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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孕育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是什么，而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另外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为什么是中国首先提出了这一思想。综合而言，全球性相互依赖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了这一时代背景的主基调。
全球性相互依赖促使人类命运紧密相连
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相互依赖性。环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融入到全球大的发展体系之中，奉行开放发展、包容增长的理念与政策，同时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他国的发展战略很好地对接，这样才能实现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机遇与愿景相互关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因而，这种发展必然是一种互动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多赢的发展、共同的发展。
二是风险与挑战的相互依存性。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粮食安全、核危机、难民潮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世界各国与地区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可以说，风险与挑战的跨国性、联动性特点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在风险与挑战面前不允许有“旁观者”“退缩者”，更不能有“转嫁责任者”“损公肥私者”。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面对挑战，合力应对危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三是议题的相互交融性。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科技等不同议题领域的边界已经远不如之前那样清晰可见，并且这些议题的相互交融性与交换性明显增强，从而极易引发“共振效应”。客观来说，这种议题领域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国家间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要求各国必须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视角与方法来加以应对与处理。总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机制、规范、原则与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权力配置的变化以及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现有国际机制暴露出重大缺陷。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中坦承，“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以及经济决策核心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紧随其他几场危机爆发的”，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两大表现。
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仅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例。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增长驱动器与主力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8年、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皆为3.9%，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与2.2%，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为4.9%与5.1%。然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架构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与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率明显不相匹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例。美国占有16.52%的投票权，在重大事项决议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投票权分别为6.15%、5.32%、4.03%、4.03%。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的投票权也仅为6.09%。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与代表性很不够”的问题，这一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们却漠然置之，并以各种方式阻挠、迟滞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必要的、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调整，从而使得这一治理体系的滞后性、失衡性更为凸显。
上述状况又导致了第二个重要挑战的衍生与固化，即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屡屡发生。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矛盾性、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凸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对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十分敏感。大国重视国际体系的塑造，并将其作为占据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制高点的有效途径。从历史上看，国际体系剧烈变动时期，主要因国际力量格局的再调整、再平衡所起，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动荡。二是全球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现象出现。国家间共同利益逐渐让位于竞争性利益，甚至排他性利益，国际关系“以邻为壑”的现象有可能重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仍未消除，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世界经济处于艰难复苏之中。三是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地区热点问题难以破解，安全困境日渐深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扩张，以及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复合影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与叠加，这些都增加了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危险。四是国际秩序存在失范的风险。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甚至推卸、逃避国际责任，全球安全、繁荣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出现严重危机的风险。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作出解答，找到出路，甚至还使经济不平等、发展失衡、气候变化等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有鉴于此，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阐释了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那么即将要阐述的这一点则说明了为什么是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思想。概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至少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1983年12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表示：“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古代我们做得不错，对人类有突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理念才使得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聚焦到世界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赋予的文明的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新探索，也是对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宏观认识与整体把握。因而，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科学的方法指导，这样宏大的思想体系根本无法构建起来。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华文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立身处世之道，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这些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明显不同。这种文明的滋养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就了中国国家行为与国际行为的自觉性。从理论准备与方法指导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一种继承，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使用“共同体”的表述，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如“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共同体，主张“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着眼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更自觉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与考察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突破与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禁锢与制约。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也最终回答了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21世纪的中国才能提出这一宏大战略思想背后的深刻文化因素与理论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