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斯玛（charisma）并不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发明的，但被他用作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工具之后，成为学者和大众媒体都广泛使用的词汇。首先是1920年代在德国被用来分析崛起于意大利的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其次是1930年代在欧洲（包括纳粹德国）和美国被用来描述希特勒，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演化，终于在1960年代成为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热点概念，影响旁及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一时之间，卡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作为历史和现实中政治领导人的一种类型而被大量提及。
在韦伯本人和许多研究者那里，卡里斯玛与其说是卡里斯玛型领袖自身客观上所具有的某种非凡本领，不如说是一种追随者主观上所看到、所深信的超自然天赋能力。然而，一般研究者及大众文化却把卡里斯玛看成了某种真实存在，和特异功能一样，因此身具异禀者才能成为卡里斯玛型领袖。在这种思维惯性下，成吉思汗之所以能成功建立巨型世界帝国，是因为他属于卡里斯玛型领袖；卡里斯玛不是精心宣传和强力建构的结果，反倒是决定历史方向的、客观又偶然的起因。在理性的尽头，出现了神秘的卡里斯玛。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人类个体在社会危机中总是把希望首先寄托在他人身上，这种社会心理的综合效果就是对强者的期待，英雄崇拜只是其衍生产品之一。社会对“高个子”的期待与政治力量对领袖的刻意塑造相结合，便成为卡里斯玛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如果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玛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我们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卡里斯玛，应该着眼于社会危机孕育了怎样的社会心理，政治力量如何制造自己的超人领袖，以及二者间的复杂关联。我们应该把卡里斯玛看作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加入到崇拜它的宣传机制中。
猜测韦伯为什么要引入卡里斯玛这么一个神秘工具，就如同想搞清楚“命运”“业力”或“缘分”等等概念在现代知识体系下的确切意义一样，会陷入无止休的循环想象中。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卡里斯玛在大众文化的词汇表里是不是仍旧闪光，作为学术工具的卡里斯玛已经到了废弃的时候。研究者考察卡里斯玛这个标签的应用史，也足以揭示卡里斯玛的意识形态属性，比如伊娃·霍恩（Eva Horn）考察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如何把这个标签贴到希特勒脸上，就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例证（"Work on Charisma: Writing Hitler's Biography," New German Critique, 2011）。
现在，我们有了一本政治学专著，对现代政治领导人的类型、风格、功业和能力进行理论的和历史的分析，视角之新颖，立论之明晰，见解之透彻，颇有对时代之症、破社会迷思的功效，对卡里斯玛更是釜底抽薪。这就是阿奇·布朗（Archie Brown）2014年出版的《强人领袖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Age）。
阿奇·布朗2005年退休前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兼任该校圣安东尼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他退休前只出版了《戈尔巴乔夫因素》（The Gorbachev Factor, 1996），六十七岁退休后却爆发般连续出版多部获奖作品，包括《改变世界的七年》（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2007）和《共产主义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2009），加上这本《强人领袖的神话》。
书名已明白宣示，出于人性自身弱点的英雄崇拜和强人期待，造就了社会对政治领导人的一种迷思：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强有力的领袖才是好的政治领导人。什么是强有力的领袖呢？就是那种善于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勇于在政府事务的诸多方面做决定的领导人，简单地说，就是大权独揽，果断决策。政治危机愈深重，社会对这类领导人的渴盼愈热切。人们倾向于把危机的发生和加重归咎于政治领导的软弱和权力的分散。中国史书总是称赞“政自己出”的皇帝，总是贬抑“政出多门”、“优柔寡断”，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然而，阿奇·布朗在《强人领袖的神话》中一再断言，强人领袖是一个神话，对强人领袖的呼唤和崇拜，总是招致政治和社会的灾难。他说，最常见的错误观念，把那些凌驾于同僚之上、大权独揽的领导人，视为最成功、最令人欣赏的政治领袖。然而，巨大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里，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轻则是严重错误，重则是灾难甚至大规模流血”。
和阿奇·布朗的其他著作相比，《强人领袖的神话》大大扩展了比较的视野。研究对象虽限定在二十世纪，分布的范围却跨越全球，所属体制类型也包含了民主、革命、威权和极权等各种政体。怎么给政治领导人划分类型呢？阿奇·布朗首先宣布放弃卡里斯玛这种标签。他说：“卡里斯玛的原初意义是天赋奇能。经韦伯的发展，它的意思变成‘天生领导人’（natural leader）,指那种拥有特殊的、甚至超自然才能的领导人，其领导力并不来自制度或职位。……把卡里斯玛视为某类领袖与生俱来的素质，这种观念需要认真检讨。很大程度上，是追随者把卡里斯玛加诸领袖身上的，只要他显得像是具备追随者正在寻找的某些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卡里斯玛型领袖，他们身上的卡里斯玛就变得非常不稳定，时有时无，不再是一种终身品质。正是因此，阿奇·布朗不把人们常常提到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当作一种类型，而是把领导人分为四种类型：重新定义型、变革型、革命型、极权与威权型。
在讨论极权型和威权型领导人的第六章，阿奇·布朗概述了最早被说成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卡里斯玛显露出无意义和无价值的实质。比如，当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宣传机器把他塑造得越来越像超人时，他自己渐渐地也开始相信这些神话了，甚至宣言：“只要依赖直觉，我从不犯错；只要听从理性，我总是出问题。”到意大利在二战中深陷灾难，墨索里尼的尸体被倒吊起来时，多年来追随他、迷信他的意大利民众，又异口同声地诅咒他，人们表现得像是多年来一直在反对墨索里尼一样。
阿奇·布朗与大多数政治史家不同，他偏爱那些学院派政治家，赞赏集体领导。在二十世纪的美国总统中，他特别喜欢杜鲁门；在英国首相中，他最欣赏艾德礼。这些评价或排名当然会引来争议，但他的立论与逻辑值得深思。他说：“有效治理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的，但程序非常重要。”“没有人会说‘我们需要软弱的领导人’，强有力令人欣赏，软弱令人鄙夷。可是这种简单的强-弱二分法，对于评估政治领导人是无效无益的。”
在全书的末尾，阿奇·布朗写道：“那种相信自己在许多不同的政策领域都理所当然地拥有专断决策权，并试图展示这种特权的领导人，他们既破坏优良的政府治理，又伤及民主制本身。他们不配拥有追随者，只配拥有批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