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这个词，本来是指6-8世纪在内亚草原建立了多个汗国的族群集团，中国史书称之为“突厥”，对应的就是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中的Türk一词。这个突厥集团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情况，中国史书有一些不很清楚的记录，研究者争议很多。可以确知的是，突厥到５世纪时是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是柔然游牧帝国统治下的众多部族集团之一，被柔然称为“锻奴”，大概因为突厥长于锻冶，而且阿尔泰山一带又是重要的铁矿石出产地。有研究者因此认为突厥在制造兵器和盔甲方面可能具有某种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粟特地区的西突厥人曾经向拜占庭使者表示愿意卖铁给他们，拜占庭方面认为这是突厥人为了显示他们拥有铁矿。
５世纪后期，柔然的统治权遭到蒙古高原上其他一些游牧集团的挑战，特别是高车各部，甚至一度把柔然可汗逐出草原，迫使他投奔北魏。突厥在平定高车叛乱方面立过功，可是未能得到柔然可汗应有的肯定和礼遇，终于变成了柔然帝国的终结者。552年突厥推翻了柔然的统治，取而代之，开启内亚草原的突厥帝国时代。突厥帝国采取和柔然同样的汗国体制，可汗庭也迁至原柔然汗庭所在地的鄂尔浑一塔米尔河谷，依托于都斤（?tüq?n）山，即今杭爱山。于都斤山和鄂尔浑河遂成为突厥帝国的历史象征。
也许是因为突厥的“龙兴”之地本在蒙古高原西端的阿尔泰山，所以突厥帝国比柔然更重视对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控制，最突出的就是消灭了嚈哒帝国，不仅实现了对大部分欧亚草原地带的直接统治，而且还获得了对草原以南的部分农业定居地区的间接控制，特别是中亚的城邦绿洲诸国。突厥很早就以管控地区为界分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以阿尔泰山以西的草原地带为中心，控制中亚绿洲地区，东突厥则以于都斤山为中心，控制契丹、奚以及铁勒九姓等漠北各部，并南向与中原各王朝争锋。
突厥帝国，无论西突厥还是东突厥，在其汗国体制解体之后，作为政治认同的“突厥”理应随即消失。在蒙古高原上，取代突厥汗国的回鹘等政治体完全否定了“突厥”这一认同，因此可以理解，突厥当然就从后来各政治体的历史活动中永久消失了。可是与蒙古高原形成对照的是，突厥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了，“突厥”作为一个通称性认同，却在原西突厥控制区的游牧社会里凝聚下来。很可能，这种由特定政治体专名向人群通称的转变，并不是由取代了西突厥的各游牧政治体所主动完成的，而是原西突厥所控制、所影响、所对抗的各定居社会坚持称呼草原游牧人为“突厥”造成的，即由西突厥的自称，变成定居社会对西突厥时期及其后特定游牧人群的他称，最终为这些游牧人接受为通称。而这种特定称谓的通称化，得益于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西突厥统治部族所使用的语言,与汗国治下各主要部族所使用的语言，有相当程度的亲缘关系。近代语言学家把这些明显有着亲缘关系的语言，用他们的族群通称来定名，称之为突厥语（Turkic）。
突厥语（Turkic）、蒙古语（Mongolic）和满一通古斯语（Manchu-Tungusic）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分别包含多个语种。当前的突厥语族之下，包括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图瓦语、乌兹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等等，一共有三十多种，总人口在两亿左右。这些突厥语相互之间的远近关系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有高度的亲缘性。研究这种亲缘性是如何形成的，对理解突厥历史至关重要。过去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理解就是，这种亲缘性是突厥人迁徙、扩张并最终在中亚西亚广大区域内居留下来的历史结果，现代各种突厥语衍生自同一个古老的古突厥语祖先。近一些年的研究表明，这种研究可能过于简化了。和汉语的所谓方言的形成历史一样，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形成，是亚非突厥语人群经历突厥化之后以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作用于突厥语而生成一种新型突厥语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能把突厥语族的两亿人看成一个共同祖先人群的生物后代，更不能以浪漫化的民族迁徙来解释当前突厥语人口在欧亚世界的分布。
所有现代突厥语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是以Türk为国名的。土耳其的国名Türkiye Cumihuriyeti（土耳其共和国），其中汉译为“土耳其”的Türkiye，就是以Türk加上领有、所属意义的后缀－iye构成的一个词，意思是“突厥人之地”。历史上以Türk为名的国家、帝国或其他类型的政治体，通常是一种“他称”。比如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可萨（Khazar）就被拜占庭称为Türk。拜占庭后来又称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为Türk。有趣的是，阿拉伯语里的“土耳其”（Türkiyya）最早却是马穆鲁克（Mumluk）苏丹国的正式国名。他称的形成，通常与自称也有较大关联。拜占庭称塞尔柱为Türk，后来从塞尔柱诸小邦中崛起了奥斯曼，所以拜占庭又称奥斯曼为Türk，以至于后来欧洲人都称奥斯曼为Türk。从奧斯曼的废墟中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便以Türk为国名了。
由此可见，与中古汉语中的音译专名“突厥”对应的专名Türk，在亚洲的另一端，是被记忆得很深很久的。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称为突厥记忆。
去土耳其，会经常看到某类宣传画，上面有一行是土耳其语“Ne mutlu Türküm diyene”，意思是“说我是突厥人是多么幸福啊”。这句话是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933年在纪念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说的，后成为全国流行的一句话。在不久前才废除的小学生每天宣誓的誓词里，就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在这么多的突厥语现代国家中，直接把现代国家与古老突厥联系甚至等同起来的并不多，土耳其是最突出的一个。
不过，在1920年代之前，Türk—词的使用有很不同的情况，很长时间里上层的人似乎不愿说自己是Türk，而下层的人倒比较不在意别人称自己或自称为Türk。18世纪的法国旅行者注意到，在奧斯曼帝国的宫廷文化中，Türk多被用来称呼那些粗鲁的乡下农民（类似“乡巴佬”），有鲜明的贬义。可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突厥学界，特别是德国和匈牙利的突厥学家，把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最新解读成果介绍到奥斯曼。古代突厥帝国的历史虽然很不清晰，却被赋予了浪漫与梦幻的色彩。正开启民族主义自我教育的奥斯曼知识界由此把自己的历史源头与遥远的蒙古局原联系起来，掀起了一场全新的突厥史追寻，甚至改变了对奥斯曼与中亚各突厥语社会的历史联系的理解，而且也由此，使得Türk这个称谓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荣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泛突厥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结合，“天下突厥是一家”的意识开始渗透进各突厥语社会，而在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奥斯曼更是影响很大。
奥斯曼帝国晚期，主张政治变革、反对苏丹专制统治的青年知识分子组建了许多组织，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Gen? Türkler，—般译为“青年土耳其党”，其本意就是“青年突厥人”（Türkler是Türk的复数形式）。从他们如此骄傲地打出Türk旗帜，可以看出突厥历史记忆已成为奧斯曼青年知识分子近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资源。
作为近代欧洲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突厥学本来是以语言研究为主的。但是现代突厥语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了古代突厥语，也逐渐与突厥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了。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在西方突厥学与汉文史籍中的突厥汗国的历史之间架起了桥梁。突厥人最早的历史只能到中国的北朝史料中去追寻，这样，几乎所有的突厥史开篇就要讲突厥第一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由于第一汗国与第二汗国曾经在强盛的隋唐帝国面前昂首挺立，所以突厥语世界对它们寄予特别大的敬意。再加上由于汉文史籍对西突厥汗国的记录远比不上东突厥，因此西突厥的历史相对来说在古突厥史的叙述中并不占有一个特别显著的地位。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陷阱——西突厥才是后代中亚西亚突厥语人群追寻历史的可能源头。
鄂尔浑碑铭上的语言被认为是古突厥语，把这种古代突厥语和现代土耳其以及其他突厥语族国家所使用的语言紧密关联，完全是近代突厥学的产物。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把土耳其语Türk?e（即英语的“Turkish”）和Turkic混淆的问题，目前的英文学术文献中，为了区别作为一种语言的土耳其语和作为一个语族的突厥语，以Turkish专指土耳其语，以Turkic指突厥语族。突厥语包含三十多种语言，所有说这些语言的人群，都可以说是“突厥语人群”（Turkic peoples）。专名的使用也存在着多方面的陷阱，其中既有学术上的，也有日常情感认知的问题，如将突厥语族（Turkic）都纳入突厥人（Turk）的范围，把古代鄂尔浑碑铭中的突厥语视为现代突厥语族各语言的共祖，把现代各突厥语人群看作共享一个突厥历史的社会。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思潮及因之而起的政治行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跌入陷阱的历史认识。
我认为，现代中亚西亚的突厥世界，也许相当一部分与西突厥汗国的历史遗产相关，但都不能与东突厥帝国的历史传承联系起来。这种认识，在绝大多数的突厥语社会的历史叙述中，都是看不到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类叙述，都会把突厥语人群的历史追溯到阿尔泰山。因为根据中国史籍，阿尔泰山是古代突厥的发祥地。可是，中国史籍中的突厥，与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的突厥语人群，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现代社会倾向于以Türk一词作为突厥语族各人群的通称，但在古代，它只是一个专门的指称。在鄂尔浑碑铭的突厥文碑文中，只有突厥汗国的统治人群才是Türk，那些被征服、被统治的人群，如乌古斯九姓，就不是Türk。乌古斯九姓，包括后来推翻突厥并成为统治人群的回纥（即回鹘，Uyghur），在现代语言学家看来，当然都是说古代突厥语的，也就毫无疑问属于“突厥语人群”。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或暗示，乌古斯九姓曾经自视或自称为突厥。这个突厥语集团的前身应该是所谓的“铁勒”，而铁勒大概与北朝中前期的高车有很大的关系。当高车在蒙古高原上屈服于柔然的统治，并成为柔然帝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后来以突厥之名而震惊欧亚草原的那一小部分人群，应该还局促在阿尔泰山一带。虽然东突厥汗国前后统治蒙古高原的时间并不短，但继之而起的各突厥语集团绝对没有认同突厥，他们都坚持使用自己的族称。真正实现了通称性转换的，是回纥（Uyghur）。在回纥汗国时期，原乌古斯九姓的大多数部族，大概都融合进回乡乞集团了，被视为、也自视为回纥人。因此，即使黠戛斯推翻了回纥汗国，逼迫残余的汗国组织西迁，留在草原上的许多突厥语人口，都被看作并自视为回纥。
在中亚的西部地区，Türk—词至迟到10世纪的时候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通称，但这个过程的细节研究者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西突厥汗国解体并为后续的其他突厥语集团取代的过程中，Türk实现了从政治体认同向社会群体认同的转换，也就是说，原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非突厥部族，也因长期被称为突厥而开始自称突厥，其中包括大量在文化上完成了突厥化的人口。突厥化，就是指本来不是突厥人的中亚人改说突厥语，完全认同自己是突厥人，接受突厥文化，完全或基本放弃原有的文化认同（包括语言和历史记忆），代之以突厥的历史认同。这个突厥化过程与伊斯兰化的历史过程相结合，就成为突厥历史的分水岭，把突厥历史的古代与近代区分开来。就古代突厥史的现代叙述来说，西突厥历史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或者说失落了。
中亚突厥人群的伊斯兰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伊斯兰化指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伊朗高原北部的呼罗珊地区）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服，开始逐渐变成穆斯林的世界。在这一地区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地带，是西突厥及其后继诸突厥语政治集团的历史遗产。突厥语人群进入伊斯兰化的中亚世界，无论是作为主动的征服者，还是被动地作为奴隶经由中亚送往中东，也许是最早的穆斯林突厥人。奴隶军人在中亚叫作Ghulam，在阿拉伯地区叫Mamluk。被卖为奴的突厥孩童经过训练成为职业奴隶军人，随着征战日久积累功劳，奴隶军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有的成为重要的将军，有的甚至成为能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深入中东的突厥人较早完成伊斯兰化，留居草原和沙漠地区的则缓慢一些，某些突厥部族甚至晚至14、15世纪才最终完成这一文化转折。这一过程中，黑汗（喀拉汗）的历史尤为重要，黑汗王朝对中亚东部地区，即今日中国南疆地区的伊斯兰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古代王朝——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征服中瓦解后，伊朗高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伊斯兰时代。伊斯兰时代的伊朗高原上，首先是波斯人自己建立起来的萨曼王朝（Samamid Empire，819—999），接着就是突厥将军们建立的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975—1186）。伽色尼王朝是突厥人在伊朗高原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但是，伽色尼王朝深受波斯文化影响，突厥文化因素相当稀少，因此，还不能说突厥文化进入了中亚和伊朗历史的中心舞台。
到了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突厥人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历史权重的是塞尔柱（Seljuk）。由于塞尔柱人的崛起和大塞尔柱帝国的建立，突厥因素才真正进入中亚、波斯高原甚至阿拉伯地区，突厥语言和突厥文化因素终于开始发挥威力，得以沉淀与传承。塞尔柱人在1040年的丹丹纳干战役中打败了伽色尼王朝的大军，随后控制了呼罗珊地区，以此为中心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塞尔柱人是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塞尔柱帝国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进行扩张，为已经沉寂多年的阿拉伯征服带来了新的生机，使伊斯兰世界焕发了新的对外征服的激情。对突厥人来说，这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塞尔柱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突厥信仰，而且部分地突破了波斯传统，例如帝国的政治领袖称为“苏丹”（Sultan）。塞尔柱帝国是突厥穆斯林所建立的第一个以“苏丹”为君主称号的重要王朝，这个称呼为后来的奥斯曼帝国所沿用。
不过，尽管有着诸多的突厥因素，塞尔柱王朝还不能说就是一个突厥王朝，其文化因素是在变化的，变化的驱动力量是伊斯兰教。以塞尔柱王朝前三个苏丹的名字为例：第一位苏丹名Toghrul，意为“隼”，这是突厥语常用人名。第二位苏丹名Alp Arslan，也是典型的突厥人名，Alp是英雄，Arslan是狮子。但第三位苏丹的名字发生了变化，他叫Malik Shah，Malik是阿拉伯语词，Shan是波斯语词，两者都是“王”的意思——用复合型的中东语词汇作为人名，反映了塞尔柱人已经向自己所征服地区的传统和伊斯兰教大幅度让步。自萨曼王朝时期开始的新波斯语文学运动，到塞尔柱帝国时代达到了高峰。塞尔柱将中亚统合为一，以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为中心，使新波斯语运动发展到全新的水平。这不仅是文学运动，除了文学创作外，塞尔柱时代还涌现了新波斯语史学编纂浪潮，大量历史著作开始出现。因此，突厥历史的叙述就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前文曾提及，近代突厥学在发现和解读了鄂尔浑碑铭，确认其中的Türkｋ就是中国古代的“突厥”以后，才形成一个大致上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认为古突厥的祖先起源传说，尽管在中国中古史籍中有记录，但被中亚穆斯林统治者以及改宗伊斯兰的突厥领袖们有意抹去了。实际上，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无法确定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是否与中国《周书》等唐代所编的史书所记录的突厥传说一致。中国史籍记录的是来自直接或间接听闻的蒙古高原上的突厥人（东突厥）的说法，但未必是西突厥人的说法。何况，即使在中亚，突厥各部落各集团之间是否有大致接近的祖先起源传说也是未知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传说被抹掉了，也不能说这些今已不存的传说一定和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同。
古代的确存在着关于古代突厥人祖先起源的传说。《周书?东突厥传》记载：
突厥者，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见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倶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
传说突厥仅存的小男孩被砍了脚，被一只母狼养育，长大后与母狼合，在山洞中生了十个男孩，这些男孩长大后跟外面的女性组成了十个家庭，其中一个就是突厥人的祖先阿史那氏。阿史那氏子女繁衍，从山洞出来后接受了茹茹（柔然）的统治，住在阿尔泰山南麓，成为柔然的铁工。
可是《周书?东突厥传》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遂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纳都六设也。纳都六设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纳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
其中最后阿史那子孙里有一人叫“阿贤设”，“阿贤”就是Arslan，“设”即?ad，是古突厥的官名。Arslan ?ad 是突厥传说中比较早的重要祖先。写此传的人为了求得说法一致作了一个总结，“此说虽殊，然终狼种也”。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虽然第二种说法中只模糊地提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但著书者仍将突厥民族的起源归结为“狼种”。
狼种或为狼乳育的故事，文献中最早见于乌孙。《史记?大宛列传》说：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
《汉书?张骞传》也记：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翁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
突厥的狼生传说，大概是突厥人自蒙古高原向阿尔泰地区蔓延过程中，与乌孙人的后裔人群结合后获得的。狼生传说在蒙古高原上流传了很久，以至后来蒙古人的苍狼白鹿说中也许部分地源自这一传统。今天的中亚和土耳其常见狼图腾的描述，其实完全是从中国史籍中获得的知识，传统中亚并没有突厥为狼生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稍晚的唐代文献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关于突厥起源的说法。据《酉阳杂俎》记载：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异。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经数十年后，部落将大猎，至夜中，海神谓射摩曰：明日猎时，尔上代所生之窟当有金角白鹿出。尔若射中此鹿，毕形与吾来往。或射不中，即缘绝矣。至明入围，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围，将跳出围，遂杀之。射摩怒，遂手斩呵尔首领，仍誓之曰：自杀此之后，须人祭天，即取呵尔部落子孙斩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尔部落用之。射摩既斩呵尔，至暮还，海神女报射摩曰：尔手斩人，血气腥秽，因缘绝矣。
《酉阳杂俎》记述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了许多怪异之谈，有些是来自中亚的人讲述的。按这个说法，突厥人的祖先住在海边，跟海神有关系。但蒙古高原上没有海，这一说法可能源自于中亚。考虑到许多突厥传说都与伊塞克湖有关，这里的“海”可能指伊塞克湖。
可以肯定的是，突厥祖先起源传说本来很多，各不相同。今天称之为“突厥”的群体，本来就是由历史传统各异的部落或政治集团组成的。在一个统治集团之内，统治人群的起源传说，会取代被统治者的起源传说。因此突厥认同的扩张，就意味着丰富多元的起源传说为单一起源传说所遮蔽、所取代，绝大多数起源传说都会遗失，永不可知。今曰所见多种关于突厥祖先起源的说法，都不过是历史过程中残留的碎片而已。
《酉阳杂俎》还有一条，说坚毘（唐代称“黠戛斯”，即今天的吉尔吉斯）部落非狼种，“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谓上代有神与粹牛交于此窟。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说坚昆是人和牛交合的产物。阿尔泰语系各人群喜欢以动物作人名，如骆驼、牛、羊、马等，大概与动物始祖的不同信仰有关。
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在伊斯兰知识体系内叙述突厥的来历，仅是历史编纂学的问题，而且还是《古兰经》注释学的问题。
首先对突厥人来历给出描述的当然不是突厥人，而是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当然，他们的历史描述势必要符合中东传统及伊斯兰教的人类史观。而狼生传说即使存在（当然是可疑的），也无法与伊斯兰知识体系中的人类创生信仰相一致，因此不可能被吸纳。近东一神教传统中，人类都源自大洪水后诺亚的三个儿子：闪（Shem，Sam）、含（Ham）、雅弗（Ja－pheth，Yafith）。这在《旧约》里记录得很清楚。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接受这一说法，因此突厥必定也是他们的后代。
在近东的创始信仰里，诺亚的三个儿子中，闪是阿拉伯人、犹太人等近东各族群的祖先；含是黑人的祖先；雅弗则生了半魔人歌革（Gog）和玛各（Magog）。到了8世纪，最早用阿拉伯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波斯人伊本?穆卡法（ibn al －Muqaffa‘，724－759）说雅弗就是突厥人的祖先。这被后来的古兰经注释者们所接受，9世纪和10世纪的波斯及阿拉伯学者都沿用了这个说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著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古兰经》注释者之一的塔巴里（al－Tabari），他说：“雅弗生了突厥人、斯拉夫人、歌革和玛各，没有一个好东西。”
10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世界里突厥人的地位明显提高，许多突厥人成为将军、大臣、王公甚至君主（比如，他们建立了伽色尼王朝和塞尔柱帝国），在历史叙述中，突厥人祖先——雅弗的形象也跟着大大改善了。不仅在官方的经注和史书中，而且民间故事里雅弗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12世纪的《先知故事》（Qisas al-anbiya）里，诺亚一边沮咒他的儿子含只能成为黑人奴隶之父，一边预言闪的后代成为先知，雅弗的后代则会成为国王和英雄。这就是针对12世纪的塞尔柱帝国时代的政治现实。到了15世纪，突厥文学名家Mir Ali Shir Nava’i甚至说：“历史学家都认为，因为雅弗戴着先知的帽子，所以他优越于两个哥哥。”这就把雅弗提到了先知的地位，这个文本是用突厥语写的。
根据17世纪的重要史学家，希瓦汗国的阿布尔一哈齐一把阿秃儿汗以突厥语所写的《突厥世系》，诺亚在250岁的时候成了先知，接下来的700年里他努力推广伊斯兰教，但不大成功，只有80个人皈依。大洪水之后，他派含去印度，闪去伊朗，雅弗去北方。雅弗在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之间住了250年。他有八个儿子，长子名Turk，以“雅弗之子”（Yafith Oghlani）闻名。Turk迁至伊塞克湖一带，成为第一个制作帐篷的人。他的长子Tutuk继他为君，是个好君主，与伊朗的第一个王Kayumars同一时代。
Tutuk被认为是从中文“都督”借入突厥语的名号，都督是我国南北朝及唐代常用的军队将领的称呼。阿布哈齐说Tutuk与伊朗传说的第一个王同一时代，这非常有意思，比如《三国史记》强调新罗国比高句丽早一些年建国。突厥人写突厥历史时，一定要比伊朗人建国的时间早。既然到Tutuk的时代伊朗才建立第一个王国，那么突厥人显然不比波斯人差。但阿布哈齐作为历史学家说话仍然很谨慎，他不敢说雅弗是先知，因为《古兰经》里没这个记载，所以他说“有些人说雅弗是先知，有些人说不是”。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在伊朗高原建立帝国以及对波斯文化、语言了解越来越深刻，突厥人还把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阿甫剌昔牙卜（Afrasiyab）也纳入自己的祖先名单中。可是现代研究者对突厥人何以选中阿甫剌昔牙卜作为自己的祖先感到疑惑，因为此人性格乖戾、狂暴，且最后为胡斯老所败，并非战无不胜的完美英雄。有学者认为，这也许是因为突厥人对阿甫剌昔牙卜传说仅是部分了解，且有些关于阿甫剌昔牙卜不够完美的故事是伊朗人后来添加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征服了伊朗高原并在那里建立王朝的突厥人选了一个波斯英雄作为祖先，显然包含了实际政治的含义。
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u l-Lu g at al-Turk）是古代突厥语资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作者是喀什噶里。其中Türk条解释道：这个名字是真主赐予的。先知穆罕默德说：真主说我有一个喜欢的（民族）称为“Türk”，把他们搁在东方，地位优崇，如果我对谁不满意，就派他们去惩罚，因为他们忠诚并富有美德。
这条记述非常重要，因为把突厥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与以前突厥人作为骚扰者和野蛮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而是纳入伊斯兰体系里，变成真主赏善罚恶的工具，是真主愤怒的象征。按《突厥语大辞典》的说法，突厥是执行真主意志的。这给许多世纪以来突厥人对中亚、波斯高原乃至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社会所做得不好的一切，都带来了合法合理的解释。因为真主对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有了不满，他需要一个惩罚工具，而突厥就是他的惩罚工具。而且，他还需要突厥人给伊斯兰社会带来新的动力、纪律和勇气，更需要他们完成伊斯兰对非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事实上，正是突厥人在征服事业上，达到了阿拉伯人都没有达到的巅峰，这就是奥斯曼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塞尔柱帝国稳定自己的统治之后，原先收买边缘突厥部落以维持国防的模式难以维持下去，这些怀抱不满的部落经常在帝国边疆地区抢掠，反而成为塞尔柱帝国边防的不安定因素。为了把祸水别引，塞尔柱政权怂恿边缘突厥部落向西挺进，这就引发了突厥部落对安纳托利亚的侵入。这个过程，并非塞尔柱帝国的统一政治和军事行动，而是西进突厥各部落出于各自的利益所强力推动的扩张和掠夺。这些突厥联军在曼兹科特战胜拜占庭军队后，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很快萎缩到仅据有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带。这场战役在拜占庭历史上极为重要，是造成拜占庭帝国失去安纳托利亚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中世纪军事史研究者认为，突厥人的这场胜利是轻骑兵的胜利，表明轻骑兵对步兵有很大的优势。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将塞尔柱人控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称为Rum，即“罗马”，进入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就被称为罗姆塞尔柱（Rum Sel?uk），即在罗马的塞尔柱人。
13世纪上半叶的蒙古西征，特别是伊利汗国建立之后，罗姆塞尔柱的国家结构日趋散化，终于发展为安纳托利亚的Beylik（小君王）时代。Beylik时代诸侯林立，后来崛起的奥斯曼，本是其中的一个侯国。这个时期从中亚进入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大约在150万以上，使突厥人保持了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口规模，突厥人即使在政治上占优势，文化上也必然被本地希腊语社会所同化。相反，这150万人使突厥人足够统治并同化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希腊语人口与地区。这种人口优势在政治优势的帮助下，又凭借伊斯兰教的文化优势，最终使安纳托利亚实现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奥斯曼（Osman）部的崛起迅速开启了安纳托利亚统合于一的过程。经过两代苏丹奥斯曼（Osman，1258－1326）和奥尔罕（Orhan，1285—1359）的扩张，不仅统一了安纳托利亚，还成功进入巴尔干地区，只剩下中间的孤岛君士坦丁堡尚未攻破。在贝亚兹德一世（Beyazid I，1389—1402）时期，帖木儿大帝的西征暂时阻缓了奥斯曼帝国成长的步伐，贝亚兹德一世本人被俘并受尽羞辱而死。但这些都无法阻挡奥斯曼的崛起。到苏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nt II）时，奥斯曼成功征服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最大敌人，其象征就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因此征服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伊斯兰征服史上的最高成就，穆罕默德二世苏丹获得了“征服者”（Fatih）的荣誉称号。到1580年苏莱曼大帝时期，奥斯曼帝国已经将地中海、黑海纳入版图。
在经历了奥斯曼帝国衰落和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今天的土耳其面临着如何叙述自己历史的问题。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世俗与宗教间的诸多矛盾，使土耳其的历史学界、政治界都面临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宗教叙述的问题。
突厥史学家芬德利（Carter V. Findley）在《世界历史中的突厥人》（The Turks in Word History）—书中指出，其实奥斯曼征服之后被称为Türk的人，既是征服者的后代，也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当时突厥人不过二三百万，而被征服的地区则有上千万人，所有这些人，都成了今天土耳其人的祖先。因此，今天的土耳其人更多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讨论什么是突厥人（Türklük）议题的时候，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
突厥是一辆自东向西穿越亚洲的大巴士。起点是于都斤山，终点是伊斯坦布尔。这是漫长的旅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停靠。每一站，都有人带着行李上上下下。乘客中没人在乎这辆巴士的起点是哪里、终点在何方，大家不过是搭车走个短途。他们也从没想过他们与其他乘客间有什么联系。有时车出毛病了，停下来修修，路上能找到什么配件就用什么。经过很多年，当这辆巴士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车上不大可能还有从起点站上车的乘客了。而且，这辆巴士本身，也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样子了。里里外外，都换成新配件了。但这辆车还被称为突厥，而乘客都自称突厥人。
历史就是这样，历史记忆不停地遗失，又不停地重建。
原载于《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