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奥斯维辛，大家可能都记得阿多尔诺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
诗已不复存在，而永存的是关于奥斯维辛的反思。但是“奥斯维辛以后”，类似的大屠杀悲剧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即便是对奥斯维辛的纪念，除了对暴行的愤怒和对遇难者的哀悼外，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何以发生的深层原因，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反思呢？
从“奥斯维辛数字”谈起
国内关于“奥斯维辛的死亡人数”，据新华社记者报道：根据奥斯维辛博物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在集中营存在的4年间，共有110万人在这里丧生。但是这则报道没有述及这个数字背后的复杂故事。事实上，在1990年笔者初访奥斯维辛时，这里的铭牌上写的遇难者数字是“400万人”。1992年，这块铭牌被上述记者提到的结果所更换。
事实上，400万或“至少410万”的数字初见于1945年5月12日苏联专门成立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当时奥斯维辛解放才3个多月，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集中营内杀人设施的“工作效率”推断出来的。此后40年，在苏联体制的各国这个数字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任何试图重新考证这个数字的人都被说成“替纳粹辩护”乃至是“新纳粹”而受到严惩。
而在西方，人们对这个数字半信半疑，对本民族罪孽深刻反省的德国人大都承认这一数字，如西德学者欧根·科贡的名著《党卫军的国家》中就称奥斯维辛死难者达350-450万。而其他西方国家的著述一般都说是100－250万。有的学者则认为在80－90万之间。
他们的依据多种多样：战后审判庭上的证言、各种记录中来到奥斯维辛的人数与幸存者数之差、以及战前战后人口调查的推算等等。而另一方面，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则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把奥斯维辛灾难，乃至整个纳粹暴行说成是“谎言”。
他们有的抓住战前犹太人定义比较复杂因而各种统计出入较大的空子，以较低的数字，如1942年美国《犹太年鉴》上关于欧洲各国犹太人总数为3 011 722人之说，宣称只有三百万犹太人的欧洲，纳粹屠犹600万纯属捏造，有的说根据记录来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总数只有20万，因此大屠杀之说不可信，等等。
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澄清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奥斯维辛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名波兰犹太学者、奥斯维辛遇难者亲属，佩帕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追求“真实的奥斯维辛数字”。从1965年起，40年来他锲而不舍，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关于欧洲犹太人、纳粹运动、大屠杀与集中营问题的大量证据，发表了可观的论著。
1980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集中营存在期间来到奥斯维辛的不幸者总共约1,300,000人，其中犹太人约110万。这130万囚徒中，先后有212,820人被转移到别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释放，约500人侥幸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后获得解放，其余1,077,180,即约110万人都在集中营遇难，其中犹太人约占96万。
佩帕的举证努力令人惊叹，他的研究成果逐渐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威性。1986年，波兰文化部指定14名历史学家组成的评审小组认可了佩帕的研究。但那时苏联规定的数字还是不可更改的。1991年，佩帕的著作《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囚徒与遇难者人数估计》在耶路撒冷出版并受到好评，标志着纳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犹太人对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铭牌正式据此更换。
佩帕的工作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严谨、客观、求实精神的结合。他对苏联数字的更正，奥斯维辛博物馆“四百万”改“一百万”的铭牌更换，曾经使一些新纳粹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他们故意歪曲、乃至编造佩帕“戳穿了奥斯威辛谎言”的说法。
佩帕为此非常愤怒。他在1993年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一份公开信中声明：“我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已经28年：保存对于无数纳粹暴行牺牲者的记忆，以警告人们不能漠视一切形式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动者，他们毁灭正义，制造苦难并屠杀无辜人民。”
佩帕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大量证据驳斥了极右翼和新纳粹分子否认大屠杀、玩弄数字游戏把奥斯维辛惨剧说成“谎言”的谬论。他指出，被押解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只有约20万人被役使为奴工的进行了登记。
因此遇难者远比囚徒登记数为多毫不足怪。客观的研究者不能只从杀人者一方获得证据，奥斯维辛档案中的登记数的价值在于：它证明该集中营的遇难者不会少于20万，但从逻辑与事实上它都不能用来证明遇难者不会多于此数。苏联当年的数字虽有很大水分，但一个集中营就杀死一百多万人，还不够丧尽天良吗？
另一方面，苏联打败纳粹、解放奥斯维辛的伟大贡献是波兰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的，1945年的条件下作出仓卒估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后来为宣传目的禁止人们加以研究更正则不可取，而且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恰恰给新纳粹抓住数字破绽否定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口实。
实际上，这种做法与苏联自己不人道的历史也有关系。就在同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既有战胜法西斯的大功，也曾经助纣为虐，与纳粹签订联手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与纳粹东西夹击灭亡波兰后又把大批波兰人关进苏俄的集中营，最后在卡廷森林和谢里格尔湖残酷屠杀了数万波兰战俘。
当然，波兰自己也有需要反省之处，她在历史上也有过虐犹行为，一些波兰人在纳粹屠犹时还有过落井下石之举。过去波兰对这一点讳莫如深，但剧变后的波兰政府与学界都曾就此向犹太人道歉。
这场“数字官司”的确发人深省。一方面，在我们经历过的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问题上，一些日本人也像欧洲的新纳粹那样，以“数字问题”抵赖屠杀罪行，我们的学界有责任像佩帕等波兰学者那样，以严肃的研究回击这种抵赖，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道义谴责上。另一方面，我们有些学者同样有以“数字误差”为由否认基本的历史事实的毛病。
例如就有人以苏联“大肃反”时期的秘密警察案卷中可查到的被杀者“只有”90余万为由给斯大林翻案，把当时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说成是“谎言”。其实从杀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数字与奥斯维辛档案中留下的20万囚徒登记数一样是有研究价值的，但它只能说明死亡数的下限而不能当作死亡数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间接推算法的价值。
可以设想正如奥斯维辛的“400万”数字一样，关于大肃反死难者的早先数字也可能因政治原因而被夸大，像佩帕一样，不少俄国学者为得到更准确的数字做了不懈的努力，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去做否认那场灾难的翻案文章。把他们的努力说成是“戳穿滥杀的谎言”犹如把佩帕的努力说成是“戳穿奥斯维辛谎言”一样荒诞无稽。
的确，这种翻案逻辑和给奥斯维辛与南京大屠杀翻案的极右翼分子有多少区别？对别人发生的事，只为一点意识形态好处都这样文过饰非，甚至别人已经反思而自己还在替人家掩盖，对自己的历史还怎么能有反思态度？对自己的历史持这种态度，我们又怎么有能力让别人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真心忏悔？
底线必须持守
关于德国人的忏悔与日本人的回避已经有太多的论述。笔者旅居波兰期间对此曾深有感受。我认识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格莱利赫。这位82岁的老太太是华沙一家医院的退休护士。她出生于世居华沙的一个战前十分富有的大家族，虽是犹太人，却已皈依天主教。但是以种族血统而不是以宗教为区分的纳粹并未放过他们。一家人带了少量金银弃家出逃，但终于未能躲过劫难，家人都惨死在奥斯维辛，只有她一个活了下来。她的胳膊上面刺着集中营的囚犯号码还赫然在目。
1992年圣诞节我从乌克兰赶回来看她，老人十分高兴，把圣诞节采购的礼物、食品都搬出来让我看，还穿上新买的大衣走了几步让我瞧瞧是否合身。最后，她搬出一个二尺见方的硬纸箱，从里面取出一大堆物品：老人的软拖鞋、老太太穿的柔质大半身羊毛衫、小巧玲珑的圣诞树，以及火腿肠、饼干、圣诞卡、小饰物等等，几乎圣诞节所需的吃、穿、用品都有了。
“谁想得这么走到？”我好奇地问。老太太递给我一份用德、波两种文字打印的慰问信。原来，这些队是德国政府寄来的，我这才得知，为了表示对法西斯集中营幸存者的歉意，德国政府每年都根据专立的档案，按性别、年龄和所在国的民俗，给世界各地仍在世的集中营幸存者（几乎都是孤寡老人）在圣诞节前寄去一封慰问信和一箱老人圣诞用品。
这真使我感到震动，没想到事隔半个世纪，德国政府还会以如此姿态为当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忏悔和道歉！人们都知道勃兰特70年代访波时在大屠杀纪念地下跪的事，然而人们或许会说：那是做给传媒看的，而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的这种姿态能否代表德国各主要政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同，也还可以质疑。
然而，我此刻见到的这种道歉方式，却是跨越政党的，是向那些默默无闻、毫无“宣传”功能的孤寡老人们进行的。这种延续了几十年的“日常”行为，比任何轰动传媒的仪式更令人感到德国人以及不同党派的历届德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真诚。
在反思纳粹、反思极权主义灾难中的一个重大的教训，就是一些持守基本原则的重要。人们常常诧异于文明发达而且已经有过宪政民主经历的德意志民族何以会拜倒在纳粹的极权之下，这其中原因当然可以列举多条。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基本共识问题。
构成魏玛共和时期德国左右两翼的主流思潮本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虽然利用那时的社会问题增加了影响力，但在那次导致其上台的大选中它得到的选票也不过百分之三十几。如果左右翼主流派联手抵制纳粹，它是不可能上台的。有人把纳粹通过选举上台当作“民主产生暴政”的例子。
的确，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许多在凡尔赛体制下建立了宪政民主的国家，包括德、意、西班牙、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等等，都出现了从民*主到独裁的倒退。但是除了德国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倒退都是“革命”、军事政变、外部干预等直接破坏民主的手段造成的，只有德国的确是通过“民主程序”完成这种倒退。
可见“民主产生暴政”的发生几率并不大，更不是必然。但为什么在德国确实发生了？主要原因就是那时的左右派都缺少底线共识。当时的德国左派内部，德共在斯大林指挥下把社会民主党看成头号敌人，谓之“社会法西斯主义”，而且认为这种“社会法西斯主义”比纳粹更危险。
社会民主党也拒绝与德共合作。而右派内部的自由民主派与保守派之间也是如此。更不要说左右派之间了。由于他们彼此敌对，票数分散，纳粹才以少数票而成了第一大党，进而取得政权。
后来人们汲取了这一教训。曾经在法国大选中，具有新纳粹性质的勒庞异军突起，出人意料地击败社会党成为第二大党，顿时引起了左右派的共同警觉。双方都把阻止新纳粹上台作为底线，在决胜的第二轮投票中左派主流的社会党号召自己的选民把票投给右派主流的保卫共和联盟，使后者得以战胜勒庞。
法国左右派对勒庞的这种一致态度并不是什么彼此妥协，更不是什么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法国是出现过左右派妥协的，那时左右派联合执政，为了合作双方都不能不偏离原先立场而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中间”或“第三”立场。可是这次左右双方并没有成为执政联盟，大选后社会党仍然是保卫共和联盟政府的反对党，更没有寻求什么共同纲领。
双方在大选中并没有改变什么——社会党不反对勒庞就不成其为社会党，正如保卫共和联盟不反对勒庞就不成其为保卫共和联盟，这种态度都是他们本身固有的，并不是向对方“让步”的结果。他们双方固有立场当然差异极大，但在反对新纳粹方面有着“重叠共识”。“重叠”不是妥协，“共识”也不是“中线”，而是共同底线。
现代社会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利益冲突与各种纷争是难以避免的。但为了维持起码的文明规则不崩溃，各方都应该持守某种共同的底线。守住了底线的社会可能并不完美，甚至可能是问题很多的社会，但底线一旦崩溃，那就不是什么完美不完美的问题了。奥斯维辛以后，在这方面的教训仍然在警示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