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一生两次失去自由，第一次坐牢，第二次被袁世凯软禁，两次都轰轰烈烈，成为重大的新闻事件。多年之后，我们回顾历史，觉得失去自由的章太炎尚有言说的必要。
太炎先生第一次“触犯刑律”是发生于1903年的上海“苏报案”。时年太炎先生36岁，距离在上海张园登台演说，疾呼革命已过去几年了。据马叙伦先生记，彼时的章太炎演说，不从台后循阶拾级而上，而是由台前爬上去，打赤膊，着浅绿半截衫，裤带是由两条绑腿带子接在一起的，因为扎得不紧，裤子时时往下掉，时常要用一只手往上提裤子。他的演说十分简短，只有半句话，后边还是重复的：“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台。此时的章太炎仅有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籍籍无名。数年间，著书立说，拜师结友，与康梁等时代巨子声气相通，又有出入张之洞幕府之经历，待戊戌政变，康梁窜逃，章太炎也避地台湾，转渡日本，与孙中山畅言革命，义气相投，其记前一年日本之经历云：“逸仙导余入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自是始定交。”这分明是来投的好汉聚义梁山泊的气象。此时的章太炎已非往日提裤子登台的无名小子，乃是国学名士，革命先锋了。这一年，回国后的章太炎在苏报发表轰动国内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立宪，倡革命，洋洋万言，意气纵横，其中公然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此文一出，朝野为之震动。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宜有三千年未有之反叛乎？三千年来，皇帝至高无上，其威如神，其言如律，受命于天，统治万民，莫说公然辱骂，即便影射腹诽，也是杀头灭门之罪。皇帝之名讳，臣民不仅不能说，民间有和皇帝名字同字同音者，必须避讳改为他名。因为皇帝用了，就是他的专属，你就没资格用了，否则就是大不敬。如汉代有名的辩士蒯彻，因汉武帝名为刘彻，他只好更名蒯通。章太炎于报端对当朝天子直呼其名，骂为小丑，依大清律，乃杀头灭门之罪也！更何况其著文煽动革命，推翻朝廷，清政府立刻下旨江苏巡抚拘拿以明正典刑。同案通缉者，尚有著《革命军》的邹容，苏报老板陈梦坡等人。可朝廷已非往日之朝廷，大厦将倾，人心涣散，官员怠惰渎职，承旨办案的官吏有意拖延，故意走漏风声，以便案犯逃逸。所以，陈梦坡等一干嫌犯皆从容逃去，唯有章太炎坚执不去，行动如常，且对惊慌欲逃者报以轻蔑的冷笑，捕快无奈，只好拘了他去交差。本在外面的邹容，视太炎以兄长，他的《革命军》风行一时，是请章太炎作的序，闻太炎被逮，主动投案，誓与太炎共生死。至此，案情重大的苏报案两名嫌犯到案。
若是大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章、邹两名案犯就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辱骂今上，煽惑反叛，关进刑部大牢，大刑侍侯，让你筋断骨裂，生不如死；然后，绑缚法场，万人空巷，争看杀头，刽子手手起刀落，咔嚓一下，事就了了！可如今不行了，洋鬼子进来了，要了一块地盘，称为租界，在这块地盘上，关涉法律事务，要按洋鬼子规矩办，称为治外法权。苏报办在上海租界，章、邹二人又是在租界就逮，所以，章、邹二人的生死大清王朝反倒决定不了了。从前，杀两个草民，对于王朝来说，等于捻死两个蚂蚁，如今却得请求洋鬼子了！当年洋鬼子涉及租界的殖民地事务由一个叫工部局的机关统一处理，英国是老大，所以，工部局的事儿基本由英国人说了算。大清朝先是要求将两名案犯引渡给朝廷，按朝廷法律治罪。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根据治外法权，英国有保护租界内居民生命安全和本国庇护政治犯的法条，断然拒绝引渡的要求。大清朝恼火极了，明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威权，无远弗届，当年乾隆爷的时候，英吉利派个叫马戛尔尼的使臣带着礼物来朝贡，不行三跪九叩礼，乾隆爷都不待见他。如今还是这个英吉利，竟然跑到自己家里称王称霸，连杀两个草民，都得巴巴地抬脸跟他们说软话了！朝廷当然咽不下这口气，越恼火，越恨两名囚犯，恨不得立时剥了他们的皮，方解心头之恨！于是，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将二人引渡。大清朝提出愿以沪宁路权作交换，只求将章、邹二犯交于朝廷处置。可惜，洋鬼子太死心眼，贿赂和收买完全不起作用，他们不肯拿自己的价值观和法律做交易，硬是不肯交出章、邹二人！
大清朝又恼火又无奈，只好派一个名叫孙建臣的人为公诉人，连同上海县知县等地方官到租界法庭对章、邹二人提起诉讼。法庭为两位嫌疑人聘请了律师，律师于法庭上，公然讥讽孙建臣：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其裁判耶？孙不能答。这件案子真是大大地丢了朝廷的脸！朝廷心有不甘，又反复交涉各国公使，要求将章、邹引渡。英国公使仍以英国法律保护政治犯为辞，坚决驳回。英国这狗日的法律真使清王朝又恨又恼，当年，钦犯孙文在伦敦已被清廷驻英使馆派密探辑拿，将秘密运回国内处决，这孙文却将求救纸条包硬币抛出墙外，走漏消息，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以保护政治犯和在英国土地逮人违法为由，迫使清王朝放人。孙文不仅逍遥法外，又使其“革命家”之名响震海内，给朝廷留下心腹之患。
英国的法律何其可恶！
可是，有什么办法！
此刻，该死的律师又出来捣乱，说什么，案件迟迟不决，章、邹罪名既不成立，岂可延迟羁押？将无罪之人久羁囹圄，法律何在？人道何在？请将二人立即释放。
清王朝慌了：从前杀他千万臣民，诛灭九族，岂非皇帝一句话？何以公然骂皇帝的重犯竟然要无罪开释？案件不仅国人围观，且惊动了国际社会，如果章、邹二人无罪而出，岂不更加猖狂？朝廷颜面扫地，惹天下笑，大清国岂非国将不国乎？可是可恶的洋鬼子硬是不交罪犯于朝廷，还要按他们的规矩办，呜呼，恨杀我也！罢！罢！罢！……即便从轻发落，也不能无罪开释啊！先判了他的罪，关在牢里再说！于是，反复交涉，“卒允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至甲辰年（1904）四月，遂由会审公廨判决炳麟（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冯自由《革命逸史》）。我至今没有看见西方租界法院的判决书，大约于文章中骂人“小丑”，无论被骂者是皇帝还是乞丐，皆有损人名誉之嫌，依律应该判罪吧！
邹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狱中。章太炎于狱中攻读佛经，还向香港报纸投稿，文章发表，读者争阅，名气益振。他在狱中做点轻微的缝纫活儿和给犯人的囚衣写号码，日工作八小时。临出狱时，他还没待够，说：“现在就要出去了吗？在这里也可以读书呀！”章太炎不太讲个人卫生，尤其不愿洗澡，出狱时，在日本的同志和旧友来接他，见他养得又白又胖。监狱规定犯人必须按时沐浴，因此，他反倒容光焕发了。
出狱后的章太炎到了日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继续鼓吹革命，并以别人称他为神经病为荣，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表达了为推翻满清王朝，不恤人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自此，章太炎进入革命的核心圈子，主笔《民报》，成为革命元勋。
章太炎第二次失去自由，在民国二年（1912年）秋。此时，满清朝廷退位，革命成功，南北交争，也已平定，袁世凯已任民国大总统。但政局动荡，旧朝遗老蠢蠢欲动，各路强人争权于要津。三月，主张限制总统权力的宋教仁被杀于上海。袁世凯难孚众望，各政党纷争无已，有串联国会欲罢免总统者，有谋起兵以讨袁者。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诸人在日本时就胶在一起，每日里朝夕过从，乃贫贱首事的一伙。武昌起义时，同盟会诸君虽在海外，但声名昭著，虽然没冲锋陷阵，放枪打炮，但却有资格回来割韭菜。章太炎以一文人之身，不善且不屑在政界钻营，自然不能身居要津。别人都子女玉帛，如愿已足，唯他只有革命元勋的空头名号而已。不久，为笼络他，袁世凯因人设位，派他个东北筹边使。章太炎开头很高兴，煞有介事跑到长春设署开府，准备做东北的封疆大吏，以屏蔽北藩。很快他就发现，这只是个玩笑。他的僚属只有十人，每月经费三千圆，况无边可筹，无事可做，他这才明白，这只是袁世凯把惹不起，杀不得，又不待见的人弄到远方“吊”起来而已。于是，他借口结婚（妾王氏死后，与汤国梨结缡）跑回了上海。
章太炎蜜月里，日接袁世凯之政敌，无论旧雨新知，凡不安分不得志者均与声息相通。他以明初谋臣刘基（伯温）自许，要扶起一个君临天下的“主公”来。这个“主公”就是他认定的黎元洪。这年五月，他跑到武昌，游说黎取而代袁。黎本就犹疑胆怯，不堪大任，宋教仁死，黎疑惧，唯支吾而已。此时，袁世凯再次发出示好的信号，要给章太炎授勋，欲以勋位羁縻之。章跑到北京，与袁见面，两人有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袁公问曰：“克强（黄兴）意何如？”
余曰：“遁初（宋教仁）之死，忧惧者不止克强一人。”
袁公曰：“报纸传克强欲举兵，称为遁初复仇，何诬谬如是。”
余曰：“南方报纸亦传公将称帝，道听途说，南北一也。”
袁公曰：“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余曰：“以愚意度之，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耳。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诚有其能，岂独吾辈所乐从，孙黄亦安能立异也。故曰言公将称帝者，非毁公，乃重公也。”
袁公默然，两目视余面，色悻悻。时辰钟过三分，乃曰：“明日来受勋耳。”遂出。
（《章太炎自订年谱》）
如果章太炎所记属实，这番对话，可谓意味深长。章太炎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共和派，他反对满洲人做皇帝，并不反对汉族人做皇帝，只因满清朝廷倒后，国内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能安内攘外，收服众心，被各个山头所一致推戴，为了避免中国陷于割据和动乱，所以不得已采用共和政体。其自订年谱中云：“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如果犹不亟废帝制，则争攘不已，祸流生民，国土破碎，必为二三十处；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更迭处位，非谓共和为政治极轨也。”在《革命道德说》中云：“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又于《民国光复》一文中云：“当时之改革政治，亦只欲纲纪不乱，人民乐生耳，若夫以共和改帝制，却非始有之主义，乃事势之宜然也。”此后共和政治艰难多舛，亦与先驱者只有民族革命没有政治革命的理念相关。依章太炎的政治主张，若袁世凯真有安内攘外之能，做皇帝亦无不可。可是这话似真实假，此时宇内纷争，山头林立，袁正为此头痛，章实为警告他，汝非拿破仑，若贸然称帝，将有宗族倾覆之祸。况且章并非袁的人，正和袁的政敌打得火热，袁世凯心里有数，听出他语含讥讽，并有试探之意。所以，悻悻然视章约三分钟，默无一言，章太炎起身告辞。三分钟内，袁世凯内心的怨恨自是翻江倒海！
接受袁世凯授勋的章太炎在北京滞留七天，回了上海，袁世凯知道，这种表面文章是不能使这位大名士就范并为己所用的。不久，南方发生了孙黄倒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调兵遣将，以武力平定之。自是，袁世凯断定，枪杆子才是权力的保障，对于政敌，只能靠实力说话。虽然他名义上还是共和国的大总统，但对于那些不断拆台的对手们已不愿再委曲求全了。
这时候，章太炎又跑到北京来了。
章太炎此次入京，与民初的政党政治有关。辛亥革命后，章太炎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所谓“革命党”者，实指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为目标的同盟会而言。“靼虏”既已除，同盟会完成了历史使命，自无存在之必要。中国既为共和，再立的党派，应属议会中的政治党派，而非“革命党”了。章太炎初组统一党，后与民社党合组成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成对峙之势，后该党受袁世凯操纵，章太炎自处边缘，不再过问。进步党中的民社派，以湖北人居多，对袁多所不满，因用共和党原名，自树一帜，遥戴黎元洪为党魁，明显与袁分庭抗礼。因其党员不多，党势过弱，遂邀章太炎入京共谋发展大计。章太炎本就疏袁亲黎，即应召而至。
袁世凯知道章是“南方派”，政治异己，闻其参与了 “二次革命”的筹划，虽一文人，无一兵一卒，但自恃资格老，名气大，串通于朝野，策划于密室，放言无忌，肆行攻击。此次入京，为的是给黎元洪组班底，拉人马，来者不善。袁世凯决定将章太炎幽禁于京。
章氏入京，刚刚入住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袁世凯立命军警布列，出入严查，限制了章氏的人身自由。章大惊，致书袁世凯诘问，袁不应，章愤郁异常，无可奈何，终日默坐室中，百计不得脱。有人献策，不如直接面见袁世凯辞行，若袁不见，则抱被褥宿其门下。章依计而行，遂有轰动一时的“章疯子大闹总统府”事件，被南北小报多方渲染，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出闹剧。袁世凯遭此羞辱，命将章移止宪兵教练处，再移郊外龙泉寺。去龙泉寺的路上，京城戒严副司令陆建章骑马前导，章氏于其后坐马车过市，车仗森严，备极恭敬。虽谓幽禁，实同大员出行。
在龙泉寺期间，章颇有激烈疯狂之举动，如日书“袁贼”二字，日以杖击，咒骂不休；或堆在一起焚烧，大呼：“袁贼烧死矣！”掘坑埋于树下，颇类巫蛊之行，借以泄愤。如陆建章派秘书长秦某送银币五百元，太炎持币掷秦面，张目叱曰：“袁奴速去！”秦仓皇逃去。如袁克文亲送锦缎被褥来，被章用烟头烧出累累小洞，掷出窗外，并叱骂道：“归告汝父，勿发皇帝梦，吾生平不受人怜也！”袁克文狼狈而去等等。种种怪诞之行，多被小报大肆渲染。据章氏自记：袁克定曾派他的顾问德国人曼达前来致问，言如在京烦扰不便，可移处袁克定河南彰德府中去，章默不应，显然是拒绝了。袁子亲送被褥之说，显系子虚乌有。至于其他反常举动，虽或有之，不乏以讹传讹，夸大其词之处。
幽囚龙泉寺期间，一些人劝章氏将家属迁京同住，章亦同意。但此议遭到其妻汤国梨的拒绝，认为是袁氏加以迫害的阴谋。汤的拒绝不仅不为章氏家族所谅，就是太炎本人也对汤颇有怨怼，后来才慢慢地理解了。其实此乃汤之多虑或不愿来京的借口。袁虽囚章，本无害章之心，即欲害之，又何必将新婚不久的老婆也诱来害掉？其于政事何干又何益也？章在龙泉寺幽囚期间，曾为抗议而绝食，其间当局也曾派医生来照料，七八日后，在朋友劝说下复食。并到来此照料他的徐医生家小住，后由龙泉寺迁往东城钱粮胡同。钱粮胡同是一大院落，上房七间，厢房七间，皆由章氏一人及监管的军警和仆从使用。章在钱粮胡同期间，犹自狂躁愤懑，据云曾篆书“速死”大字，遍张其壁，酒醉则狂骂。适其两个女儿及大女婿龚宝诠来京省视，其大女儿对这里压抑可怕的环境忧惧不已，于一天深夜自缢而死。此女为妾王氏所生，十岁丧母，章太炎奔走革命，坐三年西牢，后又亡命日本，寄养在伯父家，章太炎对她少有父爱。来京后，见其父狂躁，不得遑处，每日担惊受怕，据太炎自记，前一日，他曾嘱仆从买某药，女儿怕父求死服毒，辄止仆人勿往。后一日，则自缢而亡。又有吴蔼林《太炎先生言行轶录》，女因家庭琐事与其夫口角，诉于先生，先生曰：“胡不死？”，女果自经，先生大恸，或谓先生：“君女之死，乃遵父命；既命之矣，何恸之深？”先生呜咽曰：“讵料其真死耶？”则章女自杀，与章的语言暴力难脱干系。其女死时，方十八岁，甚可悼惜也！
章太炎在幽囚期间，不仅可以读书，与弟子论学，且可写作。在这里，他把自己的著作《訄书》增删后，更名为《检论》，又深入研究了《易经》。并且和弟子钱玄同商议，通过其在总统府当顾问的大哥钱恂，转托农商总长张謇说动袁世凯，为章太炎专设一文化研究机关，章原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因其一时难成，遂更名为“弘文馆”，拟订入馆者皆为章氏弟子，有师生讲学的性质。袁世凯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并拨数千元做开办费，且每月拨经费若干。章太炎于其时有给袁世凯一信，其中对袁极尽笑骂挖苦：“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也。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把袁及其幕僚骂为鸡鸣狗盗，盗墓摸金之徒，表示不屑与之为伍。既而为他的“考文苑”要钱要编制。依法国之例，需四十人，每年需经费二十四万云云。莫说一边骂人一边向人要钱实为罕见，即便袁世凯有心成全这位大名士，政府内政外交，财政支绌，袁亦无能为力也。
章太炎被幽囚期间，除不能出京外，其余活动并不受限。据时人刘禺生记，他去陆建章处办事，陆建章曾言袁世凯有保护章太炎的八条手令：“项城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先生：（一）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二）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关于时局文字，不得外传，设法销毁；（三）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四）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五）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来往；（六）早晚必派人巡视，恐出意外；（七）求见者必持许可证；（八）保护全权完全交汝。”这八条，对于被囚者可谓优待之极。后章太炎本人曾有论及袁世凯的话：“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垢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可见，袁世凯作为近代中国转型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虽来自旧阵营，其受辱不怒的人文修养非常人所可及，即使对待政敌，做事也是有底线的。
中华民国五年，即1916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羞愤而死，章太炎得以离京返沪。其后，章氏往西南，依违和游说于地方大小军阀间，因与京城遥远隔膜，对中枢政局并无影响。民国多舛，政局反复，章太炎在政界渐失影响，只好回江南去讲国学了。
2018年6月16日初稿；6月21日改定于萨尔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