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学校有小学、大学之分，不同年龄段的人会进不同层次的学校。孔子所办的学校是小学还是大学？或者是否包括了小学和大学？这属于办学层次问题，需要给予正面回答。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关心的人似乎不多。其实，只有弄清楚这一基本问题，我们才能对孔子教育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评价。因为不同层次的学校，其教学形式、教学方法、教育目标乃至教育思想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为了弄清楚孔子办学的层次，我们先来看看周代的官学教育。
《礼记·学记》云：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1]。
这里不仅介绍了办学的不同层次，而且强调了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教学要求。
所谓“古之教者”，大体以西周官学为依据。“根据已经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肯定，西周在王城和诸侯国都是设有学校的，而且已经明确分为小学与大学两级，教师由国家职官担任，所以称为官学。”[2]
传世文献对当时的教育也有相应记载。据《礼记·内则》载：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戸，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逊）友视志[3]。
这里叙述的是一个人学习的全过程，但没有明确区分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而《大戴礼记·保傅》则云：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清人王聘珍解诂引北周卢辩注云：“小学，谓虎闱，师保之学也。大学，王宫之东者。束发，谓成童。《白虎通》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此太子之礼。《尚书大传》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者，谓公卿已下教子于家也[4]。
马端临《文献通考》进一步解释说：
今以诸书所载及此注详之，则《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岁入小学者，乃天子世子之礼。所谓小学则在师氏虎门之左，大学则在王宫之东，亦皆天子之学也。《尚书大传》所言十三年入小学，乃公卿大夫元士适（嫡）子之礼。盖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应便入天子之学，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学于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师氏所掌虎门小学。而天子则别无私学，所以世子八岁便入小学欤？[5]
这里不仅分述了小学、大学，而且将不同层次学校的入学年龄、教学地点也做了相应说明。
综合来看，周代教育存在小学和大学两个办学层次：小学“学书计”，“学幼仪”，“学乐诵诗”；大学“始学礼”，“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学校为官方所办，办学地点有所不同，招收不同年龄段的贵族子弟。
不过，贵族中不同阶层的子弟入学时间不尽相同，同阶层的子弟也因性格成熟早晚差异而入学时间有所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世子“十五入大学”，而其他贵族子弟则“年二十入大学”，他们的入大学年龄是以行冠礼为基准的。
《礼记·冠义》云：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6]
之所以大学要招收已经加冠之人，是因为加冠者服备，服备而后可责以成人之礼，而入大学的学子，所学即是成人之礼。国君世子十五而冠，故十五入大学。士以上及公卿大夫之子二十而冠，故二十入大学。
根据周代小学、大学层次之分，对照孔子办学的实际情况，可以判断孔子所办之学为大学而不是小学，也不是打通小学与大学教育的特殊学校。理由如下：
一是冠礼是人生最为重要的礼仪，学者都很重视，但未闻孔子弟子在入学以后有人行冠礼，这可反证他们入学之前都已行过冠礼，即已经成年。
二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其核心是“礼”与“仁”，这些都属于周代大学教育内容而非小学教育内容。
三是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弟子也多与孔子讨论《诗》、礼、乐，这与《礼记?王制》所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8]的官学大学教育是一致的，未闻孔子与弟子讨论学书计和学幼仪等小学教育科目。
四是孔子以“成人”、“君子”要求弟子，弟子也关心成人之事，说明其教育为成人教育，如《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9]
五是孔门弟子在学习期间能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可随时出仕，出仕者或由孔子推荐，或由统治者直接聘请，这自然是大学教育而不是小学教育的结果。
六是《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颖达解题：“郑（玄）《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10]就此通论而言，也说明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育的确是大学教育，而不是小学教育。
不过，如果孔子所办为大学，而其招收弟子多平民子弟，那就需要回答：他们的小学教育是在哪儿完成的？
这的确是一个疑问，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合理的解释也许是，春秋末期的学校教育发生了重要变化，教育对象已不仅限于贵族子弟，有实力的平民已经开始能够接受到乡党里巷师儒的小学教育。
孙诒让《周礼正义》释“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云：
此经之师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联师儒，皆通乎上下之辞。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嫔妇有女师，巫医农工亦皆有师。盖齐民曲艺，咸有传授，则亦各有师弟之分。以贤得民，祇谓师贤于弟子耳，奚必德行纯备之贤乎？儒则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谓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圣贤之道也。[11]
依孙氏之说，春秋时期的教育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各个层次其实都有师儒之教，孔子弟子的小学教育大概完成于“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这些“师而兼儒”，即使都是俗儒，也对社会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于孔子开办的是大学教育，其办学规模自然不会很大。《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12]《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13]司马迁为“颇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颜回等35人立传，录“无年及不见书传者”姓名42人。
人们通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则是就大数而言。这些数字是否可信呢？答案是肯定的。
所谓三千弟子，七十二（七）贤人，是就孔子一生培养教育学生的总数而言。按照我们的理解，孔子37岁开始招生授徒、开办私学，至73岁逝世，前后从教36年，在他担任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的四五年里，也没有停止办学，在后来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里，他也一直带领着学生，将学校办在了客舍里和车轮上。
从孔子办学的教学管理来看，能够亲炙其教诲，可以登堂入室者，恐怕也只有七十多人，那三千弟子则应该是外围弟子。这七十多人可分为前期、中期和晚期，并不同时。
而见于《论语》者，二十有七人。若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若、曾参、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二十人而已。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于《论语》。此四十二人中，有见于《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其余四十八人，经传皆无可考，阙疑可也[14]。
见于《论语》的这些弟子，多为孔子的贴身弟子，或者说核心弟子，他们可以登堂入室，当面聆听孔子教诲。七十二（七）贤人大概就是这类弟子。
也有见于《论语》的弟子并非贴身弟子或核心弟子，如陈亢（字子禽）在《论语》中凡三见，记载的都是问学之事，二问子贡，一问孔鲤，但他却始终没有向孔子当面请教过，说明他只是外围弟子，不由孔子亲授，而是由孔门核心弟子转授。《孔子家语?弟子解》将其列为弟子，当然不能算错，然而，他并不属于七十二（七）贤人，则可以肯定，只要熟读《论语》即可知晓。
《史记·孔子世家》所说“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就是指这类弟子，他们属于孔门“三千弟子”之列。
这种分层教学模式创始于孔子，其中有科学合理的成分，所以两汉时期仍有保留。如东汉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15]。
著名学者郑玄“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16]
由马融分层授学可以推想孔子当时分层授学的情景，应该大致相似。
东汉私人办学，规模也不小，如“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17]；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18]；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19]；杜抚“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20]；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21]；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22]。
以此例彼，说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七）贤人，就其几十年的办学实践来看，应该不是夸大之辞。
当然，东汉后期的私学教育远非春秋末期可比，文化普及程度要高许多，从学者自然更多，不过，这时办学的老师也比春秋末期不知多了多少倍。
孔子所办是当时最早最大的私学，各国求学者甚众，其规模自然也不会太小。在春秋末期，像孔子所办的这样规模的私学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更为难能可贵。
注释：
[1]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十八《学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521页。
[2]张瑞璠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3]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二十八《内则》，《十三经注疏》本，第1471页。书计，原作书记，据阮元校勘记改。
[4]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三《保傅》，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0—61页。“谓诸子性晚成者”，原文错为“谓诸子姓既成者”，据文意改正。
[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学校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1页。
[6]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六十一《冠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679页。
[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3页。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此四者，皆教成人之法，与教弟子先行后学文不同。”
[8]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十三《冠义》，《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页。
[9]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本，第2511页。《孔子家语?颜回》也载有颜回问孔子“成人之行若何”及孔子的回答，可以参看。
[10]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十三经注疏》本，第1673页。
[1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天官大宰》，北京：中华书局，第112页。
[12]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7页。
[1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二十五史》本，第251页。
[14]江竹虚著，江宏整理：《孔子事迹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15]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九十下《马融传》，《二十五史》本，第975页。
[16]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六十五《郑玄传》，《二十五史》本，第910页。
[17]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上《欧阳歙传》，《二十五史》本，第1026页。
[18]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上《杨伦传》，《二十五史》本，第1026页。
[19]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魏应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20]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杜抚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21]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丁恭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22]范烨撰，李贤注：《后汉书》卷一0九下《楼望传》，《二十五史》本，第10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