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内贾德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又一次激起美国对言论自由的讨论。在演讲当天，就有大量抗议民众聚集在哥大的会议厅之外。哥大也为本校行为引发的激烈反对声音作出解释。哥大校长柏林格认为，伊朗总统受邀参与演讲，是该校2003年开始的世界领导人论坛的一部分，这个论坛不仅让不同国家的首脑对国际问题发表看法，也带来辩论机会，并非赞同演讲者观点，更非意味着给予演讲者荣誉，给予公共发表机会，也就有“是非越辨越明”的可能。柏林格强调，“权利”不是落实到演说者这个人头上，而是落实到“说”和“听”的权利本身。也就是说，权利是落实到“言论自由”和“知情权”上面，并不是说伊朗总统一定有权在美国大学发表演说。我不请你，也可以的。

即便如此，有许多抗议者仍然感到深受伤害。例如，当年纳粹时代幸存的犹太人，他们的感受非常直接：美国的大学讲坛，竟然提供给这样一个人，他公开否定这场浩劫的存在，而这场浩劫让他们家破人亡、是他们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他们站出来抗议是必然的。就像当初一个美国教授发表言论，声称9·11的死难者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凶，死了也是活该。9·11死难者家属的心情、美国民众的心情，要接受这也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抽象原则的具体解释，必然会有巨大落差。这一次，柏林格也对内心深受伤害的那部分民众表示道歉，但邀请行为本身和柏林格的声明都证明，柏林格和哥大仍然认为，论坛为这样一位外国领导人提供演讲机会还是必要的。

那么，撇开对特定议题造成的感情伤害，就宽泛的范围来说，言论自由，尤其是校园内又涉及学术自由，究竟是不是仍然应该有分寸以及应该有怎样的分寸，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内贾德当然很看重这场演说，希望它达到宣扬传播自己理念的作用，为自己政府的作为正面辩护，但效果适得其反。究其原因，还是演讲者本身太笨，撒谎撒得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一句“伊朗没有同性恋”，令全场学生情不自禁发出惊叹，会场一片轰鸣声。即便是再天真的学生，也可以以此推想伊朗总统的其他振振有辞言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但也有人认为，邀请本身就已经是给予内贾德支持的一个象征。更何况，假如演讲者不那么笨，不是如此明显撒谎，而是非常巧妙具有煽动性和容易蛊惑人心的言论，是不是可以任其蛊惑？这仍然不是简单套用理论原则能够解决的。在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对待不同议题，结论和处理方式都不同。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在言论自由的一些欧洲国家，仍然不容许公开发表否定犹太人浩劫历史的言论，违者可能坐牢。这样的惩罚是否应该，是否违背了言论自由原则，在这些国家也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讨论议题。如在德国，公开出版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被长期禁止，而在其他国家就远没有如此敏感，《我的奋斗》在美国是书店的畅销书，这种区别的原因只是历史上受危害的经验不同。还有，今天在一些有结社自由的国家，也会明令禁止某个在历史上确实对国家造成严重危害的政党。也就是说，在实行普遍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原则下，各民主国家仍然有一些历史教训带来的特例。这些特例随着岁月流逝，危害卷土重来的威胁减轻，也可能重新解禁。

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历史负担相对要小得多的国家。长期稳定的基本教育，也为学生在各种思潮面前的定力打下一定基础。所以，美国言论自由的范围相对有过历史负担的国家要宽泛得多。只要不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公开言论在法律上大都是合法的。因此，大量引起公众注意的相关事件，例如内贾德的演讲、校园教授们的言论等等，还远远不到要进入司法领域的地步。

校园本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校园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术，另一部分是教育。按照传统，学术是没有任何界线的，你可以研究任何理论，持有任何观点。可是，教育就不同。作为学术研究，可以研究“仇恨”的起源，可以论述“仇恨”如何有逻辑上的原因，但不能对学生作“仇恨教育”。当然在实践中，这两部分也很难清晰划分。大学生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已经在参与初步的学术研究。教授演讲，可以说是学术报告也可以说是对学生的教育。从法律上来说，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从理论上说，学生广泛接触各种思潮，全方位地了解这个复杂世界，无疑是必要的。可落实到具体，落实到常识，青年学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进入社会以后的成年人，他们还处在青春期，没有真实社会经验。青春期是冲动的，容易过度追求道德感，被激进理论所煽动，容易产生群体效应。在一个动荡的社会时期，学生常常是引起突发事件的推动力，冲在最前头。学生最敏感，最有改革的动力，但在各种思潮面前他们又最不容易把握住自己。在美国和欧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因此，青年在大学这个“过渡期”，教授们成熟理性的解套非常关键。

在这些问题上，分歧必然存在，双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和道理。在这些问题形成分歧的时候，校方感受的压力往往主要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社会和家长。这次纽约市一部分民选官员包括市议会议长，公开指责哥大，并威胁纽约市可能会取消今后对哥大的资金支持，也是反映了社会某一部分民众的感受。最后是否真的会取消资金，就要看这部分民众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了。这是一部分民众和家长对学校和教育某些处理不满的时候，他们的表达方式，归结起来，这本身也属于“表达自由”，即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哥大校长在内贾德演讲那天提到言论自由发展，用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这只是“一个实验，整个人生都只是一场实验”。言论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人在社会中，由于社会的交互作用，它所产生的影响又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有非常大的差别。美国法律对言论自由的线划得越高，线以下的争论就越多，关键是要容许争论，习惯于不同观点的长期共存，以积极清醒的态度，来进行这场“实验”，而这个过程又是依靠法律保障的。

(作者系旅美作家，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