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吴简中有“建安二十五年”、“建安二十六年”和“建安二十七年”这样的纪年简。最初我们认为，这说明孙权在曹丕代汉以后，表面遵奉曹魏正朔，实则仍旧奉行建安纪年[1]。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文献证实的。《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史部有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于此条下曰：“按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吴未改元之前，仍称建安之号，故是书止于二十七年。”此外，许嵩《建康实录》卷一，于建安二十五年条下，也说：“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许嵩述江东事，孙权建号黄武以前，皆以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纪年。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但是他关于江东奉行建安年号的说法总是很明确的。
以上的材料，足以佐成我们最初的观点。可是，接触了一些三国时代吴国铜镜铭辞的资料之后，我对于早先的意见产生了怀疑，转而相信孙吴未曾在公元220年—222年之间，坚持奉行建安年号，而是亦步亦趋地遵奉了北方的延康和黄初年号，直到黄初三年（222）十月。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都是黄武以后追述前事时所写的，用延长建安年号的办法来遮掩孙吴尊奉曹魏法统的历史。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一类的记载，属于同样情况。下面略作申论。
较早著录纪年吴镜的研究者，当推日本的梅原末治，其《绍兴古镜聚英》（1939）和《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1942）两书，著录了相当数量的三国铜镜，其中大多是孙吴制作的。1949年以后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吴镜也很多，其中湖北鄂城出土比较集中，1986年出版的《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录最为丰富。这些传世及出土的吴镜铭辞中，往往含有汉末三国的年号，其中涉及汉献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延康”和魏文帝曹丕的年号“黄初”。这与文献中所说的孙吴不奉曹魏年号的说法，是恰相矛盾的。
最早注意这个问题的是王仲殊先生，他在《“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一文中，对传世与出土的纪年吴镜作了全面考察，共列举黄初纪年镜8枚，其中黄初二年镜3枚，黄初三年镜2枚，黄初四年镜3枚[2]。此外，王仲殊先生还提到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收藏的延康元年纪年镜一枚。这样，就从时间顺序上把孙吴尊奉曹魏的历史衔接了起来。王仲殊先生前举文中所条列的有关吴镜包括：
1．延康元年镜二枚，分别藏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和京都泉屋博古馆。前者铭辞为：“延康元年十月三日，吾作明竟，幽湅三商，买者富贵番昌，高迁三公九卿十二大夫，吉。”案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嗣丞相、魏王，三月改元延康。这时孙权新得荆州，刘备的军事报复迫在眉睫，孙权屈意媚事北方，不可能拒绝延康年号。现存的延康纪年吴镜，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第二枚延康纪年镜的铭辞，提到“延康元年二月辛丑朔十二日壬子”，月朔不合，王仲殊先生认为，有可能元年为二年的误刻。案《三国志》所载，汉魏禅代之后，直到黄初二年八月，魏吴之间才建立正式的称藩关系。也许从这时开始，孙吴才奉行黄初年号，而此前，则坚持延康年号。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王仲殊先生的元年镜本当为二年镜的说法，就是可以成立的。古镜刻銘中普遍存在着月朔干支混乱不合的情况[3]，其成因除了王仲殊先生所说的追求吉月吉日以外[4]，还可能与铸镜时套用旧范（母范）有关，在旧范刻銘中仅仅改动年号，就造成月朔干支的抵牾。
2．黄初二年镜三枚，一藏日本，二藏湖北鄂州博物馆。后两枚系湖北鄂城出土，出土的时间、地点不同[5]，但是大小、形制、图纹及铭辞完全相同，王仲殊先生认为是“同范镜”。铭辞曰：“黄初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廿七日癸巳，扬州会稽山阴师唐豫命作镜，大六寸，清冐，服者高迁，秩公美，宜侯王，子孙番昌。”两镜之中，出土于五里墩14号墓者，钮上刻有“上大将军校尉李周镜”字样，王仲殊先生认为这是黄龙以后加刻的，上大将军可能指陆逊。可是孙吴担任过上大将军而又活动于上游的，还有吕岱和施绩，所以这个李周所属的上大将军，还有可能指吕岱或施绩。
3．黄初三年镜二枚，一藏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一自我国绍兴流入日本，亦属“同范镜”。铭辞曰：“黄初三年，师卜德□合作明金镜，五柬□□，服者侯王，益其女□令。”王仲殊先生认为铸镜日期应在黄初三年十月以前。
4．黄初四年镜三枚，二藏日本，出土地点不明；一藏鄂州博物馆，1970年出土于鄂城鄂钢630工地。王仲殊先生认为这三枚是“同范镜”，但是前两枚铭辞释读有纷歧，鄂城出土者铭文残泐，据《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释文作“□□四年五月丙午朔十四日……”[6]。而王仲殊先生据日藏两镜径以为所缺年号为“黄初”，并解释说：“镜从鄂城吴墓中出土，铭辞中又明记为‘会稽师’所作，故应为吴镜无疑。《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孙权传记孙权虽于黄初三年十月抗魏而自立年号，改元‘黄武’，但不久又与魏文帝通好，至后年乃绝，故镜铭中有‘黄初四年’的纪年，这是不足为怪的。”[7]可是， “黄初四年五月丙午朔”，与史实不合。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黄初四年（黄武二年）五月应当是戊子朔，从黄武二年开始弃用四分历、改行乾象历的孙吴，黄武四年的五月，恰好是丙午朔。所以我认为，鄂城所出镜，铭辞中所缺年号不是“黄初”，而是“黄武”。日藏两镜，未必与鄂城出土者为同范镜，即使是同范镜，或即使为孙吴所铸，其铭辞的释读也存在问题，不足为据。
《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一书，收出土纪年六朝镜十六枚，收建安纪年镜五枚，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属于这一时期的，只见两枚黄初二年镜。这是出土于吴墓、由吴人生产并且也由吴人使用的铜镜，并非专为北方生产而不得已使用黄初年号。因此，认为黄初年号确曾行用于吴地，应当是有依据的。
王士伦在《绍兴的古代铜镜》一文中[8]，介绍日人梅原末治编《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所载一枚绍兴出土的重列神兽镜，有“建安廿五年十月辛卯朔四日……郑豫作” 铭文。可是纪年的月朔是错误的，建安廿五年十月应该是癸卯朔，而建安廿二年十月才是辛卯朔，二五易致混淆。我认为“廿五年”是“廿二年”的误释，而王士伦文章中还举出梅原末治编《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也录有同地出土的“建安廿二年十月辛卯朔四日甲申郑豫作”的重列神兽镜（案辛卯朔，则四日当为甲午，疑释文误）。我认为这两枚铜镜是“同范镜”，日期和形制完全一致，铭文也应当一致。
综上所论，孙吴境内，确曾使用过延康、黄初年号。那么，吴简及文献中又存在着相反的证据，如何理解呢？关于公元220年至222年之间孙吴所奉行的年号及其问题，我们应当从历史实际中去探寻。
我们知道，孙权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发动对荆州的袭击前，就与曹操联络，“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次年曹丕代汉，孙权仍然尊奉北方，黄初二年八月“遣使上章”，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孙权遣使求降，……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遂受吴降，即拜权为吴王。”同样还有一些记载，把孙权遣使结好曹魏，说成是称臣求降。《资治通鉴》也基本接受这种叙述。我认为这是符合事实的，足以反映吴魏关系的性质。
曹丕从受降开始，就要求孙权送太子孙登为质，孙权推延不从，渡过了吴蜀战争的困难时期以后，遂于黄初三年（222年）十月与曹魏破裂。孙权建年号黄武，双方在江陵交兵，《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称为“孙权复叛”。《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权传又说：“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也就是说，表面的称臣于魏的关系，一直到黄初五年（黄武三年）才终止。黄武三年夏天，张温使蜀，吴蜀同盟关系全面恢复，孙权才彻底结束了同曹魏的暧昧往来。
虽然《孙权传》说孙权 “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可是行用年号这种事，恐怕更多地具有“外”的性质。现在的吴镜铭辞中，没有发现“建安二十六”、“建安二十七”这样的纪年，却有黄初二年的纪年。是不是据此可以推测，黄初二年至黄初三年十月这一段时间，孙吴的确是奉行黄初年号的呢？弃四分历、改乾象历，发生在黄武二年（黄初四年），似乎也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一个依据。
吴简及文献中建安二十六、二十七这样的纪年，是孙吴追述往事时，所采取的遮羞的办法。这也就是说，现有吴简中相关的纪年简，都是后来追述当年事务时所制作的，并不是真的黄武以前的简。文献中建安二十七年的纪年，便是由这一习惯做法所导致的。然而，建安二十七年（黄初三年），便是黄武元年，为什么吴简和文献不直接使用黄武元年，却要使用建安二十七年纪年呢？前面所举韦昭撰《洞纪》四卷，称“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这是把黄武年号的行用当作孙吴历史的开端，只记载黄武元年十月以前的历史，以建安年号作为其下限。这种做法，并不是韦昭个人的发明，很可能是孙吴官方的某种政策，因此才能够反映到吴简这样的地方政府财政文书中来。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中，报告了以下四简：
① 入吏所备船师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6-2263）
② 入□乡传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 （6-1843）
③ 入吏番观所备船师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 （6-2277）
④ 其二斛八斗□昭勉□□陈晋黄武元年米 （6-2178）
以上①、③两简中的“折咸米”，王子今先生认为就是“折减米”，是仓米在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是一种合理损失[9]。看起来，把以上四简的内容都理解为事后追述，完全是说得通的。吴简中也有大量的例证，存在着隔数年而缴清有关税米、限米的情况。我举两条例证：
1.出仓吏黄讳潘虑所领黄龙三年[税]米□□□□[斛]二斗司马黄升黄龙元年米（6-2197）
2.领黄武五年佃卒限米□□斛黄龙三年民贷食□□ （12-6591）
两简所述都是跨越好几个年度的仓米出入帐目。建安纪年简就属于这种情况。
可是，③、④两简的年份分别是建安廿七年和黄武元年，事实上是同一年。这种情况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吴简中的这一情况，可能与赋税缴纳的年度计算方法有关，也就是与政府财政年度的区分方法有关。黄初三年十月，孙吴建年号黄武，从财政年度上看，已经进入下一个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计入黄初三年（建安廿七年），此后的计入黄武元年，因此会出现对同一年的不同年号使用。这种情况，与韦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断孙吴以前的历史，背景相同。同样的用法，史书中也很常见。比如《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述文昭甄皇后于公元220年一年之内的事迹：“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同一年记事使用两年号，就是出于历史限断的需要。
在没有年度计算方面的考虑时，年号的使用要随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孙吴弩机一件，刻文作“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10]。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黄武年号，这些文字显然是后来刻写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许更常见。
孙权与魏决裂之后，对于自己曾经奉行黄初年号一定是有所忌讳的，何况与曹魏的敌对关系也不允许再在文书中提到这一年号，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间的往事时，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我认为，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吴简中的建安纪年，反过来证明了现有的长沙吴简，在时间上并没有逾越孙吴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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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25-26页。
[2]王仲殊：《“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考古》1987年第7期。
[3]见俞伟超先生为《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所写的序言，见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1-9页。
[4]王仲殊：《论日本出土的景初四年铭三角缘盘龙镜》，《考古》1987年第3期。
[5]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版93，说明文字见24页。
[6]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版108、109，说明文字见33-34页。
[7]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
[8]王士伦：《绍兴的古代铜镜》，《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9]王子今：《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3号，兰台出版社，2001年。
[10]我2000年夏访问湖北省博物館，多承唐刚卯先生引领参观，谨此志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