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梁漱溟提出的“铁钩”与“豆腐”这一比喻切入，结合梁漱溟20世纪20—40年代的思想、实践脉络及50年代的历史背景，梳理了他在50年代的三次思想转变,进而指出，“铁钩”与“豆腐”的辩证关系是贯穿于梁漱溟思想脉络中的重要母题。该视角有助于把握梁漱溟50年代思想转变的动力、曲折与张力，同时其复杂性及与毛泽东在思想观念上的错位和对立统一，也促使我们理解现实状况下中国“建国之路”内在的“双重性”与“独特性”，以新的视野进一步思考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激进与改良之复杂关系。

【关键词】 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思想张力

（梁漱溟与中共）这两条道路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是相互对立的，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却显现出犹如两根稻草被捻成了一根绳子般的协调。

——沟口雄三

一、引言

1929年，梁漱溟自广东北上游历，考察各地乡村运动。在其后的记述文章《北游所见记略》中，他提出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梁漱溟，1929：910）。

该比喻源起于他对阎锡山治下山西村政建设的参观考察。对于这一声名在外的实践，梁漱溟批评道，要谈乡村改进，根本在于发达生产、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若对此问题无解决办法，则乡村问题即不必谈，“然而大家却都是无办法，而要谈的；要谈就是要钱罢了。山西对此问题，并无办法……所以他的村政，亦是向村民要钱的村政，要钱之结果有二：一是村民厌嫌头痛……二是贫而益贫”（梁漱溟，1929：906）。相应地，土豪劣绅在当时之应运而生则“实属势所必然”（梁漱溟，1929：903）。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对于当时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基础的中国而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本必然主要由农民承担，以致官僚本位下的诸多建设事业，往往如“铁钩”伤害“豆腐”一般，最终沦为“劳民伤财”乃至于“横征暴敛”。①

20世纪20年代末是梁漱溟通过“乡治”（后来发展为“乡村建设”）探索中国问题的思想形成期，《北游所见记略》带有一定的“思想起点”色彩。他关于乡建运动、农民大众与政权关系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以“铁钩”与“豆腐”的比喻形象地呈现出来，表现出“制度成本”转嫁给农民的后果。该比喻或隐或现地贯穿在梁漱溟30年代投身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中，也构成他多次强调乡村建设运动不要“自操政权”的动力之一。

不过，这一忧虑和挑战也在他亲自推动的乡建实践中深刻地存在。

就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乡村状况因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与国内政治经济宏观环境的变化而进一步恶化。在这一背景下，梁漱溟于1935年作了题为《我们的两大难处》的演讲。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由于“乡村运动没有自己的财源”，故乡建运动的头一大难处即为“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他担忧地表示，“如此结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若真如此，那么乡建运动岂不亦成为他所批判的“铁钩”之一部分？面对这一困局，如何在接受政府资助的同时保持自身独立性？他并未作进一步的回答，仅在演讲最后重申“我们要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梁漱溟，1935b：573-584）。

梁漱溟的模糊回应与内在矛盾恰可以视作他个人及乡村建设所遭遇的“两难”的某种症候性体现。梁漱溟30年代从地方政府获取经费支持进而领导乡村建设运动，与他20年代末对“铁钩”或主动或被动地伤害“豆腐”的批评之间，构成了值得注目的反差。对他而言，一方面，他拒绝并警惕于政权以“建设”为名而对乡土的实际攫取，因此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充满忧虑，并与各种形式的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且由民间力量操持的乡建运动本身无法产生稳定财源，故难以克服自身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当自己从一个“观察者”转为“当事人”，面对“铁钩”与“豆腐”的两难，梁漱溟同样充满着困惑与尴尬。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20世纪50年代的梁漱溟再次成为更大建设实践的“观察者”，他又有些什么样的独特观察与思考呢？

二、问题的提出

痛感于清末以来国家衰颓、军阀混战和政治纷乱，经过长期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直接根源在于统一、稳定之国权无法建立。以此为出发点，他发展出自己的建国主张——乡村建设，笃信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与此同时，民国现实政治的太多“建国”失败使他一次次失望，也由此而更加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因此，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的反应比较淡漠，并不认为统一、强大的国家将就此建立。

1950年，梁漱溟到山东、东北、河南等地参观，并于次年到重庆参加土改，才发现自己梦寐以求几十年之统一、稳定的国家已开始建立，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冲击。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数篇长文，反思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识之不足，并阐释中共建国成功所带来的贡献。

然而，1953年9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刻，梁漱溟与毛泽东却围绕农民工人“九天九地”问题发生了一场至今仍被不断提及的著名论争。到1959年，他却让人“意外”地写作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以下简称《大发挥大表现》）一文，对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绩重新表达了极大的赞赏。梁漱溟对中共从赞叹到质疑，到再次赞赏，其思想转折背后的理路是怎样的？蕴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意涵？

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契合之处，并追溯了契合之处背后的宏观历史脉络，强调了理解两人在表面分歧下更深层次的相通性的重要性（艾恺，2011；沟口雄三，2011；钱理群，2016）。在对梁漱溟50年代思想状况的研究上，贺照田以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阶级问题的论述为中心，将他20—40年代的思想和在50年代的思想转变相联系，讨论了梁漱溟所提供的问题视野对于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贺照田，2011；2012；2013）。吕新雨则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讨论了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论争，并指出毛泽东一直在通过各种设想与实践来破解以“三大差别”为代表的社会分化，尝试克服这一现代性悖论（吕新雨，2007；2013）。

这些研究启示我们：一方面，对梁漱溟50年代思想的考察，应注意到与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实践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应该将梁漱溟50年代思想的曲折性放置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

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本文将以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论争及前后思想变化为中心，将之回置于共和国初期的历史语境与政治经济脉络之中，并结合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状况进行分析梳理，以探索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三、 梁漱溟式反应：曲折与张力

（一）从“不看好”到理解反思

1930年，梁漱溟接办《村治》杂志，他一扫过去几年对中国前途问题看不到出路的苦闷，用确定的语气说道：“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梁漱溟，1930c：13）所谓“西洋把戏”，指“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而“自有立国之道”则指作为建国方案的乡村建设运动。

他认为，一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特征使得中国社会和平散漫，未能形成阶级对立之势，因此中国缺乏复制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或苏联建党建国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因为缺乏团体生活和阶级对立，才导致“武力没有主体”，演为军阀割据，无法实现政治统一；另一方面，“理性早启”使得中国民族的固有精神高于西方，“以低就高易”而“以高就低难”。在他的思路中，中国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培育社会（乡村）自身的力量而形成新社会构造、建设新秩序，以克服国家的分裂。也即，相对于“西洋把戏”，建立统一、稳定的国权、实现中国民族自救的路径唯有乡村建设运动。

基于此，梁漱溟与中共在思想见解上“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梁漱溟，1951a：873），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建成统一、稳定的国权。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梁漱溟尚在重庆北碚。11月末，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相继入川。他看到四野在军事装备和待遇上优于二野，又看到两军在重庆接收物资时发生了彼此争夺的状况，且全国划分了六大军区，颇有割据之势。关于“武力主体”问题及军阀割据再现的忧虑，重新回到梁漱溟的脑海。既有的理论思路，加上这一近距离的观察，再次使得他“信不及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梁漱溟，1977：443）。

不过，这一疑虑却在他1950年4月至9月参观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后打消了，各地的新气象使他震动欣喜。随即，10月他着手写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梁漱溟视角里共产党的成功之处，以及他对这些成功之处的理解和解释。

梁漱溟认为，共产党有三大贡献：一是建立了统一、稳定的国权，二是“引进了团体生活”，三是“透出了人心”。

对于梁漱溟而言，统一、稳定的国权有极大的意义。在讨论中国出路时，他曾说：“二三十年扰攘不宁，国家法律总是无效、社会秩序几时可得安定，今后仍无把握……非经济问题有办法，中国无办法；但非政治有办法，则经济无办法。”（梁漱溟，1933a：412）也即，中国若要寻求到出路，必须以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作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共产党对于“武力”缺乏“主体”问题的贡献在于“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梁漱溟，1951b：336），由此建成了统一、稳定的国家权力，并避免了割据的再次出现。

“团体生活”在梁漱溟的思考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晚清时梁漱溟曾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但辛亥革命后，“一年一年希望幻灭，直由失望而绝望”（梁漱溟，1951b：341）。他认识到，政治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意识，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动机之一即“在乡村下功夫培养中国人的新政治习惯——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1951b：342）。此外，团体生活更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的可能性——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垄断与不平等之弊病，达到经济民主化，并且通过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尽管团体生活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想，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却遭遇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境（梁漱溟，1935b：573）。然而，此次参观使他认识到共产党真正把自己梦寐以求的团体生活引入到了中国。

“人心”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独特概念。他曾说自己一生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可见前者在梁漱溟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异于动物，乃在于人类能够超脱自身的“机械性”并获得“自觉性”。这里的“机械性”指人受自身本能的驱使而“不由自主”；与此相对，“自觉性”意味着人能够超脱单纯的本能，反身认识自己、获得自主性；生命的“自觉”与“自如自主”，意味着“非被动”、主动创造、向上求进步。

梁漱溟谓之为“理性”——不是当下“reason”意义上的“理性”（他用“理智”来指代“reason”意义上的“理性”），而是指超脱生物本能的是非之心与“情理”。在这个意义上，他建构了一个二分法——“身”意味着生物本能和私欲，而“心”（或“人心”）则意味着超脱生物本能的自觉、向上利他的“理性”。他认为，人心虽然“本是超于身而主宰乎身的，但却又容易陷于身中而顿失主宰”，“透出了人心”即指将“心”从“身”的蔽障中超拔出来。

这正是共产党的贡献和成功之处。以东北国营企业工人为例，他认为：首先，中共把“身”的问题安顿好，解除了工人的生活顾虑；其次，在管理民主化的制度与风气下，尊重感有效地激发起工人的觉悟与主动性，这使得工人的“心”可以“从浅近狭小处解放出来”，激发起创造性、向上心，推动了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开展（梁漱溟，1951b：383-410）。他曾被民国时期社会中被动、机械、死气沉沉的普遍氛围所深深困扰，这次参观经验使他被新社会中人们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强烈触动。

随后，他关于共产党何以能够成功建国的认识更加深了一步。1951—1952年，他相继写成《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与《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②两篇长文，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剧烈转变。归结起来，在与中共的关键分歧“阶级”问题上，受到事实与共产党理论的冲击，他开始思考“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阶级分化乃是人类社会的“一般性”，共产党正是以阶级观点把握住了这一般性，同时把握住国际上“正从阶级立场分成两大阵营而决斗”的形势，在阶级斗争的同时进行统一战线的联合工作，“斗而不乱”，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国家权力（梁漱溟，1951a：873-892）。他承认：“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梁漱溟，1952：967）

以上是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思想转变的要点，概括地说，其核心内容是对共产党成功建国经验的思考与对其贡献的体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成功的经验及其意义，梁漱溟之所以给出这样一条解释路径，与他自己在20世纪20—40年代的思想与实践脉络密切相关。共产党实行新民主主义这段时期的发展事实，使他部分吸收了共产党的理论表述，以尝试重新形成一个自洽体系；或者说，他是在自己既有问题意识规定下发展出了对于中共贡献的论述。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按照接受苏联战略性援助的军重工业发展需求而改变新民主主义路线，发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城市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期在农村通过统购统销与互助合作加大提取农业剩余……而对于此时的梁漱溟来说，不大可能及时掌握苏联援助下外资主导的国家资本迅速增长等重大变化等情况，因此他对工业化崛起带来城乡、工农差别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相关质疑。不过这一质疑也并不表明他改变了自己在1950—1952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积极看法。

（二）敏感与疑问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会后周恩来特意嘱咐梁漱溟发言。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会议发言中谈及建国事业的各项计划、如何组织与动员群众等，并延伸出关于农民处境的相关问题（梁漱溟，1953a：3-6），并未引起特别关注。不过，次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未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称他“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意识到遭误解，急欲辨明。9月16日获得发言机会后，他复述了此前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大意及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意，以证明他并不反对总路线，最后申明其本意在于就建国各项事业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不料在9月17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就梁漱溟的历史做了较长时间讲话，批判梁漱溟“一贯反动”（梁漱溟，1953b：12），且毛泽东表示梁漱溟之反对总路线乃是恶意。他意识到遭到毛泽东、周恩来误解之深，但又自信不曾反对总路线，因此在9月18日的发言中“气势甚盛”，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说他有恶意的话（梁漱溟，1953c：14-18）。会场哗然，要求梁漱溟下台，不准再发言。此后，他便致信政协，请假在家，静候处理，但此事之后就再无动静。

要理解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的这场论争，我们不妨先回到梁漱溟的发言本身。梁漱溟9月11日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周恩来的报告。对这份报告他提出了几个疑问，并希望建言献策，也即9月16日他在会议上表示愿意“提供一个建议”，而他9月18日的报告则主要是对历史问题与前几日发言动机的自我辩白。若将“有无雅量”的类似意气之争搁置一旁，可以发现，梁漱溟针对周恩来的报告所提出的疑问，仍然是延续自己先前的问题意识，而这些疑问中真正引起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

从这几篇草稿中我们可以归纳出梁漱溟疑问的以下要点：

梁漱溟先交代了自己发言的动机。他看到建国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因此希望将自己先前对建国运动的两个重要思考提出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梁漱溟，1953c：14-15）。

这两个重要思考，第一个是“统盘计划性”。在1953年9月11日政协会议上，梁漱溟表示，会议中似乎未听到关于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发展状况及计划，是否可以请党告知政协委员以方便参酌和协商。这一点，在他发言结束后，即由周恩来和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作了答复。

第二个是“群众运动性”。梁漱溟认为，“建国”之根本在于通过群众工作培养群众积极性，启发“人心”。他的疑问在于，整体而言，似乎未看到群众工作有相应“充分计划性的安排”，故希望党能够“再注重于此”（梁漱溟，1953a：4-5）。他希望将自己关于社会教育的一篇文章——《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作为建议提出来。

随后则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指出，关于乡村问题的发言，正是从上述群众工作与群众积极性的启发培养这一脉络中引发出来的。他的疑问在于，负责农民动员和教育工作的组织——农会，在土改后逐渐式微，乡村中只有党政干部，导致“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而且量亦不够……总之农民是比较落空的”。他认为，在农民的动员与教育工作上，欠缺相应组织力量，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阻碍了“人心”的透出。进一步，他转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批评工农差距大、城乡关系脱节等问题（梁漱溟，1953a：5-6）。

以上是梁漱溟所提出疑问的主要内容。如果说“统盘计划性”只是事务性的疑问（而且随后就得到了答复），那么梁漱溟带有“质疑”色彩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上述群众运动性问题与乡村问题。要理解这两个疑问，需要回到他的思想与实践脉络中。

首先，在群众工作上，他认为缺乏整体性的组织安排这一点，与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密切相关。上文已述及“人心”“自觉性”在梁漱溟思想中的重要位置，他认为中国革命无法用暴力完成，只能通过培育、建设新的“文化-礼俗-秩序”来完成。这一培育与建设，离不开对人“自觉性”的培养、启发与“人心”的透出，而这正是教育的任务。他为此设想了作为新教育系统的村学、乡学，将教育工作与乡村组织化结合起来，一方面进行民众知识技能教育，另一方面进行精神层面（即“人心”“自觉性”）的培育。他认为只有如此，方能激发民众参与各项建设事业的自觉性、自主性与积极性，将社会改造真正有效地落实到每项工作上（梁漱溟，1931：654-684；1934：528-531；1936a：804；1936b：790；1937d：966；1953d：21-22）。这便是他在1933年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中提出，并在实践中展开探索的教育工作。他晚年曾说这一草案乃是“一生从少壮而中年思索解决中国问题几经曲折转变臻于成熟的具体规划”（梁漱溟，1976：3）。因此，作为对建国问题的重要思考，他愿意提出建议，以贡献于建国事业。

其次是乡村问题。如果说农村中缺乏相应的组织力量、农民生活未被安顿好，是延续上述群众运动性问题而提出的，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为何他由此折入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问题。如果说在1953年大规模工业化开始展开的这一历史时刻，梁漱溟敏锐地感受到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变化，切中了那一时刻的关键历史张力，那么他的敏感来自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在回到他20—40年代的思想和实践脉络之前，应先讨论共和国初年的历史语境。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不仅导致国际地缘战略结构重大改变，也为中国带来了苏联援助的战略性投资，加快了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温铁军等，2013：39）。重工业的发展使人口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1953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增长约36%，城市商品粮消费剧增；与此同时，农村自给性消耗的上升使得公粮和商品粮占比下降，这导致1953年出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紧急状况（温铁军，1999；薄一波，2008：181）。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就粮食供销矛盾加剧问题提出方案。陈云提出“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方案，上报中央。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陈云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随后定名为“统购统销”（薄一波，2008：183-187），10月16日起正式实行。历史地看，这一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保证城市工业人口的商品粮需求，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定价机制有效促进了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

实际上，内向型资本积累演化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恰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显露，并在以后相当长时期难以缓解。在这一宏观背景的基础上，再联系梁漱溟20—40年代的思想脉络，就会理解他质疑的客观性。

梁漱溟晚年吐露，“九天九地”的说法来自友人彭一湖（李渊庭、闫秉华，2011：233）。就像前述重庆解放时二野与四野争抢物资一事带给他的刺激，可以想象，在一个工业化全面展开的时刻，了解到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开始产生差异，对近代以来“百年乡村破坏”状况及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问题高度敏感的梁漱溟来说，很难不引起对往昔局面重现的担忧。

尽管梁漱溟常被视为民国时期“以农立国”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并不承认这一点。③相反，他对于工业化极为重视。④或者说，他素来所敏感的不是工业化，而是资本主义式工业化所导致的畸形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社会弊端。

实际上，对此问题的思考贯穿在梁漱溟的整个思想与实践脉络中。在其关于乡治／乡村建设的思路形成后，他开始在具体的社会层面，从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方面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所造成的弊端——近代西洋人的路“工商业偏攲”，“都市畸形发达”，农业受到桎梏，乡村归于衰落，“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是“人类文化的歧途”。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他注意到虽然当时中国未能成功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但类似弊端却已戕害中国社会。例如，他指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政治、教育上的模仿无不是朝着“侵渔乡村摧抑农业的方向而猛进”（梁漱溟，1930b：222-225），乃至于“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1937b：150-151）。

某种意义上，“自毁与他毁”也是“铁钩”与“豆腐”的另一版本。在20世纪20年代末，“铁钩”主要指官府，而对于更长历史进程而言，则指诸种脱离国情现实，自上而下推进的民族自救运动。

梁漱溟的“由农业引发工业”的工业化方案同样也应放置在“铁钩”与“豆腐”的问题意识下加以审视。在20世纪30年代“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战中，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方案，他认为：第一，从资本角度而言，作为工业后进国的中国必须以农产品出口为基础，换回机器，从而积累资本；第二，从市场角度而言，中国工业品没有在国外求市场的可能，必须以国内为市场，而国内市场主要由占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和寄托于农村之上的大小都市构成，因此必须通过乡村建设、农业改良，培养农民购买力，从而为中国工业培养市场，这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必要条件（梁漱溟，1930b：227-228；1933b：367-368；1935c：630-632；1935a：637-642；1937a：961；1937b：495-515）。他曾专门指出，西方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中，“多数工人遭受无情的排斥，工业的进步在残忍中进行……这其中总有许多人被牺牲……工业化的高度文明，简直都是血换的”。正是基于这一自觉，他才强调，“假若我们也肯随便走那（西方式——笔者注）工业发达之路我们就用不着讲乡村建设、作乡村运动了”（梁漱溟，1937b：549-550）。⑤可以说，该工业化方案与他对中国之为农业国家及缺乏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等国情现实的思考有关，⑥也紧密联系着他对于西方式工业化对乡村抽空和破坏的警惕，以及对一种城乡和工农均衡发展、对“豆腐”伤害较小的新型工业化的设想与探索。⑦

当1953年国家战略朝向城市为载体的军重工业转型之际，他重新获知城乡脱节、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差距等问题时，“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似乎以一个新形式重新显现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新中国实行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是否会让乡村再次陷入被破坏与被剥夺的处境？

1953年的粮食问题及与此紧密相联的工业化问题，同样也是理解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背景。杨奎松指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事实上十分重视农民负担问题。他对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态度变化恰始于1953年“一五”计划实施、工业化大规模展开、粮食需求猛增的时刻。就在此时，梁漱溟公开提出“九天九地”问题，正刺中了毛泽东纠结苦恼的心态，毛泽东的反应之激烈折射出他内心的矛盾（杨奎松，2013；钱理群，2016）。对于毛泽东而言，农民的当前利益和民族国家工业化的长远利益是需要一起考虑的，不应顾此失彼。他正是在这种纠结中对梁漱溟进行了虽然猛烈但充满张力的批评。

首先，毛泽东将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农民生活之差“九天九地”疑问理解为对农民“施仁政”的要求，从而作了“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区分。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毛泽东，1953a：104-106）。

其次，针对农民生活水平问题，毛泽东指出：“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过，他接下来转向了另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毛泽东，1953b：113）。且不讨论梁漱溟的意思是否为“不患寡而患不均”，重点在于，毛泽东这里的话暗示，在农民生活水平确实低于工人的情况下，消解“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张力的办法唯有发展生产。

结合毛泽东当时及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内关于相关问题的论述可知，这里的“发展生产”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推进农业合作化，通过解决所有制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与梁漱溟的“大小仁政”论争发生一两个月后，在与陈伯达和廖鲁言的谈话中，毛泽东专门强调，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毛泽东，1953c：119-120）。我们不难体会到其中包含对梁漱溟的批评意味——梁漱溟的“仁政”仅是“行小惠”，唯有农业合作化方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二是推动农业工业化，通过工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很早就将农业与工业联系起来讨论。1951年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毛泽东特意将其中“大规模的集体经济”改为“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意在强调“大规模的集体经济”与工业以及农业的工业化改造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350）。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毛泽东关于此问题的思考更加清晰。1953年12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发布。此文件指出：“为了发展和改造我国的农业，就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否则就不能出产新式农具和其他农业机器，不能生产大量的化学肥料，因而农业生产就不能迅速增长，……发展工业，以便进一步以新的技术来改造和提高农业，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的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a：719）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九天九地”的批评带有反对当前工业化建设路线的意味，而工业化恰恰正是毛泽东解决“九天九地”问题的根本。他认为“大仁政”与“小仁政”之间尽管存在张力，但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统一起来。将上述内容纳入视野后，毛泽东对该时期党外党内的相关批评就不难理解了。⑧

（三）再理解

1953年那场论争后，梁漱溟很快就反思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的态度。但是，对于1955—1956年针对他开展的思想批判运动，他则直言不讳道：“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梁漱溟，1958：35）。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开展，继续给予他较深的刺激。1956年，在一次政协会议发言的最后，他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威望都一日千里，“令人兴奋感动得落泪”（梁漱溟，1956：31-32）。

1959年初，梁漱溟开始写作《大发挥大表现》。他在这篇长文中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在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尽管资本主义也唤起了人类的巨大创造力，但是主要在于“人身”与“个人”（如生存压力、私有财产等）层面，而社会主义唤起的创造力则更进一层，在于“人心”与“群众”，即所谓“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 ”，由此唤起的创造力将远高于资本主义。此外，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另一个资本主义所缺乏的优势，即一方面“集中领导、统一规划”，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合理规划、分配于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在集中与统一下，能够发扬民主，启发出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从1953年对共产党的疑问到1959年对共产党领导各项建设事业的热烈称赞与喜于言表，笔者认为梁漱溟50年代思想再次转变的原因潜藏在这篇长文中，我们仍需回到具体文本和时代脉络之中，而非仅将其视作“思想改造成功”的另一简单例证。⑨

从《大发挥大表现》一文的核心论点可知，梁漱溟对共产党领导建设事业之所以得法的原因的分析，首先仍基于自己的“人心”理论。我们已经知道，1953年9月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质疑的第一点，即关于启发群众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以更好地参与建国运动，而在《大发挥大表现》中，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得群众能够“透出人心”，启发出自觉性、积极性与创造力这一点再次进行肯定。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抽象比较，更来自数年来他对中共工作方法的体认及对各项具体建设事业的观察。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对于其人的尊重，最足以刺激（感动）人心”，由此激起了劳动者的主动性与组织性（梁漱溟，1961：466-467）。他认为，正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给予群众以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机会，因此他对“种试验田”及鞍钢“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表示了极大赞赏，对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判，并对1957年整风、反官僚主义予以热烈呼应。如果联系1953年政协会议发言中梁漱溟对于中共群众工作的质疑、对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的批评，那么当他在随后几年耳闻目睹中共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路线，看到“人心”、自觉性和积极性得以“透出”，“铁钩的豆腐化”似乎成为可能，组织起来的“豆腐”则重新透出尊严与力量时，他在50年代末所发生的转变就可以理解了。⑩

1953年政协会议上梁漱溟提出的第二点，是对农民未获得较好安顿，工农之间差距拉大、城乡之间开始脱节的批评，而《大发挥大表现》一文中很多重要内容，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首先，他指出农业合作化使得农民形成集体，集中人力完成了诸多建设事业（如水利），并促进农产量上升。他欣喜地看到农民生活在集体化中获得了安顿，对此专门指出：“在工人是要靠工会组织和国家劳保制度来安顿其身的，而在农民则必待其身生活于高级社中方算安顿下来”（梁漱溟，1961：457）。

其次，在论述共产党的“集中领导、统一规划”优势时，他指出这意味着“要大协作、要反对本位主义”，“从整体观念出发”，“全国一盘棋思想”，“相互支援”等（梁漱溟，1961：459）。这似乎是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强调各小单位应服从“国家／全局”的调配指挥，与他1953年在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背景下强调农民利益背道而驰，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他认为“局部”应服从于“整体”，更指出“一切大小单位的利益要求是由其上层更大单位和各方面彼此间去照顾的。非这样，……不能顺成统一规划、集中领导”（梁漱溟，1961：449），即强调“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平衡发展。实际上，这一思考在经验层面的支撑，即来自于他所了解到的“城乡互助、工农结合以发展经济的那些协作和其订立合同彼此支援的具体事例”（梁漱溟，1961：452）。

再者，就工农关系而言，梁漱溟指出，“一般人在今天强调工业化之时不免忽视农业”，“却不晓得同时从另一方农业来促进工业，其效更稳且速。而离开农业以求之，恰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止发展的慢而已，在经济发展上失去比例均衡还必然百病丛生”（梁漱溟，1961：488）。因此，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表示赞赏，并对生产技术上的“土洋结合”表示肯定。对梁漱溟而言，这一方面照顾到实际国情，另一方面，正如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亦“有利于缩小城乡间和工农间的差别”（梁漱溟，1961：489）。

若联系1953年政协会议发言中他对农村因农会式微而缺乏组织力量以教育启发农民、农民生活亦未被安顿好的批评，对城乡开始脱节、工农差距拉大的忧虑，那么当他看到农民并未停留于土改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中，终于一改千年的散漫习惯而形成集体力量，并在集体化中“安顿其身”，当他看到农村服从国家工业化建设全局的同时，国家／全局也倡导实行“城乡互助、工农结合”，当他看到毛泽东实行“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方针，由此可以平衡城乡、工农关系时，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转变，也就可以理解了。11

（四）“铁钩”与“豆腐”的辩证

若将前文所分析的梁漱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次思想转变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铁钩”与“豆腐”这一结构性关系是贯穿前后的潜在线索。

例如，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次认识转变——对中国共产党贡献的体认与钦佩，之所以集中在“引进团体生活”等三个方面，原因在于这些正是他长期致力但一直未能成功解决的问题。他在1950年的参观中观察到，在工厂中，无论工人的工作问题还是生活问题，都得到组织的解决与保障，工人的精神、活力与创造性在相互尊重、畅所欲言的氛围中激发出来；在农村中，组织起来的农民实行生产互助与供销合作，基层组织执行力强，区乡干部对群众认真负责，而群众也参与到团体中去（梁漱溟，1951b：353-364）。当年他在乡建运动中尝试推行的诸多内容，恰恰被共产党实现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所忧虑的“铁钩”有意或无意地伤害“豆腐”的问题，在当时表现出转化的可能性。一方面，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和长期扎根乡土的务实实践而获取政权的人民政府继续推行“群众路线”，并以“工农联盟”为执政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自我要求，意味着“铁钩豆腐化”的可能；另一方面，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同时强调对其主体性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使之“透出人心”，意味着改变此前散漫弱势的状态，实现“豆腐铁钩化”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铁钩”与“豆腐”的可能转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梁漱溟的担忧。

但是，两者之间的张力并未彻底消失。在1953年这一关系中国工业化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对“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的忧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凸显，成为他发出疑问的内在动力。如果把“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理解为“强势者”（政权／师法西方的救国实践／工业化／国家）与“弱势者”（农民／乡土）之间的一对结构性关系，尽管不同历史情境下承担“铁钩”角色的主体充满差异，但就力量对比而言却有相似之处。梁漱溟先是批评阎锡山20世纪20年代的村政实验导致“铁钩”对“豆腐”的可能伤害；而30年代他自己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则意识到乡村建设要想有力量，也将难以避免地带上“铁钩”色彩。区别于一般的旁观，来自乡村建设亲自实践的“难处”与内在张力似乎本有可能使梁漱溟对近代中国历史展开之复杂性与悖论性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在《我们的两大难处》中，尽管梁漱溟面对这一问题确实左右为难12，但他对“难处”的处理最终仍然回到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既定理解内部，并未形成对已有理论框架的突破。也可以说，以其略显宏观和抽象的理论推导把这一复杂问题不无遗憾地放过了。

因此，1953年当“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以“大仁政-小仁政”的新形式再次出现时，一方面，基于对民国时期乡村问题的深切思考，他的发言敏感地切中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等关键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他对这一结构性关系的思考仍内在于之前的认识框架，虽然这一母题再次出现，但梁漱溟并未能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加以认识把握。13

1953年以后几年的经验事实继续给予梁漱溟以较大的冲击，到50年代末，他的理解和解释依然延续着既有的理论进行。在这一再理解与再解释中，包含着他对自己在1953年政协会议上提出疑问的部分回答——包括对于“人心”的启发、农民的安顿、城乡差距的缩小、工农关系的平衡等，使他发现“铁钩”与“豆腐”的问题在现实中动态辩证地展开并发展着，也使他从1953年对中共的质疑再转变为50年代末的赞赏与肯定。

总之，“铁钩”与“豆腐”这一母题在梁漱溟50年代的思想脉络中数次复现，并非说梁漱溟该时期的思想论述可以被还原为这对抽象母题的具体展开，而是说对于他在20年代末酝酿乡村建设思想时就已存在的这对结构性关系，尽管在接下来数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中数次变换形式，我们依然能够较为清晰地辨认出其踪迹。对该结构性关系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对梁漱溟50年代曲折思想的理解。同时由于梁漱溟的思想曲折与5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也能够为我们突破主流历史叙述对国初历史的去脉络化认识，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实践的复杂性提供一个观察视角。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理解，反过来可以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梁漱溟的思想脉络及“铁钩”与“豆腐”的问题的历史意涵。此即下文将展开讨论的内容。

四、 原始积累、乡土回馈与建国之路

（一）农业国的原始积累

前文将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论争放置在1953年粮食问题背景下讨论，实际上我们还应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对这场论争进行再理解。

20世纪20年代，面对工业化道路、城乡工农关系问题，苏共党内也发生了一场围绕“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问题的论争（蔡恺民，1981；吕新雨，2016； Sam Moyo， Praveen Jha， and Paris Yeros，2013）。尽管两场论争发生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但是同一个结构性矛盾在不同历史时空下彼此呼应的历史性反应。该结构性矛盾在于：对于资本绝对稀缺的农业国家而言，当要迈向工业化之路时，必须跨过资本积累关隘；但在无法复制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殖民扩张等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之路径的情况下，只能以本国内的全体劳动者为剩余提取对象进行资本积累；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言，这又以从农民、农业中提取剩余为主（温铁军等，2013：11-14； Terence Byres， 1986）。

在工业落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等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正是如此。论争中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关键分歧之一在于社会主义是否也存在“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而言，无论采取激进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方式，还是温和的“工农联盟”方式，资本积累是无论如何无法绕过的客观阶段，而且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毫无疑问地主要来自对农业、农民的提取。

对于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如陈云所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陈云，1950：97）。无论是1949—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促进城乡交换），还是1953年推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为进行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都只能主要来自农民和农业。而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过渡到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路径，原因之一恰在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在从农民和农业中提取剩余来完成资本积累上陷入了困境。 粮食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以低成本、高效率地从农业剩余提取、服务于资本积累。14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基本上是一个资源禀赋极差的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的压力下，主要通过对本民族进行剥夺的内向型积累方式，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过程”（温铁军，2001）。

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农民和农业承担起资本积累的历史重担似乎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改对布哈林“工农联盟”理论的认同，转而站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立场上，开始实行强制征粮和全盘集体化，背后原因历来聚讼纷纭。吕新雨指出，对这一转变的理解需要考虑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苏联的影响（吕新雨，2016）。同理，中国之所以选择类似道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如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与朝鲜半岛的热战），“保家卫国”对于在近代历史中遭受长期屈辱的中国的政治意义，以及因巨大外部压力而对国家工业能力的强烈需求。

在全球资本主义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竞争格局中，“国家”及其工业能力的重要性与社会主义关于平等的诉求之间形成了内在的深刻张力。这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论争时所必须考虑的。

如果说当年本土的“梁漱溟式反应”从乡村的角度“直白”地表征出这一历史张力，那么当下吕新雨的追问（“这些赋予‘民粹主义’以生气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蓝图中，究竟应该如何安置？”）如何进一步为我们理解中苏社会主义现实历史提供更多启示？如果说斯大林的铁腕工业化所完成的历史使命，是近代“世界竞争格局的产物”，“本身就包含了暴力与残酷”，论证了“现代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内在逻辑”（这些都属于梁漱溟批评的“铁钩”），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理解”这种残酷、牺牲与暴力呢？（吕新雨，2016）

回到中国，赋予梁漱溟以质疑与纠结的“作为社会现实的利益和情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构想中究竟应如何安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由产业资本扩张而演变为“生产过剩”以来“三农”问题浮现、城乡差距拉大、农民重新沦为“豆腐”的时刻，怎样在一个“更深刻和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理解中国农民的“豆腐”命运及其与国家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铁钩”之间的关系，是“梁漱溟式反应”驱使我们追问的问题。

（二）汲取与回流

如上所述，如果说1953年毛泽东、梁漱溟之间的论争是历史张力的表征，那么对梁漱溟50年代后期的思想再转变，自然也需要从不同角度将其回置于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

按照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的叙述，始于1953年的“一五”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带来了相应的后果（如城乡差别等“新的等级制和新型的社会不平等”），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并且“绝大多数代价是中国农民承担的，城市的工业化主要是建筑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由此，“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和政治结果的反应”产生了“毛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在迈斯纳看来，50年代后期的相关政策与制度，核心在于回应苏联模式工业化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其重点之一即缩小城乡差距（迈斯纳，2005：104-117）。从这一角度观察，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中，正包含着通过发展地方工业、农村工业，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更有成效地使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和相互支援”，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政治设想（陈伯达，1958：4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b：223、582、599、609-610）。

在迈斯纳解释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项背景同样应纳入考虑：

首先，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苏联经验中的负面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鉴于苏联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不均衡性，以及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毛泽东说：“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1956：267）因此强调必须要重视农业，并且一定要兼顾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处理好两者间关系。1956年之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工业农业“两条腿走路”与照顾农民利益成为他在此时期的重要关注点。

其次，在资本稀缺的状况下，一方面要维持对重工业的投资，另一方面要为农业、地方与农村小型工业投资，资金短缺是必须克服的问题。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撤资更加剧了资本稀缺的困境。按照温铁军的研究，中国此时仍然维持工业化进程而不中辍，除调动地方积极性、推动地方主导的工业化之外，关键在于动员广大劳动力，以“成规模的劳动集中投入替代资本”，由此产生了“亲劳动”（pro-labor）政策取向（如梁漱溟特别表示赞赏的“鞍钢宪法”）。实际上，这也是当时“豆腐铁钩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群众路线实践的重要背景之一。

尽管历史背景与动力多元而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及工业化建设的思考，以及相应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呈现出强调农民与农业，并积极设想克服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政治意识。工业化固然造成了社会的重新分化和“三大差别”的加大，但如吕新雨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工业化道路不是以此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而是相反，“是以消除城乡差别为诉求的”，“人民公社及其社队企业的试验，工人作为工厂主人的‘鞍钢宪法’，正是‘人民主权’思想的重要体现”，“国家、政党与社会（乡村）的复杂关系”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持续关注的问题，否则一党制自身必然出现“去政治化”的合法性危机，其后果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国家与社会（乡村）的分裂”（吕新雨，2013）。

（三）建国之路的“双重性”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及其主导的工业化对农民和农业既有汲取又有回馈，我们在这里尝试称之为建国之路的“双重性”。一方面，以国家／工业／城市为优先，从农民和农业中提取剩余以服务于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这代表了资源自下往上的“汲取”趋势；另一方面，强调“人民主权”和“工农联盟”，对工农价值充分肯定，并通过促进农村工业化等方式以缩小城乡差距、平衡工农关系，同时对原先以城市为导向的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进行了方向性改变，并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与群众路线，确立劳动者的尊严、主体性及能动性，这代表了资源自上往下的“回流”趋势。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对乡村建设进行更开放的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事实存在的“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正是“双重性”的某种体现。笔者曾在另文中指出：“熟悉乡土脉络及其内在机理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得不通过内向型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进而派生出自上而下高度（过度）组织农民、动员乡村和提取农业的做法，但也充分尊重基层与群众的创造，促进包括教育、医疗等资源通过另外途径向乡村回流”。新中国的建立虽然使乡建派知识分子的乡建实践中止，但却“由于新国家社会广泛参与基础的形成，使得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工作在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新的形式被高效、全面地替代与覆盖，比如全民扫盲、技术推广、水利建设、互助合作和各种实践创新（如赤脚医生、乡村民兵、社队企业等），以及对农民主体地位、妇女解放、尊严劳动等的强调”（潘家恩、温铁军，2016）。易言之，对于“三农”而言，中国独特的“建国之路”并非只有资源外流这一单向过程，“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同时在平行发生，对乡土社会起着“回流”作用。

从另一角度说，虽然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多次发生经济危机，但是“避免了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维持了工业化进程不中断，并未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堕入“发展陷阱”。其根源在于，中国能够依托国内的城乡二元结构，“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维持对于危机成本的承载能力，原因恰在于国家除从乡村汲取资源之外，还对乡土社会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回馈。梁漱溟一直担忧中国会因“外无市场、内无资本”（梁漱溟，1937b：160）而难以展开工业化，而这种“双重性”恰是破解梁漱溟担忧的独特经验所在（温铁军等，2013：15-16）。

也正是因为这种“双重性”，“建国之路”内部才会充满张力。在一定程度上，梁漱溟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张力正是这种“双重性”历史张力的某种体现。与此同时，梁漱溟的思想曲折及其历史意涵启发我们，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革命与乡村建设本来就影响交融、相互转化和覆盖交叉。乡村建设在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条件下时隐时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革命、激进与改良的复杂辩证关系，重建理解近代中国的整体性视野。进一步说，“乡村革命”和“乡村建设”都是面对历史和外部环境诸多限制下的“不得不”——如果说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面对的是乡村不断破坏、激进之中和激进之后的环境，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冷战环境和冷战思维同样也充满着限定性，其所借助的与民国时期看似充满差异的思想资源，也常携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与陷阱。正因如此，两种实践自然就充满探索性和曲折张力，我们的认识也需要更加开放与辩证。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与机制研究”（编号：14ZDA06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庆大学人文社科发展项目“中国乡村治理历史经验与创新实践研究”（编号：2017CDJSK47XK15）、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国家建设与乡土自觉——论五十年代梁漱溟的思想转折”（编号：IASP1610）阶段性成果。论文于2017年11月在第十五届开放时代论坛上宣读，感谢徐俊忠教授、宋少鹏教授的评议及诸位师友的建议。

参考文献：

艾恺，2011，《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薄一波，2008，《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蔡恺民，1981，《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争论》，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期。

陈伯达，1958，《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2册，1986年。

陈云，1950，《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载《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杜赞奇，1996，《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沟口雄三，2011，《另一个“五四”》，载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北京：三联书店。

贺照田，2013，《梁漱溟50年代初与80年代初》，载《浙江社会科学》第9期。

贺照田，2012，《当自信的梁漱溟遭遇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载《开放时代》第12期。

贺照田，2011，《从梁漱溟的视角看现代中国革命》，载《中国图书评论》第6期。

李景汉，1935，《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下）》，载《独立评论》第181期。

李渊庭、闫秉华（编），2011，《梁漱溟年谱》，北京：群言出版社。

梁漱溟，1977，《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梁漱溟，1976，《代序：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载李渊庭、阎秉华（编）：《梁漱溟年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漱溟，1974，《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73，《为孙墨佛先生所存王鸿一自述手稿题识》，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61，《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

梁漱溟，1958，《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56，《1956年政协大会上的发言》，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53a，《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53b，《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53c，《略记9月9日至18日的一段经过》，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53d，《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52，《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我的努力与反省》），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

梁漱溟，1951a，《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

梁漱溟，1951b，《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

梁漱溟，1937a，《略述乡村建设运动要旨》，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7b，《乡村建设理论》，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

梁漱溟，1937c，《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初编》，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7d，《中国今日需要哪一种教育》，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7e，《中国经济建设的路线》，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6a，《乡村工作人员修养法》，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6b，《中国民众的组织问题》，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5a，《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5b，《我们的两大难处——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研究院讲演》，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

梁漱溟，1935c，《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三大问题》，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4，《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3a，《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之特殊困难》，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3b，《乡村建设理论提纲》，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1，《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读〈丹麦民众学校与农村〉》，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7卷。

梁漱溟，1930a，《敢告今日之言地方自治者》，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0b，《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30c，《主编本刊之自白》，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5卷。

梁漱溟，1929，《北游所见记略》，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4卷。

吕新雨，2016，《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以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为视角的历史考察》，载《开放时代》第5期。

吕新雨，2013，《一党制与人民主权的锻造——梁漱溟论革命党和政党》，载《文化纵横》第5期。

吕新雨，2007，《乡村建设、民族国家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纲要》，载黄平（编）：《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北京：三联书店。

毛泽东，1956，《论十大关系》，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毛泽东，1955，《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泽东，1953a，《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与今后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泽东，1953b，《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

毛泽东，1953c，《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

莫里斯·迈斯纳，2005，《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潘家恩、温铁军，2016，《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载《开放时代》第4期。

钱理群，2016，《1953—1974年间的梁漱溟》，载钱理群：《岁月沧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第二版），未刊稿。

温铁军等，2013，《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

温铁军，2001，《百年中国一波四折》，载《读书》第3期。

温铁军，1999，《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载《读书》第12期。

杨奎松，2013，《从“小仁政”到“大仁政”：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载《开放时代》第6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3，《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a，《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b，《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

Sam Moyo， Praveen Jha and Paris Yeros， 2013，“The Classical Agrarian Question： Myth， Realityand Relevance Today，”Agrarian South： 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 2（1）， pp. 93-119.

Terence Byres，1986， “The Agrarian Question， Forms of Capitalist Agrarian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An Essay with Reference to Asia，” Social Scientist 14（11/12）， pp. 3-67.

【注释】

①20世纪30年代初，梁漱溟也通过对当时盛行的“地方自治”的批评提出了类似忧虑：“借着自治二字，就可以横征暴敛无所不为么？……诸公知道，自清季到民国历次举办新政，三十余年间无一次不是欺骗农民，农民听到新法新政就厌嫌头痛么？”（梁漱溟，1930a：243-244）沿着这一思路，他认为，清朝崩溃的原因就在于“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而过于用力”，也即无力承担现代国家建设的高昂成本（吕新雨，2007：98-99）。笔者认为，这一分析与杜赞奇对民国时期地方政权内卷化问题的讨论可以对照起来看（杜赞奇，1996）。

②这篇文章写成后并未发表，至1987年首次发表时，标题改为《我的努力与反省》。

③“中国一定要工业化，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是在要走哪一条路达到工业化。……恐怕有人会说我们是重农主义者。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并且我们觉得如果去讨论重农重工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冤枉的讨论，不应当有的讨论，我们决不想去参加这个讨论。”（梁漱溟，1937e：985）

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次演讲中，梁漱溟强调，“中国民族的能否复兴再起，中国社会的能否繁荣进步，定规要看中国社会能否工业化”（梁漱溟，1935a：638）。同时他亦认识到重工业对于工业全局发展的重要性（梁漱溟，1937e：994）。

⑤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也深刻意识到，他所提出的这一工业化方案，“整个的打算从头到尾皆以多数人为重，结果怕是受多数人之累！”（梁漱溟，1937b：550）。若将此处的“多数人”与1953年的“仁政”大小之辩放在一起，我们不难体会到其中的深长意味。

⑥中国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他认为乃是“主观的梦想”；而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的路，虽有经济层面的合理性，但四分五裂的政治状况使得这条路同样不可能（梁漱溟，1935a：637-638）。

⑦梁漱溟对这种“另类”工业化已经做过一些具体设想，比如“工业向乡村分散，农业工业相结合，都市乡村化，乡村都市化”，以克服“人才钱财充于都市，而乡村衰蔽无人问”的状况；在论述乡村建设运动所致力的新社会时，他也提出，“农业与工业相结合，而非相分离，二者为自然均衡地发展而无欹轻欹重。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不相乖离而相调和”（梁漱溟，1937b：511-514；1937c：1052）。

⑧除1953年毛泽东对梁漱溟这一党外人士的批评外，1955年还对党内的邓子恢进行批评，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同一问题的延伸和呼应。邓子恢认为当时农业合作化步伐过快，主张“反冒进”；而毛泽东则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出发，批评道：“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毛泽东，1955：168、181-183）。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迫切需求或者“大仁政”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规定性，构成了毛泽东坚持批评“反冒进”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批评邓子恢为“小脚女人”，与批评梁漱溟为“小仁政”，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

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因针对他的思想批判和政治压力，放弃了原先的思考而“服软”。不过，稍微熟悉梁漱溟的思想品格，再阅读梁漱溟50年代遭受批判后的文章与会议发言即可知，这一说法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力。我们不妨参看梁漱溟1973年在纪念早逝的乡建同道王鸿一的一篇小文中所表露的心迹：“四十余年来，世局丕变，实历史发展所应有。从一方面来说，似为先生所不及料，而另一方面恰恰妙符先生均平之要求。先生今若在世，必将不胜其诧讶，卒又不胜其快慰者。当彼时，愚在悼文内亦曾有拒斥共产党之语，同为错误……鸿一先生有知，从其好善服善之心，必然服输。愚幸以八十之年躬逢盛世，时时在学习改造之中”（梁漱溟，1973：240）。意味深长之处在于，此文写作于1973年8月，正是他卷入“批林批孔”风波（始于1973年11月）、自陈“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974年9月）之前（梁漱溟，1974：318）。

⑩正如定县实验的重要参与者、社会学家李景汉在1935年对“铁钩”与“豆腐”这一比喻的呼应：“但凡到过北方的人们，大概都见过，若普通的软豆腐一变而为冻豆腐时，则其坚硬有如铁石。此时铁钩要帮豆腐的忙，不但不能钩碎而致有负好意，而且铁与冰二者恰好合作，未有不提得牢牢固固者。本来用软豆腐变成冻豆腐，豆腐的原料毫未改变，只是加了一股冷气。这股冷气就是一股劲儿，一种力量，就是团体的组织力。……全国宜在确定的目标之下，一致向这方面努力，以最基本的教育与训练来促成民众的组织力，使有共同建设的意识，民族自觉自信的精神，国家的观念，合作的技术，团结的习惯。”（李景汉，1935：14）

11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并未看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背后的诸多问题，这是因为他的参考材料与信息来源主要是当时的党报以及政协文件。因此，梁漱溟在这篇文献中的热烈呼应背后，更多是对毛泽东在此方面的政治设想的认同。

12梁漱溟左右为难的心态，明显地表现在对“难处”这个词的选择使用上。他说“你所苦心焦思地在那里干的，照这样干下去，明明做不到，非失败不可的；这不是危机吗？可是现在我们不说是矛盾，也不说是危机，而只是轻轻地说是两大难处。……我再三想，左右想，想了半天，只好说是两大难处”（梁漱溟，1935b：576）。

13延伸说去，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锋点上，我们也可以窥见两人在思考上的差异。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果说工业化和现代国家建设的成本只能主要地来自国内农民的贡献／牺牲，那么“铁钩”与“豆腐”必然意味着一个结构性困局：“铁钩”的增强依赖于“豆腐”的贡献，或者说，“救国”与“救民”之间并非贴合无间。毛泽东把握住了其中的辩证性，即承认两者的张力并区分主次，从而提出“大仁政-小仁政”论，在后者服从前者的基础上同时兼顾两者，尝试在冲突之中求得两者统一。梁漱溟似乎并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冲突性。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个值得思考的特点在于，他认定此方案可以同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多个方面，例如既可以“救国”又可以“救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够理解在1953年9月政协会议的发言中，梁漱溟所说的“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既可以解决农业问题又可以同时解决工业问题，既能让乡村繁荣又可以让都市发展，以至于他曾自叹，似乎上天把中国自救的其他路都堵塞了，只恰恰留下这一条“最合理想”的路，而正是他发现了这一道路——“这真是天造地设，再巧没有了！”（梁漱溟，1937b：515）。这一感叹（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使命感）也许正是理论与认知的简单化所带来的反应。也即，似乎梁漱溟是以自己的理论建构了一个能将两者统一起来的方案，由此弥合了实际存在（而他并未认识到）的张力。

14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是一种资本浅化的经济类型。小农经济呈现为生产与消费高度内部化的小型综合经济体，农村手工业产品对城市工业品形成较高替代。因此，政府虽在1951—1952年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以促进工业品下乡，但仍出现了农村收入增加多、支出增加少的趋势。这表明城市工业品难以打开农村市场，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难以进行。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所遭遇的内在困境，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推出的历史背景（温铁军等，未刊稿）。

【作者简介】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Pan Jiae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张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Zhang Zhe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温铁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Wen Tiejun，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南方来信：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

李广益

【内容提要】 本文追溯了主要以拉丁化国语为文学语言的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尤其是以《南方来信》为代表的反帝爱国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政治语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巨大反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越南现代文学以至“全球南方文学”中译的兴盛和沉寂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意涵，表征着中国的世界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变迁。这种译介一方面受到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动地影响着中国对于异国和世界的认知乃至立场。在中国深入参与世界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接续和发展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文学文化交流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

【关键词】 越南,现代文学,《南方来信》,翻译

一、越南现代文学的诞生与中越文学关系的新纪元

堪怜世上人，梦里度光阴。夭寿穷通判，都关一点心。既无登仙意，营营求名利。日夜逐纷华，费尽三寸气。欺人人恒欺，伤人亦伤己。为人第一宜讲求，正直道德与仁义。世风日下心不古，事事皆思己有益。心机耗尽不遑恤，名利到手而已矣。所谓人子孝亲今有几？人臣忠君今有几？骨肉视如秦越人，结纳更难得知己。同室有异心，一片怀私意。人不我轧我倾人，千秋万古伊胡底？如此世界为人难，难难难难难又难。既得杖头有馀钱，沽酒且学醉中仙，尚可安常守分度馀年。①

1869年仲夏，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张德彝在巴黎坠马受伤，经治疗后独自乘船回国。9月23日，船过印度洋，风平浪静，晴空万里。英国人贺乐“持西贡新闻纸一张，系英法文，无汉字”，谙熟英文的张德彝索报一阅，见“内有安南著名大夫诗一章，语有可采”，于是信笔译出。

张德彝译此诗，原是旅途寂寞时的消遣，自己不以为意，收入日记稿本《再述奇》后也少有后人问津。这首“安南大夫诗”，直到近年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被认为是早期外国诗中译的重要作品。②但这首译诗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开风气之先，还在于它标志着中越文学关系的转型。越南虽早在五代十国时期便脱离中国而独立，文化上却以儒学为正统，士大夫皆熟读儒家经典，通晓汉诗汉文，并用文言写作。③尽管脱胎于汉文的喃文写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不登大雅之堂，更没有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因此，中越两国虽然言谈不通，文学上却无需译介，可以借助汉文这种文化世界语（cultural esperanto）自如交流。张德彝读到的诗作，极有可能原以汉文写成。然而，他看到的并不是汉文，而是西方国家的文字，这也直接影响到了翻译的效果。“语有可采”大抵是讽世劝善的“意有可采”，修辞上实在乏善可陈。究其根由，恐怕是因为汉文的考究已经在西文的自由体翻译中丧失殆尽。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翻译，堪称现代中越关系的隐喻。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形式的东亚世界体系所界定的宗藩关系，受西方殖民势力坚船利炮的冲击而逐渐瓦解。其后果是，中越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屈服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被纳入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化上也不得不接受西方的中介。

这种中介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文学语言。早在17世纪，以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得（Alexandre de Rhodes）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便在越南语语音研究的基础上创制了拉丁化的越南国语。这种以传教为旨归的拉丁化国语遭到越南士人的鄙夷，直到19世纪上半叶也没有被接受。但在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并强制推行法语和拉丁化国语后，越南民族知识分子发现，易学易记的拉丁化国语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宣传抗法救国的革命主张很有帮助，是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遂转而积极推广拉丁化国语。④鼓吹言文一致以利新民救国的思想，在20世纪初的越南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汉字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几经周折最终失败，一大原因是中国知识界不愿因此割裂民族文化与古典传统。⑤后者一方面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却又是内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诉求所要捍卫的对象。而在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和越南民族主义者虽然尖锐对立，双方在削弱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这方面却是一致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民族主义者顺水推舟，于是西方人创制的拉丁化国语成功地取代了汉文、喃文，成为越南最主要的文学和文化语言以及现代越南思想的载体。

因此，尽管越南现代文学的外延可以广至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越南人用汉文、喃文、法文、拉丁化国语以及其他语言文字所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但其核心毫无疑问应该是迟至20世纪初才兴起的拉丁化国语文学。这类作品字面上对于非越南人而言的不可理解（inaccessibility），凸显了其民族文学属性；而在内容上，它们也深刻地反映并推动了越南民族意识的成长，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石。张德彝的译诗，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真正意义上的越南现代文学在进入中国的文学文化语境时，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必然以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为背景，并广涉支配这一体系运动变化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在世界各地激起的不满和反抗。中越文学关系的演进，也需要置入这样的背景中去理解。

二、从无人问津到繁盛一时：20世纪前期和中叶的越南现代文学中译

张德彝之后，越南文学中译沉寂了大半个世纪，进一步表明他的译诗之举乃属偶然。“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除了杂志上仅有的一两次另星介绍外，竟连一本越南文学作品也没有翻译。”⑥学者李长傅曾撰《安南文学漫话》一文，对越南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越南现代文学各文类的成就，以及越南的图书报刊出版状况，都有扼要评述。他敏锐地观察到诗歌在越南现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安南是个诗国，作家读者很爱好的诗是讽刺诗。安南人对于某种事物不满，多好用诗表露出来。这种作品，在书店并不多，但是在新闻纸上触目皆是。”⑦不过，李长傅是研究南洋史地、华侨史的历史地理学家，只是因为取道越南回国时与越南文学界人士来往甚欢，才偶然涉足文学领域。那么，中国的文学界，特别是注重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左翼文坛，何以对饱受殖民奴役的近邻越南不置一词呢？究其根由，刚起步的拉丁化国语文学不够成熟，中国又缺乏通晓这种新生语文的人才，或许是重要原因。但我们如果放眼1949年以前亚非文学翻译的总体状况，就会发现，除了日本、印度、伊朗、朝鲜等少数例外，大部分亚非国家文学的译介都是空白。由《小说月报》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限于波兰、捷克、芬兰、塞尔维亚、犹太等民族文学可见，我们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仍然囿于欧洲一隅。

新中国的建立，使越南在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1949年7月，郭沫若在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总报告中表示：“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⑧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一方面要广泛引介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学文化领域的政治诉求。随着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和1958年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中国的亚非拉文学翻译蓬勃发展。这方面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国家组织和引导，侧重各国文学中以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自由、歌颂祖国为主题的作品。其中，越南文学的译介成绩尤为突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文艺报》《译文》等报刊就开始关注越南文学动态，《人民文学》和《译文》分别刊登了素友和阮宜的作品。总体上看，除开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和文学论文集《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在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翻译出版的越南现代文学作品多达67部单行本和若干篇零星刊载于文学刊物的译作，其规模超过了积淀深厚的日本文学译介，跃居亚洲第一。从无到有，迅速成为翘楚，可以说越南文学翻译的剧增是一个突出现象。

这一时期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可以基于如下五个特征去把握：

其一，有代表性的作家得到引介。有作品被译成中文的作家，既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阮公欢、20世纪30年代就蜚声越南文坛的阮辉想等老一辈作家，也有阮庭诗、武辉心、阮文俸、元玉等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坛新人，以及素友、制兰园等在越南家喻户晓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多在越南文艺协会1951年—1952年度和1954年—1955年度的两次评奖中获奖，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几十年后再次获得胡志明文学艺术奖，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证明这些作家在越南现代文学领域的历史地位。

其二，体裁多种多样。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涵盖各种体裁，如《矿区》《水牛》《决堤》等长篇小说，《西北的故事》《面包树》等短篇小说集，《我的故乡》《阳光与土壤》等诗集，《清香战役》《战斗的越南少年》等报告文学，《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记》《南方来信》等散文作品，以及《瑞卿与周俊》《和大姐》等剧作。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越南文学欣欣向荣的全景。⑨

其三，纪实性作品较多。越南人民在抗法、抗日、抗美救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一方面是越南作家们的创作重心，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在译介越南文学时优先考虑的主题。中越双方都有意识地运用文学作品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鼓舞其参与军事斗争或生产建设，因而平实明快、意旨鲜明的纪实作品最受青睐。《高谅纪事》《奠边府战役回忆录》《越南南方解放军胜利纪实》……这些作品的内容可谓一目了然。在这一时期被翻译的越南文学作品中，纪实作品多达24部，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四，重要报刊和出版社的参与。出版过越南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0部）、中国青年出版社（3部）、少年儿童出版社（4部）、作家出版社（29部）等国家级出版社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12部）等一些地方上的重要出版社。陆续刊载越南文学译文和评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世界文学》《文汇报》《戏剧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同样堪称阵容鼎盛。

其五，著名文学家的参与。在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中，不乏译笔不辍、著作等身的翻译大师，但由于通晓越南语（即拉丁化国语）者甚少，这一时期的越南文学翻译队伍中少见文坛名宿。尽管如此，很多文学家还是热心地参与了和越南文学界的交流，巴金等作家还曾远赴越南参访。他们给一些越南文学译作题写的序言，使其增色不少。如萧三在阅读了素友的诗作并在河内与素友交流后写道：“他的诗的语言有刚毅和温柔两个因素（这又是中部民歌语言的特色），而且二者结合得很好。所以说，他的诗在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语言很美，能打动千百人的心。”⑩应该说，这对于素友诗作艺术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由此可见，“十七年时期”的越南现代文学翻译乃是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者秉承国家意志，以很高规格和极大热情去勉力承担的一项文化工程。他们的努力，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人民的第三世界视野，在文化界和社会舆论中营造出同仇敌忾、支援越南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氛围，为中国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参与国际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不过，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译介，也必然存在种种缺憾。其一是题材有所偏颇，集中于战争和1945年“八月革命”后的文学创作。事实上，除了《金云翘传》等古典文学作品外，20世纪上半叶的越南文学在反映殖民统治下的城乡社会变迁、民众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境遇等方面颇有建树，一些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中的杰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类作品至今仍少有中译。吴必素的名著《熄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译者就在着手翻译，但直到1996年才出版，这番延宕很可能与译介工作的偏于一端有关。其二是对译介作品少有高质量的文学批评，以称颂为主，有时过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狱中日记”诗钞》的评介——虽非译作，却有代表意义。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胡志明因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1943年被中国国民党政府辗转关押于广西多处监狱。他在狱中用汉文写下的一百首旧体诗，后来辑选为“诗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并很快得到评论家的推崇。平心而论，这些诗作虽然展现了胡志明豪迈乐观的胸襟和坚贞不屈的斗志，具有史料价值，但大部分相当粗浅平淡。即以其中为数不多的佳作而论，郭沫若所言“把它们杂在唐宋人的诗集里，恐怕也不容易辨出”，也有些牵强。11

三、《南方来信》的译介、传播及其意义

在越南现代文学的中译史乃至整个中越文化交流史上，《南方来信》都堪称一座丰碑。这部作品拥有庞大的发行量和众多的读者，并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长存于数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越南在文化输出方面最为成功的事例。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语境中，追溯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历史意义。

《南方来信》原名《祖国来信》，由抗美战争期间越南南方人民写给北方亲人和朋友的信件汇集整理而成。这些信有的控诉了美军和南越政权的暴行，有的描述了南越人民在城市和乡村奋起反抗的事迹，更多的是表达了对亲人和朋友的绵绵牵挂，对美好往昔的怀念，以及对幸福未来的憧憬。这部作品出版后，在越南北方引起了轰动。1964年1月，越南外文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6月又推出了第二集。这个未标译者姓名的中译本，显然是越南官方外宣工作的成果，而书名由《祖国来信》改成《南方来信》，固然是为了适合中国读者，却也显得意味深长：既是从越南南方寄到北方的信函，也是在中国的“国境之南”写给北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期盼中国人民给予同情和支持的书简。

这些来自南方的信最终送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1964年5月和7月，中国的作家出版社在越南外文出版社版本的基础上，将《南方来信》第一、第二集重新排印出版，印数分别达到30万册和50万册。196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从两集《南方来信》中选出23封信，添加了一些方便阅读的标题、注解、注音、插图后，编成《南方来信选（农村版）》，印数亦达30万册之巨。在《南方来信》大量印行的同时，文学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推介。伯龄称这些信件为“革命的颂歌，战斗的乐章，闪烁着革命理想的诗篇”。12叶廷芳认为，《南方来信》“远远超越了一般家信的范围，而成为宝贵的革命文献，不朽的英雄史诗”。13

中国文学界对《南方来信》的热情，还表现在创作层面的回应。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人民文学》1964年第6期发表了组诗《南越英雄赞——读〈南方来信〉》，将阅读《南方来信》的体会融入了自己的诗情：“读着字句心悲愤，自己就像收信人。／心头嘣嘣敲战鼓，耳边声声听控诉。／眼中不禁泪涔涔，就像你心碰我心。”14类似的诗作在《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刊物均有出现。赵朴初则写下一首《江城子》：“南方来信送春雷，血花飞，汗珠挥。火海刀山，争赴视如归。到处铜墙和铁壁，千百万，阮文追。”15韩北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报道《〈南方来信〉的收信人》，最终衍生为《南方来信的收信人》这部记载袁鹰、杜宣、束为、西虹等中国作家访越见闻的散文集。

但最为热烈的回应，却来自文学之外的领域。《南方来信》出版后，总政文工团很快便排演了由莎色、傅铎、马融、李其煌编剧的同名话剧，一炮打响。1964年10月，应邀前来北京参加国庆15周年庆典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观看了话剧《南方来信》，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自此之后，《南方来信》热演不衰，总政文工团还按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为中央领导举行了专场演出。1965年春，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总政文工团版《南方来信》改编成电影，时任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团长的傅铎率队赴越南体验生活，后因“文革”爆发而不了了之。16与此同时，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集体编剧的《南方来信》，以及涵盖京剧、越剧、昆曲、川剧、粤剧、评剧、曲剧、芗剧、秦剧、楚剧、彩调等各个剧种的全国各地数十家高水平剧团改编或自编的《南方来信》，纷纷上演。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上海市儿童艺术剧院等团体以原著为基础，演出了朗诵剧《第三颗手榴弹》《阮八姐》《胡伯伯的孩子》等剧目；北京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广播电台播讲了《第三颗手榴弹》；中国铁路文工团在北京电视台演出了一场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斗争的歌唱、朗诵、曲艺晚会；各地文艺团体更是纷纷创作和排练声援越南的小话剧、活报剧、街头剧以及歌曲、曲艺节目。17

在电视远未普及的时代，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乃至语言不通的外籍人士也能欣赏自如的戏剧，就是传播能力最强的文艺形式。被搬上舞台的《南方来信》，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充分表达了作为“收信人”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与之同仇敌忾的强烈意愿和丰沛情感，不仅感动了大江南北的中国观众，也让观看了表演的越南来宾感慨万千。不仅范文同总理情不自禁，两位来华进修的越南留学生在看了京剧《南方来信》和评剧《南方烈火》之后也表示，每当看到中国文艺工作者用各种形式表现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时，他们“都感到无比的亲切，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话剧《南方来信》不仅风靡中国，还流传到了越南南方，引来一封新的“南方来信”：“我们决心早日把美国强盗赶出越南南方，创造条件，使我们能有机会亲眼看到张梦棣同志扮演的阿霞。”18藉由戏剧改编，《南方来信》在中国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回流”越南，使单向传播变成双向的互动和交流，为译介工作的巨大成功增添了新的注脚。

除戏剧之外，《南方来信》还被改编成木刻组画和连环画，同样精彩纷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连环画出版社分别于2007年和2013年再版了《南方来信》连环画的两个不同版本，可见其艺术生命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越战的硝烟已经散尽，当年洛阳纸贵的《南方来信》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得更加分明。这部作品最主要的功用和最突出的贡献，无疑是政治教育。从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到1965年4月中国决定全面援助越南，中国国内抨击美国霸权行径、支持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呼声渐趋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战火纷飞的越南，真切地反映了敌人之凶残暴虐、人民之英勇不屈的文艺作品，显然比直陈立场的社论式宣讲更为震撼人心，更能凝聚整个国家的意志。1964年—1965年是中国译介越南现代文学的高峰，仅在1965年就出版了23部越南文学作品，其中小说集《南方风暴》、诗集《英雄的天空和海洋》、报告文学集《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回忆录《像他那样生活》以及《在十七度线上》等电影都得到了评论界热情洋溢的介绍。《南方来信》的卓异之处在于，它不仅在刚刚译介到中国时迅速走红，而且长盛不衰，甚至在动荡不安的“文革”年代成为唯一一部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这自然和抗美援越这一屹立不倒的“政治正确”密切相关。作家张贤亮在小说《习惯死亡》（1989年）中，如是记述主人公在海外与越南人相遇时的心底波澜：

“你是从哪儿来的？”

“越南。”

“哦，越南。”你展开一丝宿命的微笑，“那么说，是‘同志加兄弟’了。”

“什么？”

她居然不懂这一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表示对越南人民情谊的语言！那时，即使在劳改队，一提起“越南”，每个劳改犯人的意识都会马上进入“胡志明小道”；那时，全中国亿万人可看的翻译文学作品仅仅是一本越南的《南方来信》；那时，连中国的劳改犯都有义务“支援越南抗美战争”。越南！越南！19

诚如其言，《南方来信》在中国的文化政教机制中发挥了持久的作用。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比1936年出生的张贤亮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南方来信》是他们的国际政治启蒙读物，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第三世界想象，融入其政治意识甚至政治无意识。不过，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南方来信》对一代中国人的启蒙，并不仅仅在政治层面。这些书信既充斥着惊心动魄的战争叙事，也不乏温柔缱绻的爱情抒发，更有“带着蕉风椰雨味道”、引人入胜的异国风情描写，在与中国读者的革命战争记忆若合符节的同时，又填补了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留下的空白。20即便是在中越关系叠遭变故之后，众多中国读者受《南方来信》影响而产生的越南情结亦不曾磨灭，指引着他们一路向南。21

四、岭外音书断：越南现代文学中译复归沉寂及相关思考

越南现代文学中译的热潮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国内政治局势的波动以及中苏、中美关系的变化，使得“文革”期间只有寥寥数本越南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越南实现统一后，中越两国龃龉渐深，终至兵戎相见。虽然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正常化，但因为种种原因，1973年《越南短篇小说集》出版后数十年间，除《熄灯》外中国竟再也没有出版过越南现代文学作品中译的单行本，刊载于文学期刊或收入作品选集的单篇译文也屈指可数。

纵观一百多年来（如以完整译本出现为起始，则不到一百年）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同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和越南并肩作战、同声相应时，原本不受重视的越南文学被赋予友好交往和政治教育的使命，迅速得到大量译介，进而在整个文艺领域如日中天。而当两国关系因冷战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步入低谷时，越南文学也随之被打入冷宫，翻译几乎中止，甚至连越南文学界的动态都少有人关注。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已有的越南文学中译只是政治的附庸，固然有开拓视野、形塑世界观的政教之功，但缺乏对“文学本体”的考量。应该说，如果不考虑《南方来信》等少数例外，这种感觉并不纯然是错觉。

然而，尽管中越两国在1990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政治并未远离两国的文化交往，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著名学者钱理群曾经回忆，当他和陈平原、黄子平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后，其导师王瑶曾经对他提出严肃的批评：“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22钱理群本人虚心接受了这个批评，然而王瑶的批评所折射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整个中国文学文化转型过程的畸形和自蔽，却延续至今。新中国早期的世界文学译介，唯国家的政治指令是瞻，重政治立场而轻文学水准，在西方文学译介上的投入明显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却又在回归文学本身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涵盖学院、媒体、大众的倾向，在臧否取舍世界文学时，以西方文学的形式、内容及其业界判断为标准，忽略第三世界文学或南方文学尤其是其中未获西方关注和认可的部分，无视这些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及其包含的经验事实、情感心态和价值取向。23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样深刻的政治，只不过因为“艺术”和“市场”的包装而远为隐晦。

最近，越南作家保宁的名著《战争哀歌》即将由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版。《战争哀歌》这部以反战为主题的小说，自1991年出版后在越南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多次获奖，相信阅读其中文版将使我们更深地理解这个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饱受战火摧残的邻国。24然而，《战争哀歌》得到译介，并非直接出自中国自身的文化需要，而首先是因为它在国际上（准确地说是西方世界）获得了认可。一部在中国的重要邻国享誉二十多年、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学名著，我们竟几乎一无所知，这恐怕不仅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视野的缺失，也体现了整个文学领域与时代的脱节——既无力用创作描绘变动中国的全貌，又不能以翻译呈现完整的世界图景。所幸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冷战后中国一度倾心的那种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根本上是不义也不可持续的。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本文所回顾的越南现代文学中译史才有可能作为“短二十世纪”的文化遗产被重新发现，让我们想起，中国曾经有过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文化政治实践，曾经和今天时常被简单视为生意伙伴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进而言之，我们必须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恢复对包含越南在内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文学文化的关注和思考——这是超越民族主义的心态和逻辑，也是真正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平台创新发展项目（批准号：2017CDJSK47PT28）和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批准号：106112017CDJXY470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张德彝：《欧美环游记》，载林鍼、斌椿、志刚、张德彝：《西海纪游草·乘槎笔记·诗二种·初使泰西记·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08—809页。

②连燕堂认为，“安南大夫诗”或许是第一首由中国人独立翻译的外国诗歌。此说法似不确，因为张德彝在此之前已经陆续翻译了多首外国诗作以及民谣、童谣。参见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4—66页；邓庆周：《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60—64、124页。

③ “直至上世纪末，纯粹的越南散文可以说还不存在。整整八个世纪，在我们作家的创作中，实际上以中国文言写成的正统文学占据优势。散文家和诗人，为了崇敬中国，都情愿采用中国的各种文体，从古文论说的章法和规矩复杂的韵文——汉赋，一直到韵律丰富的唐诗，全面承袭。”参见邓台梅：《越南文学发展概述》，黄轶球译，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64年第4期，第11页。

④参见于在照：《越南文学史》，世界图书出版广州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67—270页。

⑤夏衍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四千年文字记录的文明古国，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类书、传奇、小说，古籍渺如烟海，废止了汉字之后，试问如何对待这笔精神遗产？能把它们都译成拉丁拼音字么？即使译了出来，在乡音未改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看懂？”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0页。关于汉字拉丁化运动，参见湛晓白：《拼写方言：民国时期汉字拉丁化运动与国语运动之离合》，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1期，第164—179页。

⑥季羡林、刘振瀛：《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9年第2期，第153页。

⑦李长傅：《安南文学漫话》，载《求是月刊》第1卷第6号（1944年），第18页。

⑧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转引自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⑨参见［越］武辉心：《矿区》，黄敏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越］阮文俸：《水牛》，曾文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越］阮庭诗：《决堤》，岱学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越］苏怀：《西北的故事》，张钧、黄永鉴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越］阮公欢等：《面包树》，马祖毅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越］素友、阮庭诗等：《我的故乡》，松柳、颜保等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越］制兰园：《阳光与土壤》，黄永鉴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越］阮克庶：《清香战役》，朱礼、黄宏才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越］凯环等：《战斗的越南少年》，李翔译，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65年版；［越］润武：《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记》，苏铁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南方来信》，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越］阮祥忍：《瑞卿与周俊》，林荫、兰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越］学菲：《和大姐》，王勇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

⑩萧三：《序言》，载［越］素友：《素友诗集》，颜保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页。

11郭沫若：《“现代诗中应有铁”：〈“狱中日记”诗钞〉读后感》，载《文艺报》1960年第15—16期，第33页。

12伯龄：《革命的颂歌  战斗的乐章——读〈南方来信〉》，载《山花》1964年第10期，第94页。

13叶廷芳：《〈南方来信〉第二集》，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6期，第98页。

14臧克家：《南越英雄赞——读〈南方来信〉》，载《人民文学》1964年第6期，第20页。

15《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16陈晓光：《因为话剧〈南方来信〉  他让江青整惨了》，载《北京电视报·人物周刊》第40期。

17黄：《各地纷纷上演〈南方来信〉》，载《戏剧报》1964年第Z1期，第58页；佚名：《各地纷纷上演〈南方来信〉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载《戏剧报》1965年第3期，第25页。

18武玉琏、成登庆：《充满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演出——看京剧〈南方来信〉和评剧〈南方烈火〉》，载《戏剧报》1965年第4期，第6页。

19张贤亮：《习惯死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20江帆：《〈南方来信〉——50年前的一场译介盛事》，载《东方翻译》2014年第4期，第54—55页。

21参见周伟强：《越南越美》，载《发现》2007年第8期，第58—60页；杨奉达：《越南河内：似曾相识的纯厚感觉》，载《招商周刊》2006年第4期，第76—78页。

22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48页。

23滕威在论述拉美文学汉译时亦指出：“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对于革命、历史、现实的书写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多样性的表达不被允许。80年代似乎审美繁荣，文学面貌趋于多元，但渐渐告别了革命与社会承诺。其实都没有尝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参见滕威：《“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6页。

24关于《战争哀歌》的内容及其影响，参见孙来臣：《〈战争哀歌〉与亚洲和平》，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61—74、147页。

【作者简介】 李广益：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Li Guangyi，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Chongqi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