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影响中国教育发展两千多年。然而，对于孔子办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办学的时间地点、层次规模、组织管理、经费来源等，今人知之甚少，即使有所了解，也都语焉不详。

这一方面是因为相关材料太少，难有确切的结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的关注点多集中在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培养目标等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忽视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

然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培养目标。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上述基本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够促进对孔子教育研究的深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直接可以说明问题的材料太少，有些问题只能采用间接材料，或者进行必要的逻辑推论，还望读者鉴谅。

在讨论孔子办学的时间地点之前，先要确定孔子的生年，以便于我们的叙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史记·孔子世家》等所记孔子生年不同，现今学界多认可《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本文即以此作为叙述的基点。

关于孔子办学的时间，一说在孔子17岁时。《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1]

按《史记》所述，孔子在17岁就招收了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两个弟子，故有人将孔子办学起始时间定在其17岁那年，即鲁昭公七年（前535年）。

然而，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且不说17岁的孔子是否已有“好礼”“达者”的声誉，是否有能力招生授徒，只需要指出此时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尚未出生[2]，而孟釐子活得还很健旺，就足以否定这一说法。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司马迁误会了《左传》的记载。《左传·昭公七年》载：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嗣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鬻（粥）于是，以餬余口。’其共（恭）也如是。臧叔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3]

文中的孟僖子即孟釐子，僖、釐二字古通；说一作阅，即南宫敬叔，又称南宫阅、仲孙说，为孟僖子次子；何忌即孟懿子，为孟僖子长子，嗣爵。

看得出来，《史记》所记是对《左传》此段记载的改写。由于司马迁的疏忽，他将孟僖子于昭公七年陪同鲁昭公访问楚国之事与其死前嘱咐大夫之事当成了同一年中发生的事。

其实，孟僖子死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传》虽无记载，但《春秋》有明确记载：其有云：“（昭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丙戌，仲孙貜卒。”[4]仲孙貜即孟僖子。

《春秋》还有昭公九年（前533年）“秋，仲孙貜如齐”，昭公十年（前532年）“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苢”，昭公十一年（前531年）“五月……仲孙貜会邾子盟于祲祥”等记载；而《左传》也有昭公九年（前533年）“秋八月……孟僖子如齐，殷聘礼也”，昭公十一年（前531年）“五月……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修好，礼也。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返）自祲祥，宿于簉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其僚无子，使字敬叔”[5]等记载。

由于《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未记孟僖子事，故其死前遗嘱便附记于昭公七年（前535年），从而造成了司马迁理解的错误。

此外，孟僖子死前嘱咐其大夫被司马迁改成“诫其嗣懿子”，南宫敬叔是孟僖子的次子，却被说成鲁人，以与其嗣子孟懿子做分别，这些改写都是错误的。[6]

《左传》为何要将孟僖子死前的遗嘱附记于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呢？这是因为，这年三月，孟僖子陪同鲁昭公访问楚国，途经郑国时，郑国国君在国都的城门慰劳鲁君，孟僖子作为副宾，不知该如何答礼；到楚国后，楚王到郊外迎候，孟僖子也不知如何答谢郊劳礼，这使他感到非常难堪和沮丧。

正是由于此次出访因不知礼仪而丢尽了面子，所以孟僖子回国后便开始重视讲习礼仪，死前更遗命其儿子去向孔子学礼。《左传》所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即指其深恨自己随同国君出访期间没有做好相礼工作。病者，恨也。正因为有此切肤之痛，所以临死前孟僖子才有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向孔子学礼的遗命。

这两件事联系非常紧密，故《左传》一并书之。司马迁不察，导致在其撰写《孔子世家》时出现时间错误，我们自然不能为他掩饰。

如果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听从父亲的遗命，在其父逝世后立即师事孔子，那么，孔子接收弟子的起始时间应该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时年34岁。

综合考虑，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一是孟懿子与南宫敬叔领父亲遗命拜孔子为师，是履行孝道，势在必行；二是孟僖子去世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只有十三四岁，如何守孝，如何答礼，他们不懂，需要学习，更需要有人随时指点，此时拜孔子为师以学礼正当其时。

有了这两个理由，我们确定孔子34岁时开始接收弟子，大概不会有问题。

不过，如果将此事说成是孔子办学之始，其实是大有疑问的。这是因为，私下接收弟子与公开办学毕竟不是一回事，没有办学的人同样可以接收弟子，指导他们学习，为他们解答疑难。

所谓办学，应该有稳定的教学时间，固定的教学场所，一定的教学规模，公开的招生程序，有效的教育管理，等等。如果只要形成师生关系就可认定是在办学，那么，我们将无法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

例如，传说中的尧、舜曾以务成子为师，那务成子是否也在办学呢？孔子向不少人请教学习过，包括老子、苌弘、师襄、郯子，那这些人是否也都是在办学呢？显然不能这样认为。

虽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形成了事实上的师生关系，这自然不容否认，但这与开办学校招收弟子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司马迁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没有列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无疑是正确的。

现在的问题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前，孔子是否已经开始办学了？

有学者认为，孔子讲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7]，所以孔子30岁可能已经开始创办学校，招生授徒。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然而，这需要提出证明材料，以证实孔子30岁时确已创办学校并招生授徒。

钱穆曾举《左传》所记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琴张事，认定“琴张乃孔子弟子，殆在当时已从游。知孔子三十岁后即授徒设教”[8]。

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弔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杜预注以为：“琴张，孔子弟子，字子开，名牢。”[9]

然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载此人，清代学者多以为琴张和琴牢是两人，以琴牢为孔子弟子，即《论语》所载“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10]之人，如王念孙《读书杂志》和刘宝楠《论语集释》皆主此说。[11]

《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琴张是卫人，齐豹、孟絷、宗鲁也都是卫人，宗鲁死于齐豹、公子朝等人针对公孟絷（卫灵公兄）的一次叛乱。

宗鲁本是齐豹推荐给公孟絷做随从的，说明他们原来的关系不错，而齐豹与公孟絷发生矛盾并激化有一个过程，即公孟絷“夺之（指齐豹——引者）司寇与鄄，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12]。当齐豹与公孟絷矛盾激化后，宗鲁事先已从齐豹那里知道了他们要杀公孟絷的消息，但他既没有阻止齐豹等人的行动，也没有告诉公孟絷身处的危险，而是选择了与公孟絷一同赴死。

琴张是宗鲁的朋友，宗鲁死后，琴张想去弔唁。孔子不赞成，讲了一番道理。这里是否可以判断琴张一定是孔子弟子呢？其实很难判断。综合各种因素考虑，琴张、宗鲁、孔子的年龄可能不相上下。

孔子的话既可以理解是对琴张想去弔唁的劝阻，不过，这需要一个前提，要么孔子当时在卫，要么琴张当时在鲁；也可以理解为是《左传》作者引用孔子对琴张想要弔唁宗鲁的评论，就如本年郑国执政子产去世后《左传》作者引用孔子的评论一样。

退一步讲，即使琴张这时确已拜了孔子为师，那也与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四年后拜孔子为师相似，可以视为孔子接收了一个弟子，而不能断定他已经开始创办学校。

当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下孔子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证明这时的孔子已经以知礼而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可，他的话已经具有了某种权威性。

此外，《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此年齐景公与晏婴来通鲁，景公曾向孔子问秦何以霸，孔子的回答颇令景公满意，[13]即使此事是捕风捉影，也说明时人以为孔子的政治思想开始为列国统治者所关注。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将孔子开始办学的时间定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或二十四年（前518年），因为其时孔子办学的主、客观条件仍然还不成熟。

鲁昭公二十四年春，孟僖子死，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接着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向老子问礼[14]。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秋九月，鲁国发生内讧，昭公帅师攻伐季孙氏，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均为鲁桓公后裔，故称）联合反抗，昭公师败奔齐。这一年孔子也到了齐国，“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15]。

《论语·微子》载：“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16]这段话隐括了孔子在齐的全部经历。

起初，齐景公两度问政于孔子，准备重用他。当时齐国晏婴为相，景公不可能让孔子像季孙氏执掌鲁国政权那样在齐执政，但准备给孔子以低于季孙氏而高于孟孙氏的待遇，即在上卿与下卿之间，还“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17]，这应该是很高的待遇。由于受到晏婴和齐国贵族的反对，景公的计划没能实现，只好用“吾老矣，不能用也”来搪塞。

孔子本想在齐国获得施展政治才华的机会，但最终学无所用，甚至有齐大夫扬言要加害于他，他不得不狼狈离开齐国。孟子说：“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18]淅指淘米，“接淅而行”意为淘好的米来不及做饭，装进袋子就走，可见走得多么匆忙。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齐国并没有招生办学，也无弟子随行[19]，反证了此前的孔子一直希望着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发展，并未想到要创办学校，而齐国的经历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为他回鲁国后决心私人办学以培养人才坚定了信念。所以，从逻辑上讲，孔子的正式办学是在他离开齐国回到鲁国之后。

孔子何时自齐返鲁，史无明文，故众说纷纭。不过，有一事可做参照。

据《礼记·檀弓》载：“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返）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郑玄注：“季子名札，鲁昭二十七年，吴公子札聘于上国是也。”[20]《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也载：“二十七年，春……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21]州来季子即延陵季子，季札本封延陵，后复封州来，故称名不一。

这次季札聘于上国主要目标是晋，也包括齐、宋、卫、陈、郑等。其适齐既然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如孔子仍然在齐，定会与之见面，因为孔子崇敬季札，这从《檀弓》所载孔子往观其葬子（郑玄注为“往弔之”），并谓“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22]可以得到证明。

且季札长子所葬的“赢、博之间”在泰山附近，虽系齐地，但地近鲁境，孔子或是返鲁途中得知此事而顺道吊唁和观礼，或是已经返鲁而特地赶去吊唁和观礼。无论何种情况，孔子在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必已离开齐国返回鲁国，或者在返回鲁国的路上，则基本可以确定。

孔子自齐返鲁，时年37岁。这时的鲁国没有国君（国君在齐，齐师取郓以居昭公），政治混乱不堪，孔子没有从政，开始创办私人学校，招生授徒，培养人才。

《史记·孔子世家》云：“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23]

司马迁将孔子私人办学、招生授徒的记载置于阳虎乱政之后，在时间上是错误的，而在逻辑上则有一定道理。这是因为，阳虎乱政是鲁国政治演变的必然结果，而孔子办学则是对鲁国乱政的直接回应。

自孔子离齐返鲁到阳虎乱政出走，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主要事件有：

鲁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冬，昭公病死于晋国乾侯，鲁定公即位；定公五年（前505年），鲁国执政季孙意如（季平子）卒，季氏家臣阳虎（又称阳货）囚其子季孙斯（季桓子）而专鲁政；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虎送孔子蒸熟的小猪，以便孔子拜谢时见孔子，孔子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去致谢，却在路上巧遇阳虎，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口头答应，而实际并未出仕；定公八年（前502年），阳虎欲取三桓，谋杀季氏未遂，入据讙（今山东宁阳西北）、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以叛鲁。

从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到定公八年（前502年），孔子一直在专心办学，形成了春秋末期最有影响的私人学校，吸引了鲁、卫、齐、楚、秦、晋、陈、蔡等国的不少学子。

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虎兵败奔齐。孔子出任中都宰，一年后为小司空，进而为大司寇。可以看出，创办私学是孔子在齐国从政无望而又不愿卷入鲁国乱政的情况下所自觉进行的一次政治选择。《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4]

他是用私人办学的形式来进行他的政治活动，尽管他所创办的私人学校开启了中国文化教育的新纪元，而从孔子的思想逻辑来看，他是把私人办学和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其办学也是在从政，在政治混乱的鲁国，办学也许是比从政更好的政治选择。

确定了孔子办学的时间，讨论其办学地点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司马贞《索隐》云：“《家语》：‘颜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少孔子六岁。’故此传云父子异时事孔子，故易称颜氏之子也。”[25]说明始教地点在阙里，今传本《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所载略同。

山东曲阜有阙里，是孔子母亲颜徵在所属的颜氏族居地。这里既是孔子少年生活成长之地，也是孔子在鲁国早期办学之地。孔子有颜姓弟子八九人，以颜无繇最年长，仅小孔子6岁，可见孔子办学得到了母族颜氏极大的支持。

当然，孔子后来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其教学地点在随时变化。68岁后再回到鲁国，继续其办学活动，办学地点也仍然以此为中心。

因此，《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去世之后，“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絶。”[26]

当然，后来的孔里、孔庙、孔林等肯定超过了孔子讲学时的规模，但基本地点则是历史传留下来的，不容怀疑。

注释：

[1]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25页。

[2]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生于鲁昭公十一年（前531年）五月，是双胞胎。见《左传?昭公十一年》有关记载。

[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四，《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1页。

[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2105页。

[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五，《十三经注疏》本，第2056—2060页。

[6]因为有孔子17岁收徒之说，故《礼记?檀弓上》载有孔子合葬父母于防，其弟子与他一起封土造墓，“孔子先反（返），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等事，《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记载略同。然而，这些记载都是不可靠的。

[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

[8]钱穆：《孔子传》第四章《孔子之中年期》，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第2092页。

[10]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子罕》，《十三经注疏》本，第2490页。

[11]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七《子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84页。

[12]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九，《十三经注疏》本，第2091页。

[13]《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通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僻），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悦）。”清人江永《乡党图考》、崔述《洙泗考信录》、梁玉绳《史记志疑》均以为此为六国传说，不可靠。

[1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二十五史》本，第225页）对于此事之是否实有，或者实有而发生在何时，历来都有争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有详细讨论，认为不大可信，可以参看。

[15]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5页。

[1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八《微子》，《十三经注疏》本，第2528—2529页。

[17]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5页。

[18]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万章章句下》，《十三经注疏》本，第2740页。

[19]《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载有“曾子从孔子之齐，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曾子固辞”之事，似乎孔子赴齐时已有弟子随行。其实，这种记载是靠不住的。曾子小孔子46岁，当时尚未出生，如何从孔子之齐？一望而知其杜撰。

[20]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下》，《十三经注疏》本，第1313页。

[2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115—2116页。

[22]孔颖达等撰，陆德明释文：《礼记正义》卷十《檀弓下》，《十三经注疏》本，第1314页。

[23]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5页。

[2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本，第2463页。

[25]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二十五史》本，第253页。

[26]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二十五史》本，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