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美国研究”之问题的背景
自从特朗普参加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国内学术界和舆论对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特别是其对华政策的判断，大都是片面的或者错误的。因此，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以来，国内似乎出现了一种反思“美国研究”的声音。确实，自从2016年美国大选开始以来，我们看得见、听得到的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方面的判断或说法，与后来形势的发展有很大的偏差。
为何学术界多数学者屡屡对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做出误判呢？
2017-2018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认为，特朗普胜选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合适。实际上，如果我们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常识多一点了解，可能就不会用“黑天鹅”或“不确定性”这种说法来解释我们的错误判断或结论了。
如果我们能够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基本常识（比如，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初选制度与各州之间的不同、美国民众政党认同的特点、美国社会中人口流动、种族和宗教构成、当前美国社会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及美国民众的思潮变化等）多一些了解，特别是多一些“同情式”的理解，最大限度地降低相互认知中比较常见的“文化隔膜”在我们的认知中的影响，对特朗普的一些判断大概也不会错得那么离谱。
如果我们对于美国政治、社会、经济和贸易政策等（比如，美国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美国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在贸易问题上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及政策取向等）多一些深入和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对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判断，可能也会更加审慎一些。对于美国研究者来说，这些问题都应当属于关于政治、社会等的基本常识。如果对基本常识了解不够全面和充分，还要对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各种议题妄下结论，“被打脸”恐怕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与其把“特朗普胜选”问题的解释诉诸“黑天鹅”或不确定性，不如好好反思一些我们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认知方式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二、“美国研究”之整体印象
2019年，我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美国研究”领域出版的学术专著做过粗略统计，并对中美关系及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大致的梳理。以这些调研为基础，大致可以得出一些粗浅的印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美国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的、宏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成就。这主要体现为三点。
（一） 基础性、宏观研究积累比较扎实
在美国历史、美国经济、美国政治、美国军事、美国法律、美国社会与文化、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等领域，都有一些具有奠基和创新意义的学术著作出版。比如：杨生茂、刘绪贻先生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人民出版社）和李道揆先生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就分别是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的著作。近年来，国内美国研究学界还出版了一些创新性强、学术价值高的著作。这些优秀成果可以列成很长的名单，但限于时间，不再一一列举。
（二） 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大大推动了美国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在传统的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美国外交研究领域不断推陈出新、走向深化的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已经进入了国内美国研究学界的视野。美国城市和城市历史的研究、美国环保政策与环境史研究、美国医疗卫生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美国研究的热点和亮点，不断有优秀学术著作问世。
这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态和取向是一致的，或者说我们的美国研究学界也抓住了国际学术界的脉搏，一定程度跟上了国际学术界的潮流。这些研究领域的拓展，丰富了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与我们追求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步调都是一致的，对我们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有借鉴意义或推动作用。
（三） 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经典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
讨论国内美国研究学界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忽视学术著作翻译在其中的重要地位。比如，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译丛”；商务印书馆也组织出版一些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经典著作；近年来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也都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美国方方面面的著作。大量关于美国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给国内读者，无疑既有助于推动国内美国研究的进步和提升，也有助于深化国内各界对美国方方面面的了解和认识。
简单提及个人对美国研究的这些粗浅印象，是想强调一点：整体来说，美国研究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应该是能够为我们形成对美国社会、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大致客观、正确的认知提供学术支撑的；把当前中美关系出现困难部分归因于我们的美国研究做得不够好，大概是经不起推敲的。各位如果想全面把握国内学术界的美国研究状况，可以去参考资中筠、陶文钊、李剑鸣、王晓德等前辈学者在不同时期撰写的相关美国研究领域的综述文章。他们对美国研究相关领域研究状况的把握非常全面，对美国研究存在的问题剖析得也非常深刻。
三、国内“美国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当然，讨论国内美国研究的状况，我们也不能回避美国研究领域存在的某些问题或现象。但谈这些问题或现象，绝不是说这是美国研究学界主流，只是想指出：应该注意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并尽可能减少或杜绝之。实际上，如前所述，美国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出版了大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著作，涌现了不少著述丰硕、学风严谨、品格高尚的学者。这些问题都是相对于我们的前辈学者、相对于严谨认真的优秀学者而言存在的有必要改进的问题或现象。
（一）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不够深入
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外交等的相对宏观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具体领域或问题的研究做得还不够细致、深入、充分，美国研究领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或议题值得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许多已经研究过的问题也值得进行再研究和再深化。
有一种说法，强调学者要顺应新时代之要求，研究综合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放到美国研究领域却未必适用，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重视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包括美国研究，必须恰当地处理“大”与“小”的关系问题。把“小问题”做深、做大，可以“以小见大”，这可能更能体现出学者的学术功力和创造力。
美国研究，既要重视宏大问题，更要加强具体领域或具体问题的研究。微观层面的具体问题研究不够细致，所谓宏观层面的综合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深刻。比如，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都是国内美国研究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学术界大而化之地讨论美国对外战略的文章有很多，但深入细致地讨论美国对外战略之实施细节的成果却不够多。
相对而言，美国整体的对外战略（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等）是比较透明的，明确体现在其相关政府文件当中的，无需投入大量精力去做重复研究或做过度解读；而美国对外战略之实施细节这部分内容，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更加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平衡和深刻地理解美国整体的对外战略。如果不去全面和深入地研究美国战略实践的丰富内容，而是挖空心思地用各种所谓“理论”去剪裁美国战略实施的现实，得出的极可能是对美国战略的歪曲理解。
（二）基础性研究相对较少，政策分析相对太多，有时会显得美国研究学术性较弱
美国研究在学科基础研究方面虽然有许多优秀成果问世，但整体而言，基础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这一方面是美国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学术要进步，就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美国研究也必须回应和反映美国社会、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变化的现实以及国际社会瞬息万变的现实。
我们的美国研究，很大部分内容是服务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很长时间以来，美国一直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对美研究也因而成为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研究领域，受现实政治影响比较大，因此，跟踪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类型的成果也比较多（主要体现为发表了大量政策分析文章），这有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研究的学术性。当然，这不是说政策分析类文章的学术性必然是弱的，但大量缺乏史实和事实支撑、充斥着偏见、以“政策分析”面目出现的文章，其学术性肯定是弱的。这样的文章很多，几乎没有新思想、新观点，更多是相似观点以不同形式的重复。基础性研究和政策研究本质上也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学术性和政策性应该是有机统一起来的。但从很多关于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不靠谱的分析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政策分析和基础研究在现实中经常是脱节的。
真正把学术性和政策性有机统一起来，实际上对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学者们首先做好基础研究，夯实专业基础，不断提升个人的学术品位和境界，具有更大的学术担当，实事求是，说真话，说符合事实和实际的话；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国家提供好的政策建议，推动整个社会对美国和世界的理性认知，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良好互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美国研究”这个领域整体的学术品格，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三）理论研究、理论创新与历史和现实的背离
这一点在美国外交研究领域表现得似乎更加明显。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做出真正的理论创新，或者基于精深的学术研究升华和提炼出自己的学术思想，无疑是一个优秀学者科研水平和学术境界的体现。
但在美国研究领域，主要是美国外交研究领域，我们可能经常会看到一些虚假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们通常是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假设，然后用这种所谓“理论”或偏见去剪裁美国外交纷繁复杂的现实。这些所谓“理论”的创造，并非基于对基本文献的系统梳理和对基本事实和史实的全面和深刻的考察。著名文艺理论家徐中玉老先生曾告诫我们说，“主义容易变成陷阱。种种生搬硬套，加上翻译语句佶屈聱牙，似通非通，叫卖的不少，实际影响很小。”我的理解，徐老先生所说的“主义”指的就是各种理论。我想，在这里套用一下徐老先生的话应该是合适的，即“理论容易变成陷阱”。
这种虚假理论的横行，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扎实，经常会导致两种现象：第一是把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简单化，这只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片面的解释；第二是过于强调所谓“理论分析”，把简单的现实问题复杂化，对原本简单的事实进行过度解释或解读。无论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还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是片面的，歪曲的，或似是而非的，其结果必然是歪曲事实、误导读者。这样的所谓“理论”研究，与美国外交的历史或现实有遥远的距离，不仅无助于我们客观准确地认识美国和美国的政策，而且会严重扭曲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和理解，以此为基础提出的政策建议，不仅可能是不恰当的，而且可能会贻害无穷。
因此，全面把握美国外交丰富的历史和现实，把基础性研究做得深入细致，才可能实现美国外交研究相关领域真正的理论创新。
（四）认知方式的局限，个人偏见等的影响
在研究美国方方面面的问题时，除重视对问题本身的研究之外，还需要不断反思自己认知方式的局限、个人的偏见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对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的内外政策做出错误判断，并不都是因为研究不够深入透彻、获取的信息不够全面，或说学者们的学术水平低，这需要具体分析。
人们做出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可能都是错误的，但导致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可能有所不同。有一部分，如前所述，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深入研究，或者从未专门研究过美国政治和选举，缺少对美国政治常识的基本认知，但在媒体等各种诱惑面前又不够矜持，难免失足；还有一部分，即便有深入的研究，也可能会做出错误判断，这是由于人们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不可避免的局限。毕竟，美国总统选举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问题和因素太多，恐怕没有学者能把所有问题都研究透彻。
除了缺少必要常识和理解能力的局限外，人们认知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判断，成为部分学者做出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个人成长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偏见、个人的喜好、情感、愿望、立场和价值观念等都可能影响对人和事的判断。而这些，都是我们做出审慎判断时应该尽量避免或杜绝的东西。
比如，有人可能根据媒体断章取义的报道，就认为特朗普“大嘴巴”“满嘴跑火车”，然后就认为他“不靠谱”“不可能胜选”；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个商人，一定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就得出了特朗普“好打交道”、“好做交易”、“不关心人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议题”的判断；还有学者认为，政客很多做法都是为了选举，特朗普的行为也是如此，因此提出在“贸易战”中通过精准打击中部农业州特朗普的基础选民，以改变特朗普政府之政策的策略。
再比如，特朗普总统喜欢发推，就有学者抛出“推特治国”这个说法，好像就抓住了特朗普治国理政的本质特征。与其他政治人物相比，喜欢发推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特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这只是社交媒体时代，特朗普与选民或美国民众直接沟通的一种方式而已。他是美国选民选出的总统，这种沟通方式可能是有效的。但把他“发推”上升到“推特治国”的高度，把偏见当成事实，就会有很大的误导性。
理解任何一位美国政治人物的言行和政策主张，充分认识其个人特质（经历、个性等）是必要的，但也必须把其言行和政策主张放在美国文化、制度、社会与政治的现实中进行全面和平衡的考察，多一些“同情之理解”，少做一些想当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判断，少一些自信，多一些审慎。
总的来说，只要我们在美国研究领域的基础研究做得足够扎实，对众多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足够全面和深入，就有可能避免对美国社会、政治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做出错得离谱的判断。当然，每个人对知识和信息的掌握都会有缺陷，每个人的理解力也都会有差别，得出错误判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要从学术研究方面进行反思。作为学者，不能把对各种重大问题的错误判断都归因于“黑天鹅”或“不确定性”；有时候，这些说法很奇妙，可以掩盖学者们对常识的忽视，基础研究做得不扎实，甚或学风之不严谨等等。
以上是我发言的全部内容，完全是个人一孔之见，浅薄而且空泛，期待各位与会学者的高见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