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快士传》十六卷，现存写刻本，卷端题“五色石主人新编”，序言亦署“五色石主人题”。或以之与短篇白话小说集《五色石》、《八洞天》二书相提并论，甚至径指作者为清乾隆间曾撰《五色石传奇》、身后惨遭戮尸之祸的徐述夔。按《五色石》与《八洞天》目录首行与卷端均题“笔炼阁编述”，前者序言署“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后者序言署“五色石主人题于笔炼阁”，二书并非同一人所撰（见拙作《〈五色石〉、〈八洞天〉非一人所撰辨》，《复旦学报》1989年第2期）；今复以二书与此书出同一人之手， 更无充分证据。林辰先生以此书日本享保十三年《舶载书目》已加著录，而享保十三年即清雍正六年（1728），书当作于此前，因而断定作者并非乾隆三年中举的徐述夔（《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三卷179页），是有道理的。
是书第一卷有“话说前朝宣德年间”字样，故人多据“前朝”字样以判定其出清人手笔；然细味书中一再出现的“现在三杨宰相中，杨士奇先生由荐举而进，并非科目出身”、“朝中正说三杨，野外忽逢二柳”语气，所叙之事似十分贴近。杜纲《南史演义》卷一谓桓元“负其才地，谓宜立朝居要，而朝廷以其父温得罪先朝，疑而不用”，按桓温为晋穆帝（345-361）时人，桓元为晋孝武帝（373-396）时人，均出处于晋朝，所谓“得罪先朝”者，乃本王朝之前代皇帝也。则此书之“前朝”者，疑亦非的指前一王朝，不能作为此书成于清代的证据，完全有本朝人写本朝事的可能。
又，是书第十六卷写董起麟要试黄绣内才，道：“今年正月里立春，中间又闰了一个八月，到十二月终，又遇立春，一年有了两春，三秋增了一秋，正合着个现成对句，道‘岁遇二春双八月，一年两度春秋’”，也为此书成于何时提供了线索。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宣德八年（1433）正是闰八日，其正月初一为1433年1月21日， 腊月二十九日为1434年2月8日，恰好一年中有两个立春。写小说的人，似乎不可能为双八月之事去现查历书，很可能是随手拈来的眼前的事实，所以，“今年”云云，不应该是过于遥远的往事。据《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宣德八年之后闰八月的年分有：
1.明宣德八年（1433）
2.明成化十八年（1482）
3.明正统十五年（1520）
4.明万历五年（1577）
5.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
6.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7.明崇祯七年（1634）
8.清康熙十九年（1680）
9.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10.清咸丰元年（1851）
自宣德八年至咸丰元年的四百年中，闰八月的年分共十次，清代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间，无一次闰八月，故可排除此书作于雍、乾间的可能性。又此书第二卷叙常奇弹弓的弓弦，“弦”字一律没有缺末笔，故又可排除此书作于康熙间的可能性。
有助于判定此书成书年代的，是它所透露出来的时代气息或曰时代氛围，以及它所受到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前者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于“靖难之役”的态度。小说主人公常奇的母舅袁念先，因家藏方孝孺文字，被其契友列应星出首，永乐皇帝大怒，将念先全家抄杀，家赀给予首人，列家因此致富。常奇切齿痛恨，立志为母舅报仇，终将列家父子杀死，此举颇受小说赞赏。第十二卷“雪愤恨外国草文”，叙常奇投华光国为元帅，草就檄文一通，“檄中说建文君躬无失德，忽遭靖难之师，致国亡身窜，远近同悲，又说忠臣被祸，人心不平”，中有数联云：
以天潢之戚，托靖难之名，顿令天子蒙尘，遂致太宗失继。服袈裟而袍去衮，闻者吞声；读《楞严》而磬懒敲，言之流涕。乾坤有恨，悲深暗雨愁云；江汉无情，肠断新蒲细柳。虚无金殿，怅群鸟之晚朝；想像翠华，泣六宫之夜月。萧条长乐，寂寞昭阳。周公此来，成王安在？更痛一时忠烈，遂使十族摧残。妻女皆入教坊，文字悉加禁斥。古人于劬国效忠之士，犹赠恤以励众心；今日于本朝尽节之臣，反诛戕而无遗种。德昭之死于匡义，东宫鲜被戮之官；济王之毙于理宗，太湖无尽坑之卒，未若今兹之奇惨，实为远近所同悲。
檄文传送京师，宣德皇帝大怒，然众词臣、科道竟合词上疏，请降恩赐，略云：
臣等伏念文皇靖难之日，一时被戮之臣，如方孝孺、铁铉、景清、练子宁、黄子澄等，辱及妻孥，禁及文字，处之之法，未免过当。原其致罪之由，不过各为其主，君子不以人废言，即使其人不正，而言有可取，犹当采录，况彼为王捐躯，以忠义自矢者乎？先臣姚广孝尝谓方孝孺读书种子，伏乞怜其人，存其言，宽文字之禁，此天下所仰望于陛下者也。至于铁铉等，妻女有入教坊者，咸宜赦出；其子孙有藏匿他处，未经诛杀者，亦宜宥免，或量加录用。昔文皇曾云：“练子宁若在，吾当用之。”然则文皇在今日，子宁等本身犹可赦可用，何况其子孙乎？是又不独天下所仰望于陛下，亦文皇在天之灵，所深望于陛下者也。夫汉高不杀雍齿，光武不杀朱鲔，史书称其大度；英明如文皇，岂度量不及高、光？其初动于一时之忿，厥后已自追悔，但惜未即行肆赦耳。今蕞尔蛮邦，敢出妄言，毁蔑先帝，诚可痛恨。然为今之计，不若先布恩诏，追复建文年号，并优恤死难众臣之后，然后命将出师，殄彼小丑，则宇内快心，士气百倍矣。
天子览奏，随降恩旨，追复建文年号，并复被戮诸臣官爵，存其后人。又，第十六卷写董闻要为妹妹彩姑择婿，金畹将“建文时靖节忠官黄子澄之后”黄绣荐之，董闻道：“先生赏鉴的人，自然不差，况是忠官后裔，将来必然显达。”同样传达了时代的信息。
据《明史·惠帝纪》云：“正统五年（1510），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馀，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戌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加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此事颇可见出当时的时代气氛。靖难之役是明代的重大事件，当其初始，许多人是对此是噤若寒蝉的；但随着时光的消逝，对建文帝持同情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竟有人敢于假冒建文皇帝，朝堂之上，也有人敢于公然为之请封帝后及加谥庙号了。这种社会心理，在通俗小说创作中迅即得到反映，《续英烈传》的风行便是证明。《续英烈传》谓建文祝发为僧，二十馀年间，东流西徙，与《快士传》十分相似，而对于方孝孺、黄子澄等的同情态度，二书亦如出一辙。《续英烈传》旧本题“空谷老人编次”，首“秦淮墨客”序，作者向以为即纪振伦，一般认为是明后期人物。正统五年后的闰八月，为正统十五年（1520），《快士传》所写的有关内容，与其时的时代氛围极为相合，推测此书作于其后，是很有可能性的。
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快士传》明显受到《平妖传》的影响。第八卷写丁推官郑州祈雨，禁止屠宰，都有《平妖传》的影子。如丁推官虽然遵奉宪行，出了禁屠告示，“却分付衙役不许借端生事，有公差拿卖肉的人解到台下，那人禀说是官府未出告示之前宰下的猪，丁推官即行释放，远近士民，无不颂其仁德”，就是对《平妖传》的反拨。第十一卷写常奇自宫，扮作太监，有篇言语道是：“梁山泊上鲁智深，忽换了童枢密的脚色；《平妖传》中蛋和尚，顿做了雷允恭的同俦。”又，第一卷写宿积盗走董闻借银，亦有言语道：“神偷妙手，伎俩通仙。受‘一枝梅’要诀，得‘吾来也’真传。似蛋和尚的弹子，梁间下地；如孙行者的斛斗，顶上升天”，除了用《平妖传》的典故，还将神偷“一枝梅”、“吾来也”的故事引入其中。按《平妖传》为罗贯中所作，在当时已广为流行；“一枝梅”事见于《蓬窗类记》，作者黄 ，弘治三年（1490）进士；又见于《九龠集》，作者宋懋澄，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又见于冯梦龙《谈概》、《智囊》。《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九卷《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更详衍其事。《二刻拍案惊奇》首崇祯壬申（1632）睡乡居士序。综上所述，《快士传》之成书，很可能在明代正统十五年以后，基本上应该算是明人的作品。
二
《快士传》内封左侧有小字四行，云：
古今妙文所传，写恨者居多。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而开发之，则恨从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破涕为欢，回悲作喜，则《快士传》不可不读□□。
从士人的角度讲，最大的“恨事”，莫过于“郁郁不得志于初”，“遭时不偶，齑志以没”；最大的“快事”，莫过于“异日之云蒸龙变，得大伸其志”。《快士传》的作者以“快文”写“快事”，就是为了“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使之“有愿必成，有忿必泄”，“慷慨淋漓，不留遗憾”（《序言》），它所要传达的，是一代士人渴望发迹变泰的心态。
小说的主人公董闻，是一个“怀瑾握瑜，含诟忍辱”的人物。他因家境贫寒，科名不遂，颇受岳父柴昊泉父子的奚落与凌辱。为了改变这一境况，董闻曾决心“苦志下帷，何怕功名不到手”，但科名却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正如董济所说：
……只就一省乡试而论，科举秀才，不下数千人，却只中得百馀人，算来数十卷中取一卷。若果然取得允当，还不为难，那知此中又是一团命数。这些入帘的经房，大都是有司官，平日簿书鞅掌，文章一道，久矣抛荒，忽然点他去阅卷，克日揭晓，匆忙急遽，焚膏继晷，灯光之下，看那红字的卷子，又把青笔点将上去，弄得五色昏花，如何不要看错了？士子作文，有一日短长，试官阅文，亦有一日短长，偶然值其神思困倦，或心绪烦闷之时，把士子数载揣摹，三场辛苦，只供他一笔两抹，便已付之东流。名为三场，只看得头场七篇；这七篇又只看得第一篇；就第一篇，又只看得起处两三行；那两三行，若稍不合试官之意，涂了一笔，后面总有琳琅锦绣，好都无用。从来场中看文，如走马看花。苏东坡何等眼力，及为试官，竟失落了一个好友李方叔，致有‘过眼空迷日五色’之叹，何况不及东坡的，正不知屈了多少学人才士！光阴有限，人寿几何？三年不中，又歇了三年，等闲把少年头骗白了。若单靠科目，岂不误了一生之事？
小说只不过从“场中看文”导致屈抑人才的角度，批评了科举取士的弊病，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但它所宣扬的“科目亦何足论，但论人之贤与不贤耳”的思想，却是颇有见地的。它认为：“只要建功立业，替朝廷出力，名标青史，勋书太常，何问科目不科目，这还就人品而论；即论文章，亦不以科目为重轻。唐朝以诗取士，偏是两个极会做诗的，如李太白、杜子美，皆不由科目而进，其他可知矣。”就是一种通达之论。
但是，要“替朝廷出力”，总得要有个门径。为此，小说主张“不次用人”，即由荐举而进。作者心中也明白，荐举其实也不是一条坦途，“必藉贵人之力，又必有奇才异能，方可耸动人主”。小说虽然在董闻的“奇才异能”上做了不少文章，说他有文武兼全之类，但更多的笔墨，仍然放在“路路通达，广其声气”方面。“文人的班头”庄文靖在此经过，董济便劝说董闻拜在他门下，以求得“日后仕途上一个奥援”。果然，自经文靖为董闻诗集作序，又逢人说项，一时京中都晓得董闻名字。有言语曰：
或实至而名从，或先名而后实。冷人都坐家中，热人奔驰道侧；热则扬眉有时，
冷恐齑志以没。因受俗眼相轻，欲吐心中抑郁。一时逼做热人，却是闭户不得。
董济又将其荐至余总兵处，并转荐表弟南京徐国公的世子。由于得庄、余二人引荐，大得徐世子敬服。小说写道：
看官听说，这虽是董闻的才艺足以动人，却也亏了那两个荐头。假使余总兵荐他能文，庄翰林荐他能武，世子未必便信；今偏是极有文名的庄翰林，说他文才好，极有武略的余总兵，说他武艺高，世子安得不倾心敬仰？可见人固不可有名无实，亦不可有实无名。多少潜修静养有实学的人，只为没人荐引，遂至老于牖下。所以说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而后显。有诗为证：
武得元戎荐，文来学士书。
声名洋溢处，端的赖吹嘘。”
另一位主人公常奇的显达，靠的不是外界的奥援，而是一种曲折的自荐。他因杀了列应星，不得已落草为寇，然而却非其所愿。他对马二娘道：“若论我胸中抱负，纵不能学虬髯翁独帝一邦，称孤道寡，也须如班超万里封侯，威镇边疆，如何区区作赤眉铜马的勾当，却不辱没了我？就是你这般才色，纵不学飞燕、玉环侍奉至尊，也须做一品夫人，受五花官诰，如李靖、韩世忠之妻，才不枉了你这双识英雄的俊眼，如何区区做个山寨中的押寨夫人，却不又辱没了你？”有人劝他走等待朝廷招安之路，他说：“除非攻城掠地，割据州县，使官兵无可如何，那时朝廷方肯下招安之诏；但若如此做作，必至杀人害命，伤民病国，又岂仁人君子所忍为？”经过反复权衡，他选择了自宫、并装扮成太监投华光国为元帅，发兵征讨中国，又促使两国和好，遂得大用的道路。
遗憾的是，“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落实到故事情节中，多半成了一厢情愿、如同儿戏的杜撰；不过，在若干具体的细节上，确也写出了官场的黑暗与弊病。如第十三卷写董闻奉旨出征华光国，朝廷忽得路小五出首董闻受贿徇私之谎状，便派人往军中按问其事，小说发议道：
看官听说，自古大将在外，欲立大功，必须内有同心之臣，如平勃交欢，将相和调，然后做得事体。倘或人各一心，武臣才高，文臣忌之；外臣权重，内臣忌之；小臣骤升，大臣忌之；非科目而蒙超擢，科目中人忌之：纵使欲为国家效力，其如每事掣肘，如何做得？试看乐羊子之贤，犹不免谤书一筐；廉颇之勇，不免郭开之谮；乐毅连下七十馀城，只三城未下，犹有人说他按兵不动，致起燕王之疑；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李俨犹反复其词，如他回军；岳鹏举精忠报国，张俊犹嫌他出身行伍，骤然与己同列，便生嫉妒，何况其他？
十分形象地揭示了嫉妒给事业带来的危害，可谓切中时弊。
三
《快士传》所叙之“快事”，虽然并无多少创意，但它的“慷慨淋漓，不留遗憾”之“快文”，却是值得称道的，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这是因为，小说始终贯穿一股正气，一种精神力量和鲜明的道德追求。正如小说所说的那样，“当董闻在柴家寄食，及列家索债之时，何等艰难，何等狼狈，谁料他后来这般富贵？然前穷后通，古来尽有，不足为奇，但要如董闻这般为人作事，却是古今绝少。”董闻的品格，表现在知恩能报恩、知怨能化怨和疏财偏能用财、近色偏能远色两个方面，是一个“有血性，又有大度；极慷慨，又极清高”的真男子，“比那负心薄行，浅量褊衷，忘人大德，记人小怨，唯利是图，见色便好之辈，相去何啻天渊？宜乎当世称为快士，后人传为快谈。”
“人生世上，莫快于恩怨分明，又莫快于财色不染。”关于报恩报怨，小说提倡“报过于所施，与那不报为报”的长者大度精神。它说：“大凡报恩过于所施的，非是他没轻重，他只为看得己重于人，身重于物，加厚待人，正是加厚待我”；“至若不报小怨的人，他看得豢养我的，不是知己；妒忌我的，倒是我知己。姑息我的，不足激发我志气；倒不如窘辱我的，能使我动心忍性，足以成就英雄，不惟不以怨报德，正当以德报怨”。董闻对于己有恩的董济，对于己有怨的柴家父子关系的处理，都充分显示了这种大度血性的精神。
人的道德观，往往要经受财、色二关的考验。“人情不见可欲，此心不乱，立身财色之外，不为所染，还未足为奇；惟终日与有财有色的人周旋，他寸心不染，方是真正好汉，如关公初不却曹操馈遗，而临去时封金挂印，一无所取；又如赵大郎千里送京娘，并不为自己贪他美貌”，这才能算作真正的“财色不染”。而董闻这两个方面，都堪称君子。金楚胥为葬亲出卖传家之古砚，被无赖路小五所骗，董闻设计取回，又付十二两银子助葬。金楚胥要将古砚留下，董闻道：“从来文人卖砚，如武士卖剑，是出于万不得已，非乐所为。”终不肯受。丁推官生前一清如水，董闻出于义气，为之代赔三百两欠银，余总兵提醒他要收好借契，董闻却在丁推官灵前将借契焚化。马二娘乃色艺双绝之名妓，与常奇有终身之约，不幸身陷囹圄，董闻相救出狱，马二娘自言：“今蒙董爷救之桎梏之中，理应永侍巾栉，以报大恩，只恐负了常相公，故未敢相就。”董闻道：“在下相救之意，非慕卿之色，亦不但怜卿之才，实重卿之义也。……自古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蔑。’我若有私于卿，是负友谊矣。”后董闻率兵征讨华光国，月仙公主意欲与董闻联姻，便可归降。面对花容月貌的佳丽，董闻毫不动心，道：“我董闻已有妻室，岂容停妻再娶？忆昔荆妻未嫁之前，寒家贫困，无以为活，内父颇有解婚之意，荆妻矢志不从，以致失欢于内父。今日幸得富贵，何能负之？于情于理，诚有所不可。”又致常奇信中说：“吾兄与弟，友声谊笃，知贫贱之交不可忘，岂糟糠之妻独可弃乎？弟愿为宋弘，不愿为黄允。虽则如云，匪我思存也。”“守糟糠义让佳丽”，将月仙公主让给了徐国公。其妻淑姿闻知此事，对董闻说道：“贵易交，富易妻，人之常情，相公独能矢义如此，可敬可羡。”董闻道：“你当初既能守志，我今日何忍负心？”淑姿道：“相公归家之后，为何并不提起？”董闻道：“今公主已为国公夫人，我若说起这话，于国公面上，不好意思。”稍加点染，两位深明大义的笃爱夫妻的形象，跃然纸上。
丁推官则是小说所写的清正廉明的好官的典型，他的品德，已超出了“财色不染”的水准。他到任以后，凡寿礼节礼一概不受，衙中食指颇多，薄俸用度不来，只好称贷度日。当七月盛暑，不辞劳苦，每日到河边监督，踏勘旧河故道，晓夜不息。见民夫中有老弱的，勉强挑泥掘土，心生怜悯，便每十个精壮民夫，拨两个老弱的炊茶做饭，众甚便之。河工垂成，他却中了暑气，尽瘁而死。他生前既极清苦，死后又甚萧条，茕茕孤子，贫窘异常。有民谣道：
河便开得好，好官那里讨？可惜一个丁推官，却被开河开杀了！
读之令人酸鼻。
四
《快士传》开卷自云：
说平话的，要使听者快心，虽云平话，却是平常不得。若说才子佳人，已成套语；若说神仙鬼怪，亦为虚谈。其他说道学太腐，说富贵太俗，说勋戚、将帅、宫掖、宦官、江河、市井、巨寇、神偷、青楼、寺院，又不免太杂。今只说一个快人，干几件快事，其人未始非才子，未尝不道学，未尝不富贵，所遇未尝无佳人，无神仙、鬼怪、勋戚、将帅、宫掖、宦官、市井、巨寇、神偷、青楼、寺院，纷然并出于其间，却偏能大快人意，与别的平话不同。
从题材上讲，《快士传》是将才子佳人、神仙鬼怪以及其他各种内容杂揉融合，并且同作品的“快”的风格互为表里，正如书末无名子所评：
快士非独董闻一人，常奇之侠烈，一快士也；董济之慷慨，一快士也；丁士升之廉明，庄文靖之敏智，徐国公之礼贤，余建勋之重文，丁嗣孝之报德，虞龙池之好名，金畹之高尚，皆快士也。婿如黄绣，则为快婿；翁如起麟，则为快翁。□于巾帼，不异须眉，女中亦有快士焉：淑姿以矢义而遇义夫，月仙以怜才而配才偶，彩姑以妙年闺秀而得归□□，□不谓大快乎？他如青楼中有马幽仪，□□□缁衣中有沙有恒，亦一快；绿林中有寇尚义与习风，亦一快；穿窬中有宿积，亦一快：固当合而名之曰《快士传》。
《快士传》从总的方面来讲，是一部道德小说，但它又不是一味地进行道学的说教，而是将其与曲折离奇的情节结合起来，以吸引读者的兴趣。如第五卷“走健卒误拿差役，脱禁犯权借乞儿”，写董闻至河下迎候徐世子，忽然得知常奇被公差押在酒店里，便买通徐府军牢抢下常奇。军牢只知常奇是个长大胡子，误将一长胡子姓王的公差抢来，弄巧成拙，使得官府监禁更严。董闻便向余总兵手下借得令箭一枝，欲救常奇，恰逢一有长大胡子的乞丐，便命其假扮公差，一道入监，遂将常奇换出。不想乞丐正是绿林好汉寇尚义派去救常奇的习风，后亦得相救出监。故事曲折生动，小说又录有当时一篇“口号”，传以为笑：
胡子有三人，常奇居其一。只因一个胡子受 ，致使两个胡子不安逸。光下颏不惹是非，胡须汉每遭困厄。一个抢差的胡子，不过吃了巴掌两下；一个搠换的胡子，几乎丧了身躯七尺。一个差役不是犯人，军牢果然抢错了；一个乞儿正是奸细，罪罚原可偿得。一个真差，遇真军，抢真犯，千真万真各不差；一个假丐，逢假官，充假仆，一假再假都是贼。一个明明见船边的军健，并不晓得他姓王；一个暗暗骗马上的差官，初不说出我姓习。一个畏国公府里的家丁，不敢追求；一个疑守备营中的令箭，殊难猜测。一个店中被拿的胡子，把店外解手的胡子，登时送入牢中；一个寨前放归的胡子，亏寨里新来的胡子，俨然升在座侧。一个胡子，做了胡子的活冤家；一个胡子，做了胡子的好相识。至今酒店左右，光光的不见一个乌将军；倒是山寨中间，双双的坐着两个虬髯客。
充分体现了平话的特色。
第十五卷“慑宦竖智遣神偷”，叙宿积盗印的故事，亦颇有唐人传奇的特色。司理太监鄢宠差人向董闻索要一千两黄金，便保不召常奇进宫。董闻心中暗想：“鄢宠瞒着天子，勒索重贿，殊为可恶。若不依他，奈他是君侧之人，又正当得宠之时，须恶他不得；不得已，想出一个使宿积盗走鄢宠司理监的印儿的法儿。失盗之后，鄢宠故作镇静，道：“当初唐朝宰相裴度，失了相印，竟不惊惶，也不追寻，过了半日，那印仍在旧处获着。人问他这是何故？他道：‘我的相印，那人偷去何用？不过要私印什么文书耳。印毕自当见还。我若求之太急，彼将惧罪，欲灭其迹，势必投之水火，不可复得矣。今我听其自然，不去追索，那人便好把来还我。’于是众人都服裴公高见。我如今也学它不去追寻，过了今夜，包管明日那印儿便有了。”但到了第二日，那印仍然不见，鄢宠方慌了手脚。直到第三日，印却在屋梁上寻获，印上缚着一封信，上写：
山东总兵官武功将军常奇，再拜致书于司理监鄢公台下：适有客从京师来，持老公公宝印一颗来献，某不敢隐匿，随令齑还，伏乞检收。前闻老公公欲索某黄金千两，今此印已足当之，此后宜相忘于江湖矣。专此附达，统希台照。
鄢宠吓得魂飞天外，道：“怎么常奇手下有这样异人，到我卧榻之前，如入无人之境？山东至北京，也有好些路程，却只一日拿了印去，又只一日送了印来？想那人是有剑术的。……这偷印还印，明明送个信与我，我如今不要去惹他，倒该降心抑气的去结交他才是。”
《快士传》在心理描写上，也很有特点。第八卷写董闻发迹后，柴家父子礼貌愈恭，请其宴席的情形道：
董闻想起五年前之事，不觉心中有感，因叹道：“记得五年之前，岳父寿诞，亦是孟冬时候，那日天气骤寒，酸风逼人；今日一般也是初冬，却甚和暖。同此堂中，同此节气，而炎凉光景，前后不同如此。”柴家父子听说，晓得他语中带刺，低头无语。众人却顺口答应道：“便是今日天气和暖得好。”
……董闻吃得大醉，待要起身，昊泉再三款留，众人也劝道：“冬夜正长，不妨宽坐。”董闻笑道：“此堂原是难得坐的。我五年之前，求坐此堂而不可得，所以今日在此，不醉无归。今已大醉，可告辞矣。”说罢，起身作谢而出，醉步趔趄，不觉转向侧边角门内走。昊泉道：“贤婿请从大门出去。”董闻醉中又想起前事，笑道：“不消罢，就从角门出去，还强似走后门哩。”昊泉满面羞惭，无言可答。
……董闻回家过了一夜，次日醒来，追思昨日酒后之言，甚觉过当。自念：“度量大的，还该置之不论，如何言语之间，不存忠厚？毕竟是学问不到处。”着实自咎了一番。
董闻的得意与事后自咎，都是写得很为真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