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生态的中国现状是复杂的。一者它的现代指向性非常突出，朝向现代目标演进的特点也显著凸显；二者它的新旧要素之间存在尖锐的冲突甚至对立。由于种种不利于现代政治生态因素的作用，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生态的顽强尝试存在不同的可能。如何确认中国当下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发现真正有利于建构现代政治生态的稳定域，在强演替性的现实处境中，优化中国的政治生态结构，成为中国成功建构现代政治生态的决定性条件。其中，民主化、法治化成为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政治生态；现状认知；结构优化
作者简介：任剑涛（1962-），男（汉），四川苍溪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
运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成就了政治生态学这一新的学科分支。政治生态学挪用生态学的理念，将政治视为一个复合体系，认定“政治体系也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运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帮助研究者抓大放小，准确揭示政治体系中的关键问题。“生态学研究法的好处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较大的政治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对政治做出合理判断，必须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2］注重政治与环境的关系，凸显政治环境中的重大问题及其机遇，正是政治生态学的两个重要特点。
以政治生态学作为观察中国政治的理论视角，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既凸显了鲜明的现代特征，同时又内涵着尖锐的新旧矛盾。这些矛盾，不但表现为古代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冲突，也体现为新传统之间不同要素的突兀对峙。以建构现代政治生态为鹄的，就必须觉醒，中国的政治生态现状除非经过结构性的转变，才可能正中这一目标。
一、政治生态的中国现状
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可以对其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知。从政治生态学的几个基本结构面来看，可以对中国政治生态的现状有一个总体把握：一是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结构，二是政治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三是国内政治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之间的互动情形，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现状与发展前景之间的连接状态。
首先，中国当下的政治体系与自然条件、经济支撑、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诸外部“环境”要素的互动结构，是对当下中国政治生态加以准确认知的第一门径。从总体上讲，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与外部大环境的关系结构是相互适应的。这种适应性，是在底线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系尚未与外部环境发生直接对立，因此出现对峙、崩溃或倾覆的危险。在此基础上，中国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还存在调适余地，政治体系的自我生存还具有腾挪空间，远未走到一盘死棋的地步。从这样的断定往上行，可以得出更为乐观的结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与外部环境要素在适当调适的基础上，不仅存在维护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丰厚资源，而且还存在强有力支撑这一体系走向更为良好的政治生态的希望。
——从当下政治体系的自然环境条件来看，虽然目前政治体系的政策决断偿付的环境代价巨大，但环境还没有恶化到与目前政治体系不能适应的地步。相反，适当的调适仍然可以维持目前的发展局面。
——从经济发展来看，尽管单纯寻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政治体系建构已经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但也没有走到毫无增长空间，因此必须对经济发展的政治策略进行即刻转型的境地。相反，仍然有经济学家相信，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并挖掘潜力，还有20年强势增长的空间。［3］这证明当下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关系尚存相互调适的空间。
——从中国社会的目前情形来看，尽管社会矛盾，尤其是因分配不公、城乡分化、贫富不均引发的社会矛盾令人担忧。但论者认为，只要善于化解社会矛盾，中国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是可以解决的问题。［4］
——从现行政治体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视角来看，其相互适应性正走出过往的尖锐对立，步入一个积极互动的健康状态。中国现行政治体系之所以必须处理自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政治体系的传统负重定势所注定的。在历史上，中国的现行政治体系与传统文化处于明显的对立状态。但近期国家权力方面致力调整自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勉力发扬光大传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紧张关系。［5］
其次，就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内在环境，也就是政治结构诸要素及其关系上来看，是准确认知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的主要切入口。因为一个政治体系的内部结构，是塑形一个政治生态的决定性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而言，政党、人大、政府、政协、法院组成的权力结构，是构成中国政治生态之权力机制的相关组织结构。这是狭义的中国政治生态所指。由这些权力组织所构成的中国政治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生态的直接呈现。中国政治生态的权力机制演进，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呈现出四种状态：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各权力组织的分权结构，曾经让国家政治权力健康运转；在文革前后阶段，粗放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机制的运行出现重大障碍，造成中国政治生态的明显恶化；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段，分权成为权力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到目前阶段，由于长期分权导致的权威流失，明显重归“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体制。［6］从总体上讲，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处于集权与分权的不同阶段，大致都能够维持权力机制的基本运转，并保证权力的权威性。近期这样的政治态势尤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
再次，从中国政治生态的国家现状与国家间互动的关系结构上看，大致良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国内经济增长的良性政治生态。论者指出，中国的改革主要得力于开放。而改革与开放正是中国当代良好的政治生态之两个紧密关联的构成面。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就解决了中西方国家的长期政治对峙，走向了发展中的中国与发达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局面。改革则是创造性模仿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良好的国际政治生态复加优良的国内政治生态，成为有力促进中国快速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条件。
最后，从中国政治生态当下情形的演替状态与发展前景的乐观展望上看，一种长期的良性演替趋势给人以乐观未来的信心。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是古代传统与现代革命新传统向现代主流演进的结果。古今之变、中西之争，是塑造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几股力量。守旧拒新、以中抗西，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态无法维持稳定的重要导因。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政治生态较为稳定地塑形为逐渐成型的、有民主与法治支撑的现代政治生态。这给人一种较为持续的现代政治期待，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发展。截止当下，这样的政治生态依然是中国前行的驱动力量。
但让人忧心的中国政治生态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一，在政治体系与环境互动的诸结构面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政策围绕的中心目标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因此，资源与环境代价之巨是有目共睹的。围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展开的当代中国政治过程，已经出现某种力不从心的迹象。与此相关，在当代中国政治已经很难继续依靠经济总量做大而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现存政治生态的支撑作用就会出现衰变，长期维续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政治与经济关联方式正发生明显的改变。而长期维持社会秩序的致富欲望，正处在一个贫富严重分化导致的社会失序状态。随市场经济兴起至今，人们总是在担忧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仅仅依靠致富愿望已经无法维持较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即便是祭出传统文化的杀手锏，也处在一个缓不济急、无法即刻解决秩序短缺的社会紊乱难题。就此而言，人们心知肚明，曾经长期支撑中国社会良好政治生态的外部环境条件正在丧失，中国政治生态的紧张重建已经不是什么“狼来了”的问题。
其二，就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内部诸结构要素来讲，对中国政治生态好坏发挥最关键作用的执政党，本身就遭遇极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对执政党来说存在四大考验：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另一方面执政党本身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再一方面执政党在优化政治生态时面对艰苦的八大斗争：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斗争。［7］而这些斗争无疑会直接影响甚至重塑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政府关系、执政党与变迁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的关系，都需要重构。如此，才能期望建构起一个政治结构内部诸要素相互适应的良好政治生态。
其三，就中国政治生态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结构来看，曾经给当代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的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积极互动关系正陷入紧张、甚至是对峙状态。人们对新冷战的担忧可以印证这一点。中国正大力建构突破这一可能困境的新的国际环境，“一带一路”就是这一努力的最重要体现。但问题在于，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紧密的地缘政治关系，是不是能替代与发达国家已经建构起来的协同发展关系？如果后一努力是以前一成果的丧失为前提，那么就会恶化中国持续发展的国际政治生态；如果前一成果引导中国做出后一尝试，那么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生态优化将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的一些迹象来看，要实现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赢的国际政治生态建构目标，还需要做出极为艰苦的努力。
最后，在中国政治生态疾速发生变化的当下，强演替性与发展的乐观前景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难以逆料的变化。由于经济增长的放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增加、国际关系的快速重构、执政党内部激变因素的增多，中国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明显增强，稳定性相对降低，未来前景的暗昧不明为人们所感知。中国政治生态是否存在颠覆性与毁灭性的因素，已经成为官民双方共同警惕的事情。
由上可见，中国政治生态的现状是喜忧共存、好坏因素共在。如何将中国政治生态导向一个更加良好的状态，就成为现状认知基础上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政治生态的中国复杂性与稳定域
当下中国政治生态是一个长时期逐渐积淀的结果，其复杂性早就为人们所熟知。分析起来，这种复杂性不仅是因为其容纳的因素繁杂，以至于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磨合相当困难，因此很难形成相互适配的良好政治生态。同时，也是因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一场浩大的革命运动的产物。
中国革命不是一场志在实现权力交替的有限革命，而是一场权力交替与移风易俗交错而在的社会大革命。革命是对改良宣判死刑的结果。改良本是建构良好的政治生态的最佳方式。因为借助改良手段，足以让政治生态中那些不太适配的要素之间逐渐相互匹配，最终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但革命是雷鸣电闪、疾风暴雨、泥沙俱下、全局变化。这就让那些本来不相匹配的生态要素之间的磨合需求，完全被革命风卷残云去，且被人们彻底忽略掉。一旦革命成为丝毫不可怀疑的政治正当性依托，那么处在革命激流中的人们，甚至会完全忽视政治生态建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长期的革命氛围，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氛围，一定会将良好的政治生态建构视为一种不能接受的政治妥协，因此会遭到政治立场坚定的部分执政者的强烈反对。这就更加增添了政治生态的复杂性，缩小了政治生态的稳定域，强化了政治生态的不断颠覆风险。
革命自具天然的正当性，这是不容怀疑的事情。因为革命常常是当权者顽固拒绝与新兴精英和社会大众妥协的产物。但革命很容易遗忘发起革命的初心，也就是兴利除弊、分享权益、共享权力。尤其是革命者常常将自己反对革命对象的偏狭与不公的政治正当性加以独占，在革命胜利之后并不认为应当改弦更张，而以自己独占权力为政治正当性的唯一保障。这就必然导致革命的异化，将本来可以借助革命手段加以优化的政治生态僵化、固定在难以改良的政治情形中。于是，建构良好政治生态的丰富手段就必然处于绝对短缺的情形，人们对良好生态的渴求也就处在望梅止渴的尴尬情景之中。
历史地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是1840年以来持续长久的中国革命不断塑造的结果。中国革命将古今中西、本末内外的社会政治诸要素高度聚集起来，呈现出令人惊心动魄的恢宏历史场景。但正是由于革命将政治生态的一切构成要素霎时汇聚起来，反而让这些要素的自主磨合变得非常困难。革命领袖登高望远、洞察一切、明察秋毫的政治禀赋，让政治生态的诸要素磨合显得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然而，被遮蔽的政治生态诸要素磨合，并不因革命领袖的宏伟气势被淹没掉。相反，古今中西、本末内外的政治生态诸要素，因为处在政治权力的压制情形中，各自蓄积着能量。一旦获得释放自身力量的契机，就会引发难以整合的政治生态危机。晚清中国的状况是一次证明。民国的最终失败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人民共和国前期历史的巨大挫折不过是又一次印证而已。当代中国政治生态中诸要素，尤其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国与西方的对峙，仍然尖锐交错地作用于中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各要素之间的有效磨合，并最终形成良好的现代政治生态，还必须假以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方有可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的优化明显可见。这一优化，从前述中国政治生态的现状可以知晓。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因为中国终于走出了晚清以来的革命氛围，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境地。在政治生态诸构成要素中，曾经长期被权力强行中止的自主磨合得以重新启动。首先是中西的尖锐对立宣告结束。中国的现代政治生态自然不是西化的结果，而是中国自身现代转变的产物。但西方国家的现代经验、尤其是现代政治生态基本面目，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变必须借重的。只要超越中西对峙的偏狭心态，对中国而言，在建构现代政治生态时对西方经验该拿来的拿来、该改造的改造、该抛弃的抛弃；只要不陷入你是我非的对立情绪，对中国而言，在建构现代政治生态时，就能够甄别有利于中国建构这一政治生态的结构要素。如此，再复杂的政治生态建构，都可以简化为人们可以熟练驾驭的事务。曾记否，长期对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生态发挥阻碍作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全面对立的政治思维，一旦在邓小平指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没计划之后，就发挥出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作用，这对中国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良好政治生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简约主义的化繁为简的。简约主义胜在简而驭要，但在操作中常常失之于大而化之。［8］本来，面对复杂的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应当把握住关键要素，从而保证政治生态的良性机制，并为进一步改善政治生态储备资源。但这种以简驭繁、扼住要领的优化政治生态尝试，也可能陷入因小失大、不得要领的窘迫状态。
由于众所周知的两个原因，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向好性受到严峻挑战。其一，自从1990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建构的首要任务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几代领导人都明确强调的一点，“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9］这是与革命的动荡态势完全不同的高压维稳局面。高压维稳，自然不是完全消极的事情。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可以说是高压维稳的一个结果。但高压维稳不利于政治生态诸要素的自主而有效的磨合，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对良好的政治生态发生的不利影响不言而喻。在政治高压中，一切基于理性、民主、法治才会出现的良性政治态势，都会受到高压维稳的强力抑制，以至于难以发挥它们改善政治生态的应有作用。
其二，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态诸构成要素中，被激发出最强有力影响政治生态的因素，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在党”。这一命题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与政治理由。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由政党组织直接建构起来的国家，政党与国家的边际界限，不会像国家建构之后才出现政党的那些国度那么清晰可辨。由于建构国家的政党全面执掌国家权力，全方位影响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因此，断言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应该是合情合理的。由于这一定势，注定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好坏取决于执政党的组织生态。但中国共产党具备良好的组织生态，进而以良好的组织生态塑造优良的国家政治生态，并不是一个顺流而下、毫无阻力的事情。对一个由将近9000万成员组成的巨型政党来讲，组织生态的优化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事情。前述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就是明证。更为重要的是，当组织生态得以优化之后，从组织生态推向国家政治生态，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因为政党组织的高度纪律性，相对容易保证其组织生态的优化尝试奏效。但一个非组织化的庞大社会，很难受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组织生态的塑造。
生态学的常识告诉人们，改善生态结构，需要首先具备稳定性支持的既成生态。否则，由于既成生态中反抗变化与促使变化两种因素的力量变化，就会引发生态系统的突然改变。假如一个生态结构的稳定域发生变化，甚至是出现导致一个既成生态结构死亡的稳定域，那就会中止既成生态结构。“社会系统有时会经历‘开关式’的跳跃变化，从一种稳定域跳到另一种稳定域。”［10］寄托于单一执政党稳定性的中国政治生态稳定性，是一个以小组织支撑大体系的稳定域。中国执政党成员的极端复杂性可能会产生的催变能量，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不能不看到，正是取决于这一高度复杂性，组织稳定域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系统稳定并不是天然吻合的关系。假如部分强有力的组织成员在政治理念与行动模式上与整个组织既成稳定域发生裂变，稳定域的“开关式”跳跃就再正常不过了。中国自然尚未出现这样的跳跃，但苏联的相关变化，足以提醒人们对之加以高度关注。
三、中国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
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正处于一个强演替性的状态。这种强演替性，是中国疾速发展的现实所注定的状态。
从理论上讲，生态演替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一般而言，由于一个既成生态各要素的随机组合方式不同，它所经历的系统变化也就不同。对同一个生态系统而言，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引发的该生态系统的缓慢而有序的变化，就是生态演替。这样的演替，既受该系统的诸要素自然演化状态的影响与制约，更受该系统中活动着的人群、尤其是领袖群体主观意图的引导与控制。因此，为了驾驭该系统的演替过程，人们必须学会对该系统进行生态演替管理。生态演替是一个会经历生长、平衡、衰亡和重组变化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生态系统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但也一定会因为生态演替中正反馈与负反馈的相互作用，不仅会遵循四个阶段的渐次递进关系，而且会因为负反馈作用的增强，在可能条件下保持系统结构新生性的同时，逐渐或迅疾走向系统自身的更新。［11］在政治生态演替中，由于人为作用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人类好坏价值判断对政治生态演替的关键作用，对生态演替的管理就变得十分重要——如何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点上，将政治生态稳定在最有利于人群活动的状态，是政治生态演替管理的基本着眼点。
比较而言，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演替不同，由于政治生态中人为作用的首要特质，它受制于政治生态诸构成要素自然演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受生态演替管理活动的影响极大。一旦一个政治生态系统中活动着的人们、尤其是领袖群体认定这一生态结构不良，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良的时候，政治生态的演替就会因此变得非常剧烈和难以驾驭。这是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的鲜明体现。在一个既成的政治生态系统中，人们受政治价值观念的驱使，会将自己认为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改良该生态系统的精神驱动力，同时会将自己怀抱强烈期待的政治制度理想模式作为改良既成政治生态的行动框架，以期成就一种最佳的政治生态模式。这个时候，政治生态的强演替定势就无可避免。
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之施以有效的生态演替管理，可以促进既成生态系统中活性因素发挥优化该生态结构的作用，从而维持该生态系统的稳定域，保持该生态系统的蓬勃生机；如果对该生态系统演替失于管理，就会对这一生态系统发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置该生态系统于死亡的毁灭性结果。由此可以说，对一个呈现出强演替性特征的政治生态系统进行演替管理，管理的精准尺度与有效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从实践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强演替性呈现，似乎又强于当今世界的其他政治生态系统。这是受中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以及该生态系统处于一个剧烈的改革状态所决定的情形。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视角看，中国的改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现代的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系统戛然而止，无法维持其稳定域，出现了内驱外逼双重动力驱使下的结构性变化。但现代的政治生态并未系统生成，更是长期无法成熟落地。中国建构现代政治生态系统的三个基本困难长期未能有效克治：一是晚清的帝国逻辑与新生的民族国家逻辑的对立冲突迄今尚未化解。二是民国的党国逻辑与现代的立宪民主国家逻辑之间的对峙至今未能调和。三是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主权逻辑与政党领导一切的权力逻辑之间的错位尚待理顺。当这三个关乎中国现代政治生态系统良性建构的问题叠加到一起的时候，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演替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就可想而会了。
前两个政治体（晚清与民国）累积的政治生态优化的难题尚未解决暂且不表，仅就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生态系统而言，由于建政初期未能完整确立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生态结构，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一些基本要素之间，一直处在相互冲突、难以彼此适应的状态。举其大端，就有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执政党按照政治意志还是法律规则治理国家的问题，政府是按照长官意志行事还是依法行政的问题，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结对导致的发展障碍问题，粗放型经济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赎买性忠诚催生的普遍腐败问题等等，都对人民共和国的优良政治生态发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一些问题，属于建政之初就存在的老问题；一些问题，则是集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结对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政治生态系统稳定域都发挥的是负反馈作用。近代以来的历史沉积问题，加上人民共和国的新老问题，相互叠加，经年累月，堆积如山，积重难返。
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兴利除弊，保持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勃然生机。但是，由于积弊难改，非大黄猛剂，不足以起沉疴。因此，中国的改革力度必须空前强劲，才能够化解窒息政治生态生机的种种弊端。但在化解政治生态系统存在的种种弊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弊端，由此注定了化解政治生态弊端的前后相继之处境。这就是人们感知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力道总是趋强的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是化解集权政治与计划经济匹配造成的经济发展停滞问题。但这样的权宜性改革，并不足以从根上解决中国政治生态诸要素不相适应的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人人都面对治穷的问题，因此致富的意欲遮蔽了此外的一切欲望。集权政治与发财致富的冲突远未呈现给世人。但这种配置模式的两种结构在关系上是很难磨合的。因此，自1980年代后期以降，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总是磕磕绊绊。对中国的既成政治生态系统而言，集权政治是维持这一生态系统的预设条件，这就让市场经济仅仅成为单纯聚集财富的活动。两者搭配在一起，就意味着权力与财富的内在勾连关系是铁打不动的——以权力谋求财富而对权力愈显忠诚，以财富巩固权力愈见谋财的极端重要性。于是，腐败的发生与蔓延，就必然浮现于中国的既成政治生态系统。而克治腐败，也就成为优化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内在难题。
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而言，就此呈现出两个十分难以化解的难题：一是政治权力千方百计谋划经济发展，寻求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并以之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二是经济发展必然成就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掌权者与庞大利益的直接瓜葛，造成既成政治生态难以克制的严重弊端。就前者言，既成政治生态诸要素的大力度调整势所必须；就后者论，既成政治生态是否不经结构性改造就能有效化解难题，仍然让人生疑。但毫无疑问的是，只要在既成政治生态中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下出重手，否则就无法有效缓解负值的增长，遑论根本克治相关难题。
围绕经济增长的目标展开的改革，力度明显处于一个强化趋势。［12］早期的改革与其说是启动市场经济进程，不如说是恢复计划经济秩序。后来经历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商品多一点的探索，确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必须重视商品效用的进路。到最后，才以既成政治生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前提，启动了市场经济。即便是从市场经济的小生态系统来讲，利用微观价格机制驱动市场活力，也比确立市场经济的产权机制要早。但后来一再处在产权机制改革的紧要关头，在无法霸王硬上弓的情况下，只能以更加政治化的强硬方式来规避产权变革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关乎中国既成政治生态活力的重组，也就只能仰仗国家强力断断续续地进行。在必须优化这一政治生态系统的设定条件下，各种红线范围内的改革举措频频出台，政治生态系统的强演替性特征非常明显。
与此相关的是，当赎买式政治忠诚机制确立起来以后，权钱勾结、贪污腐败，也就成为优化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一大难题。这就注定了在既成政治生态没有发生结构变化之前，系统内反腐的力度必然呈现明显强化的趋势。如此才有希望终结赎买式忠诚，建构新的政治忠诚模式，让执政党权力变成干干净净的权力。中共在十八大以后，反腐在规模上、程度上、手段上都空前强化。大黄猛剂医沉疴，刮骨疗毒治重症——“要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减存量、重点遏增量。‘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要加强反腐败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强化对腐败犯罪分子的震慑。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切断利益输送链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管用的体制机制。”［13］在这样的反腐局势中，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发生令人想象不到的巨变才让人感到惊奇。必须承认，在当下中国，赎买式的政治忠诚模式基本被终结，大规模、普遍化的贪腐被有效克制，执政党-国家权力的道德化运作原则重新被确立起来，曾经对既成政治生态发生明显负反馈的腐败之社会愤懑情绪得到相当程度的化解。
但反腐的副产品也不容忽视。犹如论者指出的，一者，“反腐败运动既遏止了官员的‘乱作为’，也遏止了官员的‘作为’。改革需要官员有所作为，否则改革的举措无从落实。”二者，“官员任务导向的转型，即从以前的经济指标的单一目标，转型成为多元目标。这种转型也使得很多官员不知如何行动。”三者，“因为腐败等因素，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互信极低。从前的一些改革，不仅没有给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利益，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老百姓因此不信任政府官员。在人民不信任官员的情况下，官员就无法作为。”［14］需要注意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官员行动现状：遏止作为、不知作为、无法作为。这对一个由国家权力带动发展的中国政治生态而言，所具有的负反馈效应是多么巨大，似乎勿需多此一举的分析？！
由于执政党空前强力的反腐，也由于反腐引发的不作为，让这两个来自积极与消极不同端点的动力源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究竟其对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的流变会发生怎样的影响，仍在未知之天。
四、走向民主与法治：中国政治生态的结构优化
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强演替性表明，这一生态系统的正反馈与负反馈胶着作用的机制已经隐然成型。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仍然是国家权力与公众期待双方的公倍数。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优化处在一个强有力改善功能、大幅度优化结构的节点上。人们乐观这一优化尝试收到预期的效果。
尽管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各方都乐观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尝试收到预期效果，因此在优化的愿望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也不能不看到，无论是在已经收到的优化效果判断上，还是在优化的预期目标上，或者是在优化的方式手段上，在国家权力方面与社会公众方面，仍然存在需要艰难弥合的深度分歧。分开两方面来讲，国家权力方面对优化政治生态的预设条件显然强于社会公众方面——这种优化的一切尝试，都必须以维持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现存稳定域为前提，必须保证各种优化措施不对既成政治生态系统发生任何轻微的机体伤害。这显然是一种不动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任何结构，只动组成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要素功能的刚性设定性优化模式。但对公众来讲，是不存在必须维护的、优化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预设条件的。只要有利于公众权利诉求、制度发展与价值多元选择的，公众就会表示欢迎。这一显著的差异性，会放大国家权力谋划政治生态系统优化的顾虑：一旦觉察到某种优化举措无益于国家权力的自我巩固，那种优化举措就会骤然收手。不宁唯是，在启动政治生态系统结构优化的时候，国家权力方面一旦直观感觉某一举措将会对既成政治生态系统发生不利影响，更会阻止相关优化尝试。
中国国家权力方面对优化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坚韧努力有目共睹。姑不论由计划经济改弦更张，艰难坐实市场经济。即使从政治制度上看，国家权力方面也一再尝试进行深度改革。这是改革开放受到公众各方肯定性评价的重要缘由。但从国家权力方面设定的种种先决条件来看，维持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稳定域，明显盖过转移稳定域的努力。从邓小平强调的稳定是首要任务起始，中经执政党三任总书记，一直都毫不动摇地坚持了这一改革原则。这当然是维持权力秩序的不二之选。但也得承认，这一设定前提，多少有些捆绑住了国家权力改革的手脚。国家权力的改革举措与社会公众的改革预期之间的距离，似乎给人越拉越大的印象。究其原因，与双方的预期值不同是显著相关的——对国家权力来讲，需要坚持的价值信念、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愈来愈多，从改革开放早期守持的四个基本原则，到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十四个坚持，选项的增多毋庸赘言。但公众的改革预期值却愈积愈高，改革从主动引领公众预期演变为被动跟随公众预期的状态，是明显可辨的事实。
从政治生态系统的权力与权利二元分立定势的角度来看，优化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尝试，很难形成高度一致的官民共识。但从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的现代政治视角看，只要搭建起官民理性对话的制度平台，促成官民双方形成优化政治生态系统的共识也绝对是可能的。基于此，凸显官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制度平台，就成为促成官民共识的必须。有问，什么是官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制度平台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给出现存答案就行的。需要首先看看双方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政治制度期待的，其次才得以呈现双方的共同制度欲求。
自当代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官方表达的政治制度欲求，除开具体而微的制度举措以外，在宏大制度设计上，官方一直对民主与法治展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从1980年起始，“改革的总设计师”，实际上也就是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在克治既成政治生态的权力弊端的前提条件下，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这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政治改革面：就前者言，“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就确立了优化既成政治生态系统需要杜绝官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后者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15］这就确立了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首要原则。随着一正一反两个原则的确立，也就呈现出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优化的制度轮廓。
从邓小平至今的中共几代最高领导人都坚守这两个基本原则。从当下着眼，习近平明确强调，必须坚决整治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风’”。“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就不堪设想。”［16］这是明确杜绝的制度弊端。而倡导的制度选项，也都是民主与法治。一方面，在基本制度决断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对民主制度的自觉选择。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17］这是对国家法律主治的治理机制的理性确认。
转换视角看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期待，民主与法治也是认同度高企的制度选项。论者指出，在中国基本制度建构上，已经不需要怀疑要不要民主的公众态度，而是需要去研究确认公众要什么民主的问题。［18］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民主要素，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认定的、这一体系的关键构成部分。至于法治，也已经同时成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中国公众共同的期待。［19］
官民双方对民主与法治的共同认同，凸显了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的制度平台。民主与法治何以构成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官民公认选项呢？分析起来，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官民双方都认定，只有让中国落定在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平台上，才足以化解官民关系的紧张，才能够解决令官方长期感到困扰的难题，才足以化解公众的心中郁结，保障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处境促成的共识。二是民主与法治乃是现代政治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它具有强大的规范力量，以此对政治生态系统的优化发挥极强的牵引作用。
论者指出，“民主是生态文明本质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谈及生态民主就是将两种强大的思想并列在一起。”民主凸显的人民当家作主，在生态的导向下以自由和共同体价值引导其健康发展；生态凸显的人类周遭环境诸要素的平衡理念，在民主的制度运作中引导人类理性前行。需要警醒的是，“民主和生态都不是一首颂歌，即结束作出诸多艰难的道德、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选择需要的颂歌。相反，生态民主通过创造性和建设性地包容共同体所有声音的诸多方式而促进并鼓励大家作出这些选择。”［20］政治生态系统是广义生态系统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其本质上，也必须将其与民主内在勾连起来。这一方面将政治生态系统的民主性质确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将民主的生态化发展模式确立起来。进而从根本上呈现出优化政治生态的确定不移的方向。至于法治，不过是现代民主的具体治理方式而已，它与民主的内在吻合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毋庸多言的。
对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优化而言，既然民主与法治构成基本制度选项，由此就注定了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优化不可能行进在现存政治生态要素的功能优化道路上。因为中国的既成政治生态系统既不是民主类型的、也不是法治类型的——在革命烽火连天的时代建构的群众运动性政治生态，重视的是军事化管理，强调的是高度的政治服从；在根深蒂固、见惯不惊的人治传统中，政治领袖的个人意志对政治生态的好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试图转向法律主治，就必须坚韧地克治人治冲动。这对于处在国家治理惯性机制中的国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可以说，无论是民主还是法治，非经玉汝于成的艰难琢磨，方才可期。这是中国政治生态系统结构性转变的重要指标，也是这一生态系统稳定域转移的基本指向。
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处在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结构要素的功能优化状态。尽管官民双方对这样的改革局面均有不满，但功能性改革已经让人们生发了路径依赖习性。因此，真正要对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的结构动刀，让改革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官民双方都还缺少必要的心理准备和手段储备。为此，优化中国既成政治生态系统，必须自觉意识到“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改体制机制，就是改结构，不是调功能；动既得利益，就是打破现有体制，不是维护现有体制。就此而言，中国政治生态系统的优化，乃是政治生态一次结构化的演替。一言以蔽之，这一结构化的演替，就是民主与法治取代集权与人治的重大变迁。这也是中国政治生态系统是否成功优化的两个基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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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英〕杰拉尔德·G·马尔腾.人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M］.//顾朝林等译.第6章“生态演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1-102.
［12］参见曹晋. 结束语：谱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M］.∥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0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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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共十九大报告）.
［18］参见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政治人”（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6.
［19］参见姜业宏整理.百姓对法治中国的期盼［N］.人民日报，2014-10-29.
［20］［美］罗伊·莫里森.生态民主［M］.刘仁胜等译.中国环境出版社，2016：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