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9月21日上午10：00
地点：一教207
主讲：顾彬（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
讲座内容:
大家都知道波德莱尔有《巴黎的忧郁》，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波恩的忧郁。为什么我会对忧郁这个主题感兴趣呢？因为我妈妈是维也纳人，所以我是半个德国人，半个维也纳人。维也纳是死亡的首都，也弥漫着忧郁的气息。他们太会诉苦，忧郁就是他们诉苦的背景。
今天我想用四个论点来说明忧郁主题：一、如何定义“忧郁”这个大问题？二、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性的“忧郁”有何不同？三、古代把“忧郁”和身体相联系，中世纪把“忧郁”和神学相联系，现代性把“忧郁”和精神特别是哲学相联系。四、“忧郁”不一定不好，它有很多好处。到了18世纪以后特别是在欧洲在德国，“忧郁”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所以现代哲学家是忧郁的，从这个角度说“忧郁”是好的，不是坏的。
“忧郁”在欧洲说melancholia，这个词是由两部分组成的：melan是黑的意思，cholia是胆汁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从古希腊开始人们把忧郁和身体相联系。Melancholia和depression是不同的，后者确切的意思是忧郁症，是需要找医生治疗的。我们今天不谈这种病，我们所要谈的忧郁是一种精神状况。
为什么我要讲忧郁这个问题呢？
一、很早我就非常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主义不许我们忧郁：基督教的一部分不许我们忧郁；启蒙运动不许我们忧郁；社会主义不许我们忧郁；资本主义不许我们忧郁。他们都强迫我们过“幸福”的日子，电视剧里演的都是愉快的事情，好像世界上没有困难不可克服。
二、忧郁和现代性(modernity)是不可分的。我本人讨厌现代性，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德国人很早就对现代性表示批判、否定。我的心在受苦的人那里而不是在幸福的人那里。
现代性是什么？是现在，它没有过去，没有传承，是新的，不要旧的。但是新的也要过时，今天是今天，明天还有另外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人，明天是另一个人，不然我们就不能跟着现代性走。这就是说原来的和现在的是分离的，这种分离是最终的，不可恢复。所以现代性不能带来安全感。什么都是偶然的，我们现在的选择也是很有问题的，不是固定的。现在、今天就是一切。明白的人对现代性感到很冲突：我昨天的我跑到哪里去了？我明天的我是谁定的？
三、我最近发现革命家他们原来都是忧郁的人，好像忧郁的人常常通过革命解决个人问题。
四、忧郁的定义使我对它感兴趣。我很早就发现欧洲对“忧郁”的定义和中国人对“忧郁”的定义是不同的。中国人忧郁的是什么？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和欧洲是一样的。鲁迅是中国第一位能代表欧洲式忧郁的人。我认为应该从忧郁看他的作品，而不应该从革命看他的作品，这是很大的错误。鲁迅的作品中用得最多的词是“无聊”、“无聊”“无聊”，什么都是无聊。
在美国是没有什么忧郁的，他们禁止忧郁。美国汉学家发现我们忧郁后就political conectness的观点说“你们这个‘忧郁’中国也有，而且很早就有了，在周代就有了。”忧郁并不好，我不希望中国这么早就有忧郁。我特别喜欢神学的、哲学的忧郁。如果中国中世纪就有忧郁的话，那它也是和欧洲的忧郁不同的。《楚辞》里多用“愁”这个词，他们说的就是melancholia的感觉吗？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德国神学家Romano guardini对忧郁的解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家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是新教的。他有一本书叫《忧郁的意义》。他说忧郁的意义就是对爱情的渴望，这种爱情是精神上的爱情。忧郁代表一种痛苦，谁会忧郁谁就会明白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会飞逝。欧洲式的忧郁是对“完全”（absolute）的东西的渴望。但是谁对absolute进行追求谁就会失败，因为我们在追求the absolute的时候马上要求成功我们因贪求快而不够耐心，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忧郁。忧郁和上帝有关，忧郁时我们和上帝分开了，所以我们会感到忧郁。
《楚辞》里“愁”这个字我好像可以通过Romano guardini的书来解决，但是在曹丕那里我遇到问题了。因为一、不少中国人根本不承认“忧郁”的存在。欧洲对“忧郁”感兴趣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忧郁”。持这种观点的人是16、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Burton。他不主张从“忧郁”来看待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二、如果我了解得对的话，中国文人没有把“忧郁”和身体、精神、宗教和神学联系起来，而常常是把“忧郁”和宇宙、四时联系起来。古代中国人认为夏天不能愁，因为秋天还没有来；冬天不能乐，因为春天还没有来。这样一个解释完全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非常欣赏一个住在美国的华侨，他叫孙康宜。他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愁：论愁的词境与美感》。他在文章里写道：愁有两种，一种是哀愁，以赤子之心的情怀在遭遇大苦大难之后，把人世间的哀愁的极致以无限痴情的态度；另一种是闲愁，以一种言情体物的态度把“不幸”视为客观的玩味，并以一种理性的思索及观察所表达出来的美感叙写。吴文英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把“愁”字分成秋和心。把“忧郁”和四时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这是sorrow不是“忧郁”。刘小枫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辩论，互相找毛病，他研究的东西我会去了解，我研究的东西他也会去了解。他认为中国也有“忧郁”即忧患意识。他让我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我觉得范仲淹并不是要使我们忧郁，他是要我们乐的。
中世纪的神学家都说“忧郁”是好的，“忧郁”在13世纪意大利哲学家Pertrarca那里第一次得到了承认。他认为上帝这么大、人这么小，上帝和人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人会感到痛苦，但他认为这种痛苦是好的，他帮助我们了解自己。Ficino说痛苦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因为我们老在路上，老在追求。我们和幸福是分开的。他说幸福的意思是eudaimonia，eu是好的意思，daimonia是神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幸福。从词源学上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和上帝在一起就是幸福。我们和神是分开的，所以忧郁和不安告诉我们生活还缺少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摆脱自己的身体往上帝上升，但这种上升也会使人堕落，使人堕入“忧郁”，堕入depression，这是可怕的真正的病。
还有一点时间我要介绍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性如何看待“忧郁”。
古代中世纪把身体和“忧郁”联系在一起，因为胆汁出现问题所以人变得忧郁。柏拉图不仅从身体看“忧郁”，还把“忧郁”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病的，一种是天才。中世纪认为“忧郁”开始是不好的，是土星给人带来忧郁。但到了托马斯•阿圭那时却完全从神学看“忧郁”了。当时神学家、哲学家都认为acedia是一种罪行，如果你不相信福音书，你就坐在家里思考、思考、思考，这就是“忧郁”。还有一种spiritualis哲学家认为这是好的，它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先知等。
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发展以后，出现一种跟身体、神学都无关的“忧郁”。这是一种和现代性分不开的忧郁。现代性“忧郁”的基础不一定在追求幸福的意义上。黑格尔说现代性得到的只有民主。人已经失去了the absolute。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分开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恢复过去。所以“忧郁”变成我们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
19世纪开始“忧郁”和美学有密切关系。黑格尔主张我们必须面对悲剧，这样有一天我们才能离开悲剧走上新的道路。19世纪的艺术家像通过艺术找到他们失去的统一的东西，实际生活中他们找不到，但在艺术中能找到。瓦格纳的音乐就是想克服分离、回到“一”即原来的生活。所以美学在19、20世纪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8世纪开始，美学开始发展，他们开始克服哲学家的困难。
对不起，我最后一部分说得有点乱。因为词的问题，很多在德文里很好说的词在中文和英文里都不好说。就讲到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