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精神之旅，乃以大大小小的遗迹或纪念碑建筑作为坐标。但没有哪一个坐标，能像奥斯维辛这样，以一个方圆不到一公顷的面积，简陋的建筑、荒凉的场景，却这么深刻地拷问着人类的心灵，决定着当今世界的价值走向。可以说，理解不了奥斯维辛，就理解不了当今世界的政治结构，理解不了国际法准则，理解不了普世人权的价值观念。

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一位犹太学者作完了关于奥斯维辛和“大屠杀”的哲学反思的报告后，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提出在中国历史上有南京大屠杀，同样可以作为人们反思暴行的素材时，却遭到这位犹太学者的断然拒绝。她说：“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是独一无二的，这不是一般性地反思人类暴行的素材。”我在会后思想他们的对话，如果按此推理，那不就意味着奥斯维辛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能用来观照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战争和暴行吗？那它又能为人们反思暴力、战争提供什么样的意义呢？

近日，当我有机会到波兰的克拉科夫，并得以参观附近的奥斯维辛时，我才同情地理解了这位犹太学者。是的，奥斯维辛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战争，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暴行。它是纯粹的罪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不属于战争的一部分，甚至不属于战争派生出来的暴行。纳粹把集中营建在奥斯维辛，只是因为它正好处于欧洲的中心，有便利的火车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运送来此。在欧洲的这些占领区，战事大致平息，德军已经建立起有效的统治。纳粹要灭绝犹太人，也不是因为出于恐惧，因为犹太人对于德国不能产生任何威胁，那些迈步走向毒气室的不少是天真的儿童、孱弱的老人和行走不便的孕妇。纳粹屠杀犹太人，也不是为了什么经济利益。在奥斯维辛纪念馆，有一个贮存遇难者两吨头发的展室，据说当时纳粹出卖这些头发，每公斤价值半个马克。处理一个遇难者，消耗的物资，可能比得到的要更多。

这就是说，纳粹杀害这些犹太人，不是出于任何的理由。正如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存在是最本体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原因的快乐是最高的快乐，不需要任何回报的行动是最具责任感的行动，不需要任何理由的仇恨乃是纯粹的仇恨。纳粹出于纯粹的仇恨、纯粹的厌恶，在二战期间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因为奥斯维辛，纳粹的二战就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争雄，也不是普通政治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种纯粹的罪恶，一种荒谬却真实地在20世纪的人类中间实现自身的罪恶。

也许这种纯粹的罪恶，能够使我们更深地理解罪恶的两个本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345年-430年）对于罪恶的定义是，真正的罪恶是由于人们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人的自由意志不去追求在等级上更高的存在，却去追求那些更低的存在，于是恶就产生了。乍一听来，好像他的解释没有多大意思。但奥古斯丁对罪恶解释的真正启发之处，在于他把罪恶与自由意志结合在一起。它的深层含义在于，罪恶的本质具有自由性，它不属于自然律，也不受道德律的束缚。它具有某种实现自身的自由力量。它可能出现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也可能发生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奥斯维辛不是由某个野蛮部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发生在荒蛮的远古时期，它发生在当时科技最为昌明、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荡涤了文明的每一个角落的德国。

奥古斯丁对于罪恶还有一个经典的解释，即恶是善的缺失。通俗地讲，就是该有善的地方，没有善，这就是恶。在神学史上，人们通常说这样的解释是对恶的实存性的否定，但这似乎没有理解到奥古斯丁的深意。正如黑暗永远要比光明更为广大，光的归宿永远是黑暗；“无”永远要比“有”更为根本，“无”才是万物之始一样，恶作为一个否定性的实在，恰恰是一个比善更为根本、更为强劲的力量。善始终只是闪耀在人类历史的前台的一些光亮，而恶才是后面更广大的背景。作为一种虚无的、否定性的力量，恶时常吞噬着善。

奥斯维辛以它那几排简陋的红砖建筑，却摧毁着人类对于“性本善”的浅薄自信。在奥斯维辛的面前，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被从根上拔起，置于无所立足的荒原之上。在奥斯维辛的面前，我们宁愿作一只蚂蚁，而不愿被称为“人”。

发生在科学、民主的20世纪的奥斯维辛也提醒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潜在地都是“犹太人”。罪恶具有自由实现自身、拥有比善更强劲的力量，使得它可能在任何时代、任何角落都可能变成现实。因此，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有什么记忆罪恶、纪念那些死于罪恶的亡灵的最佳方式的话，那就是与罪恶作斗争。对罪恶保持沉默，就是将自己置于黑暗力量的一边。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