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的理性。从对西方消费社会学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来看，这种实践的理性既反对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反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划分。实践的理性赋予消费实践以能动性的特征，它在分析上介于高度对象化的意识活动和被压抑的无意识之间，就此而言它是前意识的，这个前意识的能动性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有限的主体性，它并不排除与社会暴力和消极偏见的可能联系。
关 键 词：大众消费 实践理性 主体性 能动性 前意识
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消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消费文化的迅速发展，大众消费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甚至针对传统理论中的生产主导模式提出了所谓的消费转向①，以此来强调消费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消费研究不可避免地和一系列社会学理论的基础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问题无疑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而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场。本文试图从大众消费现象入手，在反思和批判西方消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以一种非二元论的实践理性为线索来重新思考大众主体性的理论内涵。
在有关大众消费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消费者大多被描绘为充满非理性冲动的乌合之众，他们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理性的反思和合理的判断，以至于他们的消费活动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盲从或社会暴力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论调中，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作家们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被虚假意识所欺骗和操纵的无法独立思考的傻瓜②。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大众仅仅在社会统治机制强加于他们的生活中寻求发展和满足，以至于个人和整个社会直接同一，他们那工具理性化的“虚假意识”反而变成了真实的意识，在普遍的压抑状况中否定性的思维力量或者说理性的批判力量被彻底削弱乃至丧失③。这意味着大众消费者在一种被统治机制灌输的自我欺骗中沦为了统治的工具，人的工具化在一种实质的非理性中再生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的现实。同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列斐伏尔也同样给出了消费者的异化和被资本主义官僚统治所控制的答案④，他索性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异化是就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和整个社会而言的⑤，由于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⑥，有关异化消费的批判就不能不将重点指向中产阶级。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所崇尚的符号消费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与资产阶级相比，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接近于无产阶级，他们不仅以无意识的方式沦为异化战略的走卒，而且正在与无产阶级发生着缓慢的合并⑦。沿着这一思路，列斐伏尔的学生布希亚指出，中产阶级的符号消费所营造的不过是一种民主的幻觉，因为真正的权力并不存在于符号消费中⑧。布希亚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方式在一种无主体的历史中谈论符号的编码统治，大众消费者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一统治的无意识载体，在无意识所生产的误识中随波逐流⑨。而在对待主体概念的态度上比布希亚更为积极的布迪厄则坚持以误识(misrecognition)和倒错信念(allodoxia)来诠释大众的消费。所谓的误识意味着个体无视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暴力的实质，并将其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客观事实，从而沦为统治权力的无意识工具。而倒错信念则揭示了消费者对其所推崇的文化的错误判断，就如同推崇资产阶级文化的小资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消费的渴望中错把轻歌剧视为是严肃音乐、把普及视为是科学、把赝品视为是真品⑩，从而暴露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可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假象。在布迪厄的眼中，大众正是在统治话语的摆布中陷入倒错信念和误识之中的(11)。而“实践的理性”就其根本而言是行动者在充满错觉的无意识实践中再生产了场的客观结构，这是充斥着符号暴力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理性，而行动者不过是被错觉所纠缠的傀儡(12)。
上述学者对现代社会大众消费的反思和批判，的确触及了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他们的批判是完全建立在对大众消费者的消极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这不仅暴露了他们身陷诸如主客体二元论之类的西方式理论预设的陷阱之中(尽管他们对待这些预设的方式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过于消极的判断经不住经验的检验。他们一厢情愿地贬低了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存在，用无意识的黑暗、非理性的盲从和客观化机制的还原主义来揭示现实的悲剧性色彩，实质上却陷入一种精英主义的浪漫偏见之中。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放弃对现代大众消费的批判性思考，而是试图将这一思考建立在一个更加切近现实的经验基础之上。
沿着这些学者的思路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大众消费者的实质性缺场，那个自诩要超越主客体二元论的布迪厄自相矛盾地为我们道出了这一思路的实质：“当同样的历史弥漫于习性和生活环境、倾向性和位置、国王和他的宫廷、老板和他的公司、主教和他的主教管区的时候，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与它自己沟通，将它自己的反省反馈给它自己”(13)。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自然无法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发现某种真正属于大众自身的理性特征，无法以一种相对积极的方式来看待大众消费者的社会历史存在。这当然不是出于某种同情的偏好，而是现实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那些消极论断的提示。这也并非要像理性行动者理论那样去想象大众，而是要跳出单一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的狭隘视角，打破西方传统的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论范式，重新审视大众消费实践中的合理性及其局限。它既不是一种高度反思性的理论理性，也不可能与各种错觉和暴力完全划清界限。这并不是要从大众成员的内在性中寻找某种先天的理性，这个无法证实的先验想象不过是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提供的诱惑，它除了助长理智的懒惰之外没有任何用处。我们将不再停留于内在与外在彼此对立的虚构之中，而是从实践本身着手去探究那个本来并非二元论的实践的理性。
一、实践的反思性
实践的理性是实践之中的理性，即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赋予其实践的理性特征。然而，为了探究实践是否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理性特征，人们却不得不借助于行动者对实践的事后反思，以此来做出推论。尽管这种事后的解释无法替代实践的过程，它有可能因为各种干扰而偏离其所解释的实践状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领会行动者对自身实践的理解程度，在分析上，它既体现了行动者把握和指导自身实践的能力，也体现了行动者从中汲取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建构。
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这种反思能力简单理解为为自己的行动给出理由的能力，正如吉登斯在界定其所谓的行动的理性化时所说的那样，“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在行事时‘维持通晓’行为根据的能力，即当被问及时能提供自身活动的理由”(14)，如果大众在消费时是非理性的，也就是盲目地受制于某些外部力量的摆弄，那么他们所给出的理由将仅仅是一些欺骗性的表象(这是维持盲从的重要保证)，从而完全无法洞见事情的本来面貌，后者正是理论理性的目标所在，尽管这并不代表理论理性能够获得绝对的真实(15)。然而经验告诉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社会化的力量并不总是或并不完全作为一种无法被意识到的盲目力量在左右消费者的行为，完全使用现象学传统中的自然态度概念来描绘大众消费者对自身消费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消费者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外部的影响和诱惑的存在，当然这种能力往往表现出个体或群体的差异，他们不是理所当然地将这些因素视为人性的自发追求，而是始终存在着将它们准对象化的可能性(16)。这为无意识的生成制造了障碍，无意识所需要的压抑机制难以在一种准对象化的觉醒中顺利接管自我的建构(17)。事实上，大众消费者甚至对生产者的符号化策略也了然于心，符号机制所依赖的差异逻辑不过是许多消费者的常识，当消费者将这一逻辑视为生产者强加于商品的经营策略时，很难想象它是在消费者的无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由此可见，将大众视为某种统治战略的无意识傀儡的论断的确有待商榷。换句话说，我们似乎应当换一种方式来看待大众消费中的流行和时尚，换一种方式来解读其中的快乐与疯狂，不是简单地用操纵、欺骗、异化、错觉、无意识、压抑之类的概念，来将大众消费者的主体性存在从现象的因果解释中彻底抹去，仿佛大众充其量不过是消费活动中有待填充的载体，是系统或结构自我实现的环节或中介，他们除了盲目地遵循某种自己无法理解也无从知晓的强加于他们的暴力之外别无选择。此种带有精英主义和还原论色彩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贬低了大众消费者的存在，降低了理论的复杂性，虽然能够提供一种简洁而精致的理论逻辑，却在无形中助长了理智的懒惰。
二、实践的非逻辑性
以上的讨论当然不是要将大众消费者描绘为以理论理性来指导自身消费实践的理性行动者，我们认为在大众消费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实践的理性。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实践的逻辑并不遵循客观主义立场中的逻辑主义(18)，这是因为实践的法则并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绝对性的特征(19)，相反，它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不存在一种遵循因果决定论的实践法则。布迪厄认为实践中所有纷繁复杂的对立关系最终都可以还原为少数基本的对立，不确定性正是这样一种经济性所付出的代价(20)。这一思路显然延续了涂尔干和莫斯有关原始分类的研究，只不过布迪厄将其运用于对现代社会的解释。尽管有关分类的思想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必须指出的是，分类的核心体系具有时空的差异性，不存在所谓普遍的基本分类)，但是从所谓的基本对立到复杂的现实无疑还有很长的距离，对于其中的机制布迪厄语焉不详，他的解释很容易使人们误以为现实正是为了迁就少数的基本对立才使自身陷入模糊和不确定之中。而这就将一种反事实的思路现实化了，仿佛抽象的基本对立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们为现实提供最低限度的规定性。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所谓的基本对立不过是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关系事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建构，或者说一系列空洞的概念对子，意识到基本关系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是源于布迪厄的反事实的推论时，我们就不必拘泥于从所谓的基本对立去想象复杂的现实关系，而是面向现实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各种看似彼此矛盾的倾向之所以在个体的实践中并行不悖，正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中获得各自合情合理的存在，从而以不同的甚至看似矛盾的方式来捍卫存在者的利益，一种别样的理性正蕴含于其中。
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是，那些主张实用性消费的消费者可能购买一些他们并不使用的商品，如买了却不穿的衣服、闲置着的家用器具等等(21)。似乎消费者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之中，但这完全是站在理论理性的立场而言的，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本人来说，这些看似矛盾的实践活动都有其情境的合理性，例如快乐和收获的满足感有时候比实用更重要。此种高度情境性的解释为我们揭示了现实的无限复杂性，即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普遍法则，存在的只是各种实践的可能性，对于实践者而言这种复杂性不成为问题，因为实践的原则本来就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它向各种合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乃至矛盾性敞开。情境的无限多样性和实践的矛盾性是共属一体的，那些合乎理论逻辑的一贯性原则只会在情境的变化中捉襟见肘，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实践的原则。大众消费实践的非逻辑性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种理性的可能，即在无限多样的日常情境中合情合理地行动的理性，是看似自相矛盾但却总能应对自如的理性。但这终究只是一种实践的理性，消费者对理论上显而易见的矛盾所采取的理所当然的态度暴露了其反思的非理论性实质，这是实践的反思性，理论理性秉持的怀疑精神不是其固有的倾向。相反，实践的理性总是摆脱不了浅尝辄止的常识眼光，其反思性的限度揭示了一种介于被压抑的盲从和高度对象化的怀疑之间的状态。与无意识的盲从拉开距离意味着对自身处境的理性领会，意味着大众消费者已经在其消费的筹划中领会到了某种程度的现实，这一领会使之足以合情合理地应对消费的处境，从而避免无知和荒谬，即便是与此种反思性纠缠在一起的自然态度也并非一种压抑的产物，自然态度的无知成为这一反思性的局限所在。然而与高度对象化的反思精神之间的距离，则向我们展现了实践理性的保守面向，它所提供的理由是以常识的状态所呈现的对自身消费实践的辩护，日常的洞见拒绝对行动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它为实践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因为常识是不言而喻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常”。
以“正常”的名义来捍卫常识的局限性，也就为偏见和暴力留下了余地，因为“正常”常常成为最隐蔽的暴力的通行证(22)。对于日常的大众消费者而言，常识的理性已经足以支撑起纷繁复杂的消费生活世界，他深谙这个世界之中的实践法则，他甚至在其中如鱼得水，有着量入为出的精明，懂得昂贵价码背后的身份游戏，深谙商家的炒作伎俩，甚至在适当的时候为快乐而冲动消费，诸如此类。但也正是因此，他无法真正超越这个由他自己参与建构的消费的生活世界，无法在更深的层面去揭示这个世界的局限乃至阴暗，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个常识的世界是正常的世界，正常的世界自然不成为问题。
三、能动性和前意识
指出大众消费实践中存在着非二元论的实践理性将在怎样的意义上使我们与以往的视角拉开距离？它的理论意义何在？我们所讨论的实践理性尽管并非大众消费者的先天禀赋，但它也不是某种绝对客观的外部事实，而是超越内在与外在二元划分的实践属性。所谓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不过是对实践的分析性建构。就此而言，实践理性的提出尽管不是要塑造一个先验的主体，但它也有力地驳斥了那种将大众仅仅理解为某种外部力量的傀儡或再生产机器的消极论调，广告和新产品的高失败率无疑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断。正如埃尔潘所言，“市场并不是从影响到行动的系统：消费者不会盲从于来自上层的消费指令”(23)。而实践的理性在真正意义上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假设找到了现实的内在依据，使能动性概念在摆脱主体主义束缚的同时并未丧失其建设性的理论意义。这与霍克海默和列斐伏尔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家在充满想象色彩的本真存在中寻找能动的理由不同。他们无一例外地由于其异化理论的思路而将异化的现实和本真性的存在预设对立起来，从而将颠覆异化现实的希望寄托在未被污染的能动主体性之上。霍克海默一方面宣称资产阶级社会的主体的行动“只不过是例证了不可预测的社会机制的运转方式”(24)，但同时也指出：“在由现存的社会形态向未来的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人类将首次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并能动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25)，从而相信主体在本质上可以是能动的和自由的。列斐伏尔则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日常的人(homo quotidianus)是丧失人性的自动机(automation)(26)，但是“绝对异化和绝对非异化是同样无法想象的”(27)，他依然保留了对超越异化现实的某种积极人性的预设(28)，但由于对本真性假设的形而上学倾向的警惕，他从未明确界定过这个人性。
我们所界定的能动性并不涉及对异化和先天人性的想象，也并非局限于颠覆性的范畴，我们试图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能动性概念，它虽然包含着颠覆的可能性，但它更是生产着日常生活平凡实践的能动性。不过这当然不是像布迪厄那样在一般性的意义上宣称行动者的能动性的同时，却将这一概念架空成一个空洞的口号。这也不仅仅是德赛托和费斯克笔下的弱者的艺术(29)，这门弱者的艺术或者说战术所体现的是面对统治者强加的秩序时做出的反抗，战术暗示了弱者的能动性，使之避免了被社会统治秩序彻底同化。然而，将能动性和反抗联系起来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对能动性的特定属性的诠释，它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能动性概念。不过我们不应当将这里所谓的“反抗”和霍克海默等人的颠覆性的反抗画上等号，德赛托所谓的弱者的反抗在实质上往往只是一些勉强应对和无关痛痒的小打小闹，正如海默尔所言，“德赛托提出了许多战术的例子，这些例子非但没有直面和‘反对’一种‘战略’的形式，相反，它们发生在盲区”(30)。这不仅与先验的人性假设无关，而且与霍克海默等人所谈论的颠覆性大相径庭。此外，德赛托认为实践的方法依然是无意识的(31)，他在谈论反抗的能动性的同时却主张一种无意识的身体建构，这体现了对后结构主义消解启蒙主体的做法既接受又有所保留的态度，于是便出现了无意识能动性的尴尬论调，这显然是将福柯式的消极身体和能动性主张简单拼凑的产物，其中的理论张力反映了调和主义做法的自欺欺人——不是面向非二元论的现实本身进行理论的重建，而是在二元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简单嫁接，从而在无意之中将二元论设定为自身的出发点。
由于接受了德赛托有关战术的思路，费斯克对大众能动性的思考自然也不能摆脱德赛托的局限性。他写道：“大众意义与快感永远不可能摆脱那些生产着服从关系的力量，事实上，它的本质在于它反对、抵抗、逃避或反击这些力量的能力”(32)。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那样的精英主义者不同，费斯克将大众文化还给了大众，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是大众利用生产系统所提供的商品资源创造出来的，这便是德赛托所谓的权且利用(making do)(33)。不过我们更乐于将这里的“权且利用”翻译成“勉强应对”，因为它虽然不是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但永远也不可能反对或者颠覆既存的社会秩序(34)，它只能是在统治秩序内部的勉强应对，这一狭隘的能动性概念也无法支撑起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框架。
正是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们力求在消费实践的经验现实中揭示能动性的实际运作，它表明消费者不是一味盲从、任由操纵的，他们有能力一定程度地理解自身的处境并做出相对于特定情境而言的合情合理的选择。消费实践的能动性不是一个抽象的先验概念，不是客观力量支配下的派生效应，也不是什么被压抑的集体无意识，而是超越主客体二元划分的经验事实，是主客体二元抽象的经验前提。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在一种有限主体的论断中切实有效地谈论一种能动性的特征，它是大众消费者理解现实、掌控处境乃至改变现状的能动性，而这一切的基础就在于揭示存在于大众消费实践之中的理性。当然，不同的消费者在面对同一问题时可能存在理解程度的差异，他们甚至可能给出截然对立的主张，一些人敏锐洞察的现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是难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每一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为自身的行动给出常识性的理由，也就是提供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这表明尽管存在着程度的差异，实践理性的能动作用却始终在场，它构成了人之社会历史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没有实践理性的消费是完全盲目和无法理解的，就如同没有能动性的实践是没有灵魂的机械重复，这些荒谬性只能是主客体二元论想象的结果。理性与能动性在现实中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可能具有意义。没有能动性的理性和没有理性的能动性都是自相矛盾的，前者作为理性却不能有所掌控和选择，后者作为能动性却不知如何作为，这种割裂只能使概念失去意义。当我们将实践的理性和能动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并且证明这一特性是大众消费实践的固有特征之后，用压抑的无意识来解释大众消费实践的不合理性也就显而易见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建构符合消费实践的内在性分析概念，它不应当具有压抑性的特征，而是具有实践理性及其能动性特征的有限主体的内在性维度，这一有限性暗示了大众消费者的社会历史局限，从而为合理的社会批判提供了可能。
我们将这一有限主体的内在性维度称为前意识，它反对笛卡尔的意识哲学传统，认为消费实践的主体不是高度对象化和动机激发的理性行动者(尽管这里所说的理性行动者的理论理性态度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普遍的)，毕竟在社会生活的大多数情境中并不需要一种高度对象化的理论性思考(35)。之所以是前意识，就在于它是先于意识活动的内在性维度，此时高度对象化和反思性的意识活动不仅尚未开始而且没有必要，因为实践的前意识已经足以通过常识的理性来参与消费情境的建构，消费的常识既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得心应手的。另一方面，常识的不言而喻性并不需要压抑来保证，实践理性的合情合理源于对日常生活的高度投入和熟悉，不是通过压抑来抑制怀疑的倾向，而是因为对日常生活的沉溺和熟悉来生成理所当然的表象。相反，压抑将使实践的反思性无法运作。
正是在前意识的范畴中谈论一种不同于理论理性的能动的实践理性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它既不同于有意识的理智活动，所以常常看不到理智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被压抑的沉默，而是在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展现其不言而喻的智慧。我们用合情合理来描绘这一智慧的恰当之处——不是说绝对正确，而是一种情境的恰当性——是因为它没有将情感打入非理性范畴的理智主义的偏见(36)，在此情感和理性尚未在理智主义的冰冷视野中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尽管理智主义的偏见的确为理论理性的自我反思制造了某种障碍，但身陷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陷阱的理智主义的理论理性较之实践理性还是具有更强的对象化特征(理智主义只是对它自身的理论预设茫然无知)，所以说当理论理性抛弃了理智主义的自我欺骗之后，其对于社会偏见和暴力的反思性是实践理性难以企及的。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实践理性在捍卫了大众消费者的有限主体性的同时，并不排除与社会偏见和暴力的可能联系，实践理性所信仰的常识理由既包含洞察现实的日常智慧，也往往受到各种消极的偏见和暴力的影响。例如，当消费者理所当然地将大众化的消费视为正常时，他无意之中合法化了一种大众化的集体倾向，这确保他能够做出“正确的”消费选择，而对集体选择的正常化的确隐含着将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暴力或再生产一种集体暴力的可能性，当多数人以正常的名义去攻击少数人的合法实践时，“正常”就转化为一种集体暴力的符号，因为各种歧视性话语往往以“正常”自居。
综上所述，我们从大众消费实践入手探讨了主体性这一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消费实践，而是可以推展至更广的社会历史实践，毕竟消费实践是大众社会实践的重要构成，完全可能承载着大众社会实践的某些更具一般性的特征。尤其是消费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兴起和流行日益强化着消费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因此，从消费实践这一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入手来透视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不失为一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尝试。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大众尽管较少具有理论理性的深刻反思能力，他们也很少以这种方式来反思自身的日常实践，但是他们依然是具有实践理性的能动的主体，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有能力参与到自身处境的建构之中，由此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的主体。只不过这一主体性既不是主体主义的先天建构，也不是客体主义的派生之物，它的社会历史生成既不是单个个体的自发产物，也不只是某种社会灌输的对象化后果。客观主义的建构和主观主义的理解不过是对同一现象或同一过程的不同分析。可以说这是社会历史性的实践的主体性，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社会历史的局限性。
注释：
①H.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trans,by S.Rabinovitch,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4,p.60; J.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trans,by L.Hamilton Grant,Sage Publications,1993.
②参见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49、153页；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③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0～11、63页。
④H.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pp.60,147.
⑤H.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3):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trans,by G.Elliott,Verso,2005,p.26.
⑥H.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3):From Modernity to Modernism(Towards a Metaphilosophy of Daily Life),p.157.
⑦H.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pp.93,94.
⑧J.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rans,by C.Levin,Telos Press,1981,pp.50,60,62.
⑨J.Baudrillard,The Consumer Society:Myths and Structures,trans,by C.T.,Sage Publications,1998,pp.34,78.
⑩P.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trans,by R.N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323.
(11)P.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pp.461-462.
(12)由于布迪厄坚持客观结构的逻辑优先性(参见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并且热衷于揭示行动者是如何在其无意识所主导的实践中再生产客观的社会结构，使得他有关行动者能动性的假设更像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参见郑震《身体图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13)P.Bourdieu,Pascalian Meditations,trans,by R.Nice,Polity Press,2000,p.152.
(14)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4页。
(15)G.H.Mead,"Empirical Realism",in A.E.Murphy(ed.),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2,p.105; G.Bachelard,The New Scientific Spirit,trans,by A.Goldhammer,Beacon Press,1984,p.172.
(16)之所以是准对象化，是因为其反思性是由常识的不言而喻性所主导的，这不是向各种怀疑敞开的理论理性的高度对象化，我们在后文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
(17)即便是那些与其他消费因素纠缠在一起的盲目因素也与被压抑的无意识没有必然联系。无意识的盲目性是压抑作用的产物，被压抑的因素被迫以伪装的方式呈现出来(参见弗洛伊德《释梦》第4章，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以至于行动者难以洞悉其中的缘由。而消费实践的盲目性或不言而喻性所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生成机制(我们将在后文阐明这一点)，更何况消费实践的日常性也排除了无意识频繁介入的可能，毕竟正因为要将某些因素从日常的情境中尽可能排除出去，压抑机制才得以启动。
(18)P.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trans,by R.N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17.
(19)这些无疑是理论理性的最为极端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实际的情况并不总是这么极端。
(20)P.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pp.112-113.
(21)这常常被解释为盲目的冲动和消费主义奴性的表现，然而我们并不打算采用这些陈旧的标签，因为那些基于精英主义偏见而对大众消费者所采取的判断是消极和缺乏建设性的。我们不否认这些生产所谓无用消费的心理机制可能与某种社会暴力存在着隐蔽的关联，但这并不妨碍存在着某种实践的合情合理性(就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它暗示了消费的意义远不止于使用商品的物质功能)，实践的理性并不排斥暴力，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暴力运作的内在条件。这个暴力只有借助消费者的理性筹划和能动实践才可能发挥作用，在实践的合情合理和消极后果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消费者的确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消极后果，毕竟对于大众而言缺乏深入反思的常识性智慧已经足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境。
(22)尽管理论理性较之实践理性具有更为强大的反思性，但是理论理性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历史的偏见和暴力，毕竟任何反思都有其未被反思的先入之见。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任何解释工作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先入之见，它是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理所当然的’东西被先行给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在我们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被先行给出的东西”(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6页)。就此而言，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暗示着始终存在误入歧途的危险。
(23)埃尔潘：《消费社会学》，孙沛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4)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载《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25)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载《霍克海默集》，第203页。
(26)H.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p.193.
(27)H.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2):Foundations for a Sociology of the Everyday,trans,by J.Moore,Verso,2002,p.207.
(28)H.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p.193.
(29)M.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rans,by S.Rendal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36,37.
(30)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65页。
(31)M.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p.71.
(32)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33)参见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34页。
(34)参见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53、159页。
(35)参见P.Bourdieu,In Other Words: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trans,by M.Adams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78-79.
(36)理论理性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预设所隐含的直觉的情绪性无疑被理智主义遗忘了，这便是西方理智主义传统的荒谬之处。不过即便如此，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前者只是间接和隐蔽地奠基于前理论的直觉情绪之上(参见郑震《身体图景》，第252页)。正如胡塞尔所言，一切实践活动都奠基于不言而喻的信念之上(参见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6页；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2、176页)。后者则从来也没有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将情感拒斥为自己的对立面，相反它本身就带有情绪性的直接呈现，日常的智慧并不掩盖自身的情感属性，它从来就不试图在一种理性的反思中去排除情感的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