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受试者不愿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特殊性，这一点与他们愿意从特殊现象中归纳出普遍性如出一辙。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和尤金‧博吉达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
一. 道义论和大思维是人性习得的心理定势
美国经济学教授史蒂文‧兰兹伯格这样解释道义论和结果论哲学：道义论按行为的正当性来判断是非，结果论按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是非。结果论根据经济学的理性做准则，以涵盖我们传统道德直觉的绝大多数内容的准则。这个准则便是“不要让情况变得比一开始的时候更糟。”是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为什么常识会撒谎》，P6）
以道义论作价值观是决定论的思路；以结果论作行动指南的，是实践理性的行动心理模式。信仰道义论者算得上是唯心派，理想主义者，实行结果论的近似唯物论者，现实主义者。前者易讨好，因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义论虚荣心。
道义论是一种大思维，将政治正确的抽象观念演绎推理到具体问题上，从而得出漂亮又简捷的结论。大思维习用便给，用起来义正辞严，作为理由冠冕堂皇，指责他人挥斥方遒，它不花费时间、不必冷静清醒，和省去严格的程序去精密分析解决难题。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和尤金‧博吉达通过实验得出一个结论：
受试者不愿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特殊性，这一点与他们愿意从特殊现象中归纳出普遍性如出一辙。（《思考，快与慢》，P155）
文化习得使我们养成了一种大思维的路径依赖思维模式，不愿意从统计学的数据来看周延下的个体，而善于由个别例子上升到整体的判断，其目的是获得一种概括的抽象结论，可以反过来涵盖一切个体。这种思维好使，但违反逻辑，不可信，但不艰难。如果凡事都需要获得完全归纳的概率，才可以作判断，这种限制就处处束缚人们的理想主义和任性态度了。科学在普通人和世俗事上，是不适用而不受欢迎的。也没有人可能受过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之后才行走江湖。说到底，在世俗生活里，人本质上就是“人文主义”的。
道义论有一整套文明发展以来高尚的道德和信念，这些理论是本质决定论，有不可动摇的尊严权威。哈耶克称之为法国式的唯理主义、建构主义和理想主义决定论；与之相对的是英国人的经验哲学，依据自生自发秩序、自我组织的方式演化，不是由预先建构设计的，不由规律、道义和权力制约决定，认为理性不能预见未来，人生和社会是不断自我修正、调试和学习，与知识和信息互动生成的智识过程。（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思想方法主要由心理启发来决定其路径。人的心理启发是一个具有基础性影响力的发动机制，包括印象直觉的启动，经验启动，情感启动，事实发现的注意力启动，联想思路的启动，归因思路的启动，等等，都是直觉感性的自动迅速反应。启动机制的底层是每个人的潜意识，一个习惯性的原型，也是心理路径依赖的模式。一遇到事情或处身于某个情境，就会按照“自我惯性反应程式”启动，作出属于你本人既定的反应态度。
这种惯性启动，一种就是按既定的观念、概念推理得出判断，另一种是用类比法，再一个是触动自我的敏感心理，如自卑情结，受过伤害的情结，还有缺失性潜意识，这些积淀的原型，有个人、民族、时代、职业等等的不同。只要遇到合适的情境或者触发因素，一旦需要作出判断，就会发作启动。
还有惯用的思考方式，例如习惯运用宏大概念、感情或者希望的想象，有人惯用数据式的思维，要看统计数目，有人则是要看充足的事件案例，有人喜欢对各种事件和细节进行证据与因果关系分析。从来不管事实证据或者统计数据的人，也缺乏证据分析的习惯和能力，那么他的判断只有这几样：感情启动，直觉印象反应，固有观念的推导。既没有耐心和冷静去等待具有因果链的系列事实证据，更不知道有统计学基础比率数据之类的知识。他们心里早就预备好种种从小教育和社会习俗赋予的概念、观念，还有感情和案例模板，只要任何事情近似之，或感觉上有关，就会立即发生“套版反应”，即启动联想机制将既有的概念模板套到事例上面，从而得出TA的结论。
对于多数人来说，习惯上会以结果论思想方法在自我的实际生活中行事，但却在公共社会里用道义论评判事情和自我表态，尤其在批评别人之时，总会以抽象的道义来对待他人。以道义论要求他人和社会，以结果论满足自我。向人借钱或者别人向你借钱的时候，你用的是结果论思维计算；如果别人不借给你，你就腹诽人家吝啬、小气、不助人为乐甚至自私，用的是道义论思维。当你使计谋对待别人时，你的道义论不会跳出来质疑自己；但当别人对你有所隐瞒或者采取策略行为时，你就会义愤填膺，斥责对方狡猾，是骗子。对人对己情境不同，思维转换自如，这是人性里隐蔽的“卑鄙”心性。
大致而言，一般人总是交织地运用着这两种思想方式的，就看在哪个境遇里，潜意识会自动调整着。不同的人物会以其中一种思想方式为主体。针对公共社会的事情，传统人文主义时代人们普遍习得的是道义论，在后现代科技和经济时代，人们习得的渐趋于结果论的思想方法。但是，道义论在人性深层依然有习用便给的优势，具有积淀和惯性的自动反应机制。例如：
其一，当人们切身权益处于弱势状态时，TA需要寻求支持，不想成为在自然发生形势下的受损害者，他会很容易向伟大的道义寻租，以道义观念作为自己获得特权的借口。
其二，同样性质的事情，他人做就认为是不道义的，而自己做却是正当的。电视剧《小别离》里有一个情节：女儿方朵朵化学小测试考低分了，她很害怕妈妈小题大做，同学张小宇动手帮她把卷子的成绩改高了。回家签字的时候，妈妈杰西发现卷子改成绩了，要兴师问罪，被爸爸方圆摁住了。杰西只好假装突然低血糖发作，方圆和杰西躲进内室商量对策；杰西怀疑女儿成绩下降是早恋了，于是想查看女儿的手机，因为打不开手机，方圆半夜偷偷溜进女儿房间，用她的指纹打开手机，女儿被弄醒了，于是杰西就谎称夜游梦，走进了女儿房间。之前他们为了在女儿房间搜查早恋的证据，被女儿放学撞见，于是夫妇两人假装在女儿床上亲密。杰西对女儿改成绩的行为勃然大怒，口口声声严词厉语直斥为道德品质有问题。自己却可以撒谎掩饰表演得滴水不漏，她在二者之间轻松转换，绝无自相矛盾的感觉。种种行为，只要自己做的，只要认为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是你的监护人（权力拥有者），我撒谎就符合道义，你是被监护人，你撒谎就是人品低下。
其三，人们不能接受实际的危机或者失败，在突如其来的损害面前，会借用道义为名义转嫁危机，要求比自己强大的组织或族群来承担TA受到的损失。例如病患者或其家属认为，我进了医院，交了钱，你就必须将我的疾病治好，治不好，那就是医护人员和医院的责任，因为你们负有救死扶伤的伟大道义；TA们不能接受很多疾病是治不好的事实结果，不能理解疾病是根据具体的个人年龄、体能、生理特点、疾病史和生活方式等前提来形成和发展的，他们有一种“人定胜天”的伟大理想，只要事情出现坏的结果，就是因为负责处理事情的人没有尽职尽责。
其四. 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者往往缺乏长远战略的实践理性智慧。其中蕴含着双重缺失：既无考量每一个政策之国家利益的实际得失，也没有考虑在长期国际合作中的长时段的损益结果，更没有考虑国际道义的政治得当性。因为某种意识形态道义而损害了国家的大战略。
二. 道义论悖论：极致的道义没有道义
钱锺书先生22岁的时候曾经批评过关于“革命”的道义论之悖论：“周先生（指周作人）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rn）；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便要人家遵命。这不仅文学上为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说，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四期，1932年11月1日）
钱锺书从来不相信道义论的政治正确性，所以他一生并不接受“道义担当”的使命，当然就招来了否定性的批评。姑勿论凡是要求别人成为道义担当者的人，多数也是袖手看热闹者，等着道义带来的光明世界；即使以天下道统领袖自居的人，也并非遵从道义论的规训，例如差不多近似圣人的韩愈，无论作文或训儿，都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发，所以我们对于主张道义论的人，要警惕其不道义的一面。
本文针对的不是个人是否需要道义的问题，是要反思，道义需要获得实践理性的检验。在公共社会里，道义论思想方法走到极致会导致自身的不道义，只要道义，没有实践理性和实事求是的考量，只要政治正确，不要公共事业的命运。当公共事业崩溃了，一塌糊涂了，道将焉存呢？钱锺书的论述揭示了其中的悖论逻辑：按照道义论的绝对性使命，它必然最终走向自己命题的反面，自己否定自己。
今日西方经常陷于道义论的陷阱，尤其是左派障碍，从人道主义、民主平等之类的信念大思维出发去设计政策，只要政治正确，不怕政策带来副作用，更不管国家的竞争力和建设效率水平越趋低下，无论是非法难民问题，还是懒人失业者之福利问题，等等，泥潭越陷越深，政府财政欠债处于越来越窘迫的困局。
澳洲有一些左派，主张废除澳洲国庆日，认为这是澳洲的耻辱日，因为那天是欧洲人登上澳洲大地的首日，据他们的说法，那是对土著民族的侵略。根据其道义逻辑，何不干脆废除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有非土著人都离开澳洲，让土著们回到他们纯粹的原始状态。那么土著们就再没有今天享受的种种文明福利了。
再举一个极端道义的例子。澳洲于2017年11月经过公投，终于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争论，闹得举国沸腾，虽然真正的同性婚姻者是极少数人，但是赞成这个法案的人却超过60%，支持和反对者其实都是在“平等”这个道义论上较劲。结果为了追求“平等”，于是产生了很多不平等的思想感情甚至行动。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投反对票的，但我自己反思，知道自己还是出于对同性恋的“恶心感情”和纠结于“传统婚姻”的概念理解上。传统婚姻模式就是一男一女，生产后代，阴阳互补，我们用十万年自然进化的历史和观念为这个道义论哲学背书，从而形成必须如此的观念道义心理。但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主张者，则站在强调“平等”、“宽容”的立场上不肯让步。虽然澳洲的同性恋者已经在法律权利上享有与其他家庭完全同等的权益，但是他们以及很多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者，要的是“道义上的”荣誉和尊严，这是一种心理上巨大的平衡要求，其潜意识想必是：我们不能被人认为是异类。结果在媒体上争论，在小共同体内辩论，在朋友圈内吵架，直至花巨资举行全国公投，最后支持者获胜，反对者票数仅得赞成者的半数。
投反对票的最不服气的就是：明明你们就是异类，偏偏你们就要说和我们是同类。澳洲同性恋者不过是1.2%左右的族群，美国和荷兰较高的比例也就是3%左右，多数国家都是1%左右，这么一个少数族群，为了他们的权益而绑架我们大多数人，怎么也不能接受。有趣的是：竟然多数异性恋者也赞成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华人是最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传统主义者。从这里看到：西方人自文艺复兴以来启蒙的平等、民主、自由、博爱之精神确实已经成为了既定的道义论观念。他们的确是民主道义的文化族群，而中国人的确还是集权主义的文化族群。集权主义的道义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民主主义的道义是：多数人统治是不公平的。
但是问题并非止于道义。民主和平等的道义论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悖论。当多数人支持了少数人也有合法权益时，少数人的道义会反过来损害多数人的权益，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建构起来，那么基督教教堂就要被迫为同性婚姻者举行违背圣经教义的婚礼，所有人就必须接受同性婚姻的观念，连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也会受到禁制。
就在举行公投期间，澳洲前总理艾伯特因为发表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观点，在塔斯曼尼亚州跑步时遭遇一个支持者袭击。而另一个基督徒少女玛德琳，11月17日被堪培拉Capital Kids Parties公司解雇，因为她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投了反对票。公司雇主西姆斯承认自己的“偏执”，但她认为玛德琳投反对票是仇恨言论。西姆斯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对公平法的侵害，但她道义论思想方法的极端武断却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
正是当道义论观念作为一种政治正确性规范社会时，它被粗俗和野蛮地使用了，为了维护女权主义、少数族群、弱势群体等等的权益，其他人必须作出言论自由甚至政治、社会权利的牺牲。“道义担当论”也是其中一种，你没有资格不担当道义。所有政治正确性的道义论观念，最后一定会带有不道义的专制色彩，只要认为你不符合道义，就可以运用相关法规进行禁制表达不同意见的人。
在美国，有一个“反优先雇佣行动”的原则，法律不允许雇主不雇佣自己不喜欢的人，不允许雇主优先雇佣某些人。假如雇主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他不愿意雇佣这个族群的人，那么他就会收到法庭诉讼通知书。与此相同的是，出租屋的屋主也无权不出租给某个族群的人，假如你因为印度人烹饪的咖喱味道太强烈了，你不想出租你的房子给印度人，那么你也会收到诉讼通知书。——但是，反过来，寻工者和寻租者却可以让自己的不喜欢感情自由存在，我可以因为不喜欢爱尔兰人而不到爱尔兰老板的公司去应聘，我因为反感伊朗人而根本不会去伊朗人屋主那里租房。—— 这个“反优先雇佣行动”的原则并不是公正对等的，这个道义论是不道义的。
因此哈佛等常青藤大学联盟就面临一个法律调查和处罚：因为他们在招生时对亚裔学生有录取的条件限制，以保证控制各个族群生源的比例。实际上，如果哈佛大学等不加以条件限制的话，那么这些私立精英大学最终就会变成亚裔精英子弟集中的大学，就像现在澳洲所有的精英中学都已经成为亚裔读书种子高度集中的地方（高达95%以上）。在公平道义论的强制下，私立大学必须牺牲独立办学的自由，这是平等道义观损害自由道义观的典型例子。
一直以来，澳洲教育部不断改变考试方法，用其他素质条件限制善于读书和考试的亚裔子弟占据精英学校的主导地位。如果这些学校都成为某些族群集中的地方，多元文化的道义已经自我解构，更严重的是，作为国家立国之本的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也将无形中解构。这么说，西方国家会在公正平等的道义论上陷入自我否定的悖论。
公正和平等这些道义论本身有绝对的价值么？它们可以成为这个世界最后裁判价值的标准么？道义论思想方法道义么？这是值得人类反复思考的巨大难题。
三. 大思维之悖论：道义论对抗道义论
大思维的悖论在于：不同信仰的人群各自秉持着自我执着的道义，当各方面都是坚定的道义论者时，就会陷入道义论对抗道义论的僵局，尤其在公共事务的运作上，被各方对立的道义论绑架研究的问题，排除了实践理性的空间，于是出现福山所说的“否决制”政治衰败局面。说到信仰和价值观无可争辩，谁也无法改变和不应该想要改变他人的信念自由，只能在具体问题和实践策略上获得重叠共识。
今日西方正陷入一个一切被民主制度与政治正确观绑架的困境时代。当所有事情都在关于公正与平等的道义上纠缠不已之时，其政治就会陷入二难困境，道义成了“否决制”的终极利器。
今日西方人越来越像传统的中国人了，在所有政策决定问题上，反复纠缠在观念之争。传统中国士大夫在朝会上廷辩，涛涛宏论总纠结在谁更高尚，谁的道义论述得更漂亮，不管紧急而困危的事情一天一天地拖下去。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
道义论争执往往最后取决于谁可以获得权力者、权威者和多数人认同的介入支持以示最终的胜利，这就是道义虚荣带来的失效悖论。失去了实践理性结果考量的标准，只凭借哪一方人数略胜一筹而决定胜负。结果的优劣计较被道义绑架，只好用形式程序做结论，这也是民主制的尴尬之处。
罗尔斯为了解决公共社会里的分歧对立，提出“重叠共识”的概念。但事实上，信念和思想对立的各方，要达成理论上的重叠共识，极难，因为人类天性有坚决维护自己信念道义的基因，越是想改变他们的信念，则越会触犯他们的文化尊严。只有在实际结果的计算上讨价还价，还可能得到妥协。
所以宁愿讲结果论理性平衡，不讲道义论共识。避免各执一词地论证自己的伟大概念，而就事论事谈论策略算法，离开抽象争论越远，则向解决问题的结果可能越近；越是在具体事情上，人们越可能有共同人性，诸如饮食男女，金钱物质。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实践理性。
道义论大思维看似宏大抽象，似乎与具体生活无多涉，事实上道义论与大思维思想方式正是人们每天用得最频繁而自我没有意识到的心理模板反应。以美国人的政治道义取向在社区生活的影响力为例吧。据比尔‧毕肖普的研究，在美国，最近30年来，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正在积极地转向更为同质的生活，“聚居在同类人组成的社区”，每年有4千多万美国人选择搬家，每个人一生平均要搬迁14次，搬家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选择生活在与自己有着相同爱好的人中间，不仅仅是同样的咖啡馆、书店、节日，更重要的还是政治见解。这些都是清一色的某个政党信念者聚居的社区，如果一个孤独的共和党人居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一个坚定地支持民主党的社区，当他敢于在局域网上发表政治见解的话，他得到的回信就会毫不含糊地说：“我对收到的右翼邮件根本不感兴趣，不管你打着什么幌子，它让我感觉糟透了，我讨厌它。”
在种族混杂区里，在不同观念者中间生活，交换政治观点是不受欢迎的，涉及敏感的文化信仰和习俗，即使是玩笑话，都可能引发政治情绪对立。只要在一个社区里有不同信念的人表达不同的观念，则会引起轩然大波。（《盲目心理学》，P11）
人们选择与类似的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偏好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地图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它正是近十年来形成困扰着美国社会运动两极分化和尖锐冲突的政治困局之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状况在整个西方已经相当普遍，换言之，西方所谓的多元文化是被各自的文化、生活习俗、宗教和政治信仰等等“同型交配”而块状分割的。显然，所有人判断和决定事情都是根据自己信仰的道义论和大思维方式做出的。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通过为学生提供28种不同风格的宿舍，以迎合学生们不同观念、思维和性格的渴望，这些宿舍围绕着不同的主题进行安排，其中包括为信奉“折中主义”的学生设计的宿舍。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道义认同，道义上的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就是凝聚力和亲切感，是自己人的标志。中国人的道义认同就是“中国梦”的道义，这个道义论的内涵就是个人的成功和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强势）合二为一的目标，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和家人的发达与国家主义天下的强盛，中国文化习俗潜规则在世界范围的盛行。在这个道义论与大思维方式之下，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形成我们族群的“家”，它是专属和排外的。
研究者指出：凭借着本能，我们聚居在志趣相投之人组成的社区里，减少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和经验的接触。我们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将目光锁定在自己已知的事物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们可能比从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狭隘的偏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学术圈里的情况也一样。芝加哥大学很有名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以清一色的货币主义学说而知名。
互联网的存在似乎提供了多元文化信息的交流可能性，事实上它反而更加剧了同质文化的联系而隔离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尽管我们现在能够接触的信息是前所未有的广阔和无限，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寻找和阅读与自己道义和信念一致的信息和知识，只关注与自己观点意见一致的文章，而排斥自己反感的内容。人们在无限制的网络上建构起自己文化信念圈子的“家”，这是道义上和思维方式上的回声室，伊斯兰圣战士找到另外的伊斯兰圣战士，跳舞的大妈找到跳同类风格广场舞的大妈，研究美食的人和热爱旅游者各自找到自己的同好。相反，在互联网上的种种讨论，越讨论结果会越糟糕，讨论之后各自的立场会更极端，互相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会更大。
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认为：我们内心深处有自己坚持的信仰，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可以接受挑战，但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有限，我们无法注意或获知所有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吸收的东西加以过滤或编辑，于是我们的选择就成了关键，我们会接受那些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的熟悉的信息，而对动摇我们脆弱的自负和最重要的信仰的信息，加以拒绝或过滤。思想观念（道义论和我们潜意识里的大思维）非常强势地隐藏了那些对于未被迷惑的大脑来说明显的、危险的或荒唐的东西，从而让我们受到蒙蔽。所以价值观一旦确立就难以改变。
人们拥有共同的大思维会成为一种“制度性权力”，它是社会支持的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形式，聚拢在一起，有强大的心理依赖感情。我们借助共同的大思维，遵循它更高效率地去做事情。道义论和大思维就是我们成功的组织原则和精神工具，它同时赋予我们工作、职位、荣誉和前景，包括获得成就感的高峰体验。假如你在一个制度性权力的共同体里任职，你会产生与它同命运共富贵、享受共同信仰的大思维，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你的权力，它的伟大光荣就是你的伟大和光荣。个人的梦想与国家主义的梦想结合在一起，会很激动人心，深深地陶醉。
基于这样的心理学前提，需要警惕的是：当你凡事都按照道义论大思维来思考和作判断结论时，你会陷入“极权主义的自我”之心理状态，即为了维护自我信念，去修改那些外来的信息认知，重新解释某些事实证据，竭力否定反对者的种种依据，或者对证明我们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大思维理念的神圣性。为了抵制认知失调的心理压力，人们会更加忠于原有的信念。——
学会将自我的信念转换成一种“认知信念”，就不会将信念的认知失调看作道义崩溃。道义也是在不断更新和反思中的，就像一种认知的结论而已。其次学会在处分事情的时候，始终坚持用实践理性的结果论思想模式来考虑问题。
四. 在实践理性中权衡结果论的道义
哈耶克论述的渐进式的、自生自发的经验主义理性，实质是根据结果不断调整行动策略的实践理性。调整就是审慎、权衡、取舍和妥协。它是现实主义的，与伟大无缘，与感情不沾，没有绝对正确的理由。不会耿耿于怀历史上的恩怨，不会计较于对方的政治信仰。
英国式的经验主义哲学论，是高层次的结果论，根据实验科学、统计概率和事实证据逐步调整思维和通过慎重的反思积累小判断，最后形成较成熟的分析结论。
结果论行动者比不上道义论表态者讨好，被批评为实用主义者，因为没有光辉灿烂的道义做旗帜，没有激动人心的号召力，艰难卓绝，不能满足人类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在公共评判上，势利的人性促使人们唱高调多，行动者或者遭遇被否定，或者沉默。
以政治家为例，政治家的本质应该是结果论的实用主义者，但有些政治家，宁愿牺牲共同体的利益和实际成功，也要追求抽象道义的理想目标；有些则是以实际功利成就作为政治成功的目标。事实证明于国于民，孰宜孰谬。但多数人还是愿意崇拜伟大领袖，认为猫论卑之无甚高论。
李鸿章的个案很发人深省。当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1894年7月至1895年4月的中日战争，李鸿章都是主和派的领袖；他还是洋务运动的兴办主事者，外交谈判的耻辱签字者。在他而言，尽量争取当时清朝的最大化利益，不是为了虚荣的气节不能战而强战，与其战败再赔款，双重伤害兼双重耻辱，不如和谈赔款争取最少损失及获得强国的时间，这是办事者的政治实践理性。然而从太后、皇帝至清流士大夫文臣，以及全国民众，一味高调道义，根本不考虑全盘博弈的策略和长久得失之后果，结果千疮百孔地迎战，百孔千疮地赔钱割地，李鸿章始终成为最尴尬的耻辱承当责任人，直到今天还背负大汉奸的骂名。
道义论的虚荣在于：高调道义者虽无功却总是挣得高尚的面子，实践家虽然始终是解难纾困的艰难者，却常常是承受道义压迫的被侮辱者。道义论大思维对于实践者而言，是没有用处的钝器，而对于批评家而言，则是任意处分他人的利器。传统的清流士大夫，讲道义多，很少考虑实践理性的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
我们不应该从道义出发去做事，而应该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既追求最大化的利益结果，又考虑长久的道义价值实现和对道义的尊重。
澳洲在20世纪初曾经对土著实行同化政策，将混血儿童强行从其家庭带走，送到保育所、教会集中养育，实施强制的欧化教育，有些肤色较浅的儿童则有白人家庭抚养。这个政策后来被批判为对土著家庭带来亲属分离，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称这些儿童为“被偷走的一代”。2008年，当时新上台的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土著道歉。
这个政策的设计就是纯粹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动机：那些自认为高等的人认为可以改造他人，通过建构新的人性让土著人越过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一步跨入文明世界。这些“被偷走的一代”长大后并未如预期一般真正融入到白人文化中。丧失了民族特性和归属感的他们如同夹在两个世界之中，一面是白人文化生活中的各种潜规则，一面是已经陌生遥远的传统民族文化。一些人为了麻痹自己，深陷滥用药物和暴力中不可自拔，成为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这些“被偷走的一代”的悲惨命运以及未能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现实宣称了澳大利亚土著同化政策和追求同质社会的失败。这就是道义论虚荣灾难的一个典型例证。
但是现在却又有另一种人道主义的道义论出现，强烈主张给“被偷走的一代”以巨额经济赔偿。显然，以一种道义补偿另一种道义，这种想法挺笨的。经过几十年的政治社会改革，西方的福利政策已经非常优惠地看顾着各弱势群体；对澳洲土著而言，他们不用工作，享受最好的医疗、教育、文化和生活待遇，如果再给他们更多的财富，他们并没有发展的意愿，只会陷入盲目享受和放纵的境地。赔偿政策获得的只是虚荣，却不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自由党政府始终拒绝赔偿，但许诺会进一步改善土著的教育、医疗条件，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就业和参与到公共社会。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道德观。
道义论与实践理性之融合，拒绝纯粹、绝对的道义论，也拒绝完全功利主义的实用工具理性。在实践理性的行动里体现和追求有效而长远的道义；将满足道义理想贯彻在实践理性的行为之中。关键是有效且灵活地追求“责任伦理”（韦伯），强调权衡、取舍和妥协，争取最大效益的现实结果，此之谓“结果论道德观”。
但是在很多传统的理想主义者那里，他们只有绝对主义的道德观。在“非诚勿扰”节目里曾经出现过一个男嘉宾，他在美国生活了21年，后来回到清华读了两个双硕士，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好的性格和教养，很多女嘉宾都喜欢他。在最后环节，他向女嘉宾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将五个词语排顺序：学，义，孝，爱，财，他心仪的两个女嘉宾就分别将爱放在第一位，然后是财、学、孝、义，结果遭遇男嘉宾否决，认为这是不可颠倒的价值观，顺序必须是：孝-学-财-义-爱，只有满足前面4个价值，才能有爱。结果所有女嘉宾都不同意他的选择，主持人和主持嘉宾也表示这个排序绝对化了。
在孝、学、财、义与爱之间，其实存在着灵活共享的实践理性策略，没法量化，不应该在它们之间完全对立。我们可以兼顾孝敬（或学习、义气）和爱情的双赢情境，靠的是在实践情境中恰宜处理难题的态度、方法和艺术。某种观念被推崇为绝对道德，就成了专制价值；某些原则置于极端，则损害其他的原则，例如公平、尊重、合作和合理等等；假如以牺牲亲爱者的权益为前提的“孝”、“义”，或者为了“财”、“学”损害亲情的爱，那么这些孝、义、财、学就会走向其恶性，这不符合人性。
道义论走向悖论往往是把某种理想当作唯一的目标，牺牲实际效益也要实现高尚的道义，并且用道义作生硬解决具体难题的利器。以某种大概念作为行动的理由，缺失了最重要的具体分析的过程和严格周密的论证结构，即放弃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利器：实践理性。例如多元文化主义就是西方的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以多元文化的平等主义理想，否定国家主流文化价值的认同，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分裂主义的隐患。亨廷顿对此说过一段经典的结论：
“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现代社会视为当然的道义，公正、平等、文明、法治、自由等等，本身包含着不自洽的冲突。如果放任人的自由，允许人对自己财产权的完全自主支配，那么人就会说，我不纳税，我要绝对自由，但这显然不公正，天下会大乱，所以社会会限制人的自由和自主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实践理性的价值在于，找到现实主义的平衡点，道义论本身的冲突必须等待实践理性的平衡和妥协。
庸俗的结果论思维模式也会表现得很拙劣。中国在处理都市高空掷物案件的法律规定：如果在一个案发大厦找不到肇事者，则由大厦的所有住户分担掷物导致的伤害损失费用。这种连坐法不考虑长远的和深层次的恶性影响力，只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既不公道，又缺乏承受不可预料的人性恶之灾害的度量。它只能使其他人受到无辜绑架和道德损害，没有责任也必须被假定有责任。这是传统野蛮专制制度留下来的政治实用主义，为了天下无事的管制结果，不惜伤害所有人的尊严和权益，使所有人之间产生怀疑和敌对心理。
所以养成新的实践理性之思维模式，取代某些习得的人文文化的惯性思维模式，是科技和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心性转换。
在实用主义和权力主导的情境，往往也会出现伤害道义的非正当结果。例如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损害公共社会和弱势人群的利益，实际上在损害具体利益时，也同时破坏了道义的价值观，在长远影响来看，使实践结果和道义双重受害。
结果论思维不是不讲道义，而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的道德观。不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指导行为，审视不同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且选择后果最好/最不坏的行为。审慎是“最高美德”。
真正的实践理性融合着得当、理智的道义价值，这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兼顾当前最大化的利益和长远的成效。长远策略所带来的实践成效就是最大的道义价值，在终极效果上为多数人带来实际上和精神上的效益，是实践理性+道义价值的合理追求。
在后现代，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消亡，而智识分子将逐渐主导知识界。在普通人里面，同样也逐渐发生类似的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置换中，将首先出现旧信念的清空，整个社会由一种空心的现实主义和完全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主导，然后逐渐由新一代受过专业教育和掌握了数据管理思维和经济学效果论的中产阶级性格主导全社会的思维潮流。结果论思维会逐步成为多数人的主导思想方式。
但道义论依然会在人性深层存在。人性对高尚性永远存在着崇敬心理。道义论的虚荣心是人性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一事当前，以直觉反应进行概念推导和理想型思维，根据单纯的信念直接推导结论，将调查研究和审慎反思的过程都省略掉，既是紧急情势的捷径反应，也是急于求成之功利主义心理，还可以满足个人道义理想的虚荣心，这很爽快，是人性高峰体验的需求。
因此，要按照结果论的思想方法来为人处事是艰难的事情，除了具备冷静慎重和耐心的态度，具备自我控制力，还要养成根据整体的事实经验、经得起推敲的系列证据来作出判断之心性。人的大脑之系统2是一个容易偷懒的区域，对于艰苦而审慎的研究性和反思型思考，它往往就交给系统1去直接反应处理了。一旦养成了惯性的直觉型思维方式，则会成为一个人思想方法之路径依赖。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文化惯性习俗，对于其中个体的思维定势，具有强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力。个人的思维惯性基本上很难超出民族文化整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理思潮的潜意识影响力。学会更好地平衡自我的道义论与结果论心性，对于个人或民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成长要求。
结论是：人不能没有道义，这是良心和品德的底线；但人不要用道义论大思维去思考复杂的和现实的事情，应当在实践理性中追求有长远道义价值的最不坏的结果。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没有完美，纯粹的道义结果是不存在的，道义有其不可避免的代价。审慎地追求较好的现实目标之结果主义道德观是实践理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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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丹尼尔·卡尔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7
史蒂文‧兰兹伯格：。（《为什么常识会撒谎》，佘引译，中信出版社，2012-12
玛格丽特‧赫夫曼：《盲目心理学》，黄延峰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
节大磊：霸权的黄昏——现实主义理论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演变，《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爱思想2018-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