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小说自《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著录以来，史不绝书，虽然概比"小道"，诫以"君子弗为"，但毕竟被纳入主流文化系统，与通俗小说之完全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者不同。然而，《汉志》所著录之小说家十五家，其时代或近或远，其事迹或显或隐，其著述或真或伪，其作品或存或佚，前人虽然做过一些辑佚和探讨的工作，但至今仍有许多问题疑莫能明。而《汉志》之小说观念与小说家对后世传统小说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弄清《汉志》小说家的基本史实和著作情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传统小说的初始面貌，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特点，而且能够促进我们对中国小说民族特色的认识，推动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对《汉志》小说家加以考辨，希望能够对中国小说史研究有所推动。这里，先探讨《汉志》首先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二家。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正。

伊尹说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汉志》道家有《伊尹说》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说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引《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当是遗文之仅存者。《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栌'，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1

伊尹，一名挚，传为商初之贤臣。夏桀时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相汤伐桀救民，以天下为己任，汤尊之为阿衡。（一说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汤崩，其孙太甲无道，伊尹放之于桐宫，自己摄政当国，以朝诸侯。三年，太甲悔过，还其政，复归于亳。年百岁卒，帝沃丁葬以天子之礼。孔子曰："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孟子称："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尚书·胤征》说伊尹作有《汝鸠》、《汝方》，《史记·殷本纪》说伊尹作有《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及《太甲》。今《尚书》有《咸有一德》、《伊训》、《太甲》三篇。

伊尹虽为先秦诸子所景仰，但儒、道两家取径不同。儒家强调其"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退亦进"（《孟子·公孙丑上》），只承认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不承认其"以割烹要汤"（《孟子·万章上》）。道家则强调伊尹"强力忍垢"（《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先己篇》载汤问伊尹："欲取天下，何如？"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淮南子·泰族训》云："伊尹忧天下之不治，调和五味，负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汤，欲将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游不论国，仕不择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这些记载均有鲜明道家色彩。可见伊尹在秦汉之际已是道家面目，故《汉志》道家首列《伊尹》五十一篇（鲁迅以为道家有《伊尹说》五十一篇，误）。《咸有一德》、《伊训》、《太甲》三篇已入《尚书》，《汉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是否含有《汝鸠》、《汝方》、《肆命》、《徂后》等《尚书》未收之篇，不得而知。揆诸情理，以上诸篇当时已佚，不然应该收入《尚书》。而《逸周书·王会》载伊尹"四方献令"，当是伊尹传闻之遗存。孟子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以为伊尹不能与孔子相提并论（《孟子·公孙丑上》），战国中期以后伊尹在儒家学者中影响力减弱，而《庄子》及秦汉间道家对伊尹颇多推崇。故《汉志》所著录之道家《伊尹》，应是战国中后期以来道家所述之伊尹学说，此学说当合于"强力忍垢"之内涵，故入道家类。

而《伊尹说》者，解说《伊尹》大义，辅以闾巷传说，实小说家之流也。《汉书·河间献王传》云："献王所得，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是当时文献，《说》与《经》相辅而行。考《汉志》以"说"名体者有三类：一类为解说儒家经典"六艺"者，归入"六艺略"。如"六艺略"著录"诗"类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而解说《鲁诗》和《韩诗》的则有《鲁说》二十八卷、《韩说》四十一卷；"礼"类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而解说《明堂阴阳》的则有《明堂阴阳说》五篇；"孝经"类有《孝经》一篇，而解说《孝经》的则有《长孙氏说》二篇、《江氏说》一篇、《翼氏说》一篇、《后氏说》一篇、《安昌侯说》一篇；"论语"类有《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一篇、鲁二十篇，而解说《论语》的则有《齐说》二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王骏说》二十篇、《燕传说》三卷。一类为解说诸子学说者，其中解说荀子者归入儒家类，解说老子者归入道家类。如辩难（辩难是别一形式之解说）《荀子》的有《虞丘说》一篇，解说《老子》的有《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其他诸子《汉志》未著录有解说者。一类为解说其他道家学说者，归入小说家。如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黄帝四经》四篇，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黄帝说》四十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说受到重视，自在情理之中，故解说儒家者不入小说家，而入六艺或儒家。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道家亦尊宠一时，故不独《老子》有多家解说，其他道家亦多有解说者。《老子》为可靠文献，道家尊之为《道德经》，故其解说可自成家，《汉志》仍在道家著录；《伊尹》乃集合道家传说而成，本与儒家之说不合，亦不如《老子》之有系统条理，其解说者只能是道听途说，不本经传，故《伊尹说》列入小说家。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按云："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说》，必非一书。礼家之《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为二书，可比证。然亦可明道家小说家一本矣。"2可谓一语中的。

《伊尹说》二十七篇何时成书不可考。《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事颇详，并未说来自何书，鲁迅云"盖亦本《伊尹书》"为推测之辞，并无确证。然儒家不信"割烹要汤"事，故此事当是道家所传。其事虽有道家之理，却颇多里巷之说。伊尹故事，播在人口，传闻异词，《本味篇》据以载入，其为解说《伊尹》之小说家言盖亦明矣。清人严可均云："《吕氏春秋·本味》……此疑即小说家之一篇；《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谓此篇也。"3观其文辞风格，洵为卓见。梁玉绳也赞成此说，他在《吕子校补》中云："《汉志》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司马相如传》索隐称应劭引《伊尹书》，《说文》栌字、秏字注亦引伊尹之言，岂《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说》欤？"余嘉锡以为："古书所引黄帝、成汤、伊尹、师旷语，未必出于小说家。王应麟《汉志考证》，以贾谊书及《史记》所称汤曰为天乙书，殊无以见其必然也。然谓《吕氏春秋·本味篇》为出于小说家之《伊尹说》，则甚确。"并详引翟灏《四书考异》以证明"王说之确"。4袁行霈先生也明确指出："《伊尹书》或许就是《伊尹说》。"5按照上述意见，《伊尹说》之内容风格大略类此。以此类推，《说苑·君道》之论君主知人择士，《臣术》之论三公九卿，也许即《伊尹说》遗篇。如《说苑·臣术》载伊尹语云："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九卿者，不失四时，通于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是者举以为九卿。"亦为有道家之理而多里巷之说也。据班固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伊尹说》成书年代不会太早，当秦汉之际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应劭云："《伊尹书》曰：'果之美者，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如《伊尹书》疑即小说家《伊尹说》，则东汉后期此书仍在。今本应劭《风俗通义》不载，乃因宋以后《风俗通义》缺失太甚所致。魏晋以降，不见有人再引《伊尹说》，则小说家《伊尹说》已失传矣。

鬻子说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道家另有《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著录："《鬻子》一卷。"注云："周文王师鬻熊撰。"《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小说家著录："《鬻子》一卷。"注云："鬻熊撰。"《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道家类著录："《鬻子》一卷。"注云："鬻熊。"又著录："《逄行珪注鬻子》一卷。"注云："郑县尉。"《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逄行珪《鬻子注》一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鬻子》一卷。"注云："浙江总督采进本。"

鬻子，名熊，楚之始祖，传为周文王师。《史记·楚世家》载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又载楚武王熊通语云："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卒。"《史记·周本纪》亦有鬻熊归依文王之记载。《列子》多引鬻子论道语，贾谊《新书·修政语》载文王、武王、成王问政于鬻子及鬻子论政语六条，说明先秦及汉初确有鬻子学说流行，此殆《汉志》道家著录之《鬻子》二十二篇之来源。而参以秦汉间"说"以辅"经"及《伊尹说》乃解说《伊尹》例，《鬻子说》亦当为解说《鬻子》之书。鬻熊之事，本极邈远，而传说固自有异。按《史记》所载，鬻熊早卒，只能师事文王。按《新书》所载，鬻熊师事文王、武王、成王三代，应该高寿，不应早卒。严可均谓"蚤卒蚤终，谓不及受封先卒耳，非不寿之谓也"6，实是调和之论。楚人一直祭祀祝融和鬻熊，鬻子传说，定当不少。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者，汇而成篇，此殆《汉志》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之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道家《鬻子说》二十二篇"，误。《汉志》著录之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和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实为二书，不能混称。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按云："道家名《鬻子》，此（指小说家）名《鬻子说》，亦必非一书。与《伊尹说》一书正同例。"7其说甚是。

《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著录《鬻子》一卷，小说类不著录《鬻子说》，盖《鬻子说》已佚矣。《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小说家著录《鬻子》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道家著录《鬻子》一卷，应均为《隋志》道家所著录之《鬻子》，只是两《唐志》分类不同而已，并非《汉志》小说家《鬻子说》唐宋时仍在。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对此有详细考辨。余嘉锡亦云："此书（指小说家《鬻子说》--引者）梁时已亡，今所传乃道家书，《旧唐志》误入小说家。"8胡应麟以为"《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实是混淆了《鬻子》和《鬻子说》为不同类之二书、且又未能认真考察版本流传与著录情况而发生误判。宋濂《宋学士全集·杂著·诸子辨》明确区分《鬻子》与《鬻子说》，以为"今世所传者，出祖无择所藏，止十四篇。《崇文总目》谓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错，而经汉儒补缀之手，要不得为完书。"即是说，明初所传《鬻子》是道家书而非小说家言，与胡氏所论正相反。应该说，宋濂之判断更为准确。又，《新唐志》丙部子录道家类著录之《逄行珪注鬻子》一卷，注明作者为"郑县尉"，乃重在其注不在《鬻子》原文，故别列一书。此后，逄注本《鬻子》通行，而古本《鬻子》失传矣。《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逄行珪《鬻子注》一卷，是混淆了《鬻子》与《鬻子说》之差别，不足为训。《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著录《鬻子》一卷，又作了类别调整，且注云"浙江总督采进本"，而此本正是逄注本。凡此种种，说明唐以后各《史志》所著录之《鬻子》均为逄行珪注本。

《四库全书总目·鬻子提要》云："刘勰《文心雕龙》云：'鬻熊知道，文王咨询，遗文馀事，录为《鬻子》。'则裒集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故《汉志》别入小说家欤？独是伪《四八目》一书见北齐阳休之序录，凡古来帝王辅佐有数可纪者，靡不具载。而此书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业、既子、施子黯、季子宁、然子堪、轻子玉，汤七大夫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蠕、西门疵、北门側，皆具有姓名，独不见收。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姑以流传既久，存备一家耳。"考《文选》李善注多引《鬻子》，与今传逄注本《鬻子》文多相合，如《文选》卷十六江淹《恨赋》注引《鬻子》曰："君王欲缘五常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矣。"与逄注《鬻子·贵道》最末一句同，仅"长矣"逄本为"长久"；《文选》卷三十谢灵运《斋中读书》注引《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间，可以罗雀也。"逄注《鬻子·上禹政》为："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爵"、"雀"，古今字。《孟子·离娄上》："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爵"即"雀"之古文。《文选》卷三十六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者挥鞀。"逄注《鬻子·上禹政》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教寡人以狱讼者挥鞀。此之谓五声。"《文选》卷三十八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注引《鬻子》曰："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逄注《鬻子·曲阜》全同，仅前有"昔者鲁周公曰"一语。逄行珪与李善为同时人，《文选》注引《鬻子》又与逄注《鬻子》原文大略相同，可见二人所据《鬻子》为历史传留之旧本，当时不难觅见。四库馆臣以《四八目》不载《鬻子》所提禹、汤七大夫而断定"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纯为揣测之词，并未提供事实根据。其实贾谊《新书》所引六条（其中一条与文王问答，一条与武王问答，四条与成王问答，《四库提要》云"贾谊《新书》亦引其成王问答凡五条"，亦误。）并无一条阑入逄注本《鬻子》，有如是造假之人乎？且李善注《文选》所引《鬻子》与逄注本《鬻子》文大同小异，说明他们各有所本，且为前代所留传，如其不然，难道二人同时造假而偶合耶？至于四库馆臣谓"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亦为勇于置疑之说。而换一个角度，其文"佚脱错乱之状"，不正是该书流传日久、散佚脱落之表征耶？说"谊书所引（与该书）则无一条之偶合"，亦不尽是事实。如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引鬻子对周成王问，语云："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逄注本《鬻子·道符》云："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于言，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二说之意显然相通。贾谊《新书》引鬻子多"修身治国之术"，以为攻守战胜"则惟由和而可也"，"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与逄注本《鬻子·撰吏》所云"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弗由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君子非人者不于出辞而施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恶恶者行善，而道谕人"，以及《鬻子·道符》所云"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其基本内涵并无捍格，怎能说"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杨慎《丹铅录》以为逄注本《鬻子》不载贾谊《新书》所引之文，以及"《文选》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至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无之"，从而断定其为"伪书"，亦难以服读者之心。不然，上举贾谊《新书》与今本《鬻子》相似之说如何解释，《文选》李善注引四条与今本《鬻子》相合之文又如何解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又谓今本《鬻子》"概举修身治国之术"，"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以为其非道家言。此亦因不了解早期道家不避谈礼，故亦有修身治国之术，《庄子》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记载，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均无攻击儒家礼义之言辞，而鬻子乃楚族之先祖和楚人精神之源，其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或有影响，但起始并非严格意义之道家，故不应以老庄思想为规范来要求他。也许正因为《鬻子》之思想不全合于老庄之思想，它才可能真正是楚地传留之鬻熊学说，而不是后人之伪造。《列子·天瑞》引《鬻子》云："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列子·黄帝》引《鬻子》云："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这与老庄"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旨趣相合，信乎《鬻子》列为道家并为道家之祖也。

总之，今传本《鬻子》是《汉志》著录道家《鬻子》二十二篇之残篇断简，原本成书当在秦汉以前。《鬻子》一书当然不是鬻熊自撰，而是由后人根据传闻"裒集成编"。而《汉志》著录之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为"后世所加"，极可能产生在汉初黄老道家盛行之时。《鬻子说》在隋唐已不传，故《隋志》小说家不载，其散佚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矣。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5页。

2、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

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页。

4、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51-252页。

5、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2页。

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6页。

7、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

8、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