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学术界呼吁改变近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忽视的现状，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的时候，《文史哲》1995年第6期发表了孔范今先生的《中国近代四部著名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以下简称孔文），这篇有力度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调整研究方法，抓牛鼻子，辨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均见贺立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的可贵的探索精神，预示着晚清小说研究新突破的来临。

孔文认为：鲁迅将晚清小说“别谓”之“谴责小说”，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概括未必尽当，这种概括里面明显的贬意，也不符合多数作品的客观存在，而“新小说”这一称谓，“来之于‘小说界革命’的提倡，它已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用它来指那一时代的小说创作，虽然笼统，但倒是更准确、全面一些”，是非常有见地的；孔文对于“第一次新小说潮流的代表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作为20世纪小说创作的源头和奠基作，它们已带着它们所特有的成就和不足，被放置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文学史的重要位置之上”的判断，也颇具功力。只是由于在对晚清时代特征的总体评价上，未能摆脱衍绎史家旧说的局限，导致对于新小说生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其价值内涵的阐述，仍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

一

关于新小说的生成，孔文的核心命题是：“晚清时期，有责任心的作家与腐败的‘国政’、与暗昧的‘细民’，构成空前紧张的关系，并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激发出新的文学生力。”这种说法虽然极富哲理性，但却与晚清时期的史实和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不相符合。

先说作家与“国政”的关系。要谈论晚清时期的“国政”，离不开对于“新政”即自1901年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评价；因为晚清小说趋于繁荣、富于生机的，正在这个时期。以往的历史学教科书说，庚子事变以后，清廷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为了起到“以华治华”的作用，一再敦促清政府及早“革新”，速行“变法”，使之进一步买办化；而对于清政府来说，“新政”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加速中国社会的殖民化、半殖民化。正是在确认这一结论的前提下，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在这种气候和土壤下产生的出于“改良派”作家之手的晚清小说，断定为反对革命、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使奄奄一息的封建末世能苟延岁月”的“逆转历史的车轮”的反动小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孔文想要翻以往对晚清小说贬大于褒的旧案，但在对历史事变的阐释上，仍然持“对于清廷统治者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说，外国列强的武力侵略、威慑和无尽无休的索款割地，不仅没有激起他们救亡图治之心，却反而使之变本加厉、花样翻新地加速了腐败进程。被迫打开国门后，他们的角色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新的秩序调整，使他们一身而二任，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主子，在外国列强面前则是奴才……可是结果呢，却只能自我暴露得也快，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他们的嘴脸，‘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的观点，这也是孔文虽然不赞同“谴责小说”的概念，却又认为“从其出现的原因来说，鲁迅的分析言简意赅，是很道理的”的原因所在。

由于不能摆脱史家旧说的拘缚，又要肯定晚清小说的“价值呈现”，于是只好把晚清小说生成和繁荣的动力，完全落在了作家的“责任心”上。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有“责任心”的慷慨悲壮之士层出不穷，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长时间内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依然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和古代的小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一年中，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48部，可以说，真正具备“近代精神”的小说，都是在1901年以后问世的，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庚子国变的直接结果，并不是像鲁迅所说，是熄灭了“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小说作家“责任心”的增大，完全可以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找到答案。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这种“生气”，主要表现在其所主持的包括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广阔领域的社会改革运动，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发生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的重大变化。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

晚清四大小说家，对于这场改革持什么态度呢？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先来看李伯元的态度。他在《文明小史》针对“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与“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借“太阳要出，大雨要下”为喻，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对于文明进化趋势之不可逆转，富有辩证精神的李伯元，是满怀信心的。

吴趼人“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浸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惟于方寸取舍，分际綦严，亡时流盲从之患”（《我佛山人传》，《资料》11页），所以当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发布改革上谕以后，吴趼人和大多数志士仁人一样，是不能不怦然心动的。《吴趼人哭》中说：“庚子拳匪作乱，外兵逼都，两宫西幸，知守旧之不足以自存，乃诏廷臣议程新政，立政务处，改外交部，变科举，开学堂，次第举行，与戊戌新政相仿佛。而拟诏旨者多作眷气语，承旨者多作瞻顾语。或问于吴趼人曰：‘此次新政与戊戌何如？’吴趼人曰：‘草茅下士，焉足以知朝廷！’又问曰：‘得无与同治之设同文馆相类乎？’吴趼人哭。”吴趼人对于由煌煌上谕所确认了的改革，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理。他看出，这次改革与他所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是相仿佛的，上谕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与他所主张的“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趼呓外编·说法》）精神也完全相通，他对此表示欣喜，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状况，又使他不像几年前那样天真与乐观。他看到，改革的倡议者和推行者，都不免瞻顾迟疑，因而很可能如同治间之设同文馆那样半途而废；《汉口日报》的经验，又使他看到像梁鼎芬那样“守数千年词藻考据之学，耳食一二西学皮毛”（《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行为卑污、表里不一的人物来主持新政，因而又充满忧虑。

曾朴在他所写的“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中，将他所处的现实时代称为“革新时代”，反映了曾朴对于晚清改革的态度。《孽海花》第一回楔子，写爱自由者来到上海，“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语的新闻社员”，在这番带有贬义的叙写中，正透出了“革新时代”负面的社会特征。曾朴不满于“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正说明他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期待和响应。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避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京，刘鹗参加了“迎銮”的行列，并作《迎銮一首》，诗云：“也随乡老去迎銮，千里花袍一壮观。风雪不侵清世界，臣民重睹汉衣冠。玉珂璀错金轮过，步障东西御道宽。瞻仰圣天龙凤表，吾君无恙万民欢。”（《资料》48页）两宫还京以后，即于十二月初接连发出了几道颇合刘鹗心意的上谕，其中之一是：“现值时局大定，亟应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着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光绪朝东华录》4798-4799页）这一方针，与刘鹗的一贯主张是极其吻合的。当年，他的筑路之议受到同乡京官的攻击，甚至被开除乡籍；而开矿主张，更被人目为“汉奸”，天下非之。现在，兴办路矿已为朝廷定为新政的大计，刘鹗怎能不寄予热望呢？所以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元旦（1902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朝廷变法维新，元旦暖而有风，春气行天下之象也。”（《壬寅日记》，《资料》143页）刘鹗对于形势的乐观心绪，说明他与“国政”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紧张关系。

再看作家与“细民”的关系。从梁启超鼓吹“小说界革命”开始，“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得到了众多小说家的响应。正如孔文所说：“新小说理论的宣传、白话的提倡，也是新小说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而且恰恰是因为他们，才使新小说有了更新的价值内涵和语言形式。”有责任心的晚清小说家，莫不自觉地把启蒙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李伯元编印《绣像小说》的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与“新民”、“教育国民”，是同一个意思。它所刊载的作品，着重于“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和“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后一方面，写国家之危险，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命意比较显豁；前一方面，对人群（包括政府与民间）之积弊而下砭，其实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种“积弊”；而诸如此类的“积弊”本身，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这一点，与新小说的发起者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康有为期望依靠皇帝的一纸诏书在短期内实现改革的时候，吴趼人就已经看到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说：“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乎？”（《趼呓外编·保民》）他敏锐地看到，除了官僚的腐败与颟顸，广大民众的不觉悟，也是改革的巨大障碍。《吴趼人哭》中列举了“天下事有极可怒者，有极可哀者，更有怒之无可容其怒、哀之又不仅止于哀者，则惟哭之而已”的各种表现，不少都与民众的不觉悟的有关。《吴趼人哭》最后写道：

欲强国者必当开民智。万民之中，愚蠢拙笨如吴趼人者，复何足道；然求愚蠢笨拙如吴趼人者，尚没有几个。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曰：“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读。”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用不着你哭！”吴趼人哭。

吴趼人著《吴趼人哭》，或见之曰：“我亦欲哭！”吴趼人遂与之抱头大哭，且欲与之携手登昆仑山顶，放声大哭。

对开民智的关注，溢于言表。

曾朴在《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说：“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他们或翻译东西洋小说，或自改新著，或改良旧作，目的是“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孽海花》第十八回写谈瀛会议论“自强之道”，马美菽力陈开通民智的重要，且说：“各国提倡文学，最重小说戏曲，因为百姓容易受他的感化。如今我国的小说戏曲太不讲究了，佳人才子，千篇一律，固然毫无道理；否则开口便是骊山老母、齐天大圣，闭口又是白玉堂、黄天霸，一派妖乱迷信的话，布满在下等人心里，北几省此风更甚，倒也是开化的一件大大可虑的事哩！”实可算是曾朴的夫子自道。总之，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正是曾朴创作《孽海花》的动机。

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的成员，1902年10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曾经写道：“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资料》299-300页）他之将“养天下”为己任，而将“教天下”归之他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但时隔不久，却命笔创作了堪称新小说中最有力度的杰出作品《老残游记》，根本的意愿就是唤醒愚蒙，也来“教天下”了。老残这个摇动串铃、奔走江湖、能治百病的道士的形象，就是为此创造出来的。第一回自评道：“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法治。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日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中国举世皆病，亟需通过改革来加以根治；而在着手改革之前，必先唤醒沉睡的民众：这就是《老残游记》“具菩萨心”的大旨所在。

由此可见，晚清四大小说的作者，对于当时的改革，都以自己的方式持积极参与的态度，他们对于暗昧的细民，更未忘记自己启蒙的责任，他们与这两个方面，并不存在“紧张的关系”，而是一种合同共振的关系，这才是晚清新小说生成的内在机制。

二

孔文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是：“作家角色选择的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眼光的产生”，这是很对的。但晚清作家的这种变化，并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已不再泥守于传统的文人价值观念，而是对于传统文人所一向鄙视的科技和实业有了新的确认和现实选择”的一方面。晚清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写于1902年，四大小说名著均问世于1903年，都不是偶然的。所谓“反映对象的规定性及其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对应形成的独特关系，规范了一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正是表现在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才使作家们的角色选择都发生了变化。从更本源的角度看，才能察知晚清小说发展的历史走向。

李伯元和吴趼人不是梁启超那样的时代巨子，而是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普通人物；他的人生价值，在于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和职业小说家的成功事业和开创一代风气的广泛影响。孔范今先生说李伯元和吴趼人“在这批作家中尚属观念比较保守者，在社会角色选择上，也率先成了带有浓重商业色彩的报人”，说得并不准确。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李伯元创办上海的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就有较深的用意，他说：“《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暗聋跛辟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游戏报》第六二三号，1897年8月25日）这种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语涉诙谐，意存惩劝”（《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第一四九号，1897年11月19日）的态度，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游戏说”（《西方文论选》第408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游戏报》处于为当世称颂的鼎盛时期，亦即其商业效益极佳的时期，李伯元忽然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将《游戏报》的“铺底”盘之他人，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另创《世界繁华报》。促使李伯元作如此重大决策的原因，主要是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发布的改革上谕，所导致的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李伯元看到了一线希望。《繁华报》之报名由软性的“游戏”，改为具有时代性的“世界繁华”，说明李伯元其实已心注世界之大格局，并从这一大格局中来观察谛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办报宗旨的变化；由《游戏报》之附印《凤双飞》弹词到《繁华报》之附印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等，表明李伯元已经自觉地选定了以小说创作来“首持公论，力任开化”的道路。光绪癸卯（1903）五月，商务印书馆创办《绣像小说》，聘李伯元为主编，得着这机遇，李伯元益发放手运用小说的利器，以实现自己的宏愿。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吴趼人受到极大的震动。他痛切地认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引进西方的技术，而是制度的改革与民众的教育，于是，他自光绪丁酉（1897）起，开始投身于办报的生涯，主持各报笔政达六年之久。他凭着自己广博的知识，多方的才能，运用“惯作大刀阔斧之文”（《趼廛诗删剩》自序）的犀利文锋，抨击时弊，赢得了强烈的共鸣，“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但吴趼人却对自己的办报生涯非常不满，甚至认定“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吴趼人哭》），根本的原因，在于吴趼人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有着自己独特而深沉的见解。而他历任的主编，只是报馆主人的高级职员，并无多大的主动权。既要坚持报馆为舆论之喉舌的信条，又不得不在形势的压迫下做出让步与妥协，这对于“言自由、言平等、诬罔不淑之人”（吴趼人：《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的吴趼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于是，1903年在与《汉口日报》决裂以后，吴趼人毅然宣布：“浩然归志，不可复遏！”决心投身于小说创作。正当他痛感知音不偶时，东瀛日本传来了梁启超关于“新民”的响亮呼唤，在吴趼人心底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这种急切的心志和丰厚的蕴积，已非昔日那种“另金碎玉”“断简残编”的小报所能容纳，亦非“以恢谐之笔，写游戏之文”的形式所能包容，他终于找到了寄托自己心志的最好的形式，首先写下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站在改革的背景下，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提出了自己对于改革的全面系统的思考，从上海虹口蓬路日本邮局将书稿寄往横滨《新小说》社，这部巨著就这样在梁启超的赏识下，于1903年8月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八期。

孔文说曾朴“同样有对于兴办实业的兴趣和实践”，是正确的，但那是在他早的事情年。1897年，他赴上海寻觅发展实业的机会，恰在此时，他与谭嗣同、林旭、杨深秀等力主改政的青年志士朝夕过从。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曾朴关注改革事业的热情并未消退。他与邑中新派人物张鸿、丁芝孙、徐念慈、殷潜溪创中西学社于塔前别峰庵，开全县办学风气之先。最后他办了《小说林》，走上了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的道路。

孔文说，“刘鹗应属于敢于出格的知识分界的独行者，他笃信科技和兴办实业的力量并身体力行”，是很贴切的。在晚清的几大小说家中，李伯元创办《绣像小说》，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曾朴创办《小说林》，都是职业的小说作家；唯独刘鹗是一个例外，他是地地道道的业馀作家，连《老残游记》的创作，也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刘鹗真正大显身手的事业，是他继承父亲之长的治黄工作、以及对“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罗振玉：《刘铁云传》，《资料》368页）的鼓吹。但他也始终关切着政治的改革。刘鹗说过：“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亟思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资料》132页）坎坷的经历，使他对康梁的变法运动产生了共鸣。他与康有为有一面之识，也与梁启超有过诗歌倡和，还曾经在淮安积极设立点代售《时务报》。梁启超所倡导的农学会，刘鹗是正式成员，康有为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刘鹗也参加了（见《国闻报》闰三月二十四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可见刘鹗与戊戌变法运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但二人仍有联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廿四日，刘鹗在日记中写道：“归寓，读《十五小豪杰传》，写书签。”（《资料》160页）《十五小豪杰》是梁启超翻译的作品，是书既请刘鹗题签，可见二人关系之不同一般。他之走上小说创作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晚清四大小说的作者的角色选择，固然都受到自己的价值尺度和文化眼光的支配，但从客观根源上说，这种角色的选择意识，都是由当时的改革现实诱发出来的。

三

在谈到晚清小说的价值内涵的时候，孔文正确地指出：“从总的方面看，在世纪初的小说潮流中，占据小说情节中心的，还是政治变革问题。”又说：“曾朴曾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孽海花》所表现的那一时代的特点：‘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进入四部小说所构成的艺术世界的入门钥匙，则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可惜的是，孔文并没有抓住这把钥匙，却让它轻轻地滑过去了，因为它不曾注意到，小说潮流的变革，恰是由实践的变革激发、派生出来的。“中国由旧到新的大转关”，指的不是作家个人意识的转关，而是整个中国由旧到新的大势的转关。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才能必掘出晚清小说的价值内涵来。

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且号召“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思想的禁锢（这一禁锢对于刚刚镇压了康梁变法的时代来说，是极为严峻的）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文学的自由局面，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些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改革小说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孔文对于鲁迅首先提出来的“谴责小说”说的贬意表示了不赞成，但只是从现象上着眼，而不曾考虑“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两个概念被赋予的质的区别，就中最大的一点不是“词气浮露、笔无藏锋”，而是作者之是否出于“公心”。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晚清大多数小说作家，都站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高度，以包括吴敬梓在内的一切前此所有的小说家所不曾具有的志向度量，去“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他们所秉持的，是使中国摆脱专制贫弱，走向民主富强的更大的公心；他们所指摘的，是弥漫于中国大地的腐朽封建制度全部更大的时弊。

孔文十分强调晚清小说的批判意义，说：“时至这四部小说所反映的时期，围绕政治体制所进行的种种斗争，已构成了社会冲突的核心内容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种情势下，文学对于官场的集中揭露和批判，并且以消解‘忠奸对立’模式为认识和表现的基本前提，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孔文注意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对的，但其意义远过于“忠奸斗争”模式的消解。中国的古代小说，虽有反贪官的传统，却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则狷：《新笑史》，《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905年8月），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中国小说史略》）《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庚子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的改革上谕中说：“中国之弱在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这道由最高统治者发出的“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的上谕，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倡导、又自下而上呼应的，弥漫充盈于全国范围的批判官僚体制的社会大气候。而在各大臣按上谕“各举所知，各抒所见”、“条议以闻”奏折中，更进一步对官僚体制的情弊作了集中的剖析和揭露。如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戊戌御史陈璧在奏书中，痛斥旧法之“百弊丛生”，并将其归昝于“官不亲其事，而吏乃攘臂纵横而出于其间也”，二十七年八月著名的《楚江会奏变法三摺》中，刘坤一、张之洞所提出的十二条“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包括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光绪朝东华录》总4737--4752页），都是对于官僚体制种种弊端深思熟虑的批判，反映了清廷统治集团兴利除弊改革图成的某种决心。正如慈禧在关于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懿旨所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光绪朝东华录》总4771页）在“补救时艰”、“锐意图成”的总目标下，最高统治集团对于官僚体制弊端的认识和反省，就这样同历史发展的潮流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而《官场现形记》，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土壤中，应运而生了。孔文强调晚清小说家之敢于“犯上”而未因此罹祸是与上海“租界”的存在直接相关，其实，《官场现形记》的价值，是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的。曾于光宣间任四川、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写到他于癸卯（1903）六月在颐和园朝贺光绪万寿时听戏的情形，当演到《吴越春秋》中阍者向范蠡索二千金时，张之洞忽失声狂笑曰：“太恶作剧，直是京师现形记耳！”声振殿角；据说慈禧太后曾点名“索阅是书”，阅后“按名调查，官吏有因此获咎者”，可见《官场现形记》的影响所及。

然而，《官场现形记》并不是清廷改革官制政策的图解和注脚，它对于官僚体制的冷峻谛察，完全是通过大量社会现象的充分把握而独立进行的。小说的杰出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剖析，指出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杂途”的捐纳，人们之求官，都是出于为钱的动机；而取得官职的手段，也通通不出金钱的贿赂和收买，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18页）的后果。花了钱去求官，目的是为了去赚取更多的钱，这里的中介，就是官所掌握的权力。私欲与权力的结合，必致导致腐败──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由《官场现形记》以形象的逻辑的力量归结出来的规律，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体制的冷峻谛察，没有单纯停留在有关官僚个人贪污受贿丑行的道德谴责之上，而是尝试着将封建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初步的、却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小说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事件和场面描写，准确传神描画出了官僚个体在政事活动中的行政心理，充分暴露了官僚的昏聩颟顸，因循守旧，只讲形式，不图实效，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种种弊病，从而证明官僚体制已经完全腐败，再也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了。在另一个层面上，小说又写出了由于官僚的愚昧无能，同开放形势的惊人的不相适应。小说中多处提到：“朝廷锐意维新”，“上头又有廷寄下来，叫他练兵、办警察、开学堂，……这几件都是新政事宜”（五十八回），“上头的意思是要实事求是”，“外国人办的事情确有效验，要我们照他的办”（第七回），等等，这些本来都是晚清改革的具体措施，却竟然蜕变为官僚新的牟利的机会与手段。总之，《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以深邃的洞察力，对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本质上进行了细微入骨的严峻谛察，它的尝试，是前无古人的，它所作出的结论，是与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一致的。所谓“现形”，本质上就是暴露，而暴露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疗救。

“史统散而小说兴”。中国古代小说，多喜以历史为题材，即便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大都要拈出一点历史的由头生发开去，或者借用“史”、“志”、“传”、“记”、“编”、“录”等为书名。彻底甩脱“史统”的羁縻，直面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人生，并且径直以“现状”题名的长篇巨著，在中国小说史上，当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第一部。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今日中国群治之现状，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他之成为《怪现状》的第一位知音，不是偶然的。《怪现状》以其“能令读者如身入个中”的写实手法，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对社会“群治之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它不仅勇敢地直面了当代社会的全部存在，还严峻地对它作出了历史的和审美的评判。“怪”是中国古代小说美学特有的范畴，它与“常”相对立，一般多指奇异、罕见的事物，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正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主要特征；但《怪现状》之“怪”，却与之完全相反，它不是罕见少有的事物，而是大量存在、早已为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物，以及许许多多历代相传、被奉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意识、风俗、民情，所有这些，在作者笔下，却完全被大胆地倒置过来，判定为“怪”的东西了。这种倒置之所以发生，完全来源于作者所独具的赞翊改革的眼光。

与《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背景下对官僚体制全面而系统的谛察不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侧重于对官场丑类道义上的指摘。《官场现形记》只说到“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的程度，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卷伊始，就对官场下了“男盗女娼”的断语，愤激程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中的男盗女娼，纵然是个别的现象，而官官相卫，打点索贿，却是“极平常之事”，人人熟视无睹；唯有像吴趼人那样用改革的眼光去看，方觉其与法律真理之相悖谬，而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呼唤法律的完善与真理的伸张，就是在呼唤进行认真的改革。这与消解“忠奸对立”模式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由官场的怪现状引出士类的怪现状，并把后者看成是更本源的问题，是出于吴趼人更深的考虑。第二十二回写王伯述说：“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但“做官原是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他还指出，此刻天下的大势，已经与过去大大变化了，“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中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必须首先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决不能做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和受毒甚深的“书呆子”了。他说：“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们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这就为小说对于士类怪现状的扫描，确定了爱国救世的视角。小说继承《儒林外史》嘲讽以八股求取功名的传统，而又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科名只能造就毫无真才实学的书呆子，于富国强兵毫无益处。

商人为古代四民之一，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人也逐渐汇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怪现状》第一回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船舶往来，百货运转”，十分生动地概括了这一特征。吴趼人对于现状的扫描，自然也没有忽略商界这一重要领域；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讲，《怪现状》是最先把资本主义商界引入小说创作的作品。吴趼人从理性上也知道“商务为理财之根本”（《吴趼人哭》）的道理，应该克服轻商、抑商的传统偏见；但在感情上，又对商人的唯利是视怀有强烈的义愤，所以在他笔下的商界，是一连串骗局。互相欺骗，只能使钱财从此一商人流入彼一商人，却不能使社会财富有一厘一毫的增加，小说对于商界司空见惯的骗局的扫描，归根到底还是希望商人自爱，力求精进，以图自立。

当吴趼人以改革的眼光扫描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时候，他在那人人习以为常的现状中，看出了与时代潮流极不相容的“怪”，这些“怪”，不仅包括那些古已有之的旧事物，也包括在欧风美雨挟带席卷的文明伴随来的所谓“新事物”：“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一切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吴趼人并非不赞成维新，不赞成改革，但他又认为，应该维护传统道德的好的方面，并对其作适应形势的调整，或赋予其新的内涵，才能挽回社会的颓势，保证改革的成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不只是怪的、丑的、恶的事物的展览，在怪的、丑的、恶的对面，却有一副清醒的头脑和一颗热烈的心。作者的正面理想，不仅体现在对丑的、恶的否定方面，也体现在对于美的、善的肯定方面。他写了蔡侣笙这样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民的好官，写了吴继之一家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作者反对家庭专制，提倡家庭共和（家庭民主），主张打破旧礼教的陈规陋习，破除迷信思想，重视教育与妇女的读书明理，这些，也都同“新民”的宗旨密切相关。

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比，名士群像更是《孽海花》描写的主体。《孽海花》的初意，是要容纳自庚申（1860）之变以来，由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和革新时代所前后相续的充满“血痕”、同时又展现希望的历史。曾朴站在二十世纪初“革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截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三十年，来纪录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把“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一系列可惊可喜、“飞也似的进行”的现象，收摄在自己笔头的摄影机上，无疑是独具慧眼的。由于处在“旧学时代”，由科名而取得其名士资格，对世界大势反映迟钝的旧派人物依然占据主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勇于正视现实，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新派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的蓬勃生气，愈益反衬了传统名士的迂腐颟顸，这一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旧营垒的分化和新思想的萌生，从而构成了由旧的一极向新的一极的流动。谈瀛会的成员，都曾亲身出洋，耳闻目睹了西方政治文化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于世界大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沿着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行为层面的线路逐渐深化，几乎概括了当时思想界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并从理性上思考救国之方。总之，《孽海花》以开阔的历史视野，通过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开眼世界的三十年心路历程的描摹，真切地反映了旧学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并给予理性的反思，这正是《孽海花》在晚清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所在。

刘鹗不是李伯元、吴研人及多数晚清小说家那样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和批评者，从他的全部经历看，实际上应当算作一位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鹗基于兴办实业的实践而获得的对于社会种种弊端的了解，比李伯元、吴研人来要深刻得多，痛切得多。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调动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蕴积，写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那种暴露型的长篇巨著，将自己强烈的“身世之感情”、“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种教之感情”，倾泻无遗；然而，在社会实践中介入很深的刘鹗，却让他的主人公以一个旅游者与世无争的身份，在一边细细地赏鉴、揣摩、咀嚼、品评他所见所闻的自然风光和社会世相。《老残游记》，顾名思义只是一部精致的游历体小说，它没有《官场现形记》、《二十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那样展现社会全貌的宏观气势和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它所写的，只是一位摇串铃的江湖郎中两个月的短暂时光内在山东一隅的漫游。正是这样一种切入角度的选择和情绪基调的确定，使作者找到了表现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前途的理性思考的极好形式。极强的哲学文化色彩，是《老残游记》的主调。

刘鹗当然没有忘记揭发中国社会的弊病。他同样看到，旧的官僚体制，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可是，刘鹗并没有沿着李伯元和吴趼人的思路走下去，没有把一切官僚都说成是一心为钱的、比盗贼和娼妓还不如的贪官。他要剖析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为“清官”的官僚，并由此揭示官僚体制弊病的更为本质的方面，道出如何着手改革的正面意向来。刘鹗是“学术渊深，通晓洋务”的人才，在《老残游记》中，却绝少正面描述洋务，甚至也极少使用新概念新名词，唯有在写到刚弼与玉贤的时候，却标举了福尔摩斯和“言论自由”，他的主旨，就是向往法治，向往民主。《官场现形记》在结尾时曾说，它的后半部方是“教育他们做官的法子”的，可惜被大火烧了。《老残游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教导做官”的书。在刘鹗看来，“做官的法子”，就在于“有济于世道”；而“有济于世道”的关键，又在于“有济于民”。李伯元虽已想到而未写到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刘鹗却思考到了，这是他胜过同时代作家的地方。

刘鹗在第一回的寓言中，已经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决定中国这一千疮百孔的大船命运的，不止是一种力量；而欲求中国的改革，也决不止于一个方面、一个局部所能奏效。给即将沉覆的帆船送去一个向盘，明明是一件绝大的好事，为什么却被水手和英雄豪杰异口同声的骂为“汉奸”呢？刘鹗当然不会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从自己的困惑中已经意识到，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意图，不同的目标；考虑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对这种客观现实的高度正视和充分估计。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激赏“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中白妞精湛的表演艺术的时候，注意到开演之前茶房对说鼓书的介绍，刘鹗通过白妞这一“天生的怪物”广泛吸取西皮、二簧等艺术营养，博采余三胜、程长庚等艺术大师之长，把本来“没甚稀奇”的“乡下土调”，改造成令人神魂颠倒的“绝调”，来暗示吸收外来文化的必要，从而对“用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遣来的汉奸”的可笑谬论轻轻加以反拨，并寄身世感慨，这正是刘鹗的高明之处。因为他所要表述的，是在关于国家命运的大事上，全体国民应肩负的责任；他要摇动串铃，使“举世皆睡”的国民先醒过来，意识到这种责任，并采取正确的态度。

刘鹗是寄希望于改革的，这是他提倡兴办实业以救国的理想所决定的。所以，他主张和谐，主张“心平气和”（第一回自评），而不赞成“北拳南革”的“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的过激行为。第一回写老残对文章伯“打死驾驶的人”的痛快主张的反应是：“此计甚妙”，只是“不会成事”。第十一回又写黄龙子谆谆告诫说：“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伤食；饮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长久吗？”刘鹗一方面把北拳南革说成是怀有私利的“乱党”，但另一方对它之所以产生以及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却有一番独到的认识。黄龙子说，在有“好生之德”的上帝之外，还有一位代表恶的魔王“阿修罗”：“须知阿修罗隔若干年便与上帝争战一次，末后总是阿修罗败；再过若干年，又来争战。试问，当阿修罗战败之时，上帝为什么不把他灭了呢，等他过若干年，又来害人？不知道他害人，是不智也；知道他害人而不灭之，是不仁也。岂有个不仁不智之上帝呢？足见上帝的力量，是灭不动他。”而在上帝与阿修罗之上，还有一位“势力尊者”，二者都是他的化身。一派讲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圣贤仙佛，一派讲私利的，就是阿修罗部下的鬼怪妖魔。它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就与那种认为改革可以一蹴而就，改革一旦成功，就可以从此长治久安的简单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刘鹗看到了改革中的要害，还看到了改革的道路的曲折性。第二十回写老残只身进泰山玄珠洞，寻觅解救沉迷于“千日醉”的“返魂香”，颇有深刻的寓意。小说是以唤醒世人以救治为宗旨的，“千日醉”不正是致睡的原因吗？而能解千日醉的妙药返魂香，既颜色黑黯，又有臭支支的气味，正如青龙子所说：“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尤有深意的是，当老残向一个庄家老打听进山的路径，庄家老说：“这路很不好走，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会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头七大八小，更有无穷的荆棘，一辈子也走不到，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这难道不是隐喻改革之路之不能迳情直遂吗？及至老残恭恭敬敬的请教，庄家老道：“这山里的路，天生成九曲珠似的，一步一曲。若一直向前，必走入荆棘丛了；却又不许有意走曲路，有意曲便陷入深阱，永不出来了。我告诉你个诀窍罢：你这位先生颇虚心，我对你讲，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自叙》说：“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刘鹗满怀救国之志写作《老残游记》，却有意不让自己的悲愤的感情流于笔端。从开篇的为帆船送向盘到结尾的进山“走两步，回头看看”的诀窍，都只是为了写出自己对于改革的深层思考，堪称为其力甚劲、其行弥远的“不以哭泣为哭泣”的真正的哭泣。

总之，晚清新小说的价值内涵，就表现在以改革为“反映对象的规定性和创作主体之间的对应形成的独特关系”所规范出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它的批判力量，来源于改革事业的推动，它的批判指向，或就改革的全局，或就改革的某一侧面，展示当时社会因改革而带来的真实而复杂的图景，并提出解决有关救亡图强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案，从而“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的双重超越，对文化构建、艺术表现的探索、拓展，也同时保障了‘新小说’中心文化的位置和对20世纪文学的奠基意义。”应该指出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实际上都是在晚清时期起步的：1903年，鲁迅发表了《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4年，陈独秀发表了《黑天国》，胡适发表了《真如岛》，蔡元培发表了《新年梦》，他们都是晚清小说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新小说虽然只有短短十年的历史，但它所倡导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它所贯串始终的宣传民主、提倡白话的精神，都是和“五四”的新文学一脉相通的，确实标志着传统型的古旧小说漫长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型的新式小说光辉时代的来临。

199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