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的复兴，可以在三个意义上加以界定：作为文明载体的中国的复兴，作为世界领先的文明体的复兴，作为现代文明构成部分的复兴。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适当选择。以“现代”为鹄的，才足以健康而有力地引导中华文明复兴前行。为此，有必要在世界与国家的大小坐标中，准确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含义。进而在“以西方为方法”和“以中国为方法”的两端之间，确立起“以世界为方法”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理性进路。在此基础上，需要超越近代以降以审美眼光看待“现代”、总是追求理想化、乌托邦式的“现代”的心态，基于现实可行性谋划古今中西维度所约定的中国现代化进路，并以此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而非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复兴”，并助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自晚清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以后，为中华之崛起、中华文明的复兴而努力的韧性尝试，贯穿了中国近代以降的全部历史。这段历史如此可歌可泣，值得人们反复琢磨、认真咀嚼。这不仅是因为由盛转衰的历史处境促使中国人全力转变国家状况并展开相应的国家行动，而且也是由于中国在古今中西四维之间展开了新的思维运动，更是基于不断的历史挫折与不懈奋进促成了中国日趋成熟的现代理念与现代谋划。相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伏跌宕与激动人心，观察隐含在这一巨大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中国现代认知结构，也就是在古今中西相互交织中生成的中国现代理念，更具有知识价值和引导力量。
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坐标
中华文明复兴，不仅是一个为当下中国人所熟知的国家理念，也是一个为当今全球所瞩目的国际理念。由此，“中国”与“世界”构成了人们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两个坐标。
在具体观察两个坐标中的中华文明复兴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命题的含义作出解释。中华文明复兴，就中华文明的发展状态来看，至少有三个指涉：一是中华文明在古代历史上曾经领先全球；二是中华文明在近代以来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三是当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处在上升状态，延续这一势头，将会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
中华文明的历史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文明是第一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正式创生的文明形态。这一时期产生的中、西、印三大文明体系尽管互不知晓，但却共同为人类文明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发展的深厚根基。“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这一切皆由反思产生……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对中华文明而言，这就是由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和其余诸子所创立的、以百家争鸣呈现的中华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
如果说思想上的繁荣局面代表了早期中华文明对人类精神觉醒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的话，那么，制度文明的建设成果，则代表了早期中华文明对人类组织方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经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战争与改革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即便在精神上与现代异趣，但在形式架构上为人类贡献了纵横分工的国家行政建制。这是人类超越血缘建制，成功建构起政治化国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而在今天显示出惊天动地能量的科学与技术，在古代漫长发展与蓄积能量的过程中，中国也曾领先于世界。诚如深研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和中国古代的技术都导致了一些经验性的发现和发明，其中有许多发明对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清楚，中国人虽然照样总是以原始型的理论来解释技术，但是他们善于计划并能进行有用的实验来进一步改良技术”。相对于科学原理而言，中国古代的技术之发达，确实长期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
上述内容足以让人们确信，中华文明确实在整个古代时期是世界的先进文明。这首先是从小坐标上衡量的结果：作为一个具有漫长历史与辉煌文明的古代国家，中国是一个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共在特点的国家——其连续性正是通过前述的精神文明、制度形态与科技进步表现出来的；其断裂性则通过朝代的更迭体现出来。前者是其构成文明连续体的标志，后者是其成为起伏有致的文明发展历史的展现。两个方面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史。其次这也是从世界这个大坐标上确认的结果：除开它属于人类文明早发的成就之外，它在世界范围内所展现的文明韧性力量，以及它在文明的交流与融汇史上留下的光彩记录，都是明证。
但不能不承认，自踏入近代门槛，中国不断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步伐。这种落后，不仅体现在现代价值观念创生上的滞后，也体现在现代制度创制上的乏力，自然还表现为建构现代认知方式与行为模式上的迟滞。现代科学与技术这一崭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与重建世界的手段，以及超越宗教与道德而确立新的认知模式与行为范式，最初与中国人关系疏远。与“现代”的创制权丢失相关的，更是令中国人难以承受之重：在民族国家的竞争性世界体系建构进程中，中国作为“抗拒者”与“适应者”双重身份的“拉锯者”，完全处在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局外人”位置。“落后挨打”的国家处境，延续了一百年之久，这是中华文明让人不忍直视的显见衰落。
这同样可以在国家与世界这两个大小坐标中体认：从国家处境来看，作为古代文明载体的古老中国，必须接受结构性转变的国家变局，这是具有共识的时代认知。即便在国家转型的根本变局中存在极大阻力，但从总体上讲，所谓拒斥改革的保守派，只是一些试图阻止激进改革的相对保守人群；而那些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士，则是一些试图让国家改革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志在维护国家的群体。换言之，在近代以降的中国，保守派也并非绝对拒斥变革，这不是说保守派与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士对国家命运具有相同的看法，而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处境有着共同的感受。从世界视角来看，中国人是普遍认同现代文明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是一个处境艰难，但保有文明抉择活力的文明体对现代文明的开怀拥抱。这一文明取向，一定会将中华文明引向现代文明。
1978年底，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历经30余年的顽强努力，中华文明显现出它的现代活力。中国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令世人惊异的迅猛增长，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开始尝试为更加成熟的“现代”世界发展贡献智慧——这既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上、也可以从“天下”话语的重启上得见。这同样是一个呈现于坐标中的重大事件：就中国的国家发展来说，它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挫折后，终于找准了国家发展方向，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奠立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人类文明发展来讲，一个占据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大国的现代崛起，确实具有改写人类文明史的重大意义——不仅证明现代世界文明可以重塑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可以由古老的中华文明刷新现代世界文明的面貌。这是一种文明发展的双赢局面：古老文明获得了“现代”新生，现代文明获得了丰厚的历史资源。
人类文明自从与野蛮划出根本界限以后，就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提升发展水平与升华境界的总体状态中。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就此具有引导人类前行的方向性与辨析感。人类一直在警惕文明倒退回野蛮，也长期在努力维系文明发展的态势。文明，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与野蛮揖别的文明，促成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文明理念，而是寄载于不同文明实体的复杂体系。文明不分高低，但文明体的演进水平与层次差异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从前者讲，文明在人类确认的价值导向、制度精神与生活范式的意义上，确实无须区分高低，实质结构完全相同；就后者论，文明从来不是没有社会实体依托的人类生活样式，而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相异文化与不同处境之中的社会形式。因此，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会参差不齐，这就不仅决定了文明一直处在发展状态而不可能达到完美，而且注定了发展程度不同的文明体从低级向高级文明演进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记住，从来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文明社会。假如我们设想价值观念和理性至上是文明最基本的性质，是文明诸特征的父辈特征，就必须把它们的儿孙看作象一篮子滑溜溜的石子似的东西，每个文明社会只能抓住它能抓住的那些石子。”既然不同文明体各有所长，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借取，就是一个势所必然的事情。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讲，它有在古代历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有在近代的文明衰颓记录，当它在当下显示出文明复兴迹象的时候，便极富教益地提示人们，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体，确实处在兴衰起伏与相互比较的处境之中，它需要面对不进则退的文明状态，更需要明白文明兴盛不衰的根本道理。
把握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维度
中华文明的复兴，首先是一个基于历史维度的判断。如前所述，没有前现代与崛起后的中华文明态势的比较性呈现，人们是无法理解中华文明复兴的丰富历史含义的。这个历史维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是说，中华文明的兴衰不是一个随着自然时间的绵延呈现出来的状态，而是一个因应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而展现出来的不同状态。缺乏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与近代衰颓两个相较状态，当代也就无所谓中华文明的复兴问题。复兴之谓复兴，就在于它是相对于古代的辉煌与曾经的衰颓而言的一种新状态。这样的时间感，是一种文明-文化发展的时间感，而不是一种对自然延续的时长感知。它同时提醒人们，中华文明的古代辉煌并不是可以无条件延续下来的，在中华民族没能高度警觉地抓住文明发展契机的情况下，古代文明的辉煌发展史会遭遇中止的危险。尤其是与中华古代文明异质的现代文明，尽管中华古代文明也为之发挥了奠基、启导与助推的作用，但它的总体创制权不属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后发外生、急起直追的关系。如果中华文明对现代文明可以迎头赶上，并且创新性推进的话，那么它的复兴就是极为可期的事情；如果中华文明缺乏向现代文明发展的紧迫感与行动力，那么它的处境就会更加令人担忧。这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与未来前景来讲，是一个必须审慎以待的重大问题。
这就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古今之变”问题。这一堪称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局，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决断而已。换言之，人类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在哪个时刻就自成体系的古代方案与排斥性的现代计划之间进行抉择的古今交接事实。古今之变是一个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结果。因此，从历史源流上讲，“古”与“今”一直处在交错存在并相互作用的复杂情景之中。但从古代源远流长的发展中生长出来的“现代”，确实在17世纪出现了与自己“古代”母体作别的呱呱坠地现象：作为西方“古代”文明之子的西方“现代”文明，就此划出离开母体而独自成长的生长界限，并因此在人类文明史上刻画出一道古今判然有别的深深痕迹。所谓“古代”，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是一个专制政治、农业经济与封闭文化的结合体。尽管人们并不排除甚至必须承认，在整个古代历史上，也存在民主政治（如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民主）、法治（如古罗马发达的公法与私法体系）、宪制（如中世纪的教会代表大会制度），并且为市场经济的浮现提供了长期的商业经验积累，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为文化-文明的交汇及开放提供了丰厚资源。但不能不承认的是，前述的古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结合体，是一个足以让人们归纳出来的、与现代文明迥然相异的古代文明基本模式。
人类的现代文明其来有自。但在17世纪，它宣告了自身独立自存与独自发展时代的到来。这不是说现代文明从此就与古代文明毫无瓜葛，而是说现代文明不再寄生于古代文明的躯壳中，它展现出与古代文明的基本结构大不相同的特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相结合而构成的现代文明基本结构，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机制。这自然是一个相对于前述的古代文明机制而言的新机制。两者之间在实践上的实存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但在知识上的分类关系是清晰可见的。现代文明的这三个基本支柱，不仅支撑起了人类现代文明大厦，而且成为检验一个文明体是否属于现代文明的基本指标。“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多股力量的角逐，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动力。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one infrastructure），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正是这个对现代文明的简明扼要概括，发挥出三个重要的提醒作用：一是现代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与社会机制的文明综合体，因此不能将现代文明结构简化为某一社会要素的文明化；二是现代文明依赖于社会诸要素的积极互动，而不是仰仗某一社会要素的单一驱动；三是任何文明体一旦将文明的进步安顿在单一社会要素上，它就丧失了从古代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动力。
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主要出现在古代文明阶段。这从前述的中国小坐标与世界大坐标上均可以体现出来。然而，现代停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固然与中国古代的权力机制是一个形式上超稳定的自我修复机制有关。可以说，专制皇权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的决定性原因。这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结构性变动缺乏根本的政治动力。皇权专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结构性修复机制的关键，也成为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最大障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历史既成的状态，无论人们基于赞同还是批判的心态，都不会改变两个既定情形，一是皇权专制得之于军事暴力夺取，因此绝对不可能是民主的，甚至很难是民本的权力；二是现代体制进入中国以前，中国确实缺乏结构性自我更新的动力，只是在西力东渐与西学东渐的双重驱动下，中国才开启了自己迈进“现代”文明的进程。
恰恰也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晚清阶段，中华文明的古今之变显得愈来愈紧迫，张力越来越巨大，文明类型转换的压力愈益凸显。但现代中华文明发展得生机盎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踏入现代门槛的中国人，认准了现代文明的方向。方向既定，前路曲折，乃是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的一般表现样式。对现代文明的输入性国家而言，甚少能够一帆风顺、不经挫折步入规范的现代文明轨道。前有德、意、日等国的沉痛教训，后有其艰难落定在现代文明平台上的宝贵经验。而中华文明艰难曲折的现代转轨，不过是这些案例中并不凸显的一个。不仅如此，自晚清以降，三个政治体都设定了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都设定了现代文明建设的大目标。这是一种旨在推动中华文明实现古今之变的国家理念。其间，以国家理性（national reason）估量，中国确实显现出实现古今之变的自觉意识。
不过，在中华民族的政治意志与民族理念上讲，实现古今之变，并不是以国家理性的方式展现出来就会有相应的实际结果。这固然是因为观念意欲与行为后果之间的难以吻合所注定的结果，也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负重相当沉重的缘故。人们在理性上会明智认领现代文明，但在情感上却会对古代文明心怀深沉敬畏与无限眷恋。这是一种人难以避免的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因此，从古今维度审视中华文明的复兴问题，便成为一个十分艰涩的话题。
作为方法的“西方”与“中国”
在古今之变维度审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变，诉诸历史或传统思维惯性，导致人们总是在中华古代文明中寻找现代基因或现代动力的认知偏失。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抗拒心理作祟的产物，在一定情境下，这样的文化心态会成为阻碍文明体更新的顽固力量，阻止该文明体的功能改进与结构演变。
具体来说，阻碍中华现代文明生长的两种阻力：一是源自文明发展内在动力缺损的明清两朝，逐渐将中华文明固化在古代文明的基座上，形成了极具排斥性的“华优夷劣”的文明心理定势；二是源自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体系，与中华文明的古代模式相去甚远，且因为是外来文明，而受到从明到清以降的系统性权力排斥。从思考文明-文化问题的方法论上讲，它最终促成了所谓“以中国为方法”的方法理念。“以中国为方法”有两种具体的方法路径：一是从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古代示范性与现代失范性来审视相关问题，从而发现文明-文化发展的某种普遍性经验与教训；二是从中国独有的文明与文化经验出发，将这一经验固化为几个教条，从而拒绝审度其他文明-文化的是非得失，这是一种将中华传统文明标准化为一切文明判准的思路。前者是走出单纯以现代西方为方法的困境，提供一个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世界”图景，从而让人类保有不同的自我理解与群体理解的进路；后者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雄心，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现代文明理解途径，但相对于前者来讲，显然其开放性程度有限。
仅以前者而言，作为方法的中国，确实对受中华古代文明深刻影响的远东国家来讲，是一个自我理解的必要方法进路。自然，中国自己也需要有这样的方法意识。但这是以中国作为方法的两个不同进路：前者有一种比较方法的预设在，因此不会陷入文化自恋主义的泥淖；后者是一种古今维度的连续性比较，因此会面对严重的自恋主义风险。就前者讲，中国也好、日本也罢，在现代处境中，长期将自己作为欧洲版“世界”的一部分，被纳入这个世界中定位与理解，其实可能陷入了一种方法误区。这是因为中国也曾经有自己营造的世界，也创制了自己的文明原理，因而将中国作为方法是中国与东亚国家自我理解的一个方法进路。“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以‘世界’为目标，而只需要向世界展现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己的世界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无论好坏），即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判以往的‘世界’。”显然，这种以中国作为方法的理念，是要开拓一个文明间相互理解的新天地，从而为文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方法动力。不过，这样的方法理念，对于中国自己来讲，需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既将方法理念多元化，更将现代文明建构作为自己坚韧努力的不变方向。
在“以中国作为方法”的叙述脉络中，可以看出，它其实是“以西方作为方法”的一个纠偏性尝试。一般而言，西方或中国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加上引号的“西方”与“中国”，则远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还是一个政治-制度概念，更可以成为一个方法概念。为此，有必要辨析的问题是，何以西方可以作为方法？这是一个在古今之变的维度上凸显出来的新问题。
“以西方作为方法”，在两个意义上会有相当不同的定位与内涵：一是在“西方”作为地域概念、地方知识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它确实具有明显的内在限制。因为它是以强势姿态出现在非西方的其他地域面前的知识与实践形态，其他地域不能不屈从于它的超强势头，从而不得不放弃自己曾经拥有的地域范围及其方法意识，转而接受西方强加的“世界”，并且在整个知识建构上采纳“西方”的方案，在地缘政治上采取“西方”的民族国家竞争策略。这一原本属于“西方的”文明体系，由此华丽转身成“现代的”文明机制，具有了衡量、评判与预制“世界”文明体系的文化霸权。这是容易招致非西方国家抗拒的方法之“西方”。二是在“西方”作为现代文明先发典范的前提条件下，在超逾“西方”的地域限制、地方知识与地缘政治的特殊限制情况下，同时在后发外生性现代国家能够准确理解与把握自己国家现代转变之关键契机的情形中，“以西方作为方法”便可以脱离狭隘的地域、地方知识与地缘政治的限定，而具有引导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重大效能。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取得了古代文明建设的持续成就的国度，都会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建构。这不仅对中华古代文明来说是如此，对古埃及、古印度等等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都面临一个接纳还是拒绝西方创制的现代“世界”的严峻挑战。如果说它们拒斥这个世界，不以这个世界为方法，那么就会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一个显见的困局之中：不进则退，它们会融入西方创制的这个“现代世界”，或成为被“现代世界”淘汰的国度，成为文明严重退化的落后地区。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与其说这些国家面临的是以西方为方法、还是以自己为方法的困境，不如说遭遇的是以不以现代世界为方法来求存的严峻挑战。可以说，这不是只有中国需要面对的处境，而是一个全球后发国家的共同处境。一个自陷于要么西方、要么传统的方法困境中的国家，一定会陷入一个要么现代、要么传统的二元悖谬境地，最终丧失国家跻身现代文明行列的机会，并因此彻底丧失文明国家的资格。好在晚清以降，中国的大量有识之士就明确了接受现代文明的态度，并着力推动国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文明转型进程，因此不至于陷入知识上的健全追求妨碍实践上的正确决断的悖反僵局。
中华文明的“现代”新使命
需要确认的是，中华文明的复兴，首先是完成“现代”转变的复兴，而不是拒斥现代的别样复兴。这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逻辑。在文明演进的总体进程中，不存在仅占据古代文明先进位置与后现代文明优势位置两端的文明形态。从时序上的连贯性来看，“现代”文明是连接古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的文明形态，缺少这一文明形态，文明的时间环节就无法连贯。因此，凡是一个有机会通向未来的文明体，必须有能力以现代文明将其古代文明与未来文明贯通起来。从文明的空间结构上讲，现代文明是古代文明发展而来的文明形态，因此跟古代文明不处在两个完全隔绝的空间之中，在文明结构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让人们必须在相对的知识区分基础上，对两者做结构渐变的理性观察。
其实，人类文明的发展态势一直如此。如果将古代、现代与未来的时间段前移，第一轴心时代的文明也是对更古时段文明的继承与突破，也开启了古代文明的长时段发展历史，直至现代文明形态兴起，人类文明由此进入它的第二个结构交替期，并逐渐进入第二个轴心时代——也就是由现代科学与技术开启的当下这个轴心时代。循此可知，观察人类文明史，需要遵循连续性与断裂性相互关联的思路，才能完整理解人类文明的演进状态。对此，中国古代文明的创制者已经具有自觉的认识，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断言，就是这一自觉认识的上佳体现。而今，在“现代”文明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且有机的组成部分的情况下，中华文明的“维新使命”，就体现在它对“现代文明”的接纳与再造上面：如果中华文明成功完成“现代”文明的构造，那么它的“现代”维新命运就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中华文明没能完成“现代”文明的构造，那么它的维新使命就停留在古代文明的既定时空之中，也就无从从过去进入现代、从现代走向未来。
中华文明的“现代”维新使命一直处在动态过程之中。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从总体上讲，这个过程一直在韧性延续着，也呈现出向着规范“现代”转变的大趋势。这是一个领承了文明维新使命的民族所表现出的现代文明建构活力。“世界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已明白地看出，中国的出路不应再回到‘传统的孤立’中去，也不应无主地倾向于西方（或任何一方）；更不应日日夜夜地在新、旧、中、西里打滚。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古老社会唯一可走而且正在走的大路。”这是一个在中国与世界两个坐标中得出的结论：就中国的“现代”国家命运讲，“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庄严神圣，是说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的严肃性；以现代连接过去与未来，是说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性；救亡图存以趋向成熟，是说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的发展性。无疑，中国的现代文明建构，对“中国”这个国家来讲，具有济世救弊、维新图存、革固鼎新的效用。就中国的“现代”文明建构所具有的世界意涵来讲，它将刷新由西方提供的现代蓝图，而以中国现代文明的成功建构，展现出东西文化综合基础上的“世界文明”新景象。“东西文化的交流已由观念理论而演变为实际行动了！事实上，我们已经确切地体味到，一种世界观的意识形态和全球性的生活方式已在形成，人类文化已逐渐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凝练。世界文化不只是将要来临，且已经来到，已经在浮现。”为此，金耀基呼吁中国的知识界应当秉持“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代文明理念，敞开胸怀，为世界文明-文化的建构作出贡献。
金耀基的论述有重要启发意义。相此而言，他对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于本民族、本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的论述，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真切判断；而他对中华文明现代更新所具有的世界文明发展意义的论断，则是一种基于期待的展望。但在现实准确刻画与未来明确期待之间，他所明白无误表达的中国建构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应该是不会引起争议，而只会引发共鸣的言说。自晚明中国接触西方文明以来，中国就一直处在一个是接受还是拒斥异质的西方文明的严峻局面中。其间，经历清早期与中期的停滞，到晚清，这一局面再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随后呈现在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之中。伴随着中国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步伐，中国呈现出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工业-市场经济与多元文化相伴而生的现代文明的社会变迁大势。尤其是四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一举将中国推向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位置，相应推动中国人重新思考民族的处境、文化的发展、文明的使命。中国出现的这一现代文明跃迁，已经让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中国议题发生了重大改观，“正是以同处在一个世界的同气共求，中国学者不应当缺席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应当在与自身经验密切相关的中国议题上无所贡献。这不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上寻找中国学者需要对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与中国议题设置做出贡献的理由，而是从人类处境的普遍一致性上对中国学者提出的应然要求”。这是中国学者一种回应性的尝试，也是一种积极回应近代以来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必要回应性行动。
不过，必须看到，中华现代文明的建构还不是一个建立在全民族确定性共识基础上的尝试。不同于基于中华文明现代处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反现代的文明建构尝试。这种反现代的文明理念，存在温和与激进两种类型。温和者以批评现代化即现代文明存在的、必不可免的缺陷来立论，强调中国古代文明可以发挥矫正西方现代文明缺陷的作用；激进者则抗拒西方现代文明，认定那是一种极富暴力性与侵略性的文明形式，因此试图以中国古代文明的温和与妥协精神取而代之，以此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引一条健康道路。前者引导出西体中用、中体西用的体用为二的论断，后者促成了中体中用、体用如一的立论。但从总体上讲，两者都将抗拒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文明-文化使命，尽管这种抗拒内含着承诺现代变迁的意向。而其中最具支持力的理由，便是不同古代文明自具其价值与意义的简单多元主义。“从这个倾向出发遂产生了认为各个文化是个体性且独特的这个看法。它们各自表达其集体经验，全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同样真切而有效的工具。这个立场否认了启蒙教义中无时间性的普遍法则，即任何时、地，任何人在原则上可以了解的真理。绝对的普遍模式是没有的。这个趋势，我称它为‘反现代化’。”这种“反现代化”思潮，是一种对富有侵略性的西方现代化的启蒙方案的抗拒，不能简单将之视为对现代化的完全抵抗，但其中所包含的拒斥现代化的意念则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任何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文明挑战时都会出现的文明念想。
如果说“反现代化”思潮限定在优化现代化的范围之内，那么它就构成现代文明建构的另面动力，相应它也就成为现代文明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这一思潮走向更为激进的一端，那么它就可能会成为颠覆现代文明建构尝试的精神基础。前者已如前面的分析，后者还需要对其逻辑的延伸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假如这一思路不受限制地往前发展，就会引导出以完美主义拒斥现代文明的理念与行动。这是一种基于现代文明不完美，因此需要严厉批判或痛加拒斥的主张。而寻求完美的文明建构目标，会促使人们将目光从不完美的现实社会移开，转向不受现实缺陷宥限的空想世界。就文明建构的时间向度而言，完美主义可以分为两种思路：一是历史向度的回望，这是一种将完美社会的眼光投向前现代的取向；二是未来向度的展望，这是一种将完美社会的建构投向后现代或更为遥远的未来的游移不定取向。两者时间取向的反向性，让它们呈现出相反的思想特征；两者在文明结构上的取向，让它们呈现出辨识度相当高的共同特征——对当下向度的选择，它们往往以现实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而对现实文明加以否定；对现实存在的文明范式，他们常常以时限性、地域性加以否定性抨击；它们全力展望的，是早已远去的过去理想和遥不可及的未来意愿。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来讲，前者表现为无条件地推崇古代文明，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古代文明体系中找到迎刃而解的现存答案，而且因为古代文明的圆满取向，它远比现代文明的分化发展要来得令人满意；而后者则表现为无条件地期许未来，认为未来会将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问题彻底化解，并且以对社会与人性的根本改造，干干净净地消除一切社会人性矛盾。
就此而言，完美主义其实是文明发展的大敌：因为人类文明总是在无法完全消除的缺陷中实现进步与发展目标的。如果为了心中高度期许的一个完美目标而绝不妥协，那么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翻自己设定的目标和围绕这一目标厘定的实施方案。于是，完美主义会深陷在理想目标的空洞幻想中无法自拔，而现实可行的行动目标则被弃之一旁。对建构现代文明的中国而言，那种心存悉数克制现代文明缺陷，一步登天地到达完美文明境地的意图，是妨害中国真正取得现代文明进步的理念：它要么使人耽于过去，要么让人沉迷幻想，但却完全无助于中国建构现代文明。这是一种典型的、陷溺在理想主义之中的乌托邦理念。
现代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已如前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文明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意涵，毋庸赘言。之所以说中华文明的“现代”新使命，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否完成其现代转变，不仅决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被动处境是否可以根本扭转，也决定了中华文明发展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光明未来。这是中华文明承前启后、必须承担的文明创新使命。中华文明是否能够复兴，端赖于中华现代文明建构是否可取得成功。无视这一点，等于无视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文明的复苏一说，也就无从谈起。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1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