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通常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二版，2009年12月第18次印刷；潘润涵、林承节著：《世界近代史》，北京大学2000年版；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包括贵族和王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国内通行的教科书就是这样说的。然而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著《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以下简称《降临》）却提出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观点：法国大革命是由贵族发动的，而资产阶级是被贵族和国王“推”上政治舞台的。贵族和国王为什么要自寻掘墓人？革命的发动者为什么最终被革命埋葬？这都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该书通过对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分析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种，也是四场革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城市市民）的革命和农民革命。这四种革命就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展开。不过，法国革命这场戏与一般的戏剧不同：它既没有导演，也没有剧本，剧情的发展完全靠“演员”自己登台即兴表演；革命的结果也出乎人们的预料，甚至连“革命”这个概念事先都不为革命者明确意识到。正像汉娜•阿伦特所说：“在加入到后来才证明是一场革命的事业之前，演员们丝毫也无法预知这场新戏剧的情节将如何发展。”（[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这也印证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的论断：“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的（make）的。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结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法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要由贵族来发动？贵族为什么能够发动革命？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发动领导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民揭竿而起，推翻了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等流行说法，《降临》比较了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人民并非原初的推动力量。没有合法表达手段的资产阶级，在迫使国王诉诸民主的过程中作用甚微，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则更小。特权团体才有迫使国王屈服的必要手段：僧侣有僧侣会议，贵族盘踞在各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里，正是这些机构迫使国王屈服。贵族发动了大革命，平民则完成了它。1788年，大革命的第一幕在于贵族阶级的胜利。他们利用政府危机，希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夺回曾被卡佩王朝剥夺了的政治权威。在搞垮了维护其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之后，贵族阶级为资产阶级革命，继后城市里的群众革命和最后的农民革命开辟了道路，并发现自己亦被埋葬在旧制度的废墟下。”
那么贵族又是怎样发动革命的呢？这就需要了解革命的起因。法国革命的起因主要是税收问题。大革命之前，国家已经濒临破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王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正如《降临》所说：“如果国王不召集三级会议——但这实际发生了——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革命的直接原因在于路易十六找不到任何其他途径解决政府危机。”
人们通常认为，当时统治法国的波旁王朝是欧洲大陆专制主义的典型，实际上，法国的王权仍属于“有限王权”。英国学者多伊尔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依靠的是臣民的顺从。与现在相比，18世纪更是如此。”（[英]威廉•多依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正因为王权有限，国王不能随意征税，需要通过合法手段、经过合法组织的同意才能征税。在英国，议会的力量较为强大，有效限制了国王的征税；而当国王起而反抗这种制约时，便与议会发生冲突，由此爆发英国革命，结束了绝对主义王权的统治。在法国，因绝对主义王权强于英国，决定国家税收的正式机构——中央三级会议长期没有召开，但是地方的三级会议依然有较大的力量，由大贵族组建的各高等法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是由高等法院揭开的。高等法院不仅是司法机构，还是贵族参政、议政的机构，有巴黎的和地方的两种。巴黎的高等法院曾多次驳回国王的财政预算，认为“王国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设立税收和征税，它必须事先得到最高法院的同意。最高法院是阻止政府为所欲为的制约。”（〔法〕米歇尔•卡尔莫纳：《黎塞留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7页）1788年，为对抗路易十六不合理的增税方案，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宣言《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明确提出制约王权，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这一运动已被称为法国史上的“贵族革命”（不是《降临》中所说的“贵族革命”），它恰是1789年（仅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先声。
问题是，贵族为什么要对王权发起进攻？众所周知，法国的贵族比英国贵族享有更多特权，从王权那里得到许多的好处。按理说，他们应该是绝对主义王权的忠实维护者。然而据《降临》所说，事实上，卡佩王朝（在波旁王朝之前）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与贵族斗争的历史。有时候王权胜出，有时候贵族重新夺得优势。贵族反对王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族下层因为陷于穷困而对旧制度不满，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对于上层贵族来说，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特权，希望在政府中取得更多权力，这样势必与王权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与资产阶级靠近，因而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较多现代的自由思想。实际上他们早就有贵族自由传统，这是他们接受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础。拉法叶特、孟德斯鸠、米拉波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贵族：拉法叶特曾亲身参加美国革命，是美、法两次革命的元勋，公认的“两个世界的英雄”；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等著作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对大革命的爆发起到重要的鼓动作用；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公共传播场所……
《降临》说，在1788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中，贵族阶级提出了人权和公民权，用以保护本阶级的成员，同时取得与国王分权。对于国王征税的要求，高等法院坚持要由三级会议来决定。在这方面，贵族实际上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多方面的社会压力下，王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降临》一书进而提出疑问：“谁将是三级会议召开的受益者？”让我们把将要出席三级会议的各方势力作一番审视：国王是想让三级会议通过他的征税方案，他能否如愿以偿，要取决于三个等级的态度。贵族极力主张召开三级会议，是要把纳税大户——资产阶级拉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共同对抗王权；其目的不仅是保住自己的免税特权，还要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控制所有三级会议——无论全国的还是地方的，正是贵族之意图所在。”由于以前的三级会议一直是以等级投票，两个特权等级——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联合起来就占有压倒优势，所以贵族以为他们召开三级会议就一定能够成为政治上的领导力量。令贵族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发动的大革命竟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埋葬贵族的就是资产阶级和平民大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产阶级并不唯贵族之命而是从，他们有着自己的目标。
资产阶级属于非特权阶层：“第三等级”，在当时即被认为是一个“新阶级”。虽然是新阶级，他们的地位最终要由西方既有的社会分配原则决定，那就是社会权力来源于财产，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由政治权力决定财产分配。过去，王权和贵族的权力来源于地产，现在则要从新的财富中产生新权力。
工商业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变得愈益强大，大多数公共雇员和自由职业者均来自这个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缺乏特权阶级所拥有的常设的政治机构，他们唯一能施展政治能力的舞台只能是三级会议。由于绝对主义王权长期不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直少有所作为。资产阶级不满僧侣、贵族的特权地位，希望取消法定的等级划分，以公民权和普遍的人权来取代等级特权，并按照对国家的贡献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第三等级的发言人西耶斯写的《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明确表达了这一意愿。书中说，第三等级是什么？他们是一切！可是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不是，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他们要求得到应有的地位。三级会议的召开恰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自己愿望的极好机会。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从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并最终成为革命的主要受益者。
《降临》说：“无论如何，在1788年盛夏季节，根本预料不到资产阶级会以整个第三等级的名义干预到王权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中。然而，听到将要召开三级会议的消息，一股巨大的激动之情传递到资产阶级当中。自1614年以来，这是国王首次授权资产阶级发言。”但是，当巴黎高等法院宣布，三级会议应按照1614年的方式构成和表决（按等级投票），抗议之声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威信扫地，而且成为众矢之的。资产阶级停止谈论专制主义，转而攻击贵族阶级。“国王、专制主义和宪政现在只是小问题，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按照人头投票，这样他们将获得多数席位，贵族就不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也可以由从属的地位上升到领导者的地位。
对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某些政府官员认为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此前资产阶级在政府危机的关头屡屡挽救了王家的国库。若在此时得罪这个大财神爷，就意味着财政危机根本无法解决。财政总监内克尔宣称，除非让第三等级得到满足，否则政府的破产势在难免。一些贵族亦看到这一点，主张应对资产阶级作适当的让步，一次显贵会议宣布赞成“第三等级加倍”。有些贵族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以公正的态度明确支持资产阶级。还有些贵族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但是大多数贵族自然而然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可以放弃免税特权，却不甘心放弃政治权力。
1789年5月4日，三级会议正式召开。由于贵族和第三等级都不肯让步，双方陷入僵持的状态。为打破僵局，第三等级毅然决定独立，于6月17日正式表决通过一项决议，成立“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宣称它有权决定税收等重要国务问题。惊慌失措的贵族转向他们原来预定的打击目标——王权寻求保护，请求国王陛下迫使第三等级回到自己原有的位置上去。在6月23日的王室会议上，路易十六命其代表宣布第三等级的行动无效，君主政府除了取消对君主制和第三等级都有利的贵族财政特权外，仍将不遗余力地保存传统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的优越地位。国王的专横态度激起第三等级的愤怒，代表们决心冒死抗争，国王和贵族则决定诉诸武力迫使第三等级顺从。国王开始在巴黎和凡尔赛的周边集结军队，国民议会危在旦夕。正在这危急时刻，“人民的力量介入了。在他们的打击下，旧制度无可挽回地崩溃了。”
正如前面所说，在大革命爆发前的“贵族革命”中，人民曾热情地支持巴黎高等法院反对王权，此时他们则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贵族。从三级会议召开之时起，整个法兰西都在热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巴黎的民众更为迫切地期待三级会议能够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三级会议中第三阶级的代表充分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不断督促自己的选民以呈递请愿书的方式支持国民议会，以瓦解贵族的行动。因此，有大量请愿书涌向政府，激起了民众反对王权和贵族的政治风潮。
人民的政治激情是有特殊的经济原因的，这与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追求平等和政治权力有所不同。此前，政府因严重经济危机征收高赋税已经让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堪，而大革命前夕，因粮食歉收造成物价飞涨及食品短缺又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贵族的免税特权一直招致人民的怨恨——因为这明显增加了第三等级的负担。而贵族们无视人民饥肠辘辘、生命不保的悲惨境遇，却仍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就更激起人民的愤恨。人民希望三级会议能够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这是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他们还朦胧地期望一种新世界的诞生。贵族对第三等级的反击彻底打破他们的梦想。当时流行一种关于“贵族阴谋”的说法，也可能仅仅是猜测，说贵族正在征募外国雇佣军前来破坏国民议会。此时面包仍在不断涨价，人民走上街头，公开反对政府和贵族。7月14日，巴黎市民在倒戈的王家军队的大力协助下，攻破了巴士底狱。
需要指出的是，王家军队之所以支持巴黎市民的暴动，得归功于此前资产阶级的策反行动。因为资产阶级深知军队的内情：贵族垄断高级军职，阻挡了下层军官的晋升之途；士兵们也深受物价高涨之苦；驻扎在巴黎的军队与巴黎市民密切接触，有些还与市民通婚，所以他们很愿意站在第三等级的一边。资产阶级便乘机利用各种方式向军队策反，包括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支付士兵薪金和购买武器弹药用以装备倒戈的军人。如果没有军队的协助，单凭市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攻下巴士底狱的。
巴黎的消息在外省也引起反政府和反贵族的浪潮。人民纷纷发起市政革命，将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此时，农民不期然地自动登上历史舞台，又将革命引向另一个方向。《降临》说，“7月14日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农民问题浮出水面，尽管他们占全国人口的至少四分之三，尽管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他们的坚持，大革命则难以取得成功。……他们的疾苦决不是国民议会最主要的关注所在，议会里没有农民的代表。后来，他们突然起而造反，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给予封建和领主体系的残余以致命一击。农民的反叛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1789年，法国绝大多数农民已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还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有土地。但是农民却要向教会、王国政府以及他的领主缴纳多种赋税，经济状况十分悲惨。封建主义的残余使领主仍享有支配农民的特权，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相比较之下，农民认为领主对他们的压榨更难以忍受。受巴黎民众运动的鼓舞，农民暴动大规模展开。“如果没有召集三级会议引起的激愤情绪，农民暴动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危机强有力地促成了农民暴动。”农民的力量迫使国民议会重视农民问题。8月14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两位自由派贵族代表率先提出废除贵族的封建特权和取消农民的封建义务。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国民会议通过“完全消除封建制度”的决议，紧接着便通过伟大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由于国王顽固地与国民议会对抗，促使巴黎人民再度起义，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
据《降临》一书的译者洪庆明介绍说，该书作者“乔治•勒费弗尔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之一。他对法国革命史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的专门性著作，将农民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置于大革命史的中心舞台；他的一般性著作，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解释体系，成为至今仍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大革命经典解释。”不过，在勒费弗尔之后，新成果也层出不穷，对法国大革命自然有新的解释，这方面的情况由译者序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英国学者多伊尔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也用较大的篇幅介绍西方学者对勒弗费尔的批评和修正。参考这些书，将能增进我们对《降临》一书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多伊尔也基本上是按贵族、资产阶级、巴黎民众和农民四方面的行为来阐述革命进程的。该书的结尾语说道：“那时没有人会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而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这种看法与勒弗费尔的观点也基本吻合。
本文原载于《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