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中国国内的文化氛围是明显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是自豪感爆棚，民族主义狂热，一方面却有相当人一部分人是不容忍任何人说美国不好。仔细看来，也并不矛盾，因为反美民族主义针对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美国”，而中国人暗中崇拜的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美国”。
问题在于，前者--政治美国--是中国人接触到最多的“美国”。这个美国频繁地出现在电台电视台，报章杂志，人们看到的是总统选举，政党政治，战争，反恐，中美关系。这个“美国”是咄咄逼人的霸主形象，而且在国际上欺侮和遏制中国，霸凌他国，所以中国人有理由“反美”。另一个美国，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是社会，人文，自然的美国，这个美国人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没有心机，真诚坦率，草地松鼠，天是明朗的天。
所以，中国人骂完前一个美国，又把孩子送到后一个美国了。这种看似分裂的行为的背后是一个早已分裂的关于美国的想象，因此自身倒是逻辑自洽的。
很多人没有想过，这完全是同一个很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发动战争，称霸世界的，或者支持这些行为的，本来就是那些在社会和私人层面“真诚坦率”的人。对后一个美国，或者广义上的西方世界的美好幻想的一个后果，就是直接和间接导致了美国章莹颖案，德国李洋洁案，加拿大柳乾案。
看来已经是不了了之的章莹颖在美国遇害案说明：中国女性访问学者根本想不到，在美国这个人人“真诚坦率”的国家，陌生人的车是不能上的，陌生人是必须防范的；在李洋洁案中，受害者前几天还在描述天是如何蓝，人是如何善良，根本不知道陌生人的家是绝不能随便进去的；柳乾案中，父母和留学生本人都没有想过，公寓的隔壁住着单身男人有没有危险，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早已过度美化了第二个美国（西方）。
真实的美国社会，是值得中国人像当年西方传教士，记者，学者那样不断解剖，分析，研究的。可惜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都是西方人在分析中国社会，然后中国人对照检查--这一条正确，我们反省，这一条不对，这是殖民主义，这不是殖民主义。
在另一种情况下，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到美国求学，访问，内心的潜意识里都是仰视对方，相信能“学到很多东西”，不断地批判自己，要求自己去适应，去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人想到：“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中国人应该借鉴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可以被中国人放在美国社会身上去寻求理性的研究和评价，以获得客观的知识和至少是接近真实的观念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人无论身处哪个国家，都非常积极地关注中国本身，而不太去解剖和分析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这可以说是龙应台多年前就发现的，中国人内心的结，那个无论何时何地都“盛满了‘中国’的盒子。”
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因为历史上的迅速城市化，商业化，工商化，具有契约精神和法制观念，但与此相伴的是无处不在的精明算计，自我保护。美国人很少给别人提出建议，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但如果你自己说出来了，他会马上附和，原则就是自己不必负责任。所以，和美国人进行一般交往，时间长了，中国人会觉得极少听到真正发自内心的想法，说的都是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的话，非常圆滑。很多美国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转着眼珠，well,well, 琢磨怎样说话才四平八稳，不被抓住把柄。这一点，如果多和其他同样在美国的外国人交流一下，就会感到其他在美国的亚洲，欧洲同事比本土美国人更容易直率表达自己。可惜，很多中国人至今还想象着“单纯，直率”的美国人。
在美国这个自我保护，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隐私的高度保护，以及制度性的同事之间互相背靠背揭发，美国人精神容易高度紧张。很多成年美国人依赖抗抑郁药维持外表的热情和礼貌，很多人患有躁狂抑郁双向精神紊乱，不得不依赖药物和心理治疗。底层美国人大量吸毒，酗酒，暴饮暴食，把自身的不顺利迁怒于全球化和移民。普通中国人，留学生的父母，最不了解的，就是这个美国，甚至容易误认为，黑人危险，白人不危险（这又和中国人本身的种族歧视有关）。可惜，柳乾，李洋洁，章莹颖三个案子都和黑人无关。
当然，美国人是需要伪装的，因为欧洲文化遗产中精致的一面，长期较高的生活水平都需要他们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外表。这个外表当然有比没有好，但中国人需要认识到，在这些外表的后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高度抑郁，病态，暴力，凌虐的灵魂。也就是说，对那些怀着美好憧憬来到美国，加拿大，德国留学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来说，了解这个黑暗灵魂的普遍存在，比迷恋“热情友好”，“单纯可爱”要现实得多，有用得多，也准确得多。
美国人的面子观念很强。长期的世界霸主地位，让美国人习惯万邦来朝的美国中心主义，所以美国人也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他们也不愿意外国人认为美国危险，不适合居住，为什么南加州大学不向学生解释周边环境并不安全？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不愿意吓跑国际学生，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提醒留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很多大学的周围都有人身安全隐患。
以为在美国生命受到珍视的人会发现，死个人在美国真的不算什么。对待意外死亡，枪击致死，美国人已经有一套圆熟的仪式：献花，烛光晚会，教堂祈祷，然后所有参与者的良心都由此获得了解脱，受到精神冲击的人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但是在实质意义上能做什么去改变，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回答。
美国的文化和法制实践中，也没有中国那种一定要为死者讨回公道的心理，更倾向于在潜意识里认为，死了就死了，不值得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去惩罚一个活着的罪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会觉得美国的命案轻判，而霸凌，骚扰这类行为反而受到重判。
这种过于谦逊的“学习的态度”已经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虽然中国人中“学（过）英语”的人数，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人口比例，都大大高于美国人中“学（过）中文”的人数，有过在美国系统学习经历的人数也远高于美国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但是中国人中，称得上深入了解美国的方方面面的“美国通”，数量却远小于美国大学，研究机构，智库，政府中的“中国通。”
《纽约时报》2018年4月12日的一篇文章已经注意到了中国领导层对美国的现状，特朗普政权的诉求，及其个人的目标和风格处于迷茫状态： "at a loss". 为了解决这种迷茫，中国领导人寻求直接会见美国的一些老牌政客，商界领袖，以及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事实上，通过美国人中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不是中国自己的“美国问题专家”来了解美国，本身就说明了中美两国间相互认知，知识累积以及人才储备的严重不对等，中国对美国的深入的批判性了解和客观研究严重匮乏。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多少美国的人类学家已经对中国的边疆和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多少成果，而多少中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族群问题，底层问题，进行过深入和有影响的研究（后者即使有，也多半涉及华人移民，也即，还是那个“盛满中国的盒子”）？有多少新闻性的关于美国的写作都在以西方主义的态度夸美国？
被待为上宾的美国人中的“中国问题专家” 虽然不排除好心提点建议，但在根本立场上，有几个人会真正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为中国着想。美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心理中对自我和他者的根深蒂固的区隔，可能不是一般中国人所能想象。而对美国商界精英领袖的咨询也恰恰进入了我前面提到的误区---就是不可避免的精英化和商业化视角，而严重缺少对美国中下层和底层群体生存状态和诉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