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美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研究焦点与关注课题发生哪些变化？具有哪些特点与优势？未来的发展路径在哪里？围绕这些学界关心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贠晓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文莉教授。朱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内政与外交、国际政治经济学，著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一、二版）《战后国际关系史》（合作）；代表性文章如《美国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抉择》《当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同行》《富豪民粹考验美国政治》等。
一、美国研究发展历程
贠晓（以下简称贠）：朱教授您好，您可否先简要地介绍一下美国研究的学科定位和学术特点？
朱文莉（以下简称朱）：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在《国际政治研究》的平台上和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美国研究的了解和认识。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视角来看，美国研究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区域和国别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其学术成果为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研究提供支持。当然，相对于此类聚焦式的精度研究，还有讲求广度和厚度的美国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个科系中以美国为分析和观察对象的学术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推动形成对这个重要国家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因此，与其他区域国别研究一样，美国研究强调实证而非理论或实务分析，适合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我们今天介绍和讨论的美国研究就涉及精度研究和厚度研究两个层次的内容。
贠：在您看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朱：当前，中国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回顾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以此为参照我倾向把过去40年的中国美国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1978 —1998年的奠基时期、 1999—2009年的拓展时期和2010年以来的沉淀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一直存在对美国的观察，但受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背景局限，基本上可以说是立场主导的敌情分析和批判式记录。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彻底改变了美国研究的状态，使这个领域从充满禁忌的雷区迅速化身为备受瞩目的富矿。社会关注、决策需求、学术兴趣共同推动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起飞阶段，而在中美建交开启的两国人文交流的大背景下，美国方面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也对美国研究的顺利起步发挥了助推作用。
贠：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各自有何特点？相互之间又存在什么关联呢？
朱：1978 —1998年是中国美国研究的奠基阶段。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美国学从无到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首先是迅速形成了水平极高的研究队伍，由20世纪前半叶接受系统现代教育的老一代和“文革”后受国家资助和委派赴美深造的中生代这两代学者组成带动美国研究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缘走到舞台中央。然后大量翻译出版本领域的经典著作，不仅填补了数十年的中美学术交流空白，而且呼应了改革开放初期强烈的社会性求知愿望。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译著大多以单行本面世，像《论美国的民主》《联邦党人文集》《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等研究美国的必读书都得以引进。到20世纪90年代，各大出版社开始以丛书的形式将其结集推出。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系列和《美国研究丛书》系列等。 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具备独特视角与观点的论著纷纷被引进，如政治心理学名著《总统的性格》，进步主义美国史学派代表作《美国文明的兴起》，秉持精英政治论的《谁掌管美国》，支持决策过程分析的《掌权者》，等等。这些译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者对美国学术进展的理解进一步深入，也带动中国对美国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趋向多元化和科学化。以此为基石，一批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的基础性、重量级著作相继问世，广泛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外交等诸多主题，标志着本领域研究起步不久就跃升到相当高的水准。其中包括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陈宝森的《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朱传一主编的《美国社会保障》、资中筠的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等等。这些作品往往时间跨度惊人，追求全面覆盖所研究的制度与政策范围，使用资料丰富、扎实。这批重量级概论性论著的出现，厘清了本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不仅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牢固基础，而且为政策与对策分析提供了可靠支撑。1994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更是集中了当时致力于美国外交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点,从逻辑、方法到观点、论证都展现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美国研究的精华之作。
1999 —2009年间，美国研究进入拓展阶段。这个时段的美国研究延续了奠基阶段确立的路径，课题涵盖面广泛、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研究、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相互促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研究成果当中专题著作的数量明显超过了概述和基础性著作，研究者个体作品取代团队合作成果成为主流，论著和译著更加注重通行学术规范，接受国内院校教育培养成长起来的众多新生代学者加入本领域的工作，各大智库纷纷设立美国研究分支、使本领域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多元化。经过这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美国学在广度上进一步延伸，研究水平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2010年以来的美国研究则转入沉淀阶段。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谓沉淀并非沉寂，而是稳定、积累、耐心收获的意思。与轰轰烈烈的奠基阶段和雄心勃勃的拓展阶段对比，近年来的美国研究领域给人留下的相对印象。在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快速成长之后，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稳健发展的新常态。无论是人员队伍、研究机构，还是课题领域、交流合作渠道，都比较完备和稳定，为完成问题导向的政策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保障。此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仍然保持着高水准，特别是在长期作为焦点课题的中美关系研究当中，两国优秀学者的合作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美国研究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再次进入高潮，在美国研究奠基阶段留下的一些缺憾，此时得到有效的弥补； 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国内高校的相关教育培养甚至可以说达到井喷状态。
二、21世纪中国的美国研究热点
贠：您可否就美国研究的后两个时段做进一步介绍？在此期间，美国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哪些课题？
朱：进入21世纪后，首先引起美国研究学者广泛关注的是对美国宪政与司法政治的研究和介绍高调回归。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法学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从头再来，百废待兴；另外，处于起步阶段的美国研究偏重外交与中美关系导向，而美国司法系统在外交领域的直接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主客观因素叠加的结果造成美国法律课题在此前的美国研究中关注度不足。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王希教授的著作《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同年，张千帆教授论述美国宪法与政府体制的著作面世；2002年，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的著作《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出版，引起学界热议。活跃在美国研究领域的学者很快认识到，理解美国的宪政对解读美国的历史、解构其政治文化、解释其外交政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对美国法治特别是现代宪政发展与运作的研究顺利加入美国研究领域，并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以本领域的核心刊物《美国研究》的正式论文为例，关于美国司法政治的文章年终总篇数在2005年之前总是少于研究美国历史与社会课题的文章，而在2006—2010年期间则几乎每年都超过后者，发文最多的2007年甚至超过研究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文章篇数。
然后，围绕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战略考量，分析其外交政策特点，探寻背后的政治和思想根源，成为美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和亮点。率先就此课题展开讨论的是关注外交与战略分析的学者。 2003年，《美国研究》在年中组织了对小布什政府外交战略的专题讨论，其中，《美国霸权的逻辑》《霸权的困境》《孤独的霸权能走多远》等论文均敏锐地指出“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对恐怖威胁过度反应、过度扩张的倾向，并深入剖析其帝国心态和单极霸权构想，关注美国外交转向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当时的美国政界和学界主流还热衷于“美国—新罗马”的意象，对“先发制人”“进攻性现实主义”、管理“失败国家”等战术革新津津乐道。回头看来，中国学者定位于战略层面的观察和分析其实更客观也更中肯。
随着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事陷入泥潭，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学者加入对此课题的讨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其思想渊源和理论支撑、其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得到相当深入的探讨。刘小枫主编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和甘阳主编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全面介绍和评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哲学之父———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学派在美国政治哲学界的主将阿兰·布鲁姆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点评，关于新保守主义在西方保守主义谱系中的位置、美国新老保守主义的异同、新保守派与基督教右翼的关系等问题都得到了讨论。对新保守派思想的解构促进了对其政治与外交主张的认知和分析，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解读得以在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展开。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战略收缩和政策调整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被学者广泛讨论的主要话题包括：（1）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调整，特别是其再平衡战略部署对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影响；（２）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其市场与社会在后危机阶段的变化；（３）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等等。
贠：在宪政与司法、单极霸权、新保守派、战略收缩这几个研究焦点外，还有哪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
朱：进入21世纪后，在美国政治制度研究方向此前处于边缘的一些课题也得到重视。如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致力于探讨宗教在美国政治、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孙哲教授主编的“当代美国国会研究丛书”，旨在加强对美国国会政治过程的分析，进而探讨国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剖析美国经济决策过程的名著《美国贸易政治》《艰难时世下的政治》 被翻译出版，促进了对美国经济制度与政策的讨论。
同时，各种专题研究著作与论文纷纷面世，涵盖主题更为广泛。如美国思想史方面，钱满素的专著《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美国政治思潮与对外关系方面，任晓和沈丁立主编的《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外交史方面，王立新的著作《踌躇的霸权》； 美国社会趋势方面，朱世达、姬虹主编的《美国市民社会研究》；美国移民问题方面,梁茂信的著作《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等等。当然数量最多的还是围绕美国外交战略、区域外交政策、对重要双边关系的处理等外交问题的研究，其中高水平论述层出不穷，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研究主题的丰富程度展现了美国研究在新世纪进一步细分化和学术化的趋势。
三、中国的美国研究特色
贠：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美国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朱：在2010年一次学术研讨中，曾有学者提出与其他各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相比，中国的美国学先走了一步，相较于其他国别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这个评价放到今天看也还是能够成立。究其原因，可归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各界始终对了解认识美国存在强烈兴趣，普遍、持续的政策与社会需求推动美国研究不断进展；第二，美国在国际关系学术界长期居于优势地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学习、消化、吸收美国学界成果的问题，从而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关注学科发展背后的美国思想史、文化潮流、社会趋势、政治与政策基础，形成对美国的全方位观察；第三，中美关系被视为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当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随之产生的政策研究任务和资源投入支撑着美国研究的开展；第四，美国社会与政府机构向来以多元开放、信息自由流通为荣，美国研究因而得以相对充分和便利地占有资料，加之英语作为通用国际语言提供的工具基础，使关注美国研究课题的各界学人可以轻松加入讨论，增强了学术活力和多元发展的趋势。
贠：美国研究形成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有哪些？
朱：首先是布局全面。我国其他区域国别研究大多受历史影响与资源限制，人员和机构重心往往偏向语言文化和历史领域，而美国研究几乎从起步开始就突破瓶颈，政治、经济、社会课题与文史并重，在此基础上再以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研究为焦点。像前面总结的，21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和中美双边关系研究相继受到法律、哲学、历史研究的滋养和启发，对于美国政治社会的观察也进一步多元化，研究课题更加丰富细致。有学术的厚度与广度支撑，现实政治与政策对策分析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可以说是美国研究领域形成的宝贵经验。
其次是社会影响力突出。美国研究领域的部分学者特别是早期的优秀学者，一直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其学术追求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普遍关切自然产生共鸣，于是美国研究的学术成果经常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与美国相关的译著出版印数都在数万本，十万本以上起步的也不少见，而且经常在几年之内多次大规模加印。如《光荣与梦想》《论美国的民主》等作品，可以说是影响了改革开放初期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再如资中筠所著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原意是作为观察美国独特的基金会制度的学术著作，但在 2003年出版后却在学术界之外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此书使用丰富、充实的历史资料和实证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完善，促使资本在政府和公众监督下、为社会改良与发展服务。在中国民间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公益事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时机的背景下，美国的基金会制度适时提供了一面镜子，引起相关人士的极大兴趣。2006年，本书迅速再版并更名为《财富的归宿》，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的进展和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刘瑜所著的《民主的细节》，2009年面世之后可谓一纸风行，迅速加印十余次，对中国社会各界了解美国公共政策与多元政治过程助益明显。尽管随着中美人文与社会交往的扩展，中国赴美人员数量激增，接触美国的信息渠道日趋多元化，但对美国制度与传统的深入认知仍有赖于学术界的引导，学术成果的社会意义仍然引人注目。
再次，美国研究领域还形成了中美两国学者对话交流的成功模式，特别是在中美关系课题上产生了高水平的合作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于2012年联合撰写的长文《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文章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点具有前瞻性地提出“战略互疑”概念，警示双方如果对对方国家的长期目标发生误解、误判将导致双边关系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两位作者依据自己长期研究、观察、参与中美交往的经验，准确地总结和概括了两国领导层普遍接受的一些基本观点，展示了相互疑虑的逻辑来源，进而提出控制和减少战略互疑的联合行动倡议。论文分别以中英文形式在两国发表，在中美双方的政策界和学术界都引发了强烈反响，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显现。另外一个代表性例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ＣＳＩＳ）于2016—2017年联合发起《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中美智库研究项目,组织了由中美两国近40位资深专家学者组成的团队,系统阐释对经济、政治、军事、亚太安全、全球治理等重要领域中美双边关系的看法和关切，对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可以说是中美合作研究的又一重要进展。
贠：这些研究特色的形成与美国研究领域的学术环境之间有何关联？
朱：应该说，以往的研究成绩无不得益于本领域学术机制的建设和由此形成的良好学风。第一是同行研讨与学术批评的活跃。这是从美国研究奠基阶段开始由学者们自发形成的传统。例如，1992年，沈宗美写了一篇题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的论文，介绍他在访美期间观察到的美国各界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争论，立刻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组织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此会与作者的级别身份无关，也不是什么自上而下命题造势，只是因为大家感觉此文指出的问题对美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世界政治潮流关键而且重要。我当时还是北大学生，也去列席旁听，会议气氛的热烈和学者们相互交流的坦率真诚至今难忘。扎实的研究能够受到关注，重要问题能够引起讨论，有价值的观点能够得到反馈,良好的学术生态就得以建立和保持。当然，在美国研究领域基于学术标准的批评也是犀利尖锐的。译文译本是否准确，文献使用和基本概念理解是否恰当，核心假设与基本逻辑是否可靠等各个方面，经常会看到学术同行提出直率的意见。
第二是教育培养机制的活力。很多国内知名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专门的美国研究机构，这不仅为在校学生提供参与研究和交流的宝贵机会，而且通过聚集校内资源有力地支持了美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开设和完善。仅以其中颇具特色与影响的两个项目为例。一个是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联合培养项目，由中美双方联合招生、双语教学、共同培养，课程重点在加强两国学生对对方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同时，筹建的中心图书馆拥有高质量的美国外交专业资料，对帮助学生接触和开展美国政治、美国外交方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基础。另一个是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教授主持、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美国社会与文化”通选课程，每年吸引文理工科各院系400余名同学选修听讲。参与讲授的教师团队由美国研究各领域的知名学者组成，讲授主题涵盖历史、法律、政治、经济、语言、教育、社会、新闻、科技、国际关系等领域，充分展示了美国研究的跨学科特色和人文魅力。在这些高校课堂上对美国研究产生兴趣、掌握方法的学生，也就是后来构成美国研究新生代的中坚力量。
第三是对以我为主开展基础性研究的坚持。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社会情况纷繁复杂，历史进程多姿多彩，可入手着墨之处太多；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又长期处于领先水平，既成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框架既有吸引力，又容易产生压迫感。面对如此特殊的对象，本领域的学者特别注意以中国学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动力开展研究，尤其是在起步阶段就着重进行基本概念的梳理，并一直坚持对美国制度与传统的研讨，不断加深认识。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历史与制度分析的厚度，才能支撑现实课题研究的高度。这种学术追求在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还是清晰可见的。
四、中国的美国研究未来的发展路径
贠：中国的美国研究是否还存在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朱：学无止境，做研究更是永远在路上。由于历史原因和主客观条件限制，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也存在一些缺憾和薄弱环节。
第一，与课题的广度和部分研究成果达到的高度相比，中国的美国研究深度还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在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急需沉淀研究的层次，加强对美国地方政治和多元社会机构的了解和分析，加强对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关键转型时段的探讨。
第二，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互动亟待规范化、常态化。如前所述，在美国研究的奠基阶段，历史学与政治学分析起了强力助推作用；在拓展阶段，宪政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活力与启迪，但遗憾的是这些都并非美国研究主动寻求碰撞的结果。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２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最为强势的经济学在美国研究当中贡献却并不突出。
第三，与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充分介绍与讨论相比，美国基本数据资料的整理还远不够完备，更新也不够及时。在网络化进程高速推进的今日，数据细化和数据分享更是制约研究进展的瓶颈。现有的专题研究一般都是借用美国方面的公共数据资源，大量的简单、重复使用，在系统和规范性上进展缓慢。
第四，专业人才培养面临断层的风险。早期能够轻易吸引优秀人才加盟的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其他学科和课题领域构成竞争压力，社会经济多元化提供的发展机会更是充满诱惑。要保持研究人才队伍的高水准，就必须及时改进培养机制尚存的缺陷。比如，在学科起步时期，因资源所限，很难支持学生和青年学者赴美进行长期田野研究，后来通过与美方合作建立了一些交流渠道，但又很少以我方研究课题为导向。这种访学与研究的脱节严重妨碍了专业人才的成长。
第五，需要重新开拓使用新技术手段与社会对话的渠道。在日趋嘈杂的网络公共空间里，专业学术意见与大众舆论倾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美国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训练有素的学者形成的严谨学术结论很难走出书斋，新兴媒体虽然能够提供发表平台，但又普遍追求一语惊人的轰动式传播，反而造成专家在大众心目中的信誉度贬值。于是，在空荡的舆论场上，关于美国的偏见、谬证甚至谣言到处流传，特朗普崛起以来的各种怪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此外，长期存在的学术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问题、美国外交特别是中美关系研究比重偏高、各地研究机构交流合作不足等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
贠：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呢？
朱：上面谈到的问题，有些是自美国研究领域形成以来长期存在（如资源不匹配，无力支持在美开展田野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有些是社会变革、技术发展造成的新问题（如人才和数据断档），更有国内所有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共同结构性问题（如对外关系研究压倒国情社情研究），解决起来绝非一日之功。加之中国的美国研究起步早、起点高，后学步武前人已有相当难度，要做根本性改进往往有望而却步之畏。
在此背景下，寻找适当的参照可能有助于开拓思路、提供灵感。中国资深学者曾有比较一致的评价，即美国对华研究无论从人员数量、还是成果质量上讲都明显领先于中国对美研究。
那么，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美国学者是如何开展中国研究的，进一步推而广之看看美国学者是如何开展地区研究的，从中探寻共通的方法。关于前者，中国学界对费正清、鲍大可等知名学人的学术经历已经有了一定了解，美方近期的学术新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进入新阶段》一文中进行了介绍；关于后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以《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一文做了全面回顾和深入精到的点评，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概言之，突破瓶颈、向高水平的国别研究继续努力首先要坚持学术导向，必须明确美国研究从根本上讲是智识议程而非政策过程。政策需求、政府关注、官方资源的投入固然可以推动研究的繁荣热闹，但决定真正的研究动力和最终成果水平的是学术积累和学者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而这些只能来自于真正的求知欲和思辨质疑。议题设置、资源配给、评价批评都应是学术过程的组成部分，“利益驱动、行政主导、媒体吸引”只会扭曲甚至阻碍这个过程。对照美国地区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现实需求起了推动作用，美国政府项目与资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真正作为枢轴进行全盘规划和组织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 ）一个学界自主建立的民间机构。该理事会在区域研究课题上致力于引导社会科学领域各分支学科的学者形成国际关切,追求对世界各地区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化解读。据此展开的地区研究得以努力摆脱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对抗的束缚，以长期、普遍性问题导向克服短期决策冲动，真正可积累的重量级学术成果因而不断涌现。
其次，成功的国别研究一定要鼓励跨学科视角和方法。一方面，要吸引和容纳双重甚至多重学科身份的学者参与研究和讨论。比如，欢迎历史学家来分析美国史，法学家来分析美国法治，等等。各个学科的学术进展正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进步的智识动力。如前所述，中国学界在这一点上也有不少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形成固定的跨学科交流场域，有意识地追求综合学科知识。如美国社科理事会创始人查尔斯·梅里亚姆所提倡的，主动担当抗拒过度专业化、太过彻底的系科分化、各个学科之间相互隔绝孤立的潮流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国内一些学科门类齐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对美国研究课题有共同兴趣的学者相互对话，协力工作，创造出新的学术空间。
再次，在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应争取跟上研究对象变化的速度。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美国社会与政治舆论的形成过程已经今非昔比，一些新技术手段则为追踪和分析文化社会潮流提供了渠道，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已经习惯于采用计量方法拓展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美国研究在坚持描述与思辨传统的同时，应尽快建立数据收集、评估、分享的系统；在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公众对话的途径上面，也应寻求新技术的帮助。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对国际关系、包括美国研究的需求相应地出现调整。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内政外交变化剧烈，中美关系走到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中国的美国研究必须对这些调整变化做出回应,面对新问题，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争取在理论与实证方面有所贡献。（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