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同东欧的波、捷、匈
经过两次欧洲游历，先是走过了西欧的主要部分德国、法国、荷兰、瑞士、意大利； 然后向北走到了瑞典和挪威，再向南走到西班牙；除了英伦三岛悬在欧洲大陆之外且不是生根协定国家，要去得另外办签证外，只要再走一下欧洲偏东部的地方，也就算大致走马观花地把欧洲看下来了。恰在此时，有几个朋友张罗了一个去东欧的小团，便一拍即合，欣然参加。
提到东欧，中国人首先想到和顺嘴说出的便是波、捷、匈，因为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这三个国家的命运与中国的政治生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苏军势力范围的覆盖，这三个欧洲国家成苏联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成员国；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立即倒向了苏联的怀抱，中国和波、捷、匈便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的两翼，都算是苏联老大哥的小兄弟，只不过中国的体量大，这三个国家的体量小而已。体量大自然有体量大的优势。体量小的波捷匈三国，不但在大国的角力中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无论斯大林在世与否，他们的领导人只能是唯老大哥马首是瞻的小兄弟，一旦不听话了，便立刻地位不保。而体量巨大的中国也给了它的领导人足够的底气，当斯大林在世之时，毛泽东虽对他多有不满，只能甘居老二；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虽然作为国家的苏联依然是中国的老大哥，但是革命资格比赫鲁晓夫老的毛泽东却不再对老大哥的继任者那么服气，有心要自己来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了。这就有了中国领导人在1956年波匈事件中令人玩味的两面表现：先是在波兰人对苏联人的抗议中做了调和者，既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使得波兰继续留在以苏联为家长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然后却在匈牙利人对苏联的抗议中充当了力主出兵镇压的推动者，直接造成了首都布达佩斯被苏军二度占领并导致了匈牙利总理纳吉的被杀。而1956年发生在东欧的波匈事件，又成了1957年毛泽东在国内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的主要动因和理由。要去看波兰和匈牙利，对这一段历史不能一无所知。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是在东欧国家发生的另一大国际政治事件。虽然这次改革同样被苏军的坦克所镇压，但“布拉格之春”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内部的裂痕已经显现，可视为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前奏和导火索。现在名满天下的捷克作家昆达拉和广受世人尊重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都是当年“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要去看捷克的布拉格，同样对这个城市当年的那个“春天”不能一无所知。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中，“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这两个集合词中似乎包含着某种暧昧的情绪：一是遣责，二是遗憾。遣责的对相是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因为他的新思维断送了延续了七十年的苏维埃政权；遗憾的对象则是波、捷、匈等东欧诸国，因为它们脱离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社会主义的大旗如今只靠体量巨大的中国独自扛着（越南在西化的道理上已比中国走得远，连古巴都开始了改革，至于朝鲜，那个三代世袭的王朝能算社会主义吗？）。这一趟东欧之旅，我们当然要看历史留给这几个国家的积淀，也有心要看一看“东欧巨变”带来的变化。但是没想到，我们在首站华沙机场落地，自以为是踏上了心目中东欧的土地时，首先被颠覆的却是“东欧”这个概念！
华沙的建筑
我们在波兰的地陪导游是一个名叫莫尔的波兰小伙，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汉语，中文说得不错，虽然音调还是有些外国腔，但比俄航班机上的汉语广播强多了，交流基本没有问题。见面伊始，他就强调道：“你们的行程单上说的是东欧之行，但现在你们来到的地方，无论是波兰，还是捷克、匈牙利，都是中欧，而不是东欧。首先说地理概念，这三个国家地处欧洲的中部，而不是东部；其次说宗教概念，真正的东欧国家信奉的是东正教，而我们信奉的是天主教；最后说政治概念，中国人把我们看作东欧，实际上是因为政治原因，过去波、捷、匈三国都属于苏联当家长的大家庭，是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在东西方冷战的世界格局下，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不复存在，我们摆脱了共产主义制度的统治，这三个国家在政治上属于东欧的历史也结束了，所以，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中欧国家！”
莫尔是一个很随和的年轻人，但是这段话却说得十分郑重，由此看来，在地理和政治文化上认同欧洲而不是东欧，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这几个原来属于“政治上的东欧”的国家现在已经摆脱了苏式的共产主义的制度，是我们在其后的旅行中不断遇到的一个谈话主题。和这个话题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话题，是德国法西斯的罪恶。来自西欧和来自东欧的这两重侵害，对于他们来说是其痛刻骨，其忆铭心。现在可以庆幸的是终于从这两重戗害中摆脱了出来。对历史的记忆和对现实的庆幸，是我们在此行中随时能够感受得到的“东欧”心情。
出了机场，我们乘车进入华沙。初见的印象，华沙是一个很疏朗的城市，建筑物之间有着大块的树林和空地。和我见过的西欧城市不同，华沙有着许多造型简单的火柴盒式的住房，如果不是天蓝、树多，你会误以为来到了中国国内的某个大企业的宿舍区，这种社会主义的特色显示出他们确实曾经属于过“东欧”。同时，华沙这个城市的疏朗风格并非刻意所为，而是历史造就，因为这个城市屡经战火洗劫，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是被彻底地夷为平地。战争结束后，波兰人硬是凭着民族的信念重建了这座城市。许多重要的建筑物在地面上已经荡然无存，只在油画上留下了它们的昔日景象，波兰人就是凭着油画上的面貌，使它们一座座重新屹立于城市当中。所以，当你驻足于某幢很有历史感的华美建筑之前，会发现它前面不远处会有一幅封在玻璃中的油画复制品，它告诉你，这幢建筑就是根据这幅油画复原出来的。
华沙正因为其疏朗，在这些根据历史记忆复建的老式建筑和火柴盒式的社会主义风格建筑之间，又如春笋般地冒出了一些玻璃幕墙饰面的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但其高其大，都不能和现在中国各大都市的摩天楼群相比，既使这样，在欧洲的城市中也算是比较新潮了。而在我们其后所见的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几乎看不到以玻璃为墙的现代建筑，即便有几座，也是老老实实地蹲在由塔楼尖顶形成的城市天际线之下，不敢贸然站起，以自己的新潮来破坏这个城市的古雅。
虽然有一些现代风格的高楼，但华沙最高大的建筑还是矗立在市中心的文化和科学宫，这座体量巨大的苏联式建筑是斯大林时期的俄国老大哥援建的，典型的四方型布局，中间一个顶着红星的高塔，现在塔顶的红星没有了，但二百三十米高的塔尖依然直插天际。中国北京的农展馆和上海延安西路边的展览馆，应该都它小一号的翻版。说到这座建筑，莫尔的语气中不免有嘲讽的意味：“斯大林同志本来说是送给我们波兰人的，但是建成之后，苏联人却又对我们说，现在房子盖好了，你们给钱吧！于是我们波兰人只好给钱，让苏联人为我们盖了这座大厦。”历史就是历史，建筑也是历史，苏联的时代过去了，但这座苏式大厦却成了华沙最高也最有特色的建筑。
波兰之心
我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我们的历史只留在纸上；而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只剩了百十年甚至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有些城市，比如重庆，甚至三十年前的城市景观都已很难见到。而在我走过的许多欧洲城市，不说罗马这样的古城，有些城市的历史也许只有三、五百年，但这三、五百年的历史依然存在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场景之中，你走过的石子路，你看见的房屋，你推开的某扇大门，都是三、五百年前的人们走过的、居住的、进出的。这样的城市、街道、房屋，保留着古色古香，却并没有破败不堪，这就是欧洲迷人的地方。（不像国内的许多旅游景点，只有古色，而无古香，因为街道、房屋和景观，都已成了仿古的复制品，而且复制的水平不敢令人恭维。）
但华沙是个例外。因为华沙是个几乎被全部毁掉过的城市，走在华沙城中，举目所见的那些古典风格的建筑，无论是王宫、教堂，还是旧城广场边的房屋，几乎全是复制品。而波兰最后一位国王的宫廷画家加纳莱托的写真油画，对二战后重建华沙的工程起了无可替代的帮助作用。在圣母往访教堂的街对面，你会看到为复建这座教堂提供了历史依据的那幅油画，但画中教堂的色调和对面复建起的教堂却并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莫尔指着油画解释道：“油画上的教堂是画家在黄昏时的写生。复建时，专家们根据画上的顔色用电脑还原了它正常的色调，这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顔色，和画上的色调是有差距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画家写生时的黄昏时分站在这里，就会看到对面教堂的色调和画中教堂的色调趋于一致。”听了他的介绍，我无言。本国的复古专家们在修建那些仿古建筑的时候会有波兰专家的这份敬业和细心吗？我想，这种差别，就是国内的许多古迹虽经复建却依然是赝品；而华沙这个城市几乎完全复建，但看起来却是真迹的原因！
说到底，这是做事的人对他们所做事业的情感深度、纯度和力度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从来都说自己是最爱国的一群，但中国人的爱国，却从来不表现在他们所做事情的认真程度上，也不表现在他们对历史遗存的珍爱程度上。一些现存的古迹，我们正在毫不怜惜地毁掉它们，更不要说真实地重现历史的原来面貌了。很难想象，像北京这样的古城，如果全毁了，我们中国人还能重建。但波兰人不一样，波兰人对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民族、对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历文化和杰出人物，有着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这表现在导游莫尔一路的言说中。其实他的任务只是导游，带领我看看行程上所列的那些景点而已，但是我们这些游客却强烈地感受到，他是真的想让我们了解他的民族、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和民族所产生出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有政治家，比如被他称为波兰的孙中山的毕苏斯基；更有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比如哥白尼、居里夫人，比如密茨凯维支和显克微支，比如肖邦，还有后来当了罗马教皇的波兰大主教保罗二世，有了这些人物，波兰虽然是一个屡被分割、肢解和欺负的小国，但足以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艺术的人来说，最为亲近的波兰人无过于肖邦了，在华沙街头的多媒体长凳上，你按下一个键就会有他的钢琴曲响起。有人这样说过：“在族谱上，他是华沙人，在心里，他是波兰人，而在天资上，他是世界公民。”这位音乐王国的世界公民死后，他的墓在巴黎，他的心脏却运回华沙，安放在他故乡之城的圣十字教堂中。离圣十字教堂不远，有居里夫人的故居，有哥白尼的雕像，有保罗二世做过弥撒的地方，这些人物如果都是一个个音符的话，那么构成的一个美丽和弦就叫波兰！我们知道，在华沙的中心，有着一颗艺术家的心脏，那是不朽的波兰之心。人们看不见它，却时刻都在感受着它。
我很惭愧，我们中国泱泱之大，却没有一个地方能保存一颗民族之心。在我们国家首都的中心，陈列着一具政治人物的尸体，那是特意留下来让人们瞻仰的。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一具尸体，和波兰人心中的一颗心脏，何者更珍贵？何者更重要？何者更美好？我有自己的答案，相信你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