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发展的长远与全局问题。国家战略一向受重视的是积极进取的倡导性一面，而对消极退守的规避性一面所言不多。前者是国家发展的向上目标，后者是国家持存的兜底要求。兜不住国家战略的底线，是导致国家战略失误与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为保证国家战略的有效性，必须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予以高度重视:对国家战略上常常出现的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与战略溃败等进行关联分析，从而在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时避免跌进这类陷阱。在国家战略谋划上试图兜住这四个底线，需要在国家建构与建设上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国家的自我清醒认识、国家动员的合理程度、国家治理的高超技艺、举国以理性拒斥癫狂。总而言之，现代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呈现国家兴衰界限的关键问题，国无远虑，必有近忧。
关键词：国家战略；倡导性；规避性
在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的论述中，人们常常着眼于国家战略的成功性个案，而忘记了国家战略的失败性个案。两相比较，后者带给人们的教训，远比前者带给人们的经验更为重要。相应地，因为关注国家战略的眼光盯住了成功的一面，对国家战略进取性的做法论述翔实，而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方面所论不多。为避免国家战略的失败，有必要强化对国家战略规避性问题的讨论。其中，四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战略溃败。战略误判、冒进、透支与溃败连贯浮现，就是国家战略的彻底失败。讨论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目的在于保证国家成功规避这些战略误区。在比较国家战略研究中，如何让国家保持战略清醒，俾使规避性一端兜住底线，倡导性一端落实目标，乃是国家战略研究的两个相关目的。现代国家战略存在先发国家的试探性战略与后发国家的模仿性战略两种基本类型。先发国家在现代化探索中拥有从容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以试错的方式探索国家前路，其战略的前置性与全局性并不凸显；后发国家面对的发展局面颇为紧张，因此不得不对其发展的全局处境和长远目标做出谋划，反倒表现出国家战略的事先自觉。但因为处境的不利，这类战略常常表现出对倡导性一面的压倒性关注，悲剧性地遗忘了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这对国际局势与国内状态双重紧张的后发国家来讲，无疑显著加大了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难度。这是大多数后发国家在战略上都会陷入溃败状态的必然原因，也因此促使人们高度关注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
一、着眼大局
理解“国家战略”，首先需要理解“战略”（strategy）。战略，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经典定义，“战略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符合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一个战争计划，并且要把引向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与这个目标联系起来”。可见，“战略”一词首先是一个军事术语。但分析起来，谁能够给定战争的整个军事行动以目标呢? 那当然不是军事指挥者能直接给定的，只有政治领导人才可以给定战争的整个军事行动的目标。这就将人们理解战略问题的方向指向了政治领域。在这里，出现了理解战略的两个局面：一是对兼具政府首脑与军事统帅身份的独裁者来讲，会把政治与军事直接统合起来；二是在分权体制中，由于政府首脑与军事统帅是区隔开来的两种身份，因此需要对各自的责任与权力做出具有弹性的划分和连接：政府首脑决定战争的总体目标，军事统帅根据战场需要调动资源以完成政府首脑决定的军事任务，但政府首脑有权根据己方的实际处境来调整其战略目标。在政府调整其战略目标的时候，联盟关系成为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战略便区分出着重兵力变化的有限战略，以及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的大战略 （grand stratrgy）。“所谓‘大战略’，或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如此一来，大战略就不仅将军事战略延及国家政策，而且进一步将国家政策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国家战略，就此成为下及军事、社会、经济等具体领域目标，中及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政策，上及国际关系的一个宏大概念。取决于这一定义，理解国家战略，也就是围绕国家总体发展目标与政策这一核心展开，就是一个自具理由的进路。这也是以 “国家” 为单位的战略被称之为“大战略”或“高级战略”（high-level strategy）的理由所在。
“大战略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有效地动员这些资源，用以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同时，它也要充分估计到国家的精神力量，因为教养人民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质，经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的斗争工具。大战略也必须负责陆、海、空军之间的兵力兵器分配，负责整个武装力量与工业之间的调整工作。更进一步说，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战略所掌握的各种工具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上说来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大战略与战略两个概念的含义相当不同: 前者是一种国家总体战略，后者则只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战略。缺乏适当的战略，试图取得战争胜利就非常困难；缺少国家战略，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要占据有利地位，也就根本不可能。战略适当，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大战略合理；是国家间竞争胜出的前提条件。前者与军事资源动员体系相关，后者与国家总体发展状态相连。两者都是一种大局观的体现，但后者远比前者的视野更为宽广——乃是一种国家精神、经济发展、外交纵横、商业往来、道义价值、人民素质、权力机制、竞争能力等因素综合而成的结构。简言之， 一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综合发展相互匹配、合理有效，是其国家战略适当、推动国家发展并取得国际竞争优胜的保障。
这是大战略论题上具有广泛共识的立论。人们普遍相信，国家战略之作为大战略，一方面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取向，另一方面则以综观考量国家发展面对的诸条件为思考方式。就前者言，“从国家领导层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利益是构成正确战略的基础。国家利益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它反映了每个国家的基本需求”。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生存，也就是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不受侵犯。为维护这些利益，国家就必须面对国家间的竞争，并集中资源争取人心。就后者论，国家战略需要综合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武装部队的特点、军备控制的影响、经济与财政方面的制约、科学技术与战略的关系、民族特性及其态度。在此基础上，不仅制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大战略，而且推动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显著优势。
国家战略有其历史演进过程。在古代国家中，国家很难对政治、经济诸事务有一个全面预期。这与古代国家建构的粗糙性、统治所及范围的有限性、所获资源的匮乏性、发挥功能的局限性、自我保障维持的被动性等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古代国家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自己的事务做出一个全局与长远的谋划。但古代国家也有自己的战略意识，出现了人类早期的战略家与战略思想家——如雅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者从《理想国》《政治家》到《法律篇》，对三种国家建构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者则在《政治学》一书中对政体建构这个国家根本战略问题进行了比较论证。这是西方古代的国家战略在理论上达到自觉的标志。而希腊在以雅典为中心的提洛联盟、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长期战争与竞争中形成的国家战略，则是西方古代在国家战略上的竞争性呈现。加上罗马战争征服的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万民法与市民法两重统治体系，象征着古代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高超水准。对中国来说，夏商周三代更迭，从“夏服天命”到周“以德配天”，标志着国家战略理念的自觉。而在春秋时代，以孙子撰写的兵法，成为中国古代战略理论达到极高水准的标志性作品。但从总体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在一切可能想象的情况下满足国家安全目标的需要——在古代是稀有的东西。”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战略环境的简单，不需要复杂的大战略谋划；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民族国家尚未出现，大战略理念还在蛰伏状态。
大战略是典型的现代产物。一是因为民族国家的兴起，让国家安全问题显得日益重要。人们不得不在国家内部与国际社会两个维度来紧张地考虑国家战略问题，以便维护国家安全；二是因为战略环境超乎寻常的复杂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要素的高度分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交错影响，让国家运行变得难以掌控，于是人们不得不对国家运行的主要要素进行把控，以期保有国家的长治久安。现代国家的兴起，从控权的角度看，可以溯及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从实际控制住国家权力来看，则以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为标志性事件；从政治理论上讲，可以约翰·洛克发表的《政府论》下篇为成熟的象征。现代国家的战略意识是以民族国家为依托背景的。今日所谓国家安全，就是民族国家的安全；今日所说国家战略，就是民族国家的战略；今日所及的国际秩序，就是民族国家间的秩序；今日所论的国家大局，就是国内与国际的社会要素和谐运作的局面。当人们对这类战略有了一个理性化的认知，力求从制度上进行长远和全局的谋划，促使国家运行在一个精巧设计的制度平台上，现代国家战略就崭露在人们面前。
可以断言，“古今之变”是现代战略兴起的大背景。作为古今之变，在政治上，就是从难以驾驭的专制王权变而为分权制衡的立宪机制；在经济上，是从低效率的农业经济转变为高效率的工业市场经济；在社会上，则是从国家控制或放任社会的机制转型为社会高度的自主、自治与自律，因此与国家权力划界而治；在人的精神结构上，乃是从人的工具化处境转变为“人是目的”的状态。从制度机制来看，在一国之内，以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景下的资本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化环境改变自然的工业主义、以对信息和社会督导控制建立起来的监督机制、在战争工业化情况下对暴力工具加以控制的军事力量，构成了它的制度体系；在全球范围来讲，四个相倚的维度支撑起全球化框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 世界军事秩序与工业的发展或国际劳动分工。国内与全球化互动，构成现代世界的完整图景。这是现代战略据以生成的大背景条件。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战略只是一个军事术语。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战略主要呈现在国家统治的军事领域。这是相对简单的古代国家一个必然的现象。从军事战略转变为国家战略，也就是从军事战略转变为大战略，乃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之所以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是由于促使人们进行战略思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现代社会机制的诞生，让简单社会终结，复杂社会降临，国家的依托机制变了，国家结构本身也就变了。当战略意识成为支配国家运行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模式时，军事战略不再是古代社会军事的具体战场布局、战争胜败的单纯考量。在英文中，strategy这个词既表示战略，也表示策略（战术），因而有其模糊性。初期，战略是指每一次大规模战斗（会战）的布局问题：怎么调兵遣将，怎么设计制胜术，怎样实现己方对一场大规模战斗的布局意识和布局意愿。它不同于敌我双方对垒的一次战斗，依靠的是战术或策略致胜。军事战略一旦上升到战略、大战略的高度，它就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进入了国家的总体领域。这就是现代战略与现代国家内在相连的缘故。现代国家作为一个“人造的人”（an artificial man），以其精巧配合的社会各个局部、由各种不同功能联合成一个有机体式的存在。从霍布斯的那种受机械唯物论影响的生物体国家开始，到德国人手里把它打造成更为精致的国家有机论。一些人习惯于将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对待，相应地在思考国家战略问题的时候，也就将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自主生命的有机体来对待。于是，国家战略也就分化为理解这个有机体的两个大思路：一是从社会要素上分解国家结构，强化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谋求国家长期持存的战略机制。这就是从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出发，落实下来的洛克的分权制衡机制。二是从社会要素在国家机制中的高度合一，试图促成一种脱离活生生的个体而自具独立生命力的抽象国家，并以此为基点，去进一步思考这个抽象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前者以英国为代表，后者则以德国、日本、俄罗斯等一大批后发国家的执着追求为人们所关注。前者的国家战略是经过渐进摸索的结局性产物，后者的国家战略则是刻意以抽象国家的富强作为制定与实施战略的核心宗旨。两者都以国家为战略的思考单位，但前者的国家是具体的，后者的国家则是抽象的或权力意志的。无论如何，这样的战略思考、制定与实施，都明确划分出了古今的不同界限：战略已经从古代的军事指向，转变为现代的国家指向。
现代国家一旦降临，战略便成为国家能够建构起来且成功运作下去的基本要求。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国家以什么样的战略来保证自己的持存、发展与竞争优势，是战略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思考特点上，它高度重视国家各个构成要素的精巧匹配，俾使国家长期绵延且有力维系。然而，现代国家并不能天然地保有适当的国家战略，因此会因为国家战略的适当与否，分流为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这一分流，不仅是因为国家战略思维上的重大差异，也是因为国家实施的种种战略措施具有根本不同。从战略观念落实为战略举措，国家间会因其发展态势、权力意欲、公众认知、资源聚集、社会动员、政策应对、国际协调等方面的不同进路，而呈现出天差地别的结果：一些国家倾向于务实行动，一些国家喜好空谈战略，并以无视公民价值的方式追求没有明确指向的国家富强这类战略目标，结果不仅造成国家悲剧，甚至引发国际灾难。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代国际政治现象。前及的德国、日本、俄罗斯，自有其战略理论家，故有国家战略的思想高度。但由于这些战略围绕的都是抽象的国家富强目标，国家权力固然大喜过望地乐于实施这类有利于权力自我维系与巩固的所谓战略，但结果一定与所谓战略家的战略期望完全悖反。德国的大空间理论、日本的东亚共荣圈理念、苏俄的世界革命理论、如今俄罗斯杜金式的地缘政治学，都是支配过三个国家的国家行动的战略思想，但结果不是实现国家所意欲的富强，而是让国家陷入了显见的危机状态。最终，国家要么落入准殖民地的悲壮境地，要么造成国家的准崩溃结局。
对现代国家来讲，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个国家，需要解决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历史、传统，以及外交这八大因素的相互匹配机制。就国家战略来讲，需要着眼于国家内部各社会组成要素的合宜运转，否则就不会有真正有效的、有助于强盛的国家战略。如果国家战略没有能够有效坐实，仅仅在寻求富强的宗旨下进入国际社会并追求霸权，即便这个国家占据了极为广袤的土地、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着看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也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大国家。从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扩展而成的俄罗斯帝国，领土之广、资源之丰富、军事之强大，一时让邻国，甚至是国际社会敬畏。其扩张力的强大，让人将俄罗斯人称许为“战斗民族”。但俄国的称雄、苏联的称霸，在苏联的瞬间崩溃中成为过眼烟云。而“新帝国”英国的疆域，恰好与俄罗斯的疆域范围出现相反运动：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体系解体过程中，几乎退出了所有殖民地，且在退出时为殖民地留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遗产”，推动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现代政体建构进程。这个分流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它表明，像俄罗斯这类对疆域控制表现出极强欲望的国家，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看，实际上缺乏一个必要的政治理论自觉——它根本不知道现代国际体系已经发展到新的控权阶段，它不以传统的、控制领土面积大小为国家强弱的标志，而以创新和协同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指标。英国仍然为人们示范着这样的国家战略有效性，而美国更是以创新和国际协力向人们力证国家战略的崭新机制。因为创新不是一国之内那个具体部门的单兵突破，而是一个国家形成了“创新发展的社会系统”并高效运作的结果。这就不仅让创新性国家不再追求领土占有、人口控制、军事争夺这些传统国家战略核心使命，一心以创新发展实现国家的和平性发展，而且促使其他国家悉心模仿、寻求创新。国际体系，因此有可能成为千方百计追求创新的新体系。这是经典的现代国家战略必须刷新的一个机制。
现代战略不再是军事战略，已经升格为国家战略。而国家战略，也不是限于一国范围内的孤立谋划，而是在国际处境中对国家大局的谋划。一方面，这使战略从单纯的军事行动转变成国家总体战略；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强盛的意愿追求转变到后果呈现，让国家战略既在权力结构上以立宪而合理化，也让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良性竞争中以创新示范他国。就此而言，前述的卡尔·施密特的大空间战略、杜金的地缘政治学论述、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布局，都是远远落后于时代演进的陈旧大战略理论。尽管仍然有人迷恋这类理论，并且醉心其中，诱导人们迷执这类早已过时的国家战略，但其不足以引导国家形成健全的战略观念与战略部署，已经为最近的俄乌战争所证实。国家战略的大局，一者仍然需要国家将诸社会要素理性地加以配置，从而将历史与当下、经济资源与经济发展、政体选择与国家运行、文化要素与民族凝聚这些因素相互协调。二者，则需要国家战略寻求新的效用指标体系，不再以武力或物化力量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指标，而以创新性发展为国家盛衰、强弱的判断标准。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战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国在国家间竞争中赢得优势的两个大局问题。
二、倡导与规避
从现代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人们主要着眼于那些更有利于国家强盛因素的聚拢。这是一种倡导性特点非常凸显的国家战略大思路。国家战略的倡导性与规避性指向本是相依而立的。但相比而言，倡导性的向度更加引人关注，这方面也是国家战略思想中得到系统深刻表述的内容。而规避性向度则很容易被放置到次要的位置，且即便是得到论述，也不容易占据国家战略论述的突出位置。原因很简单。这就像人们论述国家建构时，不首先着力于论证国家结构如何搭建起来并怎样有效优化的问题，反而将国家崩溃或国家失败问题置于国家建构问题的前面，那就是一种在逻辑上显得先后主次颠倒的荒谬。国家战略上的倡导性向度和规避性向度具有重大差异，此如前述，前者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上积极考虑并想方设法加以实施的方面，后者则是国家维持其战略的兜底条件。两者的作用也大不相同：没有兜底的规避性向度，国家战略就不成其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战略，反而可能导致国家的溃败与倾覆；没有倡导性向度，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就得不到凸显，就难以保障国家安全，无法提升国家品质与国际竞争力。
人们在讨论大国兴衰的时候，常常将德国、日本、俄罗斯的“崛起”作为制定与实施国家战略的典型案例来对待。其实，从严格的角度来讲，这些国家并没有什么真实有效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是从它们的国家失败上已经得出的不易结论，而且也从它们根本不了解现代国家真正崛起与称雄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上得到印证。究其原因，一是与它们把国家战略收缩为军事战略，把军事战略变成一个对别国的要挟手段或侵略规划有关。就此而言，这些国家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建国的及格线。因为它们的国家战略仍然维持着古代战略的大思路。二是与这些国家对内未能让社会各要素相互匹配、合宜运转；对外总是采用一种战略冒进的方式，试图以军事霸主性权力获得国际领导地位。这样，国家就既没能整合好国内秩序，侵略性极强的国际政策一旦遭到国际社会的拒斥，它们便随即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或“弃儿”。这是一个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双重失败的结果。对这三个国家来说，它们在确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都心存一种占尽国家间竞争既得优势的急功近利态度：德国人在寻求现代国家崛起的时候，认为自己既不属于西方，更不属于东方，而是能够发挥东西方国家所有优势的国家：它以完全不同于西欧国家腐朽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谋求一种疾速的国家攀升局面，并试图以此赢得主导世界政治的权力。而从俄罗斯迈入近代门槛伊始，它就特别强调自己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东方的君主专制的欧亚主义路线，寻求一条既与西方的英美对抗，也与东方国家拒绝合作的特殊国家主义道路。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以所谓东方殖民国家的代表自居，试图集合东方国家的力量来对抗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做法。但这类以独特性来确立国家战略的做派，不惟难以整合起现代国家的国内秩序，也无法与国际社会平等打交道。结果不是它们以自己的国家战略意志重塑国际秩序，成为它们所希冀的强权国家，相反，国家在这样的战略图谋中，陷入战争危机或发展陷阱，最终断送了国家发展的大好前程。
由上可见，寻求国家崛起的战略，不能仅仅从军事战略，以及围绕军事战略需要去组织经济活动与确立政治目标上着眼。这是一种兜不住国家发展底线的战略思维。一个后发国家，把自己的战略意愿直接转化为国家战略意识，再直接由单一的社会要素即军事力量来组织国家资源，展开其所谓的战略实施过程，结局必然出其意料，陷入无可挽救的国家败局。从现代国家战略史的角度看，先发国家理性渐进的发展战略，是在结果呈现出来以后才暴露其战略面目的，并不是在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中谋求霸权的结果；后发国家极易陷入一蹴而就的、寻求富强的“战略”思维陷阱之中。于是，一种无法扭转的操之过急定势，必定将其引上国家发展歧路。其一定会因为规避性向度的国家战略未保、倡导性战略遭到轻率处置，导致国家战略的溃败，引发难以挽救的国家危机。就此而言，在国家战略的谋划中，战略意识的自觉与战略行动的匹配，需要置入一个规避性与倡导性兼得的框架之中，进行综合评估。缺乏这两个战略条件的平衡性估价，国家的战略谋划必败无疑。
就国家战略的规避性与倡导性两个向度而言，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内涵简单而明了。任何国家真正具有合宜的国家战略，便是在倡导性向度上做到了两个必须：一是必须对现代国家的现代特质有一个高度自觉的意识和落实到位的实施。这就是国家必须坐实在最有利于聚集民心的立宪民主政体平台上，并以此去寻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社会与国家的分流而治、经济与社会的平衡性发展等等。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综合历史性条件，以所谓“弯道超车”的方式追求国家的疾速崛起与国际社会的领导权。这就势必让国家处在诸构成要素极不平衡的畸形发展状态，终究有一日会导致国家的失败或倾覆。二是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国家自我意识。国家战略的自我意识上不成熟，一定会束缚一国中人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像现代国家战略的典型失败者德国，在国家倡导性战略的前一任务尚未落实之际，就匆匆提出“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命题，并以此来组织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将之付诸国际竞争过程与侵略战争行为，结果可想而知。只有像英国那样，历经数百年渐进过程凸现出来的国家战略，不仅对英国的国内秩序供给发挥了足够的保障作用，也让英国得以成为“日不落帝国”。进而，只有像美国那样，并不占有别国一尺一寸土地，却以其成为创新性国家而保有相对稳定的国内秩序，并发挥国际示范的作用。在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未能凸显并得到落实的情况下，国家战略意识与社会诸要素的适配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国家战略就会以失败收场。
现代建国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由于先发现代国家在进入国际社会的时候，以一个强大国家的面目示人，后发国家很容易以一种艳羡的心态去袭取先发国家已经显示成效的一些做法。但在模仿这类做法的时候，又常表现出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而不去深究强盛国家之所以强盛的深层理由，结果就陷入东施效颦的错谬之中而难以自拔。因于这样的定势，后发国家常常会误认为国家崛起就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就是对别的国家能发起战争并赢得胜利。这种极为肤浅的国家战略认知，长期主导了后发现代国家的战略意识。
德国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为了追赶欧洲强国英国的发展步伐，德国人以“铁和血”的方式统一了国家，以“强有力的”帝国建制来推动国家的称雄进程：从神圣罗马帝国起始，历德意志第二帝国，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局以后，中经短暂的魏玛共和国，进入军国主义阶段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彻底败下阵来。然后就是东、西德的长时间分离，直到20世纪末期实现德意志的再统一，德国至此才成为一个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基础上的正常国家。所谓“德英之争”，德国人不过学了英国人的皮毛，强盛其表虚空其里——内政不修，未能建立起真正有利于国家崛起的立宪民主政体，不足以有效聚集人心，而以煽动和鼓噪魅惑大众，结果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纳粹主义的利用工具；外交不成其为国家间的商贸文化交流，而成为以军事征服先导的赤裸裸战争行为。这种被收缩为军事战略的国家战略，一定会在民族国家时代落得个一败涂地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给了德国人深痛的历史教训，以立宪民主政体安顿内政的国家战略，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和平外交的国际战略，方始成为德国寻求真正强国的战略理念。
日本是另一个值得人们警觉的例子。日本的历史，是一部积极向先进国家创造性学习的历史。在古代历史上，它向中国学习，而使日本文明的发展程度领先于东亚地区。在日益限于停滞与落后的近代边缘，日本开启了又一次重大转变：从现代知识的角度看，日本转而引进兰学，即由荷兰人带到日本的西方现代学问，而接受了现代的精神洗礼；从现代国家战略来看，日本没有仇视携坚船利炮而来的美国，在“黑船来航”之际，毅然决然地决定接受现代工商机制，打开国门，积极学习西方现代文明。这两个重大转变，让日本一跃到东亚地区建构现代文明的先进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此确立了适当的国家战略，相反，由于日本在建构现代国家的时候，如同德国一样，错认国家的军事强盛是国家战略的第一要义，因此将国家发展引向歧路：在现代起点上，日本认为自己天经地义地是亚洲弱小国家战胜欧美帝国主义的不二之选，因此，不惜诉诸军事力量与西方国家开战。但他们缺乏反思的是，为了争夺这一代表权，竟然毫无道理地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俄国打仗。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日本进而不惜开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武装侵略亚洲国家，不仅给亚洲地区的不少国家带来战争灾难，而且因为自不量力地对美开展，最终输掉战争，让日本至今还难以成为一个自己所期待的“正常国家”。好在日本同德国一样，在国家重建之际，终究还是接受了现代国家战略中的倡导性内容，让国家可以运行于现代的轨道之上。“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但就总体而言，在国际政治的惊涛骇浪中还是机智地把握住了方向。当然，这也是由日本人特有的‘洞察力’所赐予的。尤其是明治时代的领导者们，都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洞察力’这东西和幸运一样，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于那些在成功面前自我陶醉、过分相信自身实力的人们，上天决不会给予他们这种幸运和‘洞察力’，日本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这里所谓的“洞察力”，正是来源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二战”后的一个阶段对国家战略倡导性向度的自觉；所谓过分相信实力与自我陶醉，则是因为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缺乏醒悟导致的悲剧。
人们在对国家战略的类型上进行比较后，很容易发现，英美的现代国家战略不仅可以说是高度成功的，而且具有极强的示范性。这一方面是指两个国家稳定地确立起立宪民主政体，保证国家运行在一个认同度极高的制度平台上，另一方面则是指它们从传统帝国演进到现代帝国，到美国称雄世界的阶段，不以军事手段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而以国家创新体制垂范全球各国。前者，是英国以现代国家战略韧性推进的结果，为人类带来了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其稳定有序运行的机制。从1215年《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长达470余年的建构现代国家权力机制的努力，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战略成果。如果没有接受英国的这一现代政治成果，就等于没有迈过现代国家的大门门槛。王在法下、王在议会这类有力限制国家最高权力的方式，为国家成为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建制提供了大思路，这是真正有利于维护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战略安排。一切没有完成这种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的战略任务的国家，不能被视为现代国家，不能被看作完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战略布局的国度。那些自认为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可以建立稳定有序的国内秩序，聚集国内力量应对国际竞争的想法，在德、日两国的教训与英美的经验两端上，可以得到深刻的启发。规范现代国家权力，使其不能随意作为或胡作非为，是保证国家能够寻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与文明升华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不易的国家战略着力点。一切试图颠转立宪政治战略与市场经济发展、多元文化互动先后顺序的国家战略思路，都是不得要领的，也都无法真正实现国家强盛的战略目标。如果说英、美成为认知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的指标性国家的话，那么德、日两国则成为知晓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的标志性国家。
俄罗斯是另一个混淆了现代国家倡导性战略与规避性战略的国家。这有两个意思，一是俄罗斯作为现代国家崛起之际，就未能明了现代国家的特质为何的答案，误将现代国家视为传统穷兵黩武的军事战略支配一切的国家形态。这就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混为一谈，从根本上限制了俄罗斯对现代国家的战略谋划。二是俄罗斯一直将对邻国领土的觊觎、侵占和抢掠，作为自己以强国崛起的首选战略。因此不断发动战争，抢占领土、扩大军备，让整个国家战略围绕军企集团的需要而运作，结果将健全的国家结构扭曲为一个畸形的机制，终究难以为继，发生国家战略的溃败，引发国家实力的衰变：这不仅体现为日俄战争的失败、二战与德交战的惨败、二战本身代价极大的惨胜、也体现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以及当下俄乌战争的失利。这一连串的国家战略失误，相对于德、日“二战”后的国家战略结构性调整带给国家的崭新运命而言，显得更为突兀。结果便是，俄罗斯既没有建构起现代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因此无法供给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只好依靠强权来维持其国家持存；也没有经由价值与规则外交赢得真正的国际盟友，因此在需要国际同盟支持的时候，总是缺少坚定支持自己的真正盟友。相对于德、日二战后成功实现战略转轨，跻身现代国家行列而言，俄罗斯现代国家战略的失败，显得更为全面与彻底。
现代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相对于规避性向度来说，具有一种逻辑上的优先性。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强调，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相对于倡导性向度所具有的实践优先性。所谓逻辑上的优先性，是指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上需要首先解决倡导性向度所要求的内政安排与外交规则，国家才足以务实追求其强盛的目标，如果诸如立宪民主政体、市场经济与宽容和合作文化精神尚未得到有效确立，国家便不计后果、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所谓强盛，那就一定会跌进国家战略的陷阱之中，终致国家的衰败或倾覆。所谓实践上的优先性，是指国家战略在制定与实施的实际过程中，需要首先规避种种陷阱，才足以寻求实现国家倡导性战略的种种目标。如果在实践上径自跌进种种必须规避的陷阱之中，国家战略的倡导性目标就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谈。这两种优先性，自然都是一种学理上的分析性结论，因为在国家战略的实际制定与实施中，它们都是很难清晰区分开来，而混生在一起的。不过，如果面对这种混生而试图保持国家战略的清醒头脑的话，分析思维总是比混乱思维显得更有价值：唯有清理出国家战略的制定线索与实施路线，国家战略的实施才不至于陷入一团乱麻、混乱不清的可怕状态。
三、四个陷阱
现代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已经由英美之类的国家呈现给世人，而规避性向度其实也由它们给出了要领：如果一个国家试图成为现代国家，在国家战略上一定要建立稳定的立宪民主政体、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基于同胞之爱的社会心理机制，由此尽力规避在国家战略上的集权专制政体与军事化取向、低效率的经济体制与成员间彼此不宽容的社会心理机制。这是一个从国家结构要素上而言的战略谋划。如果从国家运行上来讲，战略上在落实倡导性向度的要求时，不仅需要高度理性和妥协的精神，而且需要同时顾及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一些基本要求，避免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与战略溃败，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的全面凸显，以及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的有效抑制。由此可以说，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有两个显示面：一是实质内涵上的显示面，二是运行状态上的显示面。如果说前者的内容早已经清晰呈现给世人的话，那么后者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方面。在此，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四个方面尤值重视。
首先是战略误判（strategy misjudgment）。所谓战略误判，就是对国家在长远与全局的处境上做出的错误判断。这是国家战略在规避性向度上最容易出现的失误。如果它仅仅是对国家战略的非核心问题，即当下即刻危害国家安全之外的问题做出误判，那还不至于发生太过负面的影响；但如果对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问题做出误判，那就会对国家安危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何以现代国家在战略上容易出现误判，因之很难落定到一个适宜的战略判断平台上，让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且行使国际领导权呢? 原因大约有五：一是国家的战略误判都是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做出的判断，因此各种影响战略判断的复杂因素很容易误导决策者；二是具体做出国家战略判断的领导者，受制于个人或群体的基本素质、决策经验与为政技艺等因素的影响，常常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误判；三是关乎国家战略的情景判断与长远判断之间有一种复杂的牵扯关系，一旦将国家利益放置在当下就看不到长远，反过来着眼于长远又容易凌空蹈虚；四是足以影响国家战略判断的不只是领导人，还有其他的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各自对国家战略问题的考量不一，因此相互之间的牵扯，容易导致战略误判。五是国家战略的直接判断者与间接判断者、眼下判断者与长远判断者之间的磨合不易，共识的合成就更难，结果让国家战略的判断出现不应有的误判。这种因战略判断的主客条件限制而导致的战略误判，为战略学家们所重视。由于一切战略行动都具有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可以增强或减弱一个国家达到其目的的能力；可以使之不明智地决意追求新的、出乎预料的目标；可以有计算失误或实施未果而导致盟友泄气，或者使得敌方获得新的支持”。
在现代国家历史上，英国将国家安顿在立宪政体上的尝试为各国垂范。但英国并不是一开始限权，国内各方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并欣然同意这一制度安排。1215年约翰王在贵族的强大压力下被迫签署《大宪章》，一旦他转危为安，便发动了对贵族的清算行动。此后差不多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英王根本就将这一文件束之高阁，不予理睬。直到1640年叛乱后的实质性专制复辟，借助1688年“光荣革命”英国才请回威廉·玛丽夫妇，废掉专制君主制度，终于将国家限权的战略问题予以解决。在这一历程中，貌似英国人非常聪明睿智，每一步都走对了，但实际上关键的两步走得都很糟糕：1215年的贵族没有想到约翰王的翻云覆雨，而1640年的叛乱者没有想到权力一落到克伦威尔手里，瞬间也变成专制权力。当其时的局中人，就是因为出现了战略误判，导致战略预期目标的倒转。
比起先发现代国家来讲，后发现代国家在战略上更容易出现误判。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处在一个国家间竞争的高度紧张状态中，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那么巨大的空间和那么丰富的资源去精心判断自己的战略处境，并相应做出适宜的战略判断。在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先发现代国家逼使后发国家开放的强大压力，国内推动变革与保守传统的激烈拉锯，都增强了国家战略决断的失误概率。在这种紧张处境中，能够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是极其罕见的。以日本为例，在佩里将军率黑船来航之际，日本所做出的战略判断是及时准确的。直到今天，日本还在横滨港修建佩里纪念馆，使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对现代所具有的卓绝见识。但日本在“二战”时做出的攻击美国的战略判断，则是显见的战略误判结果。在发动珍珠港袭击行动之前，日本军方看到，由于日本深陷经济与政治动荡之中，已经满足不了日本民众在战争初期那种很快就能制胜的心理需求，因此需要对强敌美国采取致命一击的行动，来振起民心，扭转战略不利处境。但那些对日本战略处境有真正了解的国人深知，对美战争毫无取胜的把握。尽管如此，军方还是放手发动了珍珠港袭击行动，这是导致日本“二战”失败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日本显见的战略误判案例——这不仅是日本“二战”战略的败笔，也是日本长久以来敌视西方导致的战略败笔。
导致后发现代国家战略误判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后发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的高度紧张，不仅让他们不知道如何妥当地应对国内外局势，更为糟糕的是，让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应当建立一个什么国家，应当怎样去匹配国内国际的诸社会要素以实现其国家强盛的战略预期。后发国家的战略误判，几乎都是因为寻求富强的战略意愿遮蔽了国家战略的理性决断目光所致：它们一不问国家政体只问国家强大，结果将国家强大的政体之本遗落掉了；二不问内政修否只问外交进取，结果便将国家间竞争单纯视为军事强弱之比。于是，后发国家大多行走在从国家主义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这不仅无助于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的凸显，相反以对国家战略的规避性面相的遮蔽，将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简单地讲，国家战略在国家自我认知错误、诸社会要素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单纯追求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发挥国际主导权，就必然造成战略误判。因为准确的战略判断，是以前两者作为后者的前提条件。国家精准的自我意识，社会要素的恰相匹配，才有望促成一个强大国家并发挥国际领导权。这是一个国家战略促使其顺应性崛起，而不是怨恨性崛起的正常路径。一旦一个国家陷入怨恨性心境，战略误判很容易重复出现：由于这个国家长期认为自己遭到了其他国家的羞辱，它便会发誓报一箭之仇，结果就在这种复仇心态中一再误判自己的真实处境与有效对， 一把国家战略收缩为军事战略，二把军事战略收缩为怨恨行动，或退守而恨，或进取而攻，结果对国家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在现代国家演进史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是造成一个国家战略误判的精神根柢。它们促使一个国家自我意识的膨胀，不顾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强行推进误判基础上的国家战略，于是催生另一个战略失误——战略冒进。
所谓战略冒进（strategy recklessness），就是一个国家高估自己的国家实力，认定自己具备强大的国力，急于行使国际领导权导出的状态。战略冒进是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时国家丧失理性能力的必然结果：一是当国家权力当局极力鼓噪国家崛起、诱使民众陷入群情激奋的狂热状态，当局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满足公众称雄世界的愿望，去发动本无望致胜的国家行动；二是国家权力当局与社会公众都陷入斗志昂扬的激亢状态时针对国家保持理性状态发出的呼吁，就会被认为是国家的叛徒，而被权力与公众共同掐灭，结果国家行动就不管不顾地往条件允许的行为之反方向滑动，最终一边倒地采取冒失的行动，终致国家利益不保，陷入危险状态，甚至是彻底倾覆。
在所谓修正主义史学理念的引导下，出现这样一个说法：如果希特勒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将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何以如此呢? 因为希特勒执政，从1933年上台到1939年全面发动“二战”德国的GDP增长令人瞩目，在欧洲发挥的经济引擎作用也是有目共睹。他受到当时德国重要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如海德格尔、卡尔·施密特这批人的极力恭维。希特勒被认为是历史罪人，与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倘若他循沿上台时的治国理政路径走下去，他就不会因贸然引战而犯下滔天的历史罪行。修正主义史学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希特勒的军国主义战略，并不是一个推动德国走出一战困局且重新崛起的合理战略。这一国家战略，是德国根本无力支撑的战略进路，纳粹建立起如此庞大的军事机器，一定要借助侵略战争才能运行下去，军国主义的理念一定会呈现为扩张主义的国际行径，两者是内在贯通的。人们绝对没有理由设想，希特勒在收到经济发展之效后就会见好就收。一旦进入战略冒进的轨道，它就只会循沿这一冒进的轨迹前行，将其内在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充分释放，只有遭遇败绩，它才会收场。如果战略冒进显示不出扩张性和侵略性，就只能昙花一现，收不到相应的战略效果。纳粹德国对外发动战争，乃是其国家战略意识上不顾自己的环境条件和国家状况作出误判之后，一定会出现的战略冒进。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随战略冒进必然出现的战略冒险，在初期阶段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会大大鼓舞战略冒进者，最终必然会诉诸战争来满足战略冒险中日益高涨的战略冒进期待。“希特勒心怀自己不可战胜的神话，加快了德国占领欧洲、称霸世界的步伐。‘威胁和警告不能阻止我走我的路，’ 他于1936年3月14日在慕尼黑宣布‘是上天为我指定了这条路，我只是凭着梦游者般的本能行事，从不犹疑。’”此刻，哪里还看得到纳粹德国及其领袖人物希特勒的一丝丝理性判断能力，上天眷顾与本能行事的碰撞，必然将战略冒进者引向日暮途穷境地。
在一种比较弱的意义上讲，当一个国家对自己所担负的世界使命和人类使命的意识有了自觉的时候，它就可以开始发挥国际领导权。但这种发挥却不能是急于求成的。一个国家认定自己还需要蓄积力量的时候，会出现战略失措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国家战略龟缩。所谓国家的韬光养晦即此意。纳粹初登德国政治权力舞台时，致力蓄积国家力量，拼命以军企集团发展经济，以此对内进行整合，重振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显得非常衰微的民族信心。此时的纳粹德国，并不是一个急于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战略冒进之国。这不是说战略龟缩就此成为纳粹德国的国策，它不过是在寻求重返国际社会并发挥领导权的机会。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描述的治国理念，一对西方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涣散无力，没有秩序；一心谋利，低级趣味。对马克思主义也极尽攻击。二是倡导一种由领袖鼓动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那是一种基于军国主义、 种族主义的国家战略理念。这一理念，成为纳粹德国后来军事扩张政策的指导思想。可以说，纳粹德国掌握德国政权之初的那种整顿国内秩序的做法，相对于此前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政策上的主动出击，是一种收缩。但这种收缩不过是为下一步的战略进攻进行准备的步骤而已。
战略龟缩是战略冒进的一个必要步骤。如果没有战略龟缩，一个国家以一种弱者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就想发挥国际领导力，那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龟缩是为了实现强国，冒进是由于取胜心切。前者关注的是国内政局，后者留意的是国际优势。国内做大做强，是为了国际称王称霸。龟缩不是目的，冒进才合逻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一个被协约国彻底击溃，并被瓜分国土，身负战争赔款的战败国，德国根本没有发挥任何国际领导权的资本。当时德国国内民心颓丧、经济不振、国力不济、政治衰败。魏玛德国根本无力成功建构一个立宪民主政体，《魏玛宪法》虽好，却难以成就共和业绩。趁乱而起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以对腐朽资本主义的大力抨击，对狂热爱国热情的煽动，对种族主义的极力鼓噪，对军国主义的大肆宣扬，攫取了国家权力。并在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其先国内重振再国际称雄的战略谋划，埋首国内的强权建构。当其自认战略龟缩的目的已经达到，可以转为战略进取之时，纳粹德国便毫不迟疑地发动了对外战争。而对战争胜败的判断，不是依赖战略预见，而是仰仗赌徒行动，最后结果，可想而知。
由此可以说，一个国家在采取战略龟缩，从战略龟缩转变为战略冒进的战略举措时，它自认为精准的战略判断，其实只是被装饰了的战略失误。无论是战略龟缩还是战略冒进，都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战略举措的国度，没有形成理性的国家自我意识，因此在自认不能挑战国际既定秩序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与自己国家理性定位不相称的战略举措；跳到另一个极端，当其认定自己已经具有足够实力挑战国际秩序的时候，它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战略进攻的举措。当其时，战略龟缩不过是表明国家试图发挥国际领导权却不到火候时的忍耐，而战略冒进不过是宣示国家战略不计工本地进取的狂热。这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失误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从战略误判到战略冒进，在战略上都是因为丧失了预见性的结果。因此，战略透支的失误一定会尾随而来。
因为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没有战略预见性，从而一定会导致战略透支（strategic overstretch）的局面。所谓战略透支，就是一个国家尚不具备与其称雄世界相匹配的战略储备，但却强行地推进其雄心勃勃的战略计划，从而产生战略欠账。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对战略透支做出了准确界定，“一个大国在执行一项扩张性对外战略时，战略投入显著超出自身的资源承载和动员能力，必须以损耗其他战略目标的方式持续汲取额外的内部和外部资源，导致其短期和长期战略目标难以达成，最终出现国力损耗和衰退”。由于资源汲取与资源消耗之间不匹配所造成的战略欠账，对一个心生超过国家能力的称霸雄心的国家而言，绝对是一桩悲剧性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战略透支，表明这类国家没有理性的国家意识，没有资源的适配能力，没能对诸社会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因此在内外政策上一定会处于失衡状态，最终导致国家战略的严重失误。其结果，轻则耽误国家发展进程，重则造成国家倾覆。
一般而言，国家在运行上必须自觉杜绝自认居于国际社会领导地位的误判，倘若不顾国力，硬充国际领导者角色，它就不能不透支自己根本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引发战略透支危机。一国出现战略透支，常常是因为，这样的国家以精神上的自我膨胀、虚张声势来煽动民心，让煽动者和被煽动者都误以为国家实力强大，足以向外扩张，且贸然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一种实功虚做的状态，是国家战略透支的决定性原因。对现代国家来说，在国家自我意识上，那些总是想不自量力地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国家，如前述德国心心念念的“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便是造成国家战略透支的民族深层心理动力。在国家的战略透支中，一个最重要的导因就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心理的极度诱导，这就是所谓“民心可鼓不可泄”。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凝聚国家的做法，但它并不保证国家就具有与鼓噪起来的沸腾民心相称的实力。结果必然就是精神上的狂躁与实力上的不济错位情况下的国家战略透支：在民众精神上，不断受到国家权力鼓动的社会心理，一定会酿成公众精神资源的透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它根本不可能满足狂热的公众意愿；这也就必然变成国家在物质资源上的透支，因为一国为满足公众意愿展开的政策实施过程，一定会因为物质短缺而力不能支；进而，当一个国家意图以一国之力挑战一个地区甚至是挑战全球秩序，它就一定会陷入资源匮乏的窘境。换言之，一国的狂躁，一定会将之驱入战略透支的困境之中。在战略透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么及时地调整战略，采取战略收缩的办法，将国家行动调回与其综合国力相称的状态；要么以更为激进的办法，坚持将战略透支的政策贯彻下去，终致国家战略溃败，诱发国家危机，导致国家倾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也好、日本也罢，都是在战略透支中走向了战略溃败，并最终导致国家遭受覆灭性打击。在这中间，德国国家战略的复仇驱动引人瞩目：纳粹煽动民众的复仇心态，民众狂热期待对一战的雪耻，两相扣合，促成了二战前德国那种不顾一切地扩张政策。其战略上重蹈以一国对付多国的误判，而对德国实力力有不逮缺乏准确估价，自信可以推翻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并建构起符合德国意愿的新型国际秩序。自明治维新以降，日本逐渐形成了自认代表亚洲弱小国家抗拒西方强权的认知定势，且在日俄战争战胜俄罗斯之后，代表亚洲战胜强权的心态更是固化。二战时，日本以建立所谓“东亚共荣圈”为名，出兵亚洲多国，并打定进攻美国的主意。即便日本军队的将官们都很清楚，他们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但日本需要一场在军事上战胜美国的作战奇迹，来鼓舞亚洲战场上的日军士气。显然，日本陷入与德国一样的战略透支情景之中，但他们不得不犯险而为，明知没有取胜把握，却执意以头撞墙。因此，日本以一国之力侵略亚洲多国，本已无法长久支持；进而以偷袭珍珠港将日本拖到与美国直接作战的险境。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已经在这样的战略透支中注定。德日两国的“二战”战略说明，一国采取战略透支的方式处置国际事务，偶有意外惊喜，但没有最终取胜的可能。因为战略透支基础上的战略冒进，最后必然导致战略溃败。
战略溃败（strategic collapse）是战略误判、战略冒进与战略透支的必然结果。这是一条战略失误的蜕变线索：当一个国家支撑不了战略上确立的伟大目标和战胜敌国的雄心壮志，它的雄心一定是对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误判，而建立在战略误判基础上的国家行动，相应肯定会陷入冒冒失失推进相应国策的战略冒进，而战略冒进的必然结果就是战略透支，最终在国家资源力不能支的情况下，落得个战略溃败的悲惨结局。陷入战略溃败的国家，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国家战略被赌徒心理所支配：为了赢得既定国家战略确立的胜利目标，不计一切工本，不惜一切代价，赌得赢便中大运，赌不赢便输得精光。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从雄心勃勃的战略扩张打回未尝生发国家雄心时的原形，甚至倒退到国家衰颓或倾覆的悲壮地步。之前一切试图让国家崛起为全球强国的战略部署，彻底崩盘，不仅未能发挥丝毫的推动国家强盛的作用，相反让国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初登国家政治舞台的第三帝国，以其极左的方式煽惑民众，让国家雄心达到了爆棚的状态。后来的国家溃败，让德国彻底丧失了自信心。“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不再有称霸世界的雄心，因此避免了国家战略上的误判、冒进和透支，国家寻求一种经济社会的专注性发展，结果反倒使两国再次以经济强国的面貌惊艳地出现在世界上。从德国的情况来看，由于“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安排。让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东德的经济发展颇为糟糕。而西德的经济发展令人侧目。从总体上讲，在各自的政治阵营中，两德的状态可称满意。仅就西德即联邦德国的发展态势来看，由于立宪民主政体的确立，曾经长期困扰德国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机制的不适配问题得到了解决，联邦德国几乎是重起炉灶地致力于国家的现代重建。这让联邦德国逐渐建立一个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全球范围内令人称羡的创新型国家。就日本的情况来看，战后立宪民主政体的确立，为社会经济科技教育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国家不再受天皇崇拜、军国主义的折磨，由此促使大规模研发的开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令人瞩目，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相携出场，国际竞争策略选择适当，这让日本从现代技术的跟随者、模仿者一跃而为现代技术的引领者。可见，国家战略的溃败，并不见得是完全消极的事件：国家从战略溃败中汲取教训，转而在国家战略的倡导性维度，致力强化国家的立宪民主政体建构、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创新、工业生产的精益求精、社会福利的沉稳布局，国家的崛起反倒具有充分的保障。今天的德、日两国，没有表现出称霸世界的国家雄心，也不寻求在国际社会发挥绝对的领导权。人们甚至讥讽两国愿做世界政治中的“小国”，心甘情愿地做美国的尾随者，德国和日本似乎变成了有点无奈的国际角色。但两国反而因此居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前沿位置，而不像两国在“二战”期间那样外强中干，让国家陷于战争的无边苦海与国家倾覆的危机之中。可见，国家战略溃败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从逆推的角度讲，一个国家试图有效避免战略溃败，首先必须避免战略误判、战略冒进、战略透支，否则，国家战略就会处在一个因战略误判，逐渐深陷战略冒进、战略透支直至战略溃败的险境。国家战略的溃败，除了对国家雄心、国家实力造成极大伤害以外，最糟糕的是造成国家发展锐气的丧失。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这都是避之犹恐不及的事情。
四、规避的条件
在国家战略中，如果其倡导性战略想要真正落实，从而有力推进国家发展，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并发挥国际社会的领导作用，确实必须落实立宪民主政体、市场经济体制与多元文化机制。这样的倡导，是为真正长期发挥国际领导力的超强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国家战略倡导性向度。同理，在国家战略中，其规避性向度要真正成功地予以避免，应该具备哪些必要的或基本的条件呢? 如前所述，满足两个规避要求：一是规避政治上的集权与专制体制，经济上的统制经济形式，文化上的封闭自守与自恋主义。这是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实质指向。二是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形式性指向。如果说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实质指向是很容易为人所把握的话，那么其形式性指向反而是相当难于把控的。原因很简单，这类形式性指向，看似在前述四个陷阱面前睿智止步，似乎就可以成功避开国家战略的误区。其实，这是一个相当粗率的认知。因为将国家战略的倡导性指向作为积极行动方向来讲，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的；而成功避开国家战略的规避性指向，更是绝大多数国家所难以做到的事情。前者的垂范，让大多数国家可以了解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后者的教训，让所有国家可以知晓避免国家战略败局的要领。然而，非常反讽的是，大多数国家既完成不了国家战略的倡导性要务，也无法避开国家战略的规避性要求。结果就是，成功实施的现代国家战略积极规划不多，有效避免的现代国家战略失误亦少。
试图成功规避现代国家战略的失误，首先需要在国家战略的结构布局上，对国家自身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识。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其形式结构上的民族国家形态，实质结构上的立宪民主政体，两方面都存在容易掉落其中的陷阱：就前者讲，以民族国家建构所必须的民族主义而言，一种弱的民族国家、国家主义的精神动员是建国所必需的。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是国家动员的双刃剑。一旦越过国家动员的必要限度，它就会对国家建构、国家发展造成机体性伤害。国家建构维度的必要民族动员和国家认同呼吁，必须与过度的相关动员方式，如纳粹的那种极为过度的动员方式断然切割。就后者论，立宪民主政体是现代国家的规范结构，这是人们心知肚明的事情。但大多数国家的掌权者并不愿意放弃特权，而与国民共同分享国家权力，因此常常知而不行，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走上集权专制之路。两相悖反的国家道路选择，便将现代世界区隔为民主与专制的二元空间。前者常常在国家战略的倡导性维度示范他国，而后者则大致给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示警。
人们对民族主义一般会怀有警惕。但如果简单将民族主义视为有害观念，那就是一种政治幼稚病。如前所述，对现代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国家动员的精神工具，是一个国家不可不用的价值杠杆、精神桥梁，国家建构一定会借助于它。这涉及一个国家自我维系的、起码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如果不以之对国家认同进行适度动员，国家就缺少必要的价值驱动力、精神凝聚力。作为发达国家主流动员方式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模式，强调在民族建构时的先设条件——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因此以个人权利为基础、而不以任何群体单位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基础。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习俗因素自然会影响国家的建构，进而作用于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但即便如此，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单位，仍然会对国家建构发生重大影响：如果一个民族（nation）尤其是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没有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作为依托，它就不可能催生一个国家的认同（national identity）。原因在于，国家权力结构对哪些人有效、又如何有效，它需要在国家（state）之前先行建构一个相宜的主体人群，那就是民族。这样才会有民族国家的继起性建构。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一个建立在多个自然族群、社会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而是建立在一个统一国族（state nation）基础上的国家。这个民族国家是以国族为中心，而不是以自然族群、社会民族为中心的。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即如人们习惯于将日本看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典型，但实际上日本的民族构成也是复杂的，尽管大和民族占据绝对多数地位，但也还有占人口比例不低的少数民族、混合民族。既然在全球范围内建构的民族国家，几乎不可能是一族一国，那么在国家意义上讨论的一族（one nation），就是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即人为建构的民族；一国（one state），就是立宪民主国家（liberal constitutional state）。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同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国家尝试建立理性自我意识的首要支撑点。
个人与国家、民族与国家这两个平衡点不能偏废。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形式建构的必要支撑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立宪建构的必须支撑点。两个支撑点的向度不一样，支撑的结构也不一致，但对民族国家的规范框架的长期维持，都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从规范结构上讲，国家一定要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害与民族动员的内聚性。但与此同时，为了国与国的友好相处，“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理念必须加以强调。换言之，超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国家体系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自我意识上一定要明白，它必须与它喜欢和不喜欢的其他民族国家打交道。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国家间的游戏不是零和游戏。因此，在国家战略上动辄诉诸战争手段来剿灭其他国家的选项，就应当处于自觉克制状态。国家间关系的调适，更多地应当诉诸妥协、谈判、订约，各得其所，和平共处。在国家意识上，我们喜欢的那些民族与国家，不能成为我们的崇拜对象；我们讨厌的那些民族与国家，不能成为我们消灭的对象。这是两个必须谨守的国际关系原则。
其次，需要对国家动员的程度有一个合理估价。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人民的自主选择、理性和平的交往原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时必须持守的底线原则。联系前一方面，把握住国家意识的两个基本点：一是要理性接受民族主义的动员，但不能过度；二是要心怀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想象，但不能忽视民族国家的基本界限。把握好这两个边界，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但只有不成熟的国家才会无视这两个基本点。对于一国的公众来说，唤醒这方面的政治意识自觉，还任重道远。同时，在一国的战略谋划中，倡导性向度的指标坐实，规避性向度的成功显现，需要国家制度建构和国际制度建构相携前行。国家的正常制度建构，需要让这个国家落实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制度平台上，塑就一个依宪治国的、强有力的国家制度框架；经济上尽力以市场经济寻求可持续发展文化上确认多元互动、相互尊重的理念，而不是自认优越与唯一；社会上趋近于理智、理性和平和，而不是一味鼓噪和激越亢奋；军事上要强调它只是政治的延伸和最后手段，而不是最先动用的国家间关系的调整手段；外交上要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取长补短，寻求双赢。在这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国家才有望避免陷入狂热状态，丧失国家战略的方寸。
当然，国家意识形态的动员也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现代国家必须严格避免意识形态化，因为意识形态化就使得国民像吸食鸦片一样莫名疯狂，国家行为就不可能趋近于理智和理性。而反过来，国家意识形态化动员起了副作用，一定会反噬国家权力，让国家权力的行为陷入躁狂状态。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鼓吹他们一定能战胜美国，结果日本军方不去攻打美国的话，日本民众就不能接受。因此，日本军方明知道会败给美国，还采取偷袭的方式去攻打美国。日本对美国的开战，成为“二战”的重大转折。美国全面参战，变成了日本陷入战略败局的转折点。所以，一个国家尤其是权力当局，不要以为民众被煽动起来就可以尽情地利用他们，民众也会反噬国家，给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困局。在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上，国家与公民、社会如何理性互动，是遏制国家战略失败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所谓“决定性条件”意味着：当国家不理智的时候，社会可以保持理智的声音，提醒国家权力，不要对社会进行肆意煽动；而公众鼓噪战争时，国家权力应该启动它的理性化机制，让公民归于理性和宁静；当国家和公民双方都处在情绪化状态的时候，国家的大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从“一战”到“二战”，直至今日，国家间的竞争胜败，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再次，需要准确掌握国家和全球治理的技艺。如果说政治就是一门艺术，那么一个国家，尤其一个现代复杂的、人为设计的国家，更需要高超的治理技艺，才足以达到善政良治的状态。国家自我意识或国家理性与该国中社会诸要素需要精巧匹配，国家才处于一个可治理的状态。实际的国家治理过程，需要有充分的社会公众和国家精英集团的理性动员，双方都必须对国家运行及国际处境保持高度的警觉。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国家战略的布局中，一开始人们容易保持警觉，国家发展起来了，就增大了陷入癫狂的风险，一旦人们为国家发展或崛起而陶醉，那么陶醉就必然导致社会的癫狂。前述德国、日本、苏俄的那种国家战略失控状态，就是因为国家短时间的飞速发展，让其理性无以保持，结果在陷入普遍的精神颠踬状态时，国家就行走在一条显见的歧路上而无以逆转。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需要领导集团、精英阶层与社会大众在观念和行为上保持戒急用忍的态度，能够将国家发展中诸要素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凸现出来，相互之间积极互动，促成一个保持国家长期、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这是需要一国人群随时心怀忧惧的事情，不可以儿戏视之。如果从权力当局、精英群体到社会公众方面，人们都拒绝理性思考，都陷入激越情绪之中，并为轻薄的乐观心理所支配，那么，国家的前景就绝对堪忧。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一国中人，必须痛切地反省，动心忍性地剖析国家机制，认准国家战略上的倡导性与规避性意涵，才足以真正实现其保持国家长期发展并发挥国际领导权的雄心。诚然，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国家，不仅会在成功中自我鼓舞，也会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前者的道理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后者的启发是“吃一堑。长一智”。在现代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国家在成为稳定的发达国家前栽了大跟头，又有多少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汲取先发现代国家的沉痛教训，而不断在同样的国家事务上惨痛跌倒。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国家战略失败的无数案例中，后起的国家基本上没有吸取前起的后发国家的教训。这样的历史记录基本上是零。从欧洲到亚、非、拉美，不断地出现走上先发国家战略失败道路的负面个案。最具醒神的案例是，凡是建立在仇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基础上的后发国家，一无例外地在国家取得一些发展成就的时候，出现一味崇尚公有制的癫狂，清算资本、归罪市场、煽动民粹、 敌视理性，结果便是国家发展的倒转，甚至是直接导致国家发展的中断。今日南美困局是一个基本样本，其他地区可能正在按照南美剧本上演同样的戏剧，这真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情形。
在现代国家发展战略上，推动企业家与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是不二之选，如果稍有发展、预见困难，就宣布没收资本、充公财产，结果就是国家权力的无限度扩张、随意侵入市场与社会领域，国家权力体系自身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为此，人类需要接受权力平等的第二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有多大政治权力就有多少利益相随，第二种形式是有多少资本就可以享有多少权益。在漫长的权力哲学（Philosophy of power）演进中，人们对权力与利益的直接勾连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这是需要矫正的传统政治平等思维。相应地，人们对源于资本的权利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s）赋予企业家的利益获得机制，却严加拒斥。这无以打造三权分立制衡的限权机制，无法促成有力约束国家权力的资本权力体系。权力的这两种平等形式，对约束权力都必不可少。至于权利的平等，即生命、财产、自由的平等，对一国之中的任何个人都没有例外，它是从权力来源上规范权力，使其不致成为难以约束的特权的根本保障。两者内在结合起来，加上组织化社会对权力的拒斥，国家才能真正落到长治久安的战略平台上。
最后，需要明确意识并牢牢记住，人们需要在国家成功发展中保持理性，在失败遭遇中保持警觉，这是不至于让国家陷入癫狂的精神基础。与此同时，一国在制度配置上千万不要以为国家权力无所不能。国家是有限度的，国家能力越强，公民能力就越弱；国家救助的越多，公民的自救也就越糟。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需要对国家权力怀抱仇恨的心态，因为既然“守夜人政府”（“night-watchman” state）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政府是“必要的恶”（a necessary evil），那么人们就必须学会与国家（政府）积极互动，促使它戴着镣铐跳舞。至于一个现代国家在战略上需要人们正视的沉痛教训，则不应被轻易遗忘。今日人们相互提醒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发达陷阱”便是一个足以让人警觉的话题。这种以“拉美陷阱”做出另一个命名的国家战略失败，即使已经成为不短时间的研究热点，但多少国家在发展中未能规避这一陷阱，悲壮跌落其中，真是足以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国家战略规避性向度的丰富内涵。“拉美经济史宛如一曲悲歌，充满哀伤与挫折……最近数十年来拉美为打破经济表现平庸、危机、通胀、贫穷和独裁统治之间的恶性循环而付出的努力” 令人印象深刻，但“失败的经济导致失败的政体、暴力、暗杀、逍遥法外和毒品泛滥”，让拉美陷阱显得格外令人触目惊心。
成功规避国家战略的前述四个陷阱，需要的条件是可以如上罗列而出的，但不是现存擘画出来被人们依样避让开来的。犹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顺畅取得经济成长的巨大成就后，几乎都陷入了停滞、倒退与衰微的状态，后起的国家必须保持警醒，否则很难避免这种发展厄运。将眼光扩展到全球范围来看，曾经长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希腊，在金融上的政策失误，导致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金融危机，引发国家破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被视为亚洲第五小龙的泰国，在1988年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不再被人看作是发达国家的后备军不说，国家也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20世纪70年代辉煌一时的拉美明星国家，诸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如今都深陷经济社会发展危机之中，一时找不到国家脱身的出路。这些案例在提醒人们，国家战略的规避性向度不是一个按照既定的发展手册，可以避开险滩暗礁，顺利抵达国家持续发展的彼岸的问题。它是一个在国家战略谋划随时随地、换着方式再现的战略难题，需要在国家战略的倡导性向度落实、规避性向度躲闪。不考虑有助于国家行稳致远的大战略问题，或者说不对国家远景进行战略思考，没有这种远期的思虑，国家就会陷入缺少战略谋划情况下的当下危机且不自知，此所谓近忧是也。远虑近忧的联袂出场，促使人们保持必要的国家战略意识与谋划能力。
五、结语
深研战略的学者明确指出：“战略不仅仅是这么一种艺术：为一个国家可能会变得卷入其中的武装冲突做准备，以争取最后胜利的方式规划国家资源的使用与其武力的部署。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是17和18世纪期间所谓‘国家理由’的现代等同物。它是合乎理性地确定一国的紧要利益，确定对其安全必不可少的需要，确定它在同别国的关系中的基本目的，确定它关于各项不同目标的轻重缓急次序。”援引这段话作为结语，意在自省并提醒人们，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绝对不是某个天纵之才的一时灵感对付得了的大难题。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乃是一个国家全方位动员起来应对现实处境、持续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总体性问题。一国中人，不能置身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事外，而需要全情投入其中。如此，国家战略的倡导性与规避性目标，方有望落实。国家之兴，据以望焉；国家之败，由以避免。
（注释从略）
来源 ：《政治学前沿》2024年第1辑，第1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