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以学隐于世者，代不乏人。这是一些不和统治者合作，不想或不能跻身庙堂，一心向学的人。他们或隐于乡野，或隐于都市，或为蒙童塾师，或为书院山长，甚至寄身庙宇道观，研读经典，切磋学问，经营着自己的精神园地。他们不求“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作学问，或为度人，教一帮弟子；或为自乐，求得精神的饱满和圆通。或著述，留下精神遗产；或述而不作，与清风明月对话。在俗人的眼中，他们也许被认为是一些背时背运的人，没有荣华富贵，没有赫赫官威，活得孤寂，落魄，甚至古怪，然而他们的内心是纯净而充实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话不是谁都能理解的。人别于其他动物者，不就是精神吗？少数人留下了著作和名字，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地死去了。历代隐世于学者，无名墓冢何其多！
中国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主要是王政的历史，说到底，也就是君主专制的历史。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很难产生批判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要活着，因为说话而掉了脑袋，连累亲人，这么傻的人不多。当然也有例外，著名的如太史公司马迁，因为为降将李陵说话，得罪了汉武帝，被施以宫刑。但他不是对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制度不满，他实际上是为皇帝着想，怕皇帝为边事失利心情不好影响身体，结果反惹得皇帝不高兴，皇帝一发火，他的生殖器没了！所以他后来去写历史了，也算“隐世于学”。另外一个比较惨烈的是明代的方孝孺，他被朱棣的谋臣姚广孝称为“读书种子”，恳求明成祖朱棣留他一命。但他誓死忠于建文帝朱允炆，坚决不为朱棣写即位诏书，梗着脖子和朱棣叫板，结果不但被残忍杀死，还被诛十族，连带众多亲人被诛灭。他的悲剧在于对旧主子死忠到底，宁肯为失败者殉葬，也不服从新主子。这是一种忠诚和气节，历来被认为是知识人的大节，但实在来说，这只能算作狗的忠诚。朱棣说得好：这是我们朱家的家事，你就不要太死心眼儿了。的确，大明朝是朱家的，谁当皇帝，江山都姓朱，方孝孺犯不上跟朱棣较劲，搭上了自己和亲人的性命。方孝孺一案，史上记载方家宗族坐死者847人（一说873人），这八百多人中，想必有很多妇孺老幼，那少年稚子，襁褓中的婴儿，何辜而受此屠戮？胡适认为方孝孺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他甚至认为中国自十四世纪以后政治思想落后于西方是因为方孝孺被杀的缘故。方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呢？他被杀之后，著作被毁，有留其片纸只字者皆为重罪，“尔曹身与名俱灭”，即便他有思想也都湮灭无闻了。从他的死因或所处时代来看，方孝孺的政治思想（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为帝王谋划治理天下，管束百姓那一套。中国自秦汉以来，所谓政治思想者，无论王道或霸道，帝王所用，无非商鞅申韩之术，而王道之说，儒家之教，因不切实用，只被官家用来装点门面，欺蒙百姓。这不能怪中国知识人无能，三千年来，政教如此，读书人身心俱锢茧中，他们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这就有了一种假设，倘若方孝孺服从朱棣，为将即位的新皇帝撰写了诏书而留得性命，隐世于学，又将如何？胡适言：自方孝孺被杀后，“明朝以后200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我国政治思想在14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但近500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造成的。”我不认为方孝孺如果活下来，中国的政治思想会在他手里有全新的面貌。儒法两道，表里相维，一直是历代君主巩固权位治理百姓的手段，二千多年前孔荀商韩已经把底子打好了，没人在君主制下有超越的可能。直到近代，国门被西方列强冲决，现代的国家观念和政治思想才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所以，即使方孝孺活下来，也决不会超越他的时代。中国或许会多一个读过圣贤书的官僚和为传统文化添砖加瓦的泥水匠，我们决不能有更高的期许。
由胡适先生的话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晚于方孝孺一个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他被称为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当然是由于他那本蜚声中外震烁古今的小册子《君主论》。这本书是专门写给君主的，其中最经典的名言是：“为了达到一个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具有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猾，用不着讲什么信义。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在共和国担任过官职，后来美第奇家族复辟，他失势赋闲，为了讨好新君主，他写了这本书。以下是他写作状态的自述：
傍晚时分，我回到家中的书桌旁，在门口我脱掉沾满灰土的农民的衣服，换上我贵族的宫廷服，我又回到古老的宫廷，遇见过去见过的人们，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为我提供单人的食物，我和他们交谈，询问他们每次行动的理由，他们宽厚地回答我。在这四个钟头内，我没有感到疲倦，忘掉所有的烦恼，贫穷没有使我沮丧，死亡也没能使我恐惧，我和所有这些大人物在一起。因为但丁曾经说过：从学习产生的知识将永存，而其他的事不会有结果。
我记下与他们的谈话，编写一本关于君主的小册子，我倾注了我的全部想法，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的臣民，讨论君主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类型的君主？怎样去理解？怎样保持君主的位置？为什么会丢掉王位？对于君主，尤其是新任的君主，如果我有任何新的思路能让你永远高兴，肯定不会让你不高兴，一定会受到欢迎。
他对宫廷生活的向往和急于讨好君主的心情跃然纸上，甚至想到君主的满意而沾沾自喜。马基雅维利没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不会装假和虚伪，他的真诚甚至带有可爱的天真。他的目的是毫不掩饰的，他的坦诚甚至使他进言的对象也会感到脸红。但他说出一个真理，专制统治者用不着讲什么道德，他是用罪恶来维护自己的权位和统治的。同时他从反面告诉人们一个真理：政治和道德、伦理是两回事，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一个君主为了统治的需要，任何恶行和阴谋都是合理的。他的这本名为《君主论》的小册子，被世上一切政治强人所推崇，英王查尔斯五世对《君主论》“爱不释手”。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在遭暗杀时，随身都带着一部《君主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直把《君主论》作为自己每天睡前的必读书。曾经在欧洲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最终在滑铁卢折戟沉沙，而人们在打扫战场时，在他的用车中发现了一部写满批注的法文本《君主论》。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这本书在西方被看作是独裁者的圣经，也被称为“恶棍手册”，它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就是政治人物为维护统治不择手段的主张，阴谋和违背道德的恶行在君主权力面前取得了合法性。
早于马基雅维利一个世纪的方孝孺在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中死于非命，倘若他不死，难道会有超越《君主论》的政治思想吗？
我不相信。
我这里要说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在君主专制时代，隐世于学的学者们究竟搞点儿什么才好呢？司马迁因为受了宫刑，在仕途上没什么前程了，所以去搞历史。他当过太史令和中书令，这是没卵子的宦官才干的活儿，司马迁并没感到光彩，认为不过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的下贱营生。因为遭到宫刑的屈辱，发愤著述，继承老父的历史专业，“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有了以后的史记。其实司马迁搞历史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搞当代史，写《今上本纪》。《今上本纪》主要写汉武帝耗费国帑求仙拜鬼的一些烂事，幸亏刘彻没工夫审查他的大作，一个皇帝，每天开心和闹心的事太多，哪有时间读他那劳什子！让皇帝去翻弄那一堆破竹简，怎么可能？否则，依汉武之暴虐，他不仅被割去生殖器，连脑袋也保不住。中国因秉笔直书掉了脑袋的史官并不少，多一个司马迁也没什么。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能逃脱君主的魔掌而流传于世，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幸运。搞历史危险，研究点儿政治又如何？如上所述，除非你讨好君主，如马基雅维利那样，给君主进呈统治术，用它做敲门砖，指望跻身宫廷，做一个御用学者。否则，那是刀头舐血的营生，更加危险。盖因政治，尤其是君主的独裁政治，那是很黑暗很龌龊的，不是谁都有资格有勇气谈的。
中国的文化人在逼仄的生存空间里为自己找到一线生路，想隐世于学，那就不碰敏感而危险的学问，找一个安全的文化空间来安身立命。做得最好的当然是清代的乾嘉学派。我们知道，清代是异族政权，对汉人防范甚严，文字狱也最为严酷。但学者和文人总是要生存，要靠精神活着，搞什么不触碰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而避免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呢？他们选择了对历史文献的考据和训诂，选择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汉学。太炎先生曾经说过：“清代学术，方面甚广，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这里主要指的是乾嘉学派。汉代经学中注重训诂考据之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学者崇尚其风，形成与“宋学”相对的“乾嘉学派”，也称“汉学”。 清代汉学治学严谨，对文字训诂、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考据注释等，有较大的贡献。但存在泥古、繁琐及脱离实际等流弊。胡蕴玉说：“ 乾 嘉 之世，文网日密，而奇才异士，无以自见，争言 汉 学，析辩异同，以注疏为文章，以考据为实学，琐碎割裂，莫知大体。” 这段话已指出，在“文网日密”的时代，清代学者为避祸，隐世于学的情形。太炎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曾有《学隐》一文，同题同内容的文章，写了两篇。第一篇《学隐》，收入《訄书》重订本卷十三中，文字古奥艰深，重写后的《学隐》收入其修订后的《訄书》（更名《检论》）卷四中，文字雅驯简练，比前篇增加了一些内容，也做了少许修改。同题两文，虽面目稍异，但其中一段话，太炎先生一字未易，其言曰：
处无望之世，炫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枷互，执羽籥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踬，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
“网罗周密，虞候枷互”指的是文化人动辄获罪的处境吧，籥者，古代一种像笛子的乐器，羽籥二字，指的是文化和学问，学者手中只有这个，以之与强暴的权力对抗，岂可得乎。所以，文化人不去搞训诂，整理古籍，注疏考据这类营生，又能去干什么呢？
太炎先生此言是针对魏源批评乾隆中叶的学者如惠栋、戴震、程瑶田、江声、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孙星衍等诸位乾嘉学派的学者们“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慧为无用”的话而言，对隐世于学的文化人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其实，对于乾嘉学派的批评和指斥一直没有停止过，认为他们的烦琐考证于世事无补，清代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就说过：“学者但颂先圣之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翚帨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但在文网日密，以言治罪的时代，以文佐治，批评时政，“达时王之制度”岂可能哉！太炎先生以时势论述学者隐世于学之艰难选择，同时给乾嘉学派以肯定和赞赏，认为他们远于欺诈，远于侥幸，远于偷惰，孜孜圪圪，考证研索，不臆断，不诈伪的学风是值得发扬的，隐世于学的乾嘉学人都是至诚向学的君子。“其所以然者，因为他们本欲自处于无用，盖自清初诸人均不愿入仕，故其说经，不但无通经致用之说，即议论也不愿发。”（章太炎《清代学术之系统》）近代以来，学术分途愈益细密，对于有用与否，不能做机械的理解，自然科学的某些基础学科，社会科学某些分支和论题，表面看来，似乎无用，然而它是人类智慧和记忆的结晶，是值得学者认真研究的。况且学问之道，在于求智慧，而不完全在于致用，所谓“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那不是学问，只能是某种技艺和方术。
《学隐》一文批驳了“魏源深诋汉学无用”的言论，对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清代学人的人生选择予以充分的肯定，这符合太炎先生民族革命的思想。他痛斥那些曲学阿世之徒“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的无耻嘴脸，指出学者身上的“三善”即“远于欺诈、远于侥幸、远于偷惰”的品德一旦失去，则“学隐之风绝矣！”
如今，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者还有吗？有，很少。以伪学欺世，以官学诬民，指望求名、求官、求富，偷惰不学，抄袭钻营的所谓学者如臭塘的蛤蟆，乌漾乌漾的，学隐之风的确是绝了。
2018年6月7日作于萨尔图安
6月21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