续斗争，继续革命。否则，以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岂不白搞了？ 这怎么行。一旦法国人普遍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会重新揭竿而起（现代法国罢工频繁，有时看起来并不那么合乎时宜，但从其深层逻辑来看，毕竟仍是在诉说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期望，因而总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不同于英美革命而可以被称作“民主革命”的一个理由，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抽象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旧制度”的问题，并且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坚定意志，而英美革命就完全没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很多英美人甚至到今天都严重缺乏这种问题意识，尽管这种“极少数社会精英压迫绝大多数社会公众”的问题，在盎撒世界从来就没有缺席过。所以，盎撒世界没走完的民主化之路，应该会比法国要长一些，甚至可能要长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