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下午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在座有很多国内学者，例如杜润生先生和朱厚泽先生，还有高文斌先生，都是我的领导；其他有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我在他们面前是个学生辈。所以我诚惶诚恐，不知道我的发言能不能让领导和老师满意。
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么，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搞了一次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两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一、两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但是可耕种土地只占世界可耕种土地的7%，而且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土地紧缺；北方土地相对丰富，但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入工业化，其资源约束就是第一个重大困难。
第二个方面是制度约束：与其他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唯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战争形式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三次国内战争，但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是三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结果是给全国的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个结果造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1亿农户、4亿农民各自在400多万个自然村里完全平均占有土地。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资本积累的制度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易，而小农经济越是分散，得到农产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于是，在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化制度。
尽管人们把这种在农村中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叫作社会主义，但它实际上的作用，主要是从农村为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提取剩余。农村集体化具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主要是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对于中国农村的这种制度，国外已经有大量研究，但因为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他们对中国当年的资料掌握得很少，一般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中国，把那个阶段叫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中国用集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当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相似现象
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一个现象是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随即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路线，对外加入国际分工，对内放弃斯大林路线。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略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因此发生了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于是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
从经济角度看，这只不过表明，苏联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加入国际分工，实际上这是不可逆的经济规律；而尚未完成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就不可能跟上这种战略转变。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1975年前后，中国进入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当然也要求对外开放；而其他没有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国家，比如因为没有战争条件完成工业化的越南、老挝、阿尔巴尼亚等，它们当然跟不上，因此也发生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争论。
同样，在国内政策的变化上，中国也是从70年代开始，逐步放弃了农业的集体化。
三、一场战争引发的战略转变
通过我们现在做的历史资料分析，得到初步认识，其实中国早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人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民族资本主义。后来因为朝鲜战争，我们才进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从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
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重工业。所以，这在当时就要求国家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
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中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这一点就涉及国际环境的约束。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争夺中国这个中间地带的斗争。当时美国的战略防御不是设定在朝鲜半岛，而是设定在日本列岛。因此，美国把中国留在中间地带，是要争取中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力量。当时中国的态度本身也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不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打算加入苏联阵营。
如果人们可以得到最近三年的资料的话，就可以看到有关中苏关系的经济背景的研究，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档案解密，中国学者把它的一部分买回来做出了最新研究成果。
从这种国际局势出发，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1949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战略本身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同理，1953年提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也符合中国不得不因为朝鲜战争而纳入苏联阵营以后国际环境的改变。
可见，中国在这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造成的：最初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新民主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接着，由于朝鲜战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又因为朝鲜战争后中国不可能再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强迫交换，国家不得不长期从农业中提取积累。因此，工农业剪刀差出现。
1957年中苏开始论战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和技术援助，迫使中国暂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这种靠集体化和剪刀差来从农业中提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
以上，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事情。
四、农村改革的动因是政府退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开始实行对欧、美、日开放，之后农村的集体化制度就不能实行了。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对欧、美、日开放，之后得到很多西方投资，其重点是改变了中国偏重的工业结构。这样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支农工业品的生产，导致化肥、拖拉机等农用工业品大量进入农业，农业的成本随之大幅度上升。但同期，由于剪刀差的既定政策，农业产品的价格是锁定的。这就导致一方面农业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投入品价格非常高，于是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出现高负债。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业已经成为投入产出为负值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现象，即政府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主体从不经济的农业中退出（人们以前认为是农民从集体经济中退出）。这就是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因。
因为在过去，政府是中国唯一的经济主体，所以不是企业，也不是农民，而是政府，在农业亏损的情况下从农业中退出，同时也放弃了对农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事实上，农民分户经营意味着农村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个时候，一旦政府不承担农民的基本保障，原来那种让农民感到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就很难再继续实行。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才导致中国真正出现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从“大包干”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杜润生先生和秦晖先生都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
五、改革开放的成果：三个重大制度的转变
下面我们再看改革开放20年我们做过什么。
当前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按照世界银行的一种算法，200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三位。但按照人均量来算，还是在100位以外。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非常显著的变化，看的是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位置的大幅度提高，但按人均量算，中国却并没有很大的提高。
从经济制度研究看，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由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体制改革，国家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垄断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第二方面是中国的资源资本化。1978年，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万亿元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6亿元。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职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有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380多亿元。而到20年后的1998年，GDP约10万亿元，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万亿元。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就指出中国的M2与GDP之比在转轨国家中最高，达到105%；1998年M2与GDP之比高达135%（美国为67%）；截至2001年，我国的M2与GDP之比竟然全球最高，达到160%，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这20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所谓货币化进程加快，实际上指货币经济快于实物经济的增长。
经济货币化只是资源资本化的外在形式，是最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不可忽视的因素。
应该进一步指出，经济货币化本身也为政府收益的增加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既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占有铸币税，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向社会转嫁亏损。这样，政府的利益和金融部门、金融资产，或者直接称为金融资本的利益当然是一致的。这个经济规律在全世界都一样，谁也不可能违背。
第三方面是资本的全球化。人们只要尊重事实，那么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都不可能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这在中国，也并不因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例外。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外理论界都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特别是金融资本利益上的相关。这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当然会按照国际资本通行的运作规律办事。
综上所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国家资本积累阶段；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是资本自身的增长和发展阶段。如果这个观点和相关的描述可以成立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规律的解释了。
六、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吗？
我们再看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有没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要求所走的道路，其实仍然是那种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我们不得不担心，今后继续这样搞，很可能走不下去。
根据现在已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国每一单位能源创造的GDP总值远低于日本。日本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消耗两吨石油。如果将来中国人比较节约的话，假定人均1吨，再假定中国会在10年之内达到50%的城市化率，就意味着中国将有7亿人生活在城市。那么在未来的10年之内，我们就只算城市人口，不算农村，每年至少也需要7亿吨石油。而中国国内石油的总产量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达到2亿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少需要进口70%的石油，才能满足它现在的工业化方式。也就是说，即使按照日本标准的一半算，中国也得大规模进口石油，这必将极大地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短缺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从国内资源紧缺的约束来说，中国走不成传统的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加快城市化的话，平均每一个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消耗量是每一个农村人口生活用水消耗量的20多倍，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截至2002年，已有100多个严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
从这两方面的资源约束看，中国面临的国内资源约束和国外竞争的不利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再考虑到即使5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仍然会有7亿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仍然不得不维持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约束也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所以，中国恐怕必须选择另类道路。可目前看来，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西方的概念，中国人难以跟着走。
附：讨论
阿明：我想问一些关于剪刀差的问题。我曾经试图考察不同资料提供的到70年代末（毛泽东时代末期）的数据。对于过去的25年，虽然是同一个历史时期，但不同的中国人使用的数据都不一样。我想搞清这个奇怪现象的内在逻辑。我非常感谢您讲到了战略这一重要的而又容易被人们忘记的事情。我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规律观念为基础的，要使农民和城市工人之间的平均收入达到平等。具体说来，是将主要产品的价格与农产品联系起来，工人的月工资保证了平等。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我对毛泽东时期的数据又计算了一遍。我发现了一些空白，农民的平均收入和工人不平等。改革之初的第一个阶段取得的成绩，看起来大大减轻了剪刀差，但第二个阶段好像又比毛泽东时代的剪刀差要大，这是否正确？如果不是这样，您能做一个解释吗？
温铁军：我要重复一遍，我们要看做了什么而不是看说了什么。理论上的事，我没有资格和大家讨论，我只是一个做实际调研的人。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无论怎样计算，剪刀差都是存在的，即使在后20年也是这样。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村全面推行家庭承包制的一段时间内，因为从1979年到1982年，我们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相对来说剪刀差不存在。但是从90年代以后，剪刀差实际上是扩大的。您刚才说的现象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变化确实是存在的。
阿明：但是，是否在从1952年到1957年间革命的开始阶段，剪刀差较小呢？
温铁军：实际上从1954年开始，剪刀差比较大。1954年以前，政府还是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来购买农产品的。从1949年到1953年之间，剪刀差相对比较小，1954年后开始扩大。
阿明：第三个问题，因为我从你的回答中可以得出结论，剪刀差在1980—1984年间和1949—1954年间较小，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比较小吗？
温铁军：我记不清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阅我写的相关图书《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其中有50年代剪刀差的数据。
阿明：如果是正确的话，是否意味着剪刀差可以通过诸如革命初期的社会力量的平衡或国家的政策等来得到减少？
温铁军：当然是。1949年到1953年，政府基本是按照市场价格来购买的。1954年遇到灾害，农民惜售，愿意多储存。国家强制实行统购统销，才开始出现剪刀差。同样的道理，1979年到1982年，政府主动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因此相对来说，工农业产品价格差缩小。1984年“卖粮难”导致1985年粮食减产，减产以后，国家实行强制合同定购，剪刀差又再次扩大。
阿明：我想问两个简单的事实问题。第一个是税收在农民收入中占多大比例，第二个是农民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哪些基本的利益保障。
温铁军：第一个问题我有一个专门的报告，是英文的，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把那个报告给你，因为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会非常占时间。第二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农业得到的是负保护。政府尽管有一些投入，但相对于从农业提取的收入来说，政府用于农业的补贴是很少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使政府想给农民提供必要的补贴，但对于2.34亿农户，对于8.17亿分散的农业人口来说，这个交易成本太大了：不知道该给谁，该怎么给。因此，即使是扶贫资金，落实到农户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过高，是目前一个无法解决的制度问题。
*2002年7月，我应旅美华人学者曹天宇等人的邀请，参加杭州的“中国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等老前辈和秦晖、汪晖等中青年学者均出席会议，各种不同意见争论激烈。本文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因为不是理论家，所以我的发言比较侧重对现实问题的解释。鉴于会上争论难以充分发表意见，会议期间，我特意邀请秦晖和汪晖在我的房间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流，谈话持续至深夜。后整理发表，即为此篇。——作者自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