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婴儿出生率低不仅改变社会也改变战略。
军事分析家常常谈论战略。通常他们提出一个刚刚发明的战略，很自然地认为将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在充斥着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和伊拉克战争溃败的现在特别明显的标志就战略建议的大爆发。
但是更理性的分析家知道如果任何战略要证明是有效率的，它就必须符合社会和结构现实，包括技术的状态、经济、和政治体制。比较少注意的是人口问题。
直到最近，人口变化非常缓慢；它们似乎很少成为影响战略挑战的变量。但是现在，许多主要大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快速和明显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欧洲，但是美国、俄国、中国、日本同样如此。人口问题在影响美国、及其所有的盟国、传统的和潜在的对手。
在西方国家，一方面是欧洲或者欧洲后裔的人口的出生率的显著下降，一方面是非欧洲的移民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已经造成社会结构和国民身份认同的大转变，这也带来军事战略上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将再次教育我们人口是决定命运的因素。
为了让某个人口维持一定的数量，它应该保持每个妇女平均生养2.1个孩子的婴儿出生率。但是几乎每个西方国家的婴儿出生率在过去20年都已经降低到1.5个孩子以下。在从前婴儿出生率在欧洲最高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现在只有1.3。虽然美国的人口在增加，但是增加基本上全部来自移民和非欧洲后裔的人口的高出生率。除了虔诚的宗教团体尤其是摩门教外，在多数欧洲裔美国人中，婴儿出生率已经降低到2.1以下。
当有人提出这样的人口统计数据时，它似乎不可避免地说明50年后多数欧洲裔人口将只有现在人口的三分之二或者更少。而且，人口中更大比例的人将成为老人，无法再工作。因而国家安全将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当国家本身已经变得非常不同了。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军事战略的改变已经沿着这个人口变化出现了。新技术已经带来军事上称为C4的重大进展：指挥，控制，交流，计算机（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ers）。在过去20年里，美国军方发现把这些改进放到战略，操作，武器获得中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的结果被称为“军事事务革命”或者RMA。
不幸的是，总有一些人把好东西推向极端，正如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没有效率的“军事转型”工程。姆斯菲尔德的错误使用RMA意味着减少美军地面部队的规模，但是它总是集中在让我们的军方战胜其他军队，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战争，从来没有说战胜叛乱暴动，正如现在伊拉克表现的情况那样。拉姆斯菲尔德的减少地面部队让美国比传统的改革前的军队更不能对付伊拉克的暴乱活动。
也有平行的“军事态度革命”或者（RAM）在“军事事务革命”主要是因为信息经济的新技术推动的地方， “军事态度革命”一直是被低出生率的人口新形势所推动。这些革命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加强的。
在一个世纪前的现代社会，一对夫妇通常生育4个或者更多的孩子。当然比较常见的是这些孩子中有些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却死于疾病。如果有些孩子在战争中死亡，这被认为是让人伤心的事情，但是并不让人吃惊，年轻的时候死亡的众多熟悉的原因之一。
但是今天，后现代社会的孩子很少死于疾病，在他的父母健在的时候。如果他在军事斗争中死亡，就被看作让人震惊的意外。实际上，以这样罕见的方式让这些宝贵的孩子死亡越来越被看作特别的灾难和让人无法接受的丑闻。这尤其是对于专业阶级的子女，自由思想的专业人士或者专业人士中的自由思想者。当然，这个阶级在信息经济和后现代文化中特别巨大和占主导性。
很难想像这样的社会，只有一个孩子，没有死亡心理准备，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在战壕里大规模步兵搏杀那样的军事行动，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强大的水陆两栖进攻和散兵坑肉搏,或者朝鲜战争中的持久的僵持不下的战争。现代社会可能采取这些行动，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中恐怕就是不可能的了。对于越南战争和现在的伊拉克战争的持久战斗的大众的反对就说明了这些。 相反，适合后现代社会的军事行动是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这样的高度机动的，特别短暂的行动，伤亡必须非常小。（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部队只有一个战斗伤亡。）
这种低伤亡率的要求是对军方的态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当然有重大的影响，给战略施加重大的限制，尤其是美国陆军的战略。它同时也是推动军事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试图通过高技术手段确保伤亡率的降低。这个策略尤其体现在美国空军上。
在他们吃惊的伊拉克经验后，美国地面部队尤其是陆军很可能想避免反对叛乱的战争。在越南战争后，陆军试图重新创造自己，以一种让文职政策制订者很难做出涉及游击队和叛乱分子的战争的决定。著名的温伯格-鲍威尔原则（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实际上描述的是延长了的反叛乱战争是一个结果。提供高科技战争对抗传统部队的空地一体战原则是另外一个结果。在伊拉克战争之后，陆军很可能转向传统定义和任务的新高科技版本的形式，因此转向“军事事务革命”的新形式来纠正拉姆斯菲尔德时代的扭曲的版本。而且在后伊拉克时代和新“军事事务革命”，陆军将不得不在更加广泛的大众反对军事伤亡的背景下作战，这将比伊拉克战争前的压力更大，是新“军事态度革命”的新形式。
陆军将研制什么样的战略对对付后伊拉克时代的“军事事务革命”和“军事态度革命”的双重影响呢? 陆军想和什么样的军队作战，以便能够使用高技术进行战争，将美国人的伤亡减少到最低？
一方面，很清楚陆军不愿意和游击队或者反叛分子作战，因此，它不会真正研制反对叛乱分子的战略。当前陆军对于反叛乱战略的研究在从伊拉克撤离后很快就会消失，就像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详细的，短命的对反叛乱战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很清楚陆军不想和美国最明显的竞争者中国进行传统力量的战争。
陆军想打仗的敌人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中小规模国家的的传统武装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流氓国家。但是陆军想确信这些敌人的传统力量不像伊拉克一样变成叛乱团体。实际上，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的几个月，陆军就担心这个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陆军参谋长埃里克·辛斯基上将（Gen. Eric Shinseki）想派遣几万名士兵在后萨达姆时代维持秩序,在叛乱分子形成规模之前消灭。更早的时候，因为同样的原因，陆军在1999年派军到科索沃就非常谨慎。(值得陆军以及克林顿政府庆幸的是，塞尔维亚在北约派遣地面部队前就投降了。)
考虑到所有这些限制，美国陆军需要作战的敌人就不剩下多少了。布什政府2002年的流氓国家名单，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具体来说就是伊朗、伊拉克、和北朝鲜。但是考虑到伊拉克发生的状况，陆军在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不大可能，战争不仅可能像在伊拉克一样，而且是伊拉克的三倍大。至于北朝鲜，陆军长期以来准备打一场传统的，高科技的战争针对这个国家的传统的，低科技的军队。但是北朝鲜现实不是传统国家，它已经是潜在的核武器国家，如果连布什政府都表明不愿意使用武力对付北朝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府也不愿意这么做。
因此陆军看起来只剩下没有具体的，辨认出来的敌人。它能够设想出来的最多的是一些假设性的，传统的流氓国家或许在将来成为现实，这让它很难开发可靠的战略。
两个军事革命对于美国空军产生的后果和对美国陆军的后果完全不同。从一开始，空军就把自己看做部队中的高科技领域，一直吹嘘自己最有能力在低伤亡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军许诺“通过空中力量赢得胜利”和“精确轰炸”。在冷战中，它不仅许诺价廉物美而且为更少流血。当然，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暴露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和地面部队的持续的必要性，但是空军坚持追求其长期以来的使命。1991年的海湾战争，最初5个星期的空中行动，随后的地面行动只需要4天时间就基本接近战争目标。1995年波黑战争，北约空中打击掩盖了真正起作用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军队的地面部队的行动似乎让它更接近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单独通过空军就赢得战争胜利，是首次胜利一方在战斗中没有一个人伤亡的战争。美国空军在20世纪的战争中走向单独依靠空军取得胜利目标的漫长历史终于实现了。科索沃似乎确定无疑地展示了依靠空军力量和精确轰炸的军事战略的功效和效率。
严重依赖对塔利班军队集中地的空中轰炸的最初的阿富汗战役，似乎表明了空军战略的价值，伊拉克最初的战役也是如此。但是只要这些传统的战役被反叛乱的战役取代，非常清楚的就是空军的旧战略方案对于新战略问题没有提供让人信服的答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空军像陆军一样不得不发现与之战的适当的敌人。
空军的战斗思想是轰炸。虽然轰炸对于叛乱者几乎是没有用途的，但是对于传统军队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装甲部队，使用机器摧毁机器。虽然空军一直不愿意把自己的主要使命确定为地面支持或者给予陆军以支援，但是它偶尔是愿意采取这样的行动的。
空军真的喜欢轰炸平民目标。但是它承认像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规模的轰炸，或者朝鲜战争中北朝鲜和越南战争中河内短暂的轰炸被后现代社会的大众认为是不合法的。没有死亡的心态似乎还适用于敌人。因此，空军使用 RMA把20世纪中期对平民的大规模轰炸转变为在波斯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对特别贫民目标的精确打击。这就是空军未来想进行的轰炸方式。
除了叛乱分子外，空军将试图轰炸陆军试图避免的敌人。在陆军看待像中国，甚至伊朗这样大小的国家是难以克服的障碍的地方，空军则认为这是“目标丰富的环境”。确实，在五角大楼内部讨论关于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性的时候，空军一直愿意和迫切想开展这样的行动，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直表示反对。
当然，因为中国是核大国，美国文职政策制订者非常不愿意发动对其民用设施的空中轰炸。因此，最后，空军可能比陆军更多地被排斥在许多更具体的可以辨别出来的敌人之外。
中国像美国一样也面临出生率的快速下降，这将导致其军事战略的转变。当然，中国的低出生率不是后现代价值观的结果，它仍然是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现代成分，而是因为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像美国一样，中国已经开始自己的军事转型。它已经大幅度减少了步兵数量，发展军事用途的可观能力的使用高技术，尤其是网络战争。中国寻求超过美国在资本密集和高技术武器系统方面的优势，通过跨越这些进入新的，信息时代的不对等战争的视野。
(中国的低婴儿出生率有个特别的转折。因为传统上人们对于男孩的偏爱，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常常变成一个男孩没有女孩的结果。中国有些省份的男女婴儿性别比已经达到120：100。随着这些多余的男孩进入青春期后期，年轻人高犯罪率和高征兵率的年龄，维持国内稳定或许要求军事纪律的文明影响导致它尽管在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维持庞大的军队。)
俄罗斯在过去20年已经受到大国中最严重的出生率的下降的影响。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也因为经济上的限制和官僚制度的腐败和无能，俄国陆军已经成为空虚的了。俄罗斯和它的好些邻居都存在很多恩怨，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是俄罗斯的“海外禁脔”。但是它的陆军并不是克里姆林宫对付这些恩怨的非常有效的工具。相反，它已经转向非军事的工具，比如切断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或者最近的对于爱沙尼亚的政府和金融计算机系统发动电脑袭击。俄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它的陆军在未来的一些年可能变得更加虚弱。
因此，人口变化的后果似乎是非常有利的，至少考虑到更大的国际和平和安宁的前景来说。美国的历史上的和潜在的竞争者和军事上的对手不大可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它们缺乏大量的人力资源储备，这些曾经是他们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己也不大可能从事在海外的战争或者军事冒险，不仅因为在伊拉克的溃败的短期后果，而且因为低出生率和低伤亡率的要求的长期影响。从传统的保守派的观点来看，强调谨慎的，理性的现实地使用军事力量，大国间存在的低出生率的时代或许是个好事。
不幸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国际领域转向国内领域后，从军事战略转向国内安全时，马上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尤其是在西方，人口的急剧下降意味着海外的更大的和平和安宁辩证地和国内的更大的冲突和暴力的前景结合在一起。
西方当今的社会态度和人口发展趋势显示继续存在西方人的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因此人口的严重下滑。相反，西方国家的非西方人口的出生率的持续上升，西方国家非西方社区人口的比西方人口再生产的提高。这不仅对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略而且对于国家安全甚至身份认同产生严重的后果。
最戏剧性的后果可能出现在欧洲，那里的非西方人大部分是穆斯林。这些社区已经表现出对经济体制非常关键的功能，在未来的十年里，他们将成为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欧洲国家已经变成了两个民族，欧洲作为整体变成了两个文明。第一个是西方文明，考虑到欧洲人对许多西方传统的反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欧洲后裔组成的后西方文明。它可能是世俗的，甚至享乐主义的，富足的，古老的，虚弱的。另一个文明是非西方文明，由非欧洲人组成。它将是宗教的，伊斯兰的，贫穷的，年轻的，充满活力的。它将是外来文明的海外殖民地，欧洲历史上熟悉的现象，但是这次外来的文明将成为伊斯兰的乌玛，被殖民的国家是欧洲本身。两个文明相互瞧不起。在新的文明中，将存在不断增加的愤怒，在老的文明中，将存在不断增加的恐惧。这些将成为传染性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都市暴乱，暴力冲突的最好土壤，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反叛。
类似的，但不那么戏剧性的发展可能出现在美国。这里人口最多的非西方社区是拉丁美洲裔的移民。拉丁移民已经表现出美国经济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而且在不断获得政治上的力量，包括在很多议题上的否决权。美国变成两个民族国家或者两个文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这不像欧洲的可能性那么大。虽然还不大可能预测盎格鲁国家出现广泛对拉美恐怖主义的恐惧，虽然美国的年轻拉美人可能从欧洲的伊斯兰同行那里学习。但是很可能存在的情形是出现拉美人的都市暴乱和武装冲突。很可能存在的是对于拉美人犯罪的广泛担心，可能成为盎格鲁生活方式的更加核心的组成部分，盎格鲁国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都市设计。
有没有什么战略能够有效地对付许多西方国家将来要面对的国内暴乱和破坏安宁的局面呢？
一方面，这个挑战显然不是传统的针对外国军事力量的传统战争，所以传统的军事战略将无法使用。 它也不能被小的，单独的恐怖主义者团体的零星攻击所确定，所以标准的反恐战略也是无法使用的。我们面对的内容反而是松散的，或许是地方性的恐怖袭击和少数人发动的暴力活动被针对多数人的社会充满敌意的更大的团体支持的。这样的条件通常被成为叛乱，如果达到了足够大的规模就成为内战。
欧洲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国家经历从穆斯林占人口的10%或多一点的情况到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经历的穆斯林占人口的90%的情况。欧洲人口将没有可以退却的地方。西班牙的巴斯克游击队，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度（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反叛大部分集中在特定的区域，让领土分裂似乎像一个可以实施的目标。但是这和欧洲的穆斯林社区的情况不同。
在过去，挑衅的少数民族社区几乎总是遭遇同样好斗的多数的制约。总而言之，多数人的主体有足够的共同体的团结的意识，有力量制服挑衅的少数民族。有效和合适的战略包括逮捕和抓起来少数民族的某些领袖同时和其他的领袖合作或者孤立，如果还有另外的少数民族的话，让它对抗挑衅的少数民族。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数民族中的暴力的年轻人投入反对少数民族的暴力活动。这非常厉害地集中在少数民族社区的心中，通常造成它变得更加谨慎。当然，在我们当今婴儿出生率低的时代，周围并没有多少多数民族的年轻人。
当挑衅的，暴力的少数民族社区遭遇挑衅的、暴力的多数民族社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少数民族往往有足够的聪明，刚开始就避免挑衅和使用暴力。但是当少数民族遭遇只是在数量概念上的多数民族时，结果就不是很确定的了。这个多数民族不过是小团体和孤立的个人的混合体，他们按多元文化主义，多样性或者引人注目的个人主义等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身份。
对于已经到达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态的西方国家来说，国家的可靠战略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它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国家了。
译自： “One-Child Foreign Policy”by James Kurth
作者简介：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是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政治学克劳德斯密斯（Claude Smith）教授。
http://www.amconmag.com/2007/2007_08_27/cover.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