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美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出现了停滞，和东亚的高增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文的分析表明，土地制度是造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拉美的土地分配高度不均，形成了大地产制，导致大量无地农民进入城市，超出了工业化的吸收能力，加重了福利开支负担；土地所有者也通过影响政策，抑制了工业化。东亚由于实行了深入的土地改革，土地分配较为公平，小农经济为工业提供了资金。小农经济的存在也使东亚的城市化是渐进式的，减缓了工资上涨和福利开支的压力。本文的分析还说明，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未来仍然有可能通过提供福利保障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
关键词：土地分配制度 工业化 拉美经济
一 引言
拉美很多国家在1980年以后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缓慢增长乃至停滞，这是历来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拉美和东亚的比较，给出一些解释，并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动力。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值占GDP的份额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保持在40%左右，但是此后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至今仍徘徊在30%左右。与拉美相反，东亚在次前后增长十分强劲。东亚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后，保持了工业的稳定增长，工业化推进较为顺利。工业化进程的放慢是拉美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也是拉美的增长率低于东亚的主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要稳步地推进工业，需要保持适度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劳动力工资过快地上升会对工业部门造成冲击。剩余劳动力过快地流入城市，并超过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会提高城市失业率，加重社会福利负担，进而加大企业税负；也会造成非正规部门的膨胀，这些都对经济增长十分不利。因此，保持农业和工业之间，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东亚的经验来看，在发展的早期，主要是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积累资金，渐进地转移剩余劳动力。渐进式转移的优势在于，它既能使劳动投入从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又能避免劳动力工资上生过快。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在进入中等收入间段前后的经验表明，由于土地分配较为公平，小农经济普遍存在，避免了福利负担的急剧上升。它们都是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出现了较高水平的城市化，并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中国迄今为止的高增长，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在起飞之后的状况类似，农民进城务工，但是尚未变成城市市民，而是维持农村的小农生产和农业家庭，这保证了他们具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农业有效地发挥了蓄水池作用，城市的失业率很低，减少了政府的社会开支。
拉美的结构转换走了一条和东亚完全不同的道路。城市化远远快于工业化，这些国家在战后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例如巴西的城市化水平在1950-1980年间，从36%提高到了77%。为了实现这一幅度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5倍，巴西却只提高了60%。目前拉美国家普遍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见图1），城市化速度严重脱离了工业化的水平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过快的城市化增加了城市的失业率，再加上拉美有较强的民粹主义传统，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的偏好，制定出不切实际的福利政策，造成了过高的福利开支。这种福利负担最终是要转嫁到企业部门，尤其是工业部门。企业负担加重，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利于工业部门的扩张，抑制了企业就业创造的能力。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失业问题，造成更多的人口需要被纳入政府的公共福利体系，从而在失业和工业发展缓慢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乃至于工业化进程被延迟 。
为什么拉美会出现过度城市化，以及大量的城市失业？主要的原因是拉美国家普遍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和东亚相比，拉美的土地改革力度较小，很不彻底，未能对农村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小农经济在拉美的很多国家都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使其未能像东亚那样，使小农家庭发挥福利保障的功能，形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确保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最终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二 拉美和东亚的土地分配状况
（一）拉美的大土地所有制
拉美土地分配不均是诸多文献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对象。表1列出了世界部分地区的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其中，拉美地区的分配不均等程度远高于所有其他地区。具体到不同的国家，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拉美地区的土地分配集中程度很高，是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中美洲和南美国家中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都高于60.7%。二战以后至今，虽然拉美各国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但总体来说效果有限。例如，阿根廷的基尼系数反而从1947年的80.6%上升到了1988年的81.4%，哥伦比亚则从1960年的80.5%下降到了1988年的74.3%
注：Offshoot指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转引自Frankema （2006，P8）
拉美土地分配集中的状况，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以往的研究给出的解释主要涵盖了地理和环境因素、要素禀赋条件和殖民地历史的影响。伊斯特利认为，拉美的热带气候适宜于种植市场价值较高的作物（cash crops），如咖啡、糖类作物和可可。一些地区集中生产很少的几种农产品，这就便利了大规模的种植，造成了土地分配的集中。大土地所有者种植经济作物以满足国外市场为主，而粮食生产的经济收益较低，则由小农户来经营 。从要素禀赋角度出发的解释则认为，拉美地区劳动力相对缺乏，而无地人口倾向于开发新的土地，自己经营，这会减少劳动力的供给，这与社会精英集团的利益相冲突。因而后者千方百计阻止穷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对土地实行严格的垄断，以保证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些研究认为，殖民者在拉美的活动采取了攫取而不是发展的战略，并且以垄断占有土地作为榨取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他们倾向于反对土地再分配的制度,其结果是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利益集团，他们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一些国家在历史上还出现了多次的土地集中。
Frankema认为殖民地历史造成的土地分配不均一直会延续到当代，一方面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土地分配不均的国家往往也是政治不民主的；另一方面，土地作为一种比较容易继承的财产，它的分配状况更具有持久性，作者认为拉美当前的土地分配不均与欧洲在拉美的殖民活动有关。计量检验发现那些在历史上被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过的地区，当前的农业生产率显著低于一般水平，这是因为这些殖民地大土地所有制盛行，低效率的制度导致了生产的低效率 。
(二)东亚的土地平均分配
东亚各国在二战以后普遍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从而在农业经营中以小农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土地的分配的公平程度也很高。根据Frankema的测算，在数据覆盖的111个国家中，从分配最公平到最不公平的排序中，东亚经济体都排在最前列，排名依次为：韩国第2，台湾第9，日本第12，中国第20。其中韩国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仅为0.28 。除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有所扩大之外，其他三个地区都实现了“公平增长”，主要的原因是，二战以后实行的土地和财富再分配为公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日本和韩国都是在美国的占领和统治之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台湾则因为国民党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也进行了深入的土地改革。可以认为，二战摧毁了韩国和台湾的大量社会财富，但是，也彻底的摧毁了旧的制度，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彻底打击了旧的利益群体，改造了旧制度,为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东亚的人口较规模较大，而农业用地相对有限，这造成了较大的人地矛盾，土地分配关系不平等在历史上一再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线，因而穷人对土地再分配有非常强烈的要求，改革者必须对此作出反应。根据国际粮农组织的数据，2010年，全球人口为68.96亿，其中东亚为15.6亿，占22%，南亚占24.9%，拉美占8.6%。而在全球的34.6亿经济活动人口中，东亚和南亚分别占27.1%，和22.7,拉美国家占的7.8%。东亚的人均耕地面积也远低于其他地区，因而选择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三 大土地制度对拉美工业化的影响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拉美大土地所有制和快速的城市化的影响：
（一）不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
大土地所有制的对工业影响之一是，形成了农业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为主的强势利益集团，制定出不利于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
迄今为止，对农业在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乐观派”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基础，有利于欠发达国家早日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这可以看做是；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较多，粮食需求量较大，农业生产率提高可以尽早地解决粮食问题，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同时农业发展也为工业化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农业和工业可以相互促进。
另一派被称为“农业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反而有可能造成路径依赖，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偏向农业，阻碍工业化的进程。在悲观派中，Mastuyama发现，在现实中，有些农业较发达的国家反而增长十分缓慢，他论证了，在开放条件下，农业先进国会成为农产品出口国，工业品的进口国，分工会被锁定在技术进步较慢的农业部门。农业生产率改进反而成为阻碍 。这种情况在一些拉美国家确实存在过，一些国家在一段时期内高度依赖于农产品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
拉美大地产所有者势力强大，主导着政策的形成，以便服务于自身利益。他们在占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出口，而工商业的发展则受到抑制。许多拉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例如外贸政策，资金政策，对农产品的资金补贴。虽然拥有丰富的土地和矿产资源，部分农产品的生产能力较强，但却未能服务于工业发展。例如，在阿根廷，由于农矿产品的生产主要在内陆地区，为了便于将内陆地区和国外市场连接起来，该国以举借外债等方式来修筑铁路，一些铁路的产权也归西方国家所有，以补偿后者的修建成本 。这服务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但也使本国经济更加偏离了工业化的方向。
（二）拉美高失业和高福利开支
土地分配不均的另一个影响是造成劳动力过早地进入城市，加剧了失业问题，造成了过高的福利开支压力。大量土地被地主控制，拥有土地的农民比例较低，大大加速了农民进城的速度，直接切断了他们和土地之间的联系。这对城市的就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失业问题在拉美各国都十分突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能力，其结果是，非正规部门以超常规的速度扩大。在1990年代，拉美青年就再也的总增长率为0.8%，但是非正规就业的年增长率却达到2.5%。在1990-1999年间，非正规部门占青年就业的比重也由42%上升到了49% 。1995年拉美地区的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占劳动力的比重高达50%,这一比重在1990年为40% 。
也由此引出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政府需要增加对城市失业人口的福利负担，进入城市的农民不一定能得到充分的福利保障，但是，他们却可以对城市中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造成冲击，如果正规部门的工人被农民工所替代，并成为失业人口，他们一般都能获得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这就加大了财政负担。二是随着进入城市的穷人数量增加，他们对政策的影响也逐渐增强，在拉美许多国家政治家为了迎合穷人，盲目地对他们给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这进一步增强了穷人对政策的影响力。拉美民粹主义的土壤滋长出庞大的城市穷人群体。他们迫使政府实行福利赶超，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拉美国家在1990年代，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例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拿马和巴拉圭的福利开支在多数年份都接近或超过了20%。福利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在一些国家高达70%（例如巴拉圭72.5%，巴西60.4%,阿根廷63.6%，智利66.8%）。 1970年代，亚洲国家平均的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5%，拉美平均约为7.5%，1993-1996年间，亚洲平均水平约为6.5%，拉美则超过12% 。结合拉美的民粹主义盛行的事实，完全可以说存在着“福利赶超”。关于拉美民粹主义，有很多文献都作了讨论，笔者不在此赘述。
拉美在1990年代中后期，普遍实行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社会福利的覆盖面有所下降，不同阶层、行业之间，享受的福利差距进一步拉大 。似乎是福利改革本身引出了这些问题，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样两点事实：（1）拉美在福利改革之前，如果和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的话，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已经比较高了，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前福利赶超的后果；（2）养老金的覆盖面下降是与改革有关，但这一现象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其中改革本身的导向有重要影响。正因为政府的福利开支压力过大，这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私人在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减少政府负担的部分。由于这一时期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参保率下降反映了劳动者个人的自主选择。笔者倾向于得出这样的判断，正是因为改革之前，长期的福利追赶，造成政府的福利开支负担过重，才不得不在9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这样，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也就容易理解了。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理解以上问题。在一定时期，实际福利保障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公民或劳动者的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这反映了社会对福利保障的需求。同时它又不能不受政府财力的制约，更根本地，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反映了社会保障的供给能力。如果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那么前期在社会压力下建立起来的高水平保障，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正是拉美在1990年代末期面临的情形。
四 小农经济及其在东亚的贡献
(一)有关小农经济的误区
在分析小农经济在东亚工业化中的作用之前，我们先一般性地讨论一下小农经济的效率特征。国内的很多讨论中，普遍认为规模化经验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这有理论上的依据；它也是有生命力的，这也有现实经验的支持。
土地制度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的规模，即农业生产是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还是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的资本主义式农场，雇佣农业工人来从事生产。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效率有极大的差异，引发了很多研究，其中的焦点是，农业生产中到底是否存在规模收益，小农户的生产方式是否是更有效率。如果小规模经营更有效率，那么在许多落后国家，包括非洲和南亚部分国家，普遍存在的大土地所有制就会阻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土地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Cai wenbiao发现各国的农场的平均规与人均GDP呈现高度争相关，针对40个国家的样本，土地规模的差异可以解释农业生产率差异的30% 。这并不令人意外，很多其他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结论，这是否意味着农业中确实存在着显著的规模化收益呢？需要仔细的分析。实际上，这些研究可能低估了其他一些改进农场效益的变量，例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程度可能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提高的，工业化国家有能力在农业中投入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而这些因素的贡献很难完全分离开来。部分发达国家的大农场之所以有很高的效益，一部原因是他们的农业产业化、商业化程度很高，例如，美国通过发达高效的商业体系将农业生产和市场联系起来，实行农产品的深加工，日本则具有发达的农业合作组织。这类收益并非直接来自农业生产较大的土地面积。和大农场相比，小农生产能够有效地解决农业中普遍存在的激励和监督问题，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家庭内部关系，避免雇佣制度中存在的偷懒。小农完全可以是有效率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资本密集度较低，劳动投入较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世界银行在最近出版的报告《农业土地分配》中，明确的对近来的研究作了总结，高度肯定了小农解决在效率上的优势 。如果小农是有效率的，那么其直接的政策含义就是，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消除土地所有制对农业生产率的阻碍。此外，它还是一项消除农村贫困，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有效手段。再次，在一些国家，农地的平均分配也有利于缓解农民面临的信贷约束。
国外的经验事实也可以证明，小农经济是具生命力的，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是它在效率方面有很强的优势。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现示，90%以上的美国人口都是农民，绝大多数是自耕农 ，美国当前的大农场也是在早期普遍的小农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董正华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99年，家庭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荷兰是75%,英国69%，法国85%，德国77%，西班牙87%，比利时91%。虽然这些国家，农业人口比重已经很低的，中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的农场仍然在农业生产中占主流。有学者指出，在西欧和北欧以外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家庭农场都是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 。
韩国的情况表明，小农经营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其收入有大幅度增加。韩国的农户总数从1967年的258.7万下降到了1980年代末的176.7万，农户总人口从1443万下降到666万。但是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并没有出现，小农经营占据绝对主体的趋势一致得到延续 。有一项研究对韩国的三个村子作了持续20年的调查，在1971-1991年间，务农户的比重从93%，下降到了63%。农户拥有的平均土地面积为1.66町步（1町步约合0.99公顷）。4町步以上的农户从1971年的11%到1991年归于消失，3町步以下的农户从78%增加到了96%。但是在此期间，农户的实际收入平均提高了5倍 。由此看来，在拉美大量存在的大农场反倒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的产物，也对经济发展形成了阻碍。
（二）东亚小农经济的的贡献
小农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学者将其贡献可以分为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和人力贡献三种。我们可以将东亚视为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贡献的典型。战后初期，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曾大规模地从农业部门征收剩余产品，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中国实行粮食订购制度，对农业征收较高的税收，以工农剪刀差的形式将农业部门的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是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手段。50年代，韩国也通过以极低的价格征收收购农民的粮食，其中价格大约为市价的50%-30%，稻米征收价约为生产成本的80% 。直到1975年，政府收购仍然占到农产品的大约一半。此外，在美国援助期间，韩国进口了相当数量的粮食，也直接压低了国内市场的粮价，是能够实现剪刀差的又一因素。台湾政府获取农业剩余的手段比较多样，包括一肥料换取谷物，低价收购粮食等。在1960年代，台湾的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发展较快，这些行业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利用了工农剪刀差的价值。当然，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也加大了投入，包括提供资金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够持续的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剩余，主要是因为土地改革彻底打破了旧的所有制关系。这种转移之所以能实现，也还得益于通过土地改革，政府直接面对着千千万万的小农，农地的所有权并不是完整地赋予了农民，而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农民只是部分地拥有了土地。可见，在东亚发展的初期，由于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大量的劳动力被投入到了农业生产中，其创造出来的价值被政府强行转移到工业中，是东亚发展的一大特点。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通过从农业获取剩余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仍然通过资金积累服务于工业化。在过去30年的高增长中，廉价的劳动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大约在2004年前后,在此之前，工资率只有及其微弱的变动。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却有大幅度提高，这就保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有丰厚的利润。
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低工资水平近乎不变，除了广泛认同的原因，存在剩余劳动力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小农户，这种小农户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包括了养老、疾病风险、照料子女等。如果以一个候鸟式的农民和完全脱离农村迁移到城市定居的人相比。后者的生活成本会高出很多，其中包括在城市的养老，子女的培养，医疗等支出，我们不能不承认，城市居民有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公共设施，但是获得更高水平的市民福利，劳动者必须有较高的技能，有足够高的收入，而对于农民工而言，在技能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在农村则可以享受到小农家庭的福利保障，因而他可以在进城务工时，接受较低的工资。而决定农民是否愿意继续留在农村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小农户的存在，这个条件使得家庭可以做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福利最大化的决策。赵冈指出：“农家有义务沿供养全家人员之生活，即令有多余之人，也是如此，不能把多余之人赶走 。”由于小农的存在，候鸟式的进程务工成为农民参与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既使保留工资维持在较低水平，也大大节省了政府的福利成本。将中国的情形和欧洲的高福利国家作比较固然很不恰当，但是和拉美的比较却是有说服力的。拉美的福利赶超使政府过早地承担起了沉重的福利负担，造成了很大财政压力，这成为拉美国家财政危机和宏观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
托达罗在研究劳动力转移机制时，就特别转述了乔根森的看法，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而且需要增加对就业的贡献。“过早地引入现代生产技术，农业早熟，会削弱农业的劳动力吸收能力。” 这种情况对于拉美高速城市化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而中国在过去的发展中则避免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小农经济提供的福利保障功能，当然，东亚其他地区在其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否也是如此，需要进一步分析，不过和拉美相比，他们确实做的更好。
五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土地分配高度不均，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地产制是拉美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平等，造成大量的农村无地人口过早地进入城市，使拉美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工业化水平。在东亚顺利推进工业化的时期，拉美的工业化却遭受了挫折。土地制度在拉美的作用机制是，大土地所有制造成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过早地与家庭农业和与土地失去联系，小农家庭的福利保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地发挥；使得城市劳动力的剧增无法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来消化，却增加了社会开支，对工业化形成了抑制。而小农的存在却成为东亚，特别是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维持低工资，“节省了”政府财政开支，顺利地推进工业化的有利因素。落后的土地制度也造成了拉美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利益集团，使政策偏向于技术进步缓慢的农业，也制约了工业发展。城市中大量的穷人又使拉美的民粹主义很有生命力，这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和政策方向非左即右的摇摆，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通过这一比较，我可以发现，中国平均的土地分配和小农经济为农民工提供的福利保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老龄化负担日渐加重，社会福利开支负担加重，增长也面临着减速压力。而今后城市化的推进，势必要使更多的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向他们福利保障的迫切性正在凸现出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低成本工业化”向“高成本城市化”的转变，其中正在抬高的城市化成本中，最主要的就是福利开支和基本的保障，以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
国内关于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论述，大都偏向于认为，我国碎片化的土地经营阻碍了规模效益的发挥，主张通过促进土地流转等方式推进规模化经营，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有些论者甚至极力主张农地的私有化，这种建议忽视了小农在激励方面的优势以及小农在大多少国家长期普遍存在的经验事实，也忽略了在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中小农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功能。考虑到城市容纳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城市化人口增加会带来很大压力，尤其是在福利开支方面，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鼓励和支持小农发展，继续保持土地的相对平均分配，不宜过分提倡乃至强制推行土地规模化经营。中国目前有4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并不现实。当前一方面要提高城市对进程务工人员的福利保障，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另一方面，也城市化也应该是渐进式的。鉴于小农的效率特征，以及食品需求结构变化引起为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提供的发展契机，应该努力改善小农的发展环境，在融资和技术支持方面给予农户更多的帮助，通过繁荣农村经济，缓解城市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虽然在与小农家庭存在相伴随的“候鸟式”劳动力迁徙，保持了劳动力的低工资，降低了城市负担，避免了拉美式那种情形下的经济停滞。农民为高增长付出了很大代价，迄今为止的制度是不公平的，但对这种制度的进行进行规范性的评价十分困难。今后我国需要通过更多的措施来促进农村发展，通过给予农民更多实惠，对他们给以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