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黎以冲突、道义、非对称、真主党、低贱、规则
大凡形成军事上持久对垒的双方，各自方必定都出具有某种“强手”以相抗衡，使成动态平衡之势。譬如，最近在持续一个月多的黎以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以色列一方来说，正如国际所公认的，其武器装备以及作战人员的军事素养远胜过对手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一方，所以称黎以冲突为“非对称的战争”（asymmetric warfare）。然而，这只是问题的其中一个显见的侧面，又由于这是一场“非规则的战争”（irregular warfare），因而形成了另一个侧面的“非对称”，这个非对称对于真主党方的“强手”为何者，则通常为国人所障眼。也许于我国主流媒体的“导向”下，为众多国人所啧啧称赞的，误认为是“顽强勇敢，士气高昂，机动灵活”等的精神力量和战斗素质。其实这些就算是真实，也只是表面性的东西，因为支撑着行为背后的是人格，而显示出人格特征的就是道义的性情，如今真主党所张扬的价值恰是低贱性的货色。唯倚其捡得低贱人格行动的“便宜”，方博取持久的抗衡，这正是本文希冀澄清的真相。
1）真主党方蔑视人的尊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视生命若草芥，崇暴力为壮伟，奉真主之教规为唯一崇高且正确无误的行动价值来源。他们老是滥用宗教煽情以激发民族主义的亢奋，使得民众丧失自我意识，动辄驱使无数热血青少年赶扑沙场。这种极端价值观的背后，是YSL传统多偶制婚姻的内在机制，它会诱导出如此的社群生存态势，男人族中极不平等地分享女性配偶，有相当数量的MSL青壮年男人对于本种族的延续任务来说是多余的，成为累赘之物，减少些本民族青壮年男人会有助于本社会内部的稳定，使减轻男人之间的配偶争斗。因此多余男人的精力转移，会在战场上涌现众多的MSL好战分子，显得十分“勇敢、坚强”，自愿将自家性命置之度外。如党魁纳斯鲁拉就是这样，不畏惧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当他听到18岁的儿子在与以军交战时被打死的消息之后，没有显露丝毫的悲痛。
他们斗争的座右铭是“以数量对抗质量”，从而延续着极不对称的生命个体肉身的消耗大拼比。当MSL分子以十名战士的代价拼耗掉一名以色列士兵的时候，会尽情欢呼“巨大胜利”，就好比弈象棋（chess）时用己方的数个小兵兑换掉对方一个皇后那样觉得很合算。此外，真主党还惯采用的策略之一，就是让双方的平民死亡数量持续上升，就像一位欧洲外交官在一次评论中讲的：他们精通于痛苦的数学运算法。
他们甚至还雇佣童子军，让未成年的孩子去进行自杀式袭击。据中新网8月31日电，援引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现武器、火箭弹、爆炸物的同时，还发现了一些真主党印发的小册子，上面写有测试儿童关于恐怖组织和他们的恐怖行动知识的问题。这些册子的目标是向年轻人传达信息，使他们将来成为这些恐怖组织的成员。
反观以方，记得沙龙说过：“每个以色列男子都是珍贵的”，正因为无比珍惜每个士兵的性命和国民个人的人格尊严，所以人们都看到了，这次军事冲突的起因便是真主党武装越境袭击打死7名以色列士兵并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为拯救这2名被俘士兵，以军三军出战。由于民主制度的体制，国家出于对人民安全的考量，政府会把军事驻营地设立在非居民区的荒芜地带。以免殃及无辜平民。如果战争使得以色列军民的伤亡数量超出了国民的预计，则政府和军方定会受到民众的批评，质疑没有对选民尽到应有责任。
2）由于禀性低贱，留恋丛林法则，真主党方无视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当今时代作为动武的最高形式战争，也得讲究规则。譬如，宣战在先，战斗人员须穿上军用制服，以区分于平民百姓，军用的弹药库和作战区域应远离平民居住区，不虐杀无辜、平民和俘虏。然而真主党游击队员做到了这些吗？多年来，真主党游击队员的战斗方式就是：或驾驶满载炸药的汽车，或骑着驮有炸药的毛驴，或腰间缠着炸药，后来又用上了“喀秋莎”火箭弹、迫击炮实施“无区别打击”，迫使以军一步步从黎南部撤退。且看澳洲《星期日太阳先驱报》配有照片的报道，真主党武装人员利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作为发射火箭和重型大口径武器的平台，这些武装分子身穿平民的衣服，混杂在居民区作战，这样他们打了就跑，可以快速消失。如此已经严重违反了海牙的《战争法》和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这等于真主党武装分子变相绑架了民众。他们只要在军事上占得些小便宜，便宣称是“人民的胜利”；反之吃亏了便是以色列军人对于穆斯林平民的“屠杀”——这种伎俩在东方第三世界的道义观市场上颇有卖点，于是道义上便占得了只赢不输的便宜，或者说得保守些，赢多输少的有利局面。更有甚者，真主党游击队员还躲在联合国观-察哨所后面或傍边，利用联合国设施和维和人员做盾牌进行军事攻击，以至于诱导以色列战机判断失误杀死了联合国维和人员。
尽管以色列军队拥有先进的侦察卫星，但由于真主党武装习惯隐身于平民住宅区里作战，使得引诱以色列前来空袭时往往造成大批本地邻居的伤亡，从而引发国际上的不满和谴责。如7月30日发生在黎巴嫩南部小城卡拿的空袭误杀平民事件就是一个典例。以色列的高级官员指出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器隐藏在民房中，并在过去的20天里发射了150枚火箭。他们向记者们播放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火箭发射车驶入了加纳村，然后在那儿向以色列的北部城市科尔亚特什莫纳、阿弗拉和马阿洛特发射火箭，情报部门的报告确认真主党在该建筑内活动，并藏匿了喀秋莎火箭及发射器，之后以色列针对这一目标进行了打击。但是真主党典型的活动方式就是在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火箭后迅速藏匿到附近的建筑中去。以色列军方便立即予以回击，没想到却杀害了那么多无辜。事实上，以色列每次攻击居民区前都向黎巴嫩平民散发传单，要求他们撤离，当然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和报复确有过分，误杀误伤了不少黎巴嫩平民，但是以色列事后道歉，表示遗憾。
真主党对以色列的作战行径违反了国际法。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第51条内容如下：“平民不得作为攻击目标。”不仅如此，当在使用黎巴嫩平民作为人体盾牌时，真主党还违反了议定书1的第58条，该条款要求冲突各方“避免将军事目标部署在人口稠密地区内或附近。”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8条声明：“受保护的人的存在并不能让某处或某区域不受军事行动打击。”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真主党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什叶派穆斯林聚集的地盘。在这里，真主党方面巧妙地把自己的战士同普通老百姓混为一体，并且修筑了大大小小无处不在的地堡和隧道。结果造成以色列既无法通过空袭活动准确将真主党的据点拔掉，也不能仰仗其装备精良的坦克部队的快速推进战术全面控制当地局势。华盛顿的独立智库中东学会副研究员保罗•贤恩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直言道，以色列军方所拥有的高科技军备确实很多，但是碰上真主党的游击打法也用不上劲。“真主党持有的火箭弹不过9寸长，可以简便地藏在床下，真主党武装分子在发射完之后便可回家呆着，这叫以军怎么打？”华盛顿的观察家对此表示，真主党这种卑劣的隐藏法将以色列推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以色列要么空袭平民住宅区于是带来政治上的损害，要不就忍受这样的无赖袭击。
根据以方的统计，冲突期间真主党共向以境发射4230枚近程和中程火箭弹，摧毁了北部城市上百所房屋，烧毁了大量森林和边境地区自然保护区，迫使以25-30万公民疏散。所以对于真主党武装来说，只要垛进黎巴嫩的居民区里时时向以色列居民区发射火箭弹，就算延续着战争，这个要求纯在军事上讲是相当简便容易操作的。然而以色列方则不是这样，他们受着远为多的道义约束，所以军事行动中，不能放开手脚大干一番。这样便形成了不规则中的不对称军事对抗。
3）由于交火是在黎巴嫩的国土上进行的，无疑是与黎巴嫩政府相关联。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声明，真主党对以色列的袭击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对以色列的袭击，而是黎巴嫩对以色列这个主权国家的战争。即是将真主党的所作所为都归咎到黎巴嫩政府。“因为黎巴嫩作为一个国家有其军力与行事的范围权限，所以应该对其国内所有组织的行动负责。”然而黎巴嫩新闻部长加齐•阿利迪于7月１２日对当地媒体说，黎巴嫩政府对黎以边境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责问：如果真主党不是你国内的武装，那为什么你肯把你的地方借给她，作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基地，如果真主党就是你国内的武装，那为什么你不制止这种恐怖行为，而且黎政府内部有的是真主党人担任要职，这足以说明黎巴嫩政府无法摆脱对于真主党行为的责任。既然你允许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发动军事袭击，那以色列只能进入你的境内对真主党进行打击，只有彻底根除真主党，才可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然而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一个只赢不输的道义博弈：只求权利而无须担负责任。若是战斗中真主党武装捡了便宜，譬如大量发射火箭弹，实施无区别的打击，专门瞄准以色列居住区杀死杀伤了犹太人平民，黎政府便捂口不语，坐收渔利，而无谴责之忧；反之吃亏了，便叫嚷是以色列在搞野蛮侵略，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屠杀行为。7月19日黎巴嫩总理西尼乌拉就宣称，黎方死亡人数已达300人。他要求以色列赔偿黎基础设施“不可思议的损失”。
4）据说真主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其武装力量于是便有了“弱势群体”的招牌作护身符，可以得到更多的道义偏袒，而以色列的武装相对应地成了“强权”力量的符号，由此形成一个不对等的舆论制裁偏向，真主党当然可以得到更多来自东方CP国家的道义支持。在CP左倾主义惯常逻辑看来，“以强凌弱”天然便是“不公正”的，于是“反抗不公”总是成了铁定的正义事业，而不必管它手段方式如何，“规则”似乎总是强者手上的特权工具，弱者应当拥有豁免权。正如曾宣称过“恐怖袭击是针对强权”因而天然“合理”那样，它全然否定了作为行为手段意义的程序公正性，所谓“合理”只需顾及结局的绝对平均与否便足矣。
5）中东地区基本属于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势力圈，他们的国家和人口众多，在联合国拥有相当可观的表决票数，在广大的阿拉伯势力之外还有更为广大的穆斯林国家，他们又与人口占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有着天然亲和力，因而极易为外界的大多数人们为着迎合里边的大多数人群而合群趋利，所谓“物以类聚”即是，由此形成“大多数”的数量道义强势。阿拉伯人又幸其真主有荫，藏有极丰富的石油资源，为发达国家必所倚赖，发急时候不妨施出杀手锏，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于是多了一把掣肘的“利器”在手。反观以色列，犹太人人少、势单、地窄、矿缺，处于极不利的国际政治地位。正如台湾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高出大陆一大截，但苦于人少地薄势寡，终被国际主流社会抛弃，乃相似的道理。正是基于这些，真主党便以真主名义出战，动辄宣称是“圣战”，足可鼓动广大穆斯林并赢得广泛支持，在道义上占尽便宜。
6）真主党武装自身并无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只能以“赖皮”的形式，寄生于与以色列的斗争之中。亦即，它原本无存在的合法性（2004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559决议，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武装，恢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也就是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有效管理，恢复国家的统一），唯以暴力对抗、于血腥杀戮之中获取价值存在，它的生存之本义就是为了给别人制造伤痛和灭亡，战斗倒是它的本质乐事，而自己的成员却不惧死。正因其宗旨就是专门袭击以色列的，所以博取主子的青睐，于是获得大量资金、武器和军事技术渊源不断来自伊朗和叙利亚。尤其是伊朗，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立志欲消灭掉一个联合国于1947年第181 II 号决议所授权的主权国家以色列。傀儡角色的扮演为一些黎巴嫩政治家私地下所评说，真主党武装“是叙利亚手中的工具，是为伊朗的地区野心服务的。”由此可见，以色列一方真是秀才遇上兵，树欲静而风不止，欲盼和平而莫能。人们事实上已经看到，每次军事冲突的起因，都是以色列方被动挑起来的，当他们实施和平方案，规划单边撤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恶梦不断降临：人肉炸弹在他们中间频频引爆；卡秋莎火箭在他们的头顶上流星似的袭来；哈马斯、真主党越界偷袭而来，绑架士兵接踵而至……，因为这种对抗意味着痛苦vs.快乐。
7）作为亚洲惟有的二个现代化国家之一（另一个为日本），以色列为亚洲人民赢得了荣誉和自豪，树立了自强不息的榜样，她的发达文明所秉承的Ziyou和Minzhu价值理念本应为落后的亚洲国家所景仰、赞扬和学习；犹太民族为全人类文明所作出的无比辉煌贡献理应是足以为那些平庸但获益的民族所敬畏的，然而这些却为某些落后国家里的“小人”君主统治者所嫉恨而毁誉。
注重“舆论导向”是我国新闻的一贯传统。在“导向”政策引领下，新闻报道和评论自然不会讲究什么“唯物主义”和“实事求事”，否则便是个书呆子无疑，而书呆子是无法在中国的官营体制里混日子的。细析之，所有在黎以冲突中的新闻“导向”其实一点也不高明，但却与这个“导向”信息相反馈并交融的恰是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无数大脑——整个国民的“唯上是从”思维——从实际来看是蛮有成效的。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若将此句因果倒置，读成“赤者近朱，黑者近墨”，我以为同样是成立的。犹太裔学者M•舍勒的行为理论表明，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行为则是作为理念对象的价值的现实化过 程。
因而不难理解，“团结第三世界”，“逢美必反”，“在任何问题上都反对美国人”，这些冷战思维的表现。最最敬爱的领袖曾经教导过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今红太阳的余辉依依，由于阿以对抗中，美国抒发他的Ziyou、Minzhu、Renquan理念，坚定地站在了以色列的一边，作为“美帝走狗”想当然地成了连带的“敌人”，所以我们这里凭借粗俗简陋且单一的直线思维逻辑，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背离了进步和正义的方向。
8）由于道义的非对称和国际舆论的偏向，使得低贱者唯其低贱性而得势得利菲浅，同时使得精神性的高贵所凭借的种种手段受抑而力量难以充分展开。
M•舍勒运用现象学原理建立起先验的价值等级学说。他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论述道：事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则是孱弱的。”较高级存在之状况如同“美”：“其娇媚柔弱，易受损害，也是既短暂又罕见。”舍勒的同行N•哈特曼对此大体赞同：“较高级的存在和价值范畴天生就是较孱弱的。”按哈特曼的理解，“较高等级的价值可能恰恰是[力量]较弱者，而较低级的价值则恰恰是[力量]较强者。”“在力量上，这种基本的价值总是占有优越性。”——应该指出，若运用于人这个最高级的存在物时，上述症状仅是出现在道义偏向时候的真实情景。（参阅拙笔：《论精神力量的强大与孱弱》,载于《卫江思想驿站》：http://www.swjidea.net ）
200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