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谈谈我个人对美国研究的一些的想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今天讲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研究的意义；二是美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一、美国研究的意义

美国研究的意义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有新内容。我这里所说的是广义的“美国研究”，用一个英文的定义就是 “America discourse”: 这不仅仅包括学界、政策研究，也包括媒体、社会等公共空间（public space） 对美国的认知、 讨论、意向；以及 “精英”阶层对舆论的导向。在我来看，现阶段美国研究的意义至少有四点：

* 首先，美国是最大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或“国别”研究对象；无论是作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friends or foes)，都不能忽视美国这只“800磅的大猩猩”(800 pound guerrilla)，不管这只大猩猩是在做爱还是在作战（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it makes love or war）。

* 其次，在坐很多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不仅奠定了现存的国际体制；也几乎垄断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话语权，美国自称是“IR church”，即国际关系研究的“圣殿”。

* 第三，对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美国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西方国家。多年前，美国学者沈大为(David Shambaugh)有一本题为Beautiful Imperialism [美丽的帝国主义]的书。 在此之前，另一位美国学者James Thompson写了一本叫 Sentimental Imperialism ［心地善良的帝国主义］的书，认为很多亚洲国家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却用心良苦［with a bigger heart］。

* 最后，在中国近期的美国研究中，有一种 “美国情结”(complex) “内化” 的趋向(internalized) ，以致“美国因素”在中国无处不在，深深嵌入中国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和公共空间。如今，国人求学、移民、投资、偷渡，美国几乎都是首选之地；最新的“时尚”似乎是国人到美国驻华使领馆“上访” 频频，知名的有陈光诚、王力军等。我这里只谈现象，不作评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背景的人士和反政府的“异见分子”，都争相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不同的是，经过《时报》的处理，前者成就了“中国威胁论”。如：阎学通2011年11月21日文：“How China Can Defeat America［中国如何打败美国］？”  据说是《纽约时报》作的标题，吓坏了不少美国人。而后者（“异见分子”）则印证了“中国邪恶论”和“中国垮台论” 。

在当今中国的America discourse中， 说美国好、称美国坏的人大都各执一词，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其实美国既不好也不坏，美国就是美国，不以我们的好恶和价值判断为转移。如果真是要以价值判断来看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学者曾说，世界上最好和最坏的东西都在美国。中国学者应该摆脱在“美女”与 “野兽” 之间的机械划分。1

90年代初，李慎之先生有一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文章，是这样评述中国在20世纪末进行的改革开放的：

回过头去看，…… 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李慎之先生也许未能料到，或是早有洞察，20年后中国“全球化”的结果，居然是相当程度的“美国化”。当然，如果全球都“美国化”了，已经全球化的中国岂能“置身”之外？！至于这个现象是“好”、是“坏”，祸兮、福兮，这也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在此不予评说。

二、 美国研究的几个方法问题

对于美国研究的方法问题，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要“去中国化”；二是要更加“美国化”。

“去中国化”，就是在研究美国时，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太近了，反而看不清全貌，不能做到旁观者清；地球离不开太阳，但也不能离得太近。比如，2008年末奥巴马当选总统前后，中国媒体竞相发掘奧氏家谱中亚裔或华裔的痕迹，以期奥巴马当选后会善待中国。一位知名美国问题专家，甚至把美国白宫的这场“颜色革命”，即奥巴马当选，比喻为中国国内“民主与法制的春天”的拐点 。原话为：

如果美国人正准备用自己的选票选出一位黑人总统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民主和法制的春天还会远吗？2

一年后，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64亿美元，执意会见达赖。国人对奥巴马由过度期待转向极度失望加愤怒，二者其实都是欠理性的。这位学者应该意识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无须与美国国内的族裔关系挂钩。按照这个逻辑，如果白宫的主人不是黑人，中国就不必推行民主和法制吗？！其实美国很多事情，尤其是内部事物，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惯性，与中国关系不大；不必过分解读、过分联想，动不动就扯上中国 。对于美国，我们仰视了太久，已经不习惯平视，或以平常心来看待对方了。仰视得太久，脖子会很累的。

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是在研究美国时如何“美国化”，即尽量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理解、描述和解析问题， 就是说要实现“换位思考”。我们常常批评美国，说美国人在研究外国事物时，难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其实，反过来，我们也应该自问，我们在研究美国时，是否能够实现换位思考？前面提到的把奥巴马的当选与中国国内民主“挂钩”的学者，应该认识到，奥巴马首先、也必须是美国总统；而不仅仅是“黑人”、或“黑人的”总统。 美国南部若干州近期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的倒退；佛罗里达黑人青年被射杀，白人被告被判无罪，都说明在美国内政中，奥巴马当选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美国族裔关系的实质性改善；很多美国黑人甚至认为，奥巴马在族裔问题上缩手缩脚，偏袒白人。

比如2009年奥巴马刚刚当选时，哈佛大学的黑人教授Louis Gates, Jr. 因为进入自己家而被白人警察逮捕，尽管警方已经弄清了Gates就是房主，而非盗贼，还是因为他“态度不好”而把他收押。对于这样一件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事件，奥巴马在白人社团的压力下，居然收回了最初的批评言辞，以“白宫啤酒高峰会”的形式，不了了之。连我当时都对这位黑人教授羡慕不已，希望警察来家里逮捕我，这样就可以免费喝白宫啤酒！

“换位思考”，即从美国人的角度观察美国的事物，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在外人看来不可思意、违反常理的事情；至少在描述和分析阶段，应该尽量做到“价值中立”，即客观、准确。按照美国学者Thomas Schelling的话说，就是要发现“非理性中之理性”(rationality of irrationality)。3

再举一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西方和美国都日益怀疑华盛顿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即不受监管的华尔街金融体制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以及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的损害（一夜之间，14万亿美元打了水漂）。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在美国，也大受怀疑和批判。

而我们的一位学者，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深度危机之时，2010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文，在强烈抨击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对病入膏肓、损人亦不利己的美国经济体制却盛赞有加，多次冠以“先进的民主体制” (“advanced democracies”)，原话：

在美国这样先进的民主制度中，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政治机制在总体上限制了利益集团的权利（An open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process has generally checked the power of interest groups in advanced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4

那么美国人怎样看待美国现经济制度呢？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Paul Krugman几乎用99％的时间，口诛笔伐布什政府的“撒手不管” (hands-off)的经济政策；当然还要用1％的时间，把所有的屎盆都扣到中国头上。说中国借钱给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联邦赤字。但中国借钱给美国，是要美国买补药，不是去买毒品。Krugman对中国的很多评论，其实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可见，这篇中国学者的文章，对美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误读，已近荒谬程度。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最糟糕的东西，都比中国好！然而事实往往是，中国的体制有问题，并不等于美国的就好，各有各的问题。吃美国的药，可能治不了中国的病。

要真正了解美国， 一定要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作为切入点，避免想当然和主观臆断。要研究美国人怎样看待某一事务，而非我们主观上希望美国应该如何如何（we study what things are and why; not what should become, or ought to happen) 。

当然，从美国的视角和逻辑出发，不等于认同美国的观点。

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澳大利亚Deakin大学中国学者潘成鑫的近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识、祈望和实力：西方如何描述中国的崛起》[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UK: Edward Elgar, 2012]。

潘成鑫通过深入研究西方思想史，认为西方关于中国“威胁” 和“机遇” 的观念(threat & opportunities)，反映的主要不是中国是什么，而是西方自身，即社会话语的所谓“自传性”（discursiveness）: 这可以解读为“一种社会话语表面上是在描述其他对象或现象，但字里行间却是对描述者自身的表述和构建”。潘教授引用了《犹太法典》的一句话：“我们怎么看别的东西不取决于那些东西是什么，而是根据我们自己是什么。”  由于中国在西方观念中的“不确定性”，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往往建立在恐惧(fear)和幻想(fantasies)的基础上。而这些恐惧和幻想所体现的主要不是中国本身，而是西方的自我。

对于潘教授的新著，我有两点评述：一是潘教授的新著，是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中（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学者），对美国和西方思想体制和观念最为深度的解析，读起来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风格。5 二是潘教授在研究西方政治文化和哲学理念时， 全力投入，博览群书，又拒绝盲从，这在海外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界的中国背景的学者中极为罕见。一般情况下，中国在海外从事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很多都置身于西方学界的各类理论范式(paradigms)，感觉良好；当然，这无可非议。此外，海外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是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不管是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还是迫于生计。

潘成鑫显然大大超越了西方的范式。

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或者有机会去美国或西方研学，希望各位能够把研究美国和西方作为己任，深入研究对方。

深入研究对方本身并非最终目标；要能钻进去，跳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以致超越美国的美国研究。这不是空想，而是有迹可循的。研究美国最好的书是法国人德奎维尔（Alex de Tocqueville）写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0年后，研究美国的美国人，还在读这位法国人写的书。他提出的“多数人暴政” 的观点(tyranny of the majority)，至今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线，尤其是在美国人的对外政策方面。研究日本最有影响的书是美国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对西方学界中的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揭露最彻底的是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

结束语

再补充两点：

一是要象美国研究中国那样研究美国。美国关注中国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事无巨细；尽管往往“见木不见林”，但还是下功夫的。所以中国要下大力研究美国的政治结构、决策过程、政治文化、关系网络、军政关系，尤其是决策者的作用 。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要向美国学的，比如，美国的“外国研究” (foreign studies)有一个别称，叫“敌人研究”（enemy studies)：如果世界上哪个国家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一定会下大力研究。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反之，如果一国不成其为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兴趣就大为降低。前苏联转型后，美国政府和民间对苏联和俄国的研究兴趣和投入骤然降低，俄语也不再是五角大楼的所谓“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外语”(foreign languages of national security)。

今天，美国对中国研究如此倾注，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非敌非友”状态捏拿不准，一直在恐惧和梦幻之间摇摆，即fear & fantasies；中国在美国的心目中，总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a problem to be solved)、或是一个另类(a deviating case)。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中这种“一定要把中国研究成敌人”的非理性的偏执，我们应尽量避免。研究美国最基本的目的是要把美国的事情搞清楚。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观念，或广义的discourse , 一般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即把美国和美国的各种“符号”，情不自禁地作为理想的化身和追求的目标。前面谈及的几个例子，都是如此。

对于中美对之对方的这一“极不对称”的观念，我觉得也可以用男女关系来解读：中国对美国，好像是小两口在度蜜月, 充满柔情与期望；美国对中国，就像是两口子打离婚，竞相发掘对方劣行。两种状态都失之偏颇，都欠理性。其实，中美之间最需要的是某种正常的、激情之后、又在绝情之前的常态“婚姻”状态，即between honeymoon and divorce，双方之间既有真情，又不抱幻想，更要务实地处理双边关系之间“柴米油盐”或事务性问题，避免这些问题的政治化。也许我所描述的这一“正常”状态，也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但中国的美国研究（America discourse) 至少应避免“蜜月”和“离婚”这两个情绪化的极端。

最后，我想对前面谈到的“去中国化”问题作一修正：“去中国化”主要是对学术研究而言；在政策研究方面，尤其是中美关系，“中国因素”不仅不应排除，而且必须作为侧重。尽管如此，一个好的政策研究，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对事物的客观描述和分析基础之上。但政策研究有自身特点：既要有深厚的学术沉积，也要对现实问题高度敏感；学术与政策研究，既互有贯通，又颇为不同；政策研究既要减少学究气，又要避免媒体的浅薄。

值得一提的是， 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份外交政策杂志上，即《外交季刊》和《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 “京派”的王楫思老师6 和“海派”的吴心伯老师7 各占有一席之地。多年来，两位老师用美国和西方人读得懂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这两部主流外交政策刊物和其他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平台上，发表了一些非常有见地和影响力的政策性文章。

这里，我也希望在坐各位大力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发展和成长。一年前, 北京的韩雪女士创办了《外交观察》季刊，她今天也在坐，希望大家支持和投稿 。

当然，在“京派”和“海派”中，还有很多其他优秀学者， 这次与会的时殷弘老师和袁鹏老师的文章，还有没来的几位，如金灿荣、沈丁力等，在国内外都影响广泛。我本人也受益匪浅。

中国的美国学界需要更多的王楫思、吴心伯，更多的潘成鑫。我坚信在座各位的中青年学者中，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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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楫思教授2001年在美国《威尔逊季刊》上把中国精英对美国的看法划分为两种：美国内政是“美女”，但美国对外政策则是“野兽”。Wang Jisi, “Beauty－and Beast,? The Wilson Quarterly Vol. 25, Issue 2 (Spring 2001), pp. 62-65.

2 见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08年10月27日，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6372.html)。

3 见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chelling的“非理性中之理性” 的理论，使其在200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4 见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5947/the-end-of-the-beijing-consensus.

5 本书正在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译成中文。

6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Sept/Oct., 2005;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March/April, 2011.

7 Wu Xinbo: “The End of the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 29:1 (2005) 119-30;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U.S. Crisis Behavior,” 31:1 (winter 2007-2008) 61-76; “To Be an Enlightened Superpower,” 24:3 (2001) 63-71.

（ 复旦大学“第一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开幕词，2013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