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进入大发展阶段，而传统中国正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明显落伍，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发展战略上明确要求，尽快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迎头赶上实现工业化，在传统体制下甚至较早提出了“超英赶美”的目标，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一轮以“大跃进”为代表的赶超式工业化以教训为主。但总的来说，传统体制在工业化方面还是取得了相当明显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明显进入提速和起飞阶段，超常规发展成就卓然。有些人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中后期。而我个人更谨慎的判断是，从全局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仍处于中期。目前，沿海地区的确已经具备工业化中后期特征，升级换代的进程与信息化潮流汇合，在若干制高点上取得世界一流成就，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中西部大部分地方，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初中期。沿海已经处于中后期的地区当中，在具体领域中仍存在很多短板。比如高铁最关键的轮轴仍依赖进口;以举国之力推到取得适航证阶段的C919大飞机，在一些关键元部件比如发动机方面主要需要国外的支持，大飞机上大量需要的铆钉，也依赖进口，因为我们自己的工艺还不过关。

以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我所认为的中国整体工业化只走到中期的判断。它客观上与“中国制造2025”及其衍生出的通盘战略相呼应，内在追求是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升级发展完成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总体而言走到中期这个基本判断之上，继续发展就需要结合信息化与高科技化，把“中国制造”推向“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这是必须解决的升级换代的历史性任务。基于这样的判断，也才能恰如其分地把我们对工业化的认识与现代化战略内在契合，掌握好我们的基本国情和自己在国际社会中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定位，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在成绩基础上仍然面临的明显不足，保持足够的前进定力与战略耐心，去走完升级换代这一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现有的一系列指标说明，中国的制造业科技创新水平目前尚未进入全球第二阵营。从时间表上看，中央已经明确中国工业化道路下半程的轮廓，按照“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设计，到2025年，中国整体制造业将提升到迈入“制造强国”阵营门槛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0年左右时间，使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再上一个台阶，到2035年使中国制造业总体水平达到世界制造强国的中等水平。

届时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匹配，工业化整体进入中后期，将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些亮点，使发达区域发达产业形成占领若干全球制高点的状态，与欧美先进工业化国家总体居于同一方阵。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匹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应非常稳定地进入第一阵营，与美国在综合国力以及制造业总体发达程度方面不再存在台阶式差异。

这整个过程，可细分为好几个阶段，任务相当艰巨。中国是否能如愿从追赶到进入第一阵营，这其中有些问题很值得讨论。比如怎么看待重化工业？曾经有学者提出要跨越重化工业这个发展阶段，按照我现在的观察，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地“跨越”重化工发展阶段。在总体工业化处于中期的情况下，中西部必须匹配不少重化工产能。到2035年，更多的重化工产能将有望转移到境外，境内重化工产能相对减少，高精尖产能布局比重提高。需要整体系统工程式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研究，才能较细致地描述中国产业结构优化问题与解决方案，力求形成高水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产业布局规划和充分对接市场(包括全球市场)的实施机制。

工业化必须对接高科技化和信息化，在“中国制造”这个概念上，互联网+和信息革命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看点。到2025年和2035年，这方面的发展将是非常重要的现代化进程标志。

美国在发展过程中，显然非常看重其老大地位，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采用种种手段打压中国的工业化升级进程，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人类社会各个主权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先恐后”博弈是基本现实，博弈过程中，老大绝对不会轻易让出自己的位置——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在物质利益世界里生活，美国的整个战略当然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头号强国地位所联系的巨大利益。但是事物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有来潮也有退潮，有追赶也有赶超，大国崛起中有如此多的先例，历史上英国追赶又赶超了荷兰，美国追赶又赶超了英国，我们中国现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共享经济”横空出世的激励和“核威慑”更加严格的制约下，有可能引发与促使各方“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在追赶中凭借后发优势、消解后发劣势，以较快的速度与高质量的发展，最终争取实现和平共赢大格局下中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

供给侧的创新中，共享经济是创新前沿，供给创新在信息化时代可以支持大数据与云计算、万物互联，以大家的共赢来形成经济活动造福于全社会成员的新境界。因此，我们中国现代化追求中以工业化对接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硬道理”，就是应紧紧抓住仍然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在供给侧创新进一步的升级发展中间，调动一切潜力活力，降低内外部摩擦系数，严防系统性风险，在全面开放中以改革的攻坚克难冲过“历史三峡”，争取走通和平崛起之路。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18年3月30日，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