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亚当.沙夫说，波兰人都知道，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上帝、尊严和祖国。从这个排序当中我们可知“上帝”对波兰人有多么重要，他们常说：“不理解上帝就不理解波兰民族”。
波兰的国旗是红白两色（来源于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时期，两国都有红底白色纹章），在阵营时代人们却有另一种解读：“红”是指执政党，“白”则代表着教会。为什么宗教会处在一个超越的制高点上？它的道德形象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
从牺牲的意义上理解十字架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波兰的民族象征，90%以上的波兰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宗教是波兰的民族之魂。它在波兰是大众的精神追求，长期以来宗教具有的道德优势无人能够比拟。民众对宗教的这种信任感是靠它的牺牲精神换来的。也就是说，宗教的这种超然于政党、主义、发展模式之上的公信力不是仅靠争夺话语权和灌输就能建立的，而是靠实践、靠牺牲、靠奉献做出来的。
在抗击外国入侵——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他们变卖教会资产资助抗击外敌的斗争，更有大量的神职人员慷慨赴难，他们用自我牺牲的圣徒精神体现了本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念。波兰亡国以后在俄属波兰、普属波兰和奥属波兰被分割成三大占领区。教会以其对独立的追求、亡国期间的民族坚守、战争中的牺牲、对人性的呐喊体现了它的不屈精神。
从1874年普鲁士因教会成为反抗宗主国的据点，而逮捕波兹南大主教开始，教会的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没有牺牲的思想就不能理解十字架”和“先他人而受难”为口号，要求教会人士必须比普通百姓做出更多的奉献。
“基督教意味着在宇宙中每个生命战胜了死亡”，提倡“拯救需要个人参与”。他们说，如果注定一个民族要遭受苦难肩扛黑暗的话，那教会人士就应该是第一批赴难者。在二战中波兰的死亡率高达22%，比苏联（10%）中国（7%）高得多，而教会人士死亡率又远远高于民众死亡的平均值，约达到1/3，正是这种慷慨赴难的精神赢得了整个民族的尊敬。
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怎样说固然重要，但关键时刻人们更关注怎样做。波兰人说，我们的历史几乎就是天主教的受难史，在失去祖国的日子里，面对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与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统治者，波兰人把天主教与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因为唯有宗教可以守护，宗教便成了“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直到现在，克拉科夫圣母教堂坚持播放乐曲——《克拉科夫号角》，已经成为波兰民族身份和独立的象征。
时至今日天主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波兰等同的。每当国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人们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向宗教寻求帮助，所以它所具有的气场是任何党派无法比拟的。老百姓说，战后的斯大林体制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不是建立在人们的心坎上，教会往往是为了波兰而牺牲的，而那个党除了他们内部残酷的斗争以外，即便牺牲也是为了一个党派的利益，它的出发点不是民族，不是民众，只是他们官僚集团自己的利益，这二者自然无法同日而语。
按理说做了那么多牺牲的宗教，是最应该有资本自傲。但是偏偏波兰宗教具有宽容精神。与那个党总是寻找“替罪羊”、人民不过是“历史规律的垫脚石”不同，波兰天主教自身的高调行动身先士卒但并不强迫他人牺牲。事实证明，教会的长期牺牲精神和心怀救赎的行动是他们建立起道德形象的重要因素，由于它的影响力和责任感成正比，因而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热情与宽容并重
在波兰宗教的宽容精神已成为一种很重要的民族资源。当然宗教宽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有过迫害异教徒的行径，也处死过无神论者和新教徒，也驱逐过阿里安教徒，出卖并排挤过犹太教徒。但总而言之，波兰人在发展的历程中，比较看重宽容的品德。
中世纪时当犹太人成为十字军运动的牺牲品时，是波兰国王人收留了他们，在法律的保护下，世界上几乎一半的犹太人在波兰-立陶宛安家。1573年波兰签署了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比俄国的宗教宽容政策早了331年，俄国一直到1904年12月12日沙皇才颁布诏书，表示要“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另外波兰是欧洲很少几个没有异端审判、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
同样他们强调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见风使舵，或象候鸟一样为了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倒戈”，这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仰逐渐融入进民族性格当中。另外，宗教界与世俗权力也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形成了多元的法律体系，其中有对王室的制约机制和有利于城市自治方面，都促使世俗政权有与之争夺民众的压力。
这种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成为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的亡国经历，以及抗争大都以失败告终，使他们更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们反对不择手段、反对非理性攻击，对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代表、自认为是正统而排挤他人的流派持谨慎的怀疑态度。
他们说，如果宗教的内核远离了精神自由，便走入了唯我独尊的原教旨主义死胡同，无论什么教派以集体否定自由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背离初衷，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便预示着信仰危机。
在波兰人看来，这种“打着维护正统纯洁性的幌子”，靠打压异己保证自己存在的政党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宗派，它所具有的不过是“宗教审判官”专横和排他性，如果只承认自己的自由而否定别人的自由，以垄断真理而占居主导、施行暴政，对这样的容不下其他信仰的“超正统”，恰恰证明的是虚伪和虚弱，而不是自信和强大。一个压制不同看法的体系就等于关闭了“纠错机制”，就像拒绝医治的病人，离死不远了。镇压只能让人缄口不言，却无法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信仰者，只会造成更多的“水下呼吸者”。
工会的“神助力量”
由于宗教是处于个体之中的人共享的，而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因此，它是个体的粘合剂而不是个体的奴役者。波兰的天主教强调奉献精神以及它扎根在人民心中无形威望，使得即便在二战后苏联模式推广到此地后都无法把它连根拔出，唯物主义的苏联模式在波兰这里不好使。它的存在为波兰保留下来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天主教会在现实中的独立姿态和这种道德压力的气场一直就盖过共-产-党，它可以越过斯大林制度在政治上整合波兰社会，于是形成了波兰社会的“红皮白心”现象。
1953年波兰政府按照苏联的规定，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政府宣誓效忠时，红衣主教斯蒂凡公开表示拒绝，说上帝不允许与恶势力同声相济，“我们不被允许将与神有关的东西至于暴君的祭坛之前，万万不能！”为此导致大量神职人员被捕，但是斯蒂凡抗争精神起到了表率作用。
波兰人说，任何力量靠强迫要求和管制的约束，“只能削弱自身在人民中的声望”。统一工人党强制灌输的意识形态与教-会长期的积累始终处于下风，在波兰民-主-化的道路上它也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
按理说，宗教和近代民主化的历程是隔膜或矛盾的。但是由于教会在波兰历史上长期承担着同情弱者反抗强权的角色，使得它在波兰政治剧变中扮演着“幕后推手”作用。法国社会党的拉方丹曾用“心在左边跳动”来解释左派的概念，说左派代表社会苦难的关怀，代表社会良心。
波兰人则认为，这个概念只有在自由选举的国家才有意义。在苏式体制下只有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官方与民间的对立，除了执政的一方，任何独立的派别都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反而是超越其上少有世俗考虑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个人自由和人道主义，成为去体制最大的潜在对手。
1978年10月6日克拉科夫大主教沃伊迪瓦当选为教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6月教皇第一次访问波兰的传来，极大的鼓舞了波兰民众的士气。起初，苏联人坚决反对教皇访波，勃列日涅夫要求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盖莱克阻止教皇访波，认为宗教只不过是动乱的来源，这注定会掀起一场不利于苏联的民族主义的浪潮。
盖莱克自知自己的威信无法与教皇相比，如果迫于苏联人的压力把教皇拒之国门之外，不但挫伤了整个民族的感情，更可能会大大动摇该党的合法性，所以决定对苏联人的劝告置之不理。在教皇气场的感召面前，波兰党和政府意识到，自己明显处于下风。
保罗二世一到波兰就明确表示支持尚在萌芽状态的独立工会，他说：“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上帝给的，不是国家给的”。“在任何情况下，波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从传统上都喜欢自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工人对自治工会的追求。
在工人们看来，苏式体制下的国家官办工会只不过是党国体制的应声虫，这种如同鸡肋一般的工会被工人抛弃。他们大喊，让官方的“工会喂猪去吧！”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承认，教皇给与他们的勇气“如同神助一般”。教皇来访使波兰人产生了渴望冲破禁锢的强烈愿望。教皇宣称“上帝的意志”成为工人成立自治工会最有力的底气。
但同时教皇知道东边对“卫星国”钳制程度，因此要求教徒热爱国家，拥护政府，保持社会秩序，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他也希望波兰政府尊重公民的信仰和公民权利。教皇的访问使天主教的威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相比之下统一工人党的权威性顿时扫地。就是在教皇第一次访波以后的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建立的“罢工委员会”。这是华约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工会组织。
1983年6月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教皇向一千万前来迎接他的教民表达了应该让宗教“合法化”的愿望，同时他在与雅鲁泽尔斯基的长谈中，提议政府与反对派进行协商、沟通、体察民意，避免社会对立情绪滋长，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渠道。后来在宗教的兴起和发展中，是教会一直给予物质和道义援助。瓦文萨后来承认，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是“教会给予我们巨大的帮助，如果没有教会，我们或许达不到现在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