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优化政治生态既是一种目标导向，也是一个政治过程。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生态的优化不可能始终直线运行，这就意味着要对它进行适时监测预警。在现代信息社会，大数据技术与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它能对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客观面貌进行适时呈现、全程监测和提前预警，进而以数据呈现的方式倒逼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作出回应。邳州市利用大数据监测政治生态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大数据技术对县域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发挥强大的赋能作用，蕴含在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共享的内在机理中。政治生态监测预警需要从定性走向定量，最终目标是促进政治生态优向转型，以及构建政治生态评估指标体系是重中之重，这是邳州实践的重要启示。
关 键 词：政治生态 大数据 监测预警 技术赋能 political ecology big data detection warning technical empowerment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生态，这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律。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治生态往往被视作重要因素而深受重视。对于这一重要议题，近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其内涵界定、结构构成、当前境遇、演化规律及其与权力腐败之间的关系和优化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普遍聚焦于政治生态优化，这是已有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的共同目标指向。
优化政治生态既是一种目标导向，也是一个政治过程。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生态优化显然不可能始终直线性运行，难免会同既定轨道发生些许偏离。此时，就需要对其适时进行监测预警并及时纠偏。然而，对政治生态的适时动态进行监测预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值得庆幸的是，在信息技术广泛进入政治空间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充分开发和有效运用大数据是一个有力支撑。“大数据的应用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全面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治理思维和治理手段，代表着政府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中实现跨部门协同、数据共享、科学决策、趋势研判、战略分析等领域治理模式的提升。”[1]对于优化政治生态而言，大数据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大数据能对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客观面貌进行适时呈现、全程监测和提前预警，进而以数据呈现的方式倒逼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作出积极努力。近年来，江苏省邳州市对此作出了实践探索。从邳州市实践中可以窥探出大数据技术对县域政治生态监测预警所发挥的强大赋能作用。
1 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耦合
任何行为和事物都是在一定环境中存在和发展的。正如萨克塞所言：“机体不是被动地继承形式，如同蜡烛接受浇注模型的形状那样，而是在个体和环境交界处按照环境条件来塑造自己。”[2]20在自然界，从来就不存在脱离一定环境而存在的事物。政治生态亦是如此。良好的政治生态就成为维系政治系统有序运转的重要支撑条件。一个健康的政治系统，必然要与内外各要素进行充分交互并形成适宜的政治生态。正因为如此，在分析政治现象时，人们大多习惯于“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3]22。政治生态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是研究者以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为分析对象，通过综合运用生态学和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而形成的一个交叉学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政治生态定义为研究政治行为环境的一系列方法。由此可见，政治生态学既是一门新型交叉学科，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探讨生态环境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作用。
作为政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政治生态本质上是指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政治系统与外部各要素之间错综复杂而又相互关联的关系状态。也就是说，政治生态主要是强调两种关系形态及其有效建构：政治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和政治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状态。但是，从历史和实践看，这两者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并不完全等同。相比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等外在因素而言，政治制度、权力结构、政治文化、行动主体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等内部要素对政治生态的影响更为直接。这正是人们在讨论政治生态问题时产生不自觉偏向的重要原因。
政治生态对政治发展的作用从效度上看是巨大的，从形式上看是潜移默化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一定的政治生态及其衍生而来的政治风气对政党政治的形成及巩固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形态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往往会把良好的政治生态当作巩固执政地位、促进政治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然而，政治生态的形成及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极易受到污染。事实证明，“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4]。这就意味着有必要对政治生态进行适时监控，并根据实际作出适应性调整和有效治理。这就提出了政治生态监测预警的现实议题。
在政治生态建设的整个系统中，监测预警是基础性环节。这种基础性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客观描述的作用。政治生态既是一种静态要素，也是一种动态过程。无论是哪种形态，要想促使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都需要对其基本面貌进行客观描述和准确研判。这是前提和基础，否则，优化根本就无从谈起。如果连政治生态的基本状况都不能准确掌握，何谈优化政治生态？而监测预警恰恰能发挥这一功能，能对一个地区一段时间范围内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作出清晰扫描和客观呈现。二是发挥引导修复的作用。通过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分析、对行动主体行为偏向的监测、对腐败发生概率的预判等细节问题的溯源，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能运用分析结果对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好与坏作出评估，进而对恶化的政治生态以样态呈现的方式“倒逼”所在地区纪检监察部门提出修复方案，作出修复努力。也就是说，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不仅能发挥场景描述的作用，而且会充当修复向导的角色。这就是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政治生态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然而，政治生态监测预警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支撑。这个技术支撑就是大数据。按照目前通行的看法，大数据是具有超大规模、快速流转且能适时传递的数据流[5]。它也是“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IT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合”[6]。大数据已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新办法。实践证明：“作为新兴研究方法，大数据方法是用一系列算法从海量非结构化数据中发现反映社会现象的特定模式、特定关系或特定趋势，其目标是运用机器学习把非结构化的、高维的、海量的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可被理解的社会知识，因此被视为探索性(相关性)分析而非因果性分析方法。”[7]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表明，大数据以其开放融合、互通互联、及时传播、深度聚合等特征，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治理，并重塑着政治社会各领域的运行规则和人们的交往方式。对于政治生态系统而言，大数据“所具有的多向度的时间数轴、多维度的空间范畴、多层次的物理信息，为政治主体提供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也为政治生态的现状和走向提供客观图谱，成为政治生态系统加强自净功能的有效手段”[8]。作为观察政治现象与政治系统内外各要素交互关系的重要介质，大数据技术从客观呈现、适时监测和提前预警三个方面为政治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提供足够科学的技术支撑。
其一，大数据可以对政治生态的当前总体状态进行客观呈现。纷繁复杂的世界和错综复杂的事物在大数据系统里都会成为一种数据流或数据集合。人们可以通过挖掘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来分析事物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供有助于决策的参考意见。在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过程中，大数据可通过数据汇聚和综合分析，摒弃人为操控或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对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进行扫描，刻画出政治生态的总体面貌，继而为纪检监察部门了解政治生态现状提供写实版的“画像”。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从公共政策的制定到执行再到监督，所有与权力运行相关的过程和行为都会留下数据信息。通过提取、分类、比较、分析这些数据信息，能总结出一个地区或系统政治生态的总体面貌，以及发现影响政治生态的规律性因素。
其二，大数据可以对政治生态的变动过程进行适时监测。政治生态本身是一个变动不定的过程，不可能一朝定势永远不变。其变化也不是突然发生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而是会延续着一种“脉动般”的波动。这就意味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曲线”。对于这种曲线，大数据的反应往往比较灵敏。比如，GPS定位系统和围栏技术能够对特定行为人经常出入的场所进行定位分析，在叠加多次数据流以后，就会得出其在这个时间段内的行动轨迹曲线结果，继而适时识别其行动偏差并作出监测意见。同样，从面上来看，大数据对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监测作用也是非常巨大。它可以通过对一定时期腐败案件的查处数量、发生领域、涉案规模、涉案群体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不仅可以实现实时呈现，而且可以对重点领域、重点人群进行及时监测，为后续提前预警做好数据准备。
其三，大数据可以对政治生态的异常变化提前做出预警。应用大数据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取数据对政治生态进行客观扫描和精准画像，还应对异化的政治生态迅速做出提前预警。也就是说，精准扫描、系统测算和客观分析只是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政治生态建设的一个方面。对一个地区或一个系统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和可能性的变异情况做出预警，是其另一重要功能。大数据可以对可能发生的严重性变异做出预警，进而将可能发生大面积或系统性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形控制在萌芽状态。之所以能达致这种效度，根本上还是源于大数据自身的系统关联分析效能。这种关联性分析能对破坏或影响政治生态的各种因素做出一体性辨识，进而预判政治生态可能发生的变化趋势。特别是当某一个系统出现权力运行异常现象时，大数据系统即可在监测扫描的基础上实施提前预警。
2 大数据技术支撑下的县域政治生态监测：邳州市的实践探索
如前所述，大数据技术对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抓住这个有力支撑，必将对优化地区政治生态带来新的有力工具。邳州市是江苏省徐州市所辖的县级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程度较高。2017年，邳州市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38位、全国中小城市投资潜力百强县市第21位、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第54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向政治生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近年来邳州市充分利用大数据为县域政治生态“画像”预警，进而为优化县域政治生态贡献技术力量。总体上看，邳州市实践探索主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2.1 做实数据采集，为政治生态提供数据来源
充分运用数据的前提是能够准确有效地采集数据。对此，邳州市采取三个步骤。首先是开发平台有效采集数据。邳州市请专业研发公司设计开发了“政治生态评价信息管理平台”“民声通监管平台”和“三清在线”手机APP三大平台，全面收集全市120家副科级以上单位人员基本情况、日常学习教育等基础信息，市纪委信访、案管、审理等业务数据和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财政局、公安局、民政局等20余家单位部门数据。同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将干部个人的重要数据信息及相关群体的低保、耕地补贴、各项救济补助、行政处罚等101万条信息纳入信息管理平台。这些数据直接构成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分析研判的重要来源。其次是自动生成数据结果。“政治生态评价信息管理平台”在收集、汇总各种数据后，自动生成120家单位和近5000名机关干部、村(居)主职干部个人的电子廉政档案。单位廉政档案包括单位基本信息、评价指数得分及在全市排名、单位被投诉举报和办理情况等5项主要指标；个人廉政档案涵盖个人基本信息、分管工作、信访举报、谈话函询、党纪政务处分、行政处罚、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内容。廉政档案既成为政治生态监测预警的重要参照，又可以为干部提拔使用、年度考核、出国(境)廉政审查和单位评先评优等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2.2 精准分析数据，为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研判提供强力保障
数据采集本身不是目的，数据的价值在于分析应用，为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分析研判提供支撑，尤其是借用大数据找准县域政治生态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邳州市在设计开发信息技术平台时就一并嵌入分析功能。相比之下，这也是邳州市数据平台的突出亮点。一是实施综合分析，找准共性问题。各种数据采集完毕后，系统对全市120家单位和近5000名干部自动进行综合分析。如分析发现，2017年全市干部清正问题集中在职业道德、党政纪处分上，失分分别占24.7%、18.2%；政府清廉问题集中在为民服务上，失分占66.1%；政治清明问题集中在组织建设、法治文化和信访稳定指标上，失分分别占38.5%、26.8%和21.6%。二是实施个性分析，找准行业问题。比如，“政治生态评价信息管理平台”对20余家协同单位上报的数据进行定期分析，发现资产处置不规范、未按规定进行政府采购、扶贫资金监管不力等突出问题20余项；“民声通平台”通过对诉求受理数量、诉求回复退回数量、诉求超期回复数量及不满意诉求件数量进行分析，查找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懒政惰政、不作为等方面。三是实施关联分析，找准问题线索。利用平台掌握大数据的优势，邳州市开发运用了三个数据模型。比如，身份证关联算法模型，将党员干部个人身份信息与工商注册、涉农项目、“阳光扶贫”等信息关联比对；异动数据分析模型，对财政、扶贫等资金流向比对，深入分析相关数据拨付量、使用量、增量及变量；关系网数据分析模型，将党员干部关联群体的重要信息纳入平台，通过重点关注其城乡低保、社会救助等资金数据进行比对。借助于三大数据模型，截至目前，先后查办侵占、挪用集体资金案件46件，惠农补贴领域案件9件，对4人立案审查，多名村(居)干部受到纪律处分。
2.3 实施有效预警，发挥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研判的震慑力
数据采集是前提，数据分析是中枢，有效预警是关键。邳州市把预警当作重点来抓。一是对违纪违法行为进行预警。当单位、干部个人综合指数低于85、80、70分时，“政治生态评价信息管理平台”分别自动生成蓝、黄、红三色预警，直接推送至被预警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被预警的党员干部，提醒其及时查询失分原因，做到即知即改。2017年，平台共对44家单位、91名干部发出预警信息；2018年第一季度对13家单位发出预警信息。二是对履职不作为、不担当进行预警。“民声通平台”重在监测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其内设“超期办件”“即将到期办件”“正常办件”三大版块，对审批超时限等违规行为发出预警信号、“黄牌”和“红牌”信号，并自动通知承办人等责任人。2017年以来，先后对72家单位、135名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发出红色预警607条，督促解决问题564件。
2.4 凸显有效治理，瞄准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研判的目标指向
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研判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促进生态优化。邳州市在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后，着力做好治理。一是实施专项整治。着眼于数据分析结果，邳州市通过开展专项巡察、专项治理等形式，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如2017年，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分别对教育局、农工办、农委、民政局等单位进行重点巡察，督促其对重点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对“为官不为”专项治理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等问题，先后向财政局、审计局等单位下发监察建议9份，目前已解决问题19个。二是实施日常嵌入式治理。系统数据自动生成分析结果后，就适时启动治理，决不让问题拖延不决。比如，“民声通平台”一旦发现敷衍塞责等不作为问题，就会立即发出预警，督促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具体办理人员及时解决。这种日常化治理对地区政治生态建设发挥非常直接的震慑作用，有效激发了干部群众共同参与政治生态建设的积极性。
3 技术赋能与生态优化：邳州市实践的内在机理
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曾预言：“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这一特质将引发积极的社会变迁。”[9]8在现代信息社会，大数据技术对优化政治生态来说具有强大的赋能作用。对此，邳州市实践已经作出了清晰说明。之所以有这种强大能量，主要是因为它蕴含着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共享的内在逻辑。
3.1 实现多触角和广领域的数据搜集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力反腐的推动下，中国政治生态进入新的时空环境，“风清气正”成为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的共同目标指向，同时也逐渐转化为现实景观。但历史和实践亦表明，政治生态的持续好转不仅需要理念革新和制度保障，还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而“大数据之‘大’在于所利用数据是海量的，追求的目标是‘全本’而非‘样本’数据”[10]29。大数据技术的嵌入为这种诉求提供了极佳路径和有利条件。在大数据技术运用的整个系统中，数据搜集是基础。强大的数据分析和预警功能，都源于可靠和精准的数据来源，这是实现政治生态客观、精准画像的前提。特别是对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这种有别于一般性数据处理工作来讲，其敏感性和复杂性对数据获取渠道和内在要求更高。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云存储技术为代表的新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信息迅速增长并逐渐以大数据的方式呈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同时也引发了政府治理模式的革命和创新。人们日渐认识到，运用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对某一领域发展的总体趋势予以客观扫描，而且可以通过数据流的提取和搜集，准确记录、监测、评估其行动轨迹的变化，进而在此基础上作出更深入、更精准的洞察。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在实施县域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过程中，抓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数据采取和搜集。同时，在保障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将相关群体的低保、耕地补贴、各项救济补助等信息纳入信息系统。这些数据直接构成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与研判的重要来源。事实证明，在国家征信系统和政府信息公开日渐完善的当前，相关群体的公务活动和个体行为等海量信息均可“留痕”记录。只要开发和运用大数据技术，做实数据采集和挖掘处理，相关部门完全可以提取各类信息。在数据提取过程中，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还非常注重数据的有效性和高质量。客观而言，当前有些地方在提取数据过程中，过于偏重数据的广度，而忽略了所提取数据本身的质量。实践证明，这种数据在应用中很难取得成效。对此，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有着清醒认识，在数据采取伊始就通过采取重点部门、重点人群信息、建立完善的即时数据管理登记制度，防止数据被篡改或删减。
3.2 实现精准高效的数据分析研判
实践表明，对大数据的开发与运用一般有三个步骤：首先是搜集数据，尽可能地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次是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分辨隐藏其间的规律；最后是根据需求运用大数据。对于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而言，同样如此。数据搜集和提取是前提和基础，要进行准确的政治生态研判还需要进行精准分析。因为，通过不同数据平台获取的信息虽然体量很大，但大多是分散、零星的，根本无法直观判断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而且，有时候一个地区或一个片段的数据并不具有规律性，并不能说明某些问题。但是，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累积和对比，就会形成可能存在各种内在联系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再将数据库中具有稳定性、关联性的数据抽取出来，即可分析其内在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揭示政治生态的现实情况及可能的演化趋势。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在开发运用大数据之初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搜集的信息可谓庞杂繁多。来源于金融、房产、商务消费、“三农”补贴、工商注册、婚丧嫁娶等方面可能有损于县域政治生态的数据都可以被挖掘出来。但数据获取以后如何分析则是重中之重，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沉睡的数据库。
基于这种现实需要，邳州市采取了综合分析、个性分析和关联分析三种方法。特别是通过实施身份证关联算法模型、异动数据分析模型和关系网数据分析模型这种关联分析方法，深入分析相关数据的变动曲线和流向对比，将数据信息与干部个人的行为特征作关联分析。比如，在关系网数据分析模型中，将干部重要亲属信息导入进来，分析其城乡低保、社会救助等资金数据的变动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即可及时预警。大数据系统不能只提取数据，而不分析数据。如果说提取数据是第一步，那么数据分析则是实现政治生态监测预警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最后一公里是否打通、质量如何，对整个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工作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实际上说明了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从学理的角度看，这种数据分析方法是一种典型的聚类分析。所谓聚类分析，就是在样本分析过程中不做任何标记，而是根据其自身规律自动归类处理，将同类数据自动匹配、划归为若干族群，进而生成富含一定规律性的东西。邳州市实践所运用的就是这种聚类分析方法。
3.3 促进信息共享，破除信息壁垒
在信息化社会，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都沉淀、积累了大量数据。《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8》显示，当前我国政府部门信息覆盖率近90%，公安、审计、银行等行业覆盖率几乎接近100%。但是，部门之间信息不共享的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对于一些敏感信息，系统之间、部门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还比较常见。对于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而言，其数据的敏感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能不能实现共享，对于数据采取的空间广度和后续分析的准确度都有直接影响。很难想象，单靠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数据就能对一个地区或系统的政治生态状况作出准确研判。这就意味着要铲除封闭独立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共享联通。邳州市在实践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库，必须对政务活动数据、干部个人商务消费数据和社会交往数据等进行整合提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基于此，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力推有关部门革除“数据小农”思维，全力引导甚至倒逼信访局、财政局、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门，着力打造数据共享网络。数据共享以后，各条线、各领域的数据都逐渐汇总到“政治生态评价信息管理平台”“民声通监管平台”和“三清在线”手机APP这三大平台中，让以前孤立隐藏的数据实现了集中可视化观察。以“民声通监管平台”为例，它将巡察办、公安、法院、检察、司法、审计、财政、农委、教育、卫生、交通等部门的信息全部整合进来，并与纪检监察部门的信访、案管、审理、党风政风、干部监督等业务数据对接，从而实现多领域、多部门数据共享使用。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打破了以往不同部门之间自制信息壁垒、信息藩篱，实现了数据资源共通共享。
4 大数据之于政治生态监测预警的启示与拓展性思考
大数据所具有的庞大体量、适时呈现、应用便捷等特征，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有力凭借。作为实施有效腐败治理的重要支撑，政治生态监测预警既倚重于大数据的开发运用，同时也为其有效运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4.1 政治生态监测预警需要从定性走向定量
古人早就提出，管理国家，“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11]16。政治生态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执政党建设来讲，影响潜移默化而又极为深远。“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12]基于政治生态的极其重要性，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区域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实践证明，这有助于掌握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并引导其沿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但是，总体来看仍是定性判断。当然，这可能同政治生态自身的特殊结构、外在形态的隐蔽性、受污染过程的长期性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等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对政治生态进行监测预警是不能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的典型案例，也成为腐败治理中的一大突出难题。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行动主体在公共活动和私人交往中的行为都会生成体量不等的数据流。利用这些数据流即可分析出某一领域、某一系统、某一时段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进而对政治生态的基本面貌作出定量判断。邳州市实践对此已经作出清晰说明，运用大数据可以通过对特定行为人的交往过程与行为实施动态监测和综合分析，进而对可能破坏地区政治生态的影响因素、污染源、影响因素、演化规律和未来走向进行精确的定量测定。这是过去定性判断所不能比拟的。这说明，对于地区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而言，从定性走向定量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4.2 监测预警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政治生态优向转型
从政治生态建设的整个系统看，监测预警只是观察分析区域政治生态状况的一种工具、手段。其最终目标乃在于促进政治生态优向转型，朝着良好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运用大数据过程中，必须区分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走偏。决不能为了监测而监测，而要把促进政治生态优化作为最终目的。对此，邳州市的实践探索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付诸实践。他们在获取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后，并没有就此搁置，而是在对当事人及所在部门进行预警的同时，还探寻同类问题所隐藏的规律性东西，进而提出相应的治理方法。实施政治生态监测预警是把监测当作一种工具，以此了解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而共同着力推动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客观而言，当前不少地方都在运用大数据对区域政治生态进行监测分析，但是大多数地方都缺乏持久性。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人走政息”的体制惯性、时空环境变化的潜在影响、操作技术的难以及时更新，等等。其实，组织者没有正确认知、科学架构实践活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最主要原因。这说明，当开展类似实践探索时，需要摆正数据监测与促进生态优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4.3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是重中之重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测量，需要设计一套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赋值，进而形成评价结果。运用大数据对地区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同样如此，重中之重就是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再把提取的数据嵌入到相应的评价指标之中，最后形成相应分值。否则，零散的数据根本无法转化成参考指标。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在仔细权衡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共设置一级指标11项、二级指标63项，重点评价党纪政务处分、扶贫监督、生态建设、为民服务、简政放权等42项核心指标和职业道德、学习教育等21项参考指标。虽然这些指标需要动态调整，但总体上契合了当地需求。分析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它实际上体现了“主观—客观”“过程—结果”两个维度。事实证明，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对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起着引领作用。其他一些地方的类似实践对此也作出了佐证，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政治生态监测预警就会出现测算数据不准或方向偏离。一旦数据结果偏离正常方向，不仅失去说服力，而且会形成误导。因此，在推动区域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过程中，设置科学合理的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处于重中之重的位置。
5 结语
政治生态建设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以及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优化政治生态成为重点关注的现实议题。但是，优化政治生态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需要寻找有效的切入口。对此，政治生态监测预警便成为有效突破口。这也是邳州市积极探索政治生态监测预警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邳州市在打造优良政治生态过程中抓住了重点。然而，在信息化社会，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实践探索搭上了这个“顺风车”，最大化开发运用大数据技术。这是其他地方在探索政治生态监测预警过程中所欠缺或者说所不具备的。这正是本文对其实践探索作出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任何实践探索都需要不断累进。如何实现数据搜集的更全面、数据分析的更精准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