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向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是日本在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由于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文章首先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由于当时的领导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并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们只是抄袭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才渐渐认识到欧美民主政治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个人的解放。

紧接着，张奚若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精髓有三点：

第一， 承认政治是非的最终判断者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政府；

第二， 承认个人有批评政府的权力；

第三， 承认个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张先生强调：当一个人拥有这些权力之后，“他才能觉得他与国家的密切关系，他才能感觉他做人的尊严和价值，他才能真爱护他的国家。”

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尽管个人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和流弊，但由于“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而个人主义恰恰可以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与人民为敌的政体，就应该尊重个人主义。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懂这个道理，总是想统一思想，铲除反动，从而白白“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人格”，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的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胡适还说：“……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胡适文章发表后，张奚若又写了《再论国民人格》。文章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这种情况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大大改变。但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刚刚“萌芽的个人解放与人格培养”，在政府的严厉制裁下又日见消沉。于是，人们还没有脱离家庭束缚，又被压在国家的大帽子底下。再加上国家比家庭的权威要大得多，因此，“国家（其实就是政府）高于一切，绝对服从，无条件的拥护，思想要统一，行为要纪律化，批评是反动，不赞成是叛逆，全国的人最好都变成接受命令的机械，社会才能进步”云云，便成了整个社会的金科玉律，任何人不得违背。

张奚若毕竟是政治学家。他指出：由于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因此它不会不犯错误。再加上权力的诱惑，就更容易日趋腐败。防治的办法，除了“不见得一定有效”的分权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舆论监督，使政府能够“接受批评容纳意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培养明辨是非、敢于负责的独立的人格。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倡用个人主义来培养国民人格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