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家查尔斯·汉迪以“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未来工作形态”的新观念而闻名于世。他把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两种：一种是“收敛性问题”，即可以找到“唯一答案”的问题；一种是“发散性问题”，即无法找到唯一答案的问题。
平庸的商人通常为了寻找固定答案而奔波，然而，真正的商业问题都是发散性的，没有固定的答案，这正是商业的困难之所在，也是其魅力之所在。商业问题的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常常具有悖论性和两难性，而这正是商业的艰难之处，也是其吸引人之处。
汉迪总结了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九大悖论：智慧悖论、工作悖论、生产力悖论、时间悖论、财富悖论、组织悖论、时代悖论、个人悖论以及正义悖论。而这九大悖论，在互联网时代都出现了新的变量，因而变得更难以破解，需要人类的崭新思维。
智慧悖论
现代企业当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叫做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是很难被机构所拥有的，知识往往是在机构当中的个人手里，并且个人可以把它带走。大家知道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有个说法叫“U盘化生存”，本来U盘插在一个机器里，然后我拔了，我走了。有一次我跟罗振宇一起参加柳传志组织的西山会议，柳传志说你从你自己的角度当然拔了就拔了，可是很多人拔了之后还是得插到另一个系统，而我们就是那个系统。可以看到这里的一种冲突，组织跟个人在知识、也就是在才智这个领域里的争夺。
才智有很多有意思的特性，例如说才智是这样一种东西，分享以后你并不失去，你还拥有。我给大家讲了课以后，这东西也不因为我给你们讲了就从我这里消失，还在我身上，没准我从你那里还获得了更多的东西。
对于组织来讲，才智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太阳微系统公司的创办人比尔·乔伊著名的“乔伊法则”来表示：“无论你是谁，大多数绝顶聪明的人都在为另外一个人工作。”这条法则在高科技产业内广为人知。
就算是Google能够聚集业界所有顶尖人才，相关研究还是指出，最复杂的技术问题经常是不相干领域的专家解决的。况且，公司不可能长期雇用一些专业人才，只是为了某一天可以派上用场。应用乔伊法则的关键在于，要善于调动公司外部各方能人智士的集体智慧。背负创新使命的企业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找到途径挖掘公司外的知识。
工作悖论
老板雇用我们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发薪水刺激我们工作，所以对于老板来讲，他不能容忍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叫做懈怠，这是经济学专用术语。研究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研究怠工，工人可能是积极地怠工，也可能是消极地怠工，总而言之他会怠工，而他如果怠工的话老板就会蒙受损失，所以就要处理懈怠问题。
其次要处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常常会在项目管理中出现。大家可能在工作中都有过做项目的经历。这种经历常常是这样的：我是老板，我布置你做一个项目，你明明可以在五天内完成，你却告诉我说这事必须要十天才能完成，五天我是做不完的。为什么呢，你要给自己留点时间，万一你到了五天做不完呢，万一中间出了岔呢，所以你会在这里头留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我们在有关工作的研究当中把它叫做“浮时”，就是浮动的时间，英语叫buffer。就是说你跟老板之间永远会有这个博弈。
在工人和老板博弈的情况下，工人常常被定位为“员工”，以执行重复和空洞的任务。这会造成一种后果：当这些工人变得冗余时，他们无法成为创造性的和有韧性的企业家。更加糟糕的是，随着组织再造、精益到骨髓，他们失去了允许创造力或变革的容量盈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充满压抑的组织，仿佛患了厌食症一般，只有一个过短、过窄的隧道视野，而不能感知外界的变化。他们唯一知道的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如何走出工作的悖论？关键是要让员工自己和自己博弈，而不是和老板博弈。或者说，市场才是真正的老板。企业必须打破层级制，让市场来决定员工的薪酬。
生产力悖论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一个基本定义是，用更少的人来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所以所有机构的目的都是不断地提高效率，但是效率的极限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只有少数人在一个地方通过高效的工作获得很好的回报？同时，有相当多的人被这列效率列车给甩掉，被企业不断追求高效的行为给甩掉，但是这些人最后还是要在这个社会里生存。
所以生产力悖论要讨论的是效率的极限在哪里，如果总有不能够实现效率的人，拿他们怎么办？有些企业会搞末位淘汰，那么，末位淘汰掉的人怎么办？这些人会去哪里，他们会干什么，这是这个悖论要处理的问题。
那些被这个过程排除在正式工作之外的人，不得不寻求各种生存方式。传统上，经济通过将无价格的工作转化为有价值的（因此可测量的）工作而增长。但是，生产率的提高有效地减少了工作量，尽管经济保持增长。所以定价最终会破坏工作。
如果考虑到自动化和机器人，生产力的提高更是工作的大杀器。我们已经看到自动化导致蓝领岗位的消失，如果服务机器人在不久的将来大行其道，低价值的服务工作也会消失。
时间悖论
在当今社会，时间是稀缺商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争因素，因而被等同于金钱。但是时间是一种矛盾的货币：有的人会为了节省时间而付出金钱，有的人会为了节省金钱而投入时间，被堵车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面对时间的方式，依据他在这个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常常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没有时间做他们想做的事；另外一些人有太多的时间，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花钱节省时间的人，可能希望可以少工作几年，以便以后有更多的休闲，但这在根本上是个错误。很多人误以为自己可以通过现在付出时间来获得将来的享受，其实不是，你现在付出了时间以后，可能就是付出了时间，然后你也丧失了将来享受的机会。这就是时间的悖论问题。
财富悖论
财富悖论实际上是跟资本主义这台生产机器有关系，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不断促进消费，你的消费构成了机器的润滑油，你不消费机器就停摆了。
大家手里拿着iPhone，其实iPhone6可能还好用着呢，但是出来iPhone7了，你换不换呢？苹果公司告诉你一定要换，因为加了新东西。这样整个消费机器不停地运转，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悖论：在一个地方通过生产和消费，挣到钱以后，根据对全球的观察来讲，一个地方一旦富裕了，出生率一定是下降的。为什么现在中国放开二孩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财富的积累上跟几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出生率下降对于消费机器来讲是个坏消息，因为未来的潜在顾客在减少。
所以富国就会做一件事情，即帮助穷国进入消费机器。你想一想中国是怎么进入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发现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不卖给中国东西简直太亏了，一定要让它买东西，让它能够尽快进入到整个全球化的消费大机器当中，所以我们中国现在就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组织悖论
组织的悖论，最大的地方在于组织可能必须学会极端化生存。所谓的极端化生存，是指一个组织既得有偏向这个极端的能力，同时又得有偏向另外一个极端的能力。比方说，你可能同时得是地方的又是全球的；你的领导或者你的经理人员，可能同时既是企业家，像一个创业公司那样思考，同时又得是一个团队领导者；你可能同时需要集权和分权，同时需要整合和差异化，同时需要大众市场和所谓的利基市场，这些都能把组织弄到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
时代悖论
时代悖论是我每天都会遇到的，因为我在北大教书，我遇到的孩子全是90后。我一开始从80后教起，现在教到90后，如果我还没退休的话会教到00后，他们不断地冒出来，所以每天要处理代际问题。代际问题的一个最大悖论在于，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和上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上一代人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自己是新的一代，但是同时自己却又希望下一代跟自己一样。
就新的一代来说，终身的职业生涯已不复存在。由于年轻人的工作起始时间越来越晚，青春期和成年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差距，我们似乎不能填补它。与此同时，就成年人的精力而言，他们的工作又结束得太早，从法定退休之后到最终老去，存在另外一个差距，这也需要发现办法来填补。
个人悖论
个体的悖论实际上处理的问题是个体跟集体的关系、别人跟你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常常既需要个人的主动性，也需要同他人合作来共同做事情，所以这两种能力需要某种程度的平衡和搭配。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一句很好的话：“我们必须是别人，才能做真正的自己。”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
正义悖论
公平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并且越来越重要。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哪里呢？公平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你认为的公平不见得是我认为的公平。我们的先贤早就争论过这个问题，到底是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做了这件事，因此得到了他应得的那一份，这个叫公平。成就越多，奖赏越多，这是一类人的公平观。另一类人说，真正的公平观应该是按照个人有没有需要，分配给他/她所需要的东西。
悖论管理
现代社会的挑战和困境正在推动理论家和管理者倡导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处理悖论的方法。正如汉迪所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未来。如果矛盾和令人惊讶的悖论成为未来的一部分，我们不应沮丧。把悖论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是管理悖论的第一步。”
虽然矛盾和悖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它们不会消失，也不能完全解决，直到一种新的秩序形式从时代的动荡中涌现出来。悖论就像天气，要学会与之相处，很多时候找不到解决办法。可以做的是，减轻其最糟糕的方面，而享受其最好的方面，并以之作为前进道路上的线索。
如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测试智力是否一流，就要看头脑在同时容纳两种相反意见的情况下，是否仍能运转。
注：原文发表于《新闻爱好者》杂志2017年第3期第29-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