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某些时段在政治路线和具体的政策层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甚至出现了“文革”这样的全局性错误，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其政治信仰，并紧紧依靠人民，一步步纠正错误，实现了自我净化。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加强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密切联系群众等各项措施和汲取社会动乱时期的深刻教训，是我们党不断前进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政治信仰；党员教育；密切联系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净化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指特定时期党内的政治氛围和政治风气，是党风政风的重要反映。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面对复杂的执政环境，能够不断自我净化，最终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迎来了改革开放。究其原因，是党内始终能够保持最基本的政治生态。总结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的政治生态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

政治生态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范畴，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为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打下了经济基础。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也清楚政治生态的重要性，提出要通过“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能达到成功”。但是，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官僚资本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生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生态建设的起步有两个基本的政治背景。第一个背景，也是最主要的，就是随着全国土地改革的深入，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整个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约合4700万公顷）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共计“2400多家银行”“2858个工矿企业”建立了国营经济，广大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更为重要的是，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按1957年价格计算，抗战前的1936年全国职工（包括家属在内）平均消费额为140元左右，1952年增加到189.5元，增加35%左右。农民净货币收入由1949年的68.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亿元，增加86.7%；从1949年到1952年，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951年，毛泽东指示，“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1952年，全国建成工人宿舍217550间，仅天津就建成“工人新村”90余万平方米，宿舍51226间，占到全国四分之一。[5]这充分调动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使政治生态建设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第二个背景，就是“西柏坡精神”的形成。从1947年5月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随后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也来到西柏坡，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共1年10个月的时间。在西柏坡，毛泽东领导了三大战役，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即“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务必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去北京之前，“全国胜利在即，毛主席训示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同时对内部要严整起来，要停止做寿、致祝词、改县名、送礼”，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即使这样，中国共产党也丝毫没有放松政治生态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二百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并特别强调，党内“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为此，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整风的重点，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各级党员干部。6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编印了《整风文件》；7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整风工作的报告；8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西北局关于整风经验的报告。通过普遍动员，广大干部学习文件、查找存在问题、剖析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进行全面总结。经过整风，提升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党内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第二，开展“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接续在整风运动的后面。在整风运动中，揭发出了个别领导干部贪污、浪费及严重的官僚主义，有些问题影响极坏。1951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沈阳揭发出3269人有贪污行为”；11月30日，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贪污的处理情况的报告；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有些地区在工业、粮食、建筑、交通等方面贪污、浪费现象严重，“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缩短学文件的时间，召开干部会，限期展开斗争，对官僚主义、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2]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6万多人。经核实，全国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5万多人，贪污的赃款赃物总计6万亿元。“三反”运动对各类贪污人员给予了相应的处理，于1952年6月结束。“三反”运动给全党敲响了警钟，有着强大的震慑力。第三，进行统一战线问题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党内政治生态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党内对统一战线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关门主义的倾向，认为“革命胜利了，为什么还要统一战线”；另一种是迁就主义和敷衍主义倾向。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等领导多次讲话，要求“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统一战线工作，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党外人士，时刻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地位”。1951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帮助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发展党员一倍至二倍”；“把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当作中心工作”；“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更应经常注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宣传教育”。第四，全面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必须有系统地建立对人民群众的经常性的宣传网，即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同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党已有五百几十万党员，对于这些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认真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是一个极端重大的任务。”要通过组织党的宣传员报告员并领导其工作、管理政治理论教育的课本及其他读物的编审、审查和指导学校中的政治性课程的教材和教学、拟定党关于报纸和广播工作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以及研究和指导图书馆、展览会、民教馆、文化宫、俱乐部的群众文化活动等途径，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同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党内现在的理论教育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要学习政治常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著。通过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指定一批兼职的和专职的理论教员、举办三个月的理论教员训练班、高级干部带头学习等措施，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除了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工作，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建设面临两个突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一是党的组织发展不平衡，农村党员占绝大多数。当时中共有近450万党员，20万个党支部，但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3%，农村支部占79.8%，大部分集中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二是党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326万多地方党员中，文盲半文盲占69%，小学文化程度占27.66%，中学文化程度占3.02%，大学文化程度仅占0.32%。1951年3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对党员的普遍教育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要求在整党过程中，重点对党员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同时决定对党员的教育划分三个严格的步骤：第一步是学习党纲党章，明确共产党员的标准；第二步是进行党员登记，登记材料装入档案；第三步是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审查鉴定。可以说人人都要过关，绝大多数党员通过了审查，对部分党员采取妥善方式劝其退党。到1953年，在三年多整党期间，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与清退出党者相抵后，全国共产党员的总数由580万人增加到636.9万人，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3]172党员的素质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基础，这次党员教育活动纯洁了党的组织，使党内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提升，党在人民群众中的神圣感得到了提高。

随着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净化党的组织等这些重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党的政治生态建设。较早提上日程的是党的团结问题，特别是1954年上半年的“高岗事件”，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很多农村地区创建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生态：“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分散的情况，有所谓‘山头主义’；党员干部出身不同，带来了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出身的也有一定的散漫性。”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1954年2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使全党认识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集中统一领导问题，并作出决定：“一切重要的和重大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只能由中央决定，任何组织无权决定这样的问题。”会议还就请示报告制度、各行政大区的管理、书记处与政治局的关系、中央各负责同志下基层考察、中央办公厅的管理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之前，党政和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基本捋顺，这为政治生态建设创造了基本的政治前提。随后就是净化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干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开展，干部调动频繁，没有对干部进行全面审查，特别是提拔了大批的新干部，其中一些干部历史不清、来历不明。本来在195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但是由于这项工作政策性强，中央比较谨慎，先在小范围和要害部门试点，1954年下半年才全面展开，到1957年上半年大体完成。通过这次“审干”，党基本弄清了全国各类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绝大多数干部的问题搞清楚了，有了结论，一身轻松，放手大胆开展工作。“审干”工作中揭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于是从1955年下半年起，内部肃反运动在全国展开。“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尖锐的程度估计得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处理过重等偏差。”干部问题涉及用人导向问题，是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一环，“审干”和“内部肃反”总的来说对政治生态建设是有利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带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强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1月，毛主席亲自动手组织上上下下的力量进行广泛、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主持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个书选用的典型材料共有176篇，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材料所反映的内容，有村的、乡的，也有区的、县的。”第二，继承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对政治生态有着重要影响。一是艰苦奋斗。“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毛主席强调：“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三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定期整风，“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第三，紧密联系群众。通过“重视人民群众来信”“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等措施，防止各级干部脱离群众。第四，坚持党内民主，做到科学决策。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这个时期形成良好政治生态的主要原因。

1956年，党的政治生态发展较好。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政治上，提出党内生活要活泼，不要呆板，“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要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经济上，提出要处理好十个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注意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由于党内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种局面没能持续下去，被后来的反右运动打断了。

二

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向“左”的方向发生偏转，对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目的是深入反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各界群众给中共提意见的过程中，党内的主要领导人过度看重了出现的问题，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标志，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尽管如此，在严格管党方面还是采取了很多措施。第一，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1958年4月2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要求一定要把1957年以来开展的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要“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这次整风“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并且“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第二，坚持干部深入基层参加劳动。195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为数一千多万人的宏大的干部队伍，很多干部“特别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地都没有经过或者基本上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缺乏实际经验，不懂得缔造革命事业的艰难”，为此，“应该是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这次“干部下放的主要方向是农村”。干部下放工作，“必须全面规划，统一安排”，预计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得到全面的锻炼。第三，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重点是在农村。指出“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第四，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严格按照党员标准接收党员。195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今后接收党员工作的意见》，指出，“目前全国共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九。农村党员有七百万人，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三。”“接收新党员的标准，应该比过去更高更严。”最重要的是，“党员必需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和干劲。”第五，加强对干部的轮训。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明确这次轮训的对象，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全国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约有十六万三千人，除去年老体弱的以外，参加轮训的干部约有十五万人。对于这些干部，要求从今年十一月份开始到一九六二年年底，分期分批地轮训一遍。”还规定了轮训需要学习的文件和文献。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干部轮训“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轮训反映出来的不足，主要有讨论和辩论不够、自学不足，提出“每期轮训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加强在职学习，发挥党校的作用，等等。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发扬党内民主是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明确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毛泽东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刘少奇在会上也明确指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大氛围下，党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保证党的政治生态健康发展。

第一，加强党对基层领导。1962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中央书记处决定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抽调一批司局长以上干部下放到主要产粮区，以加强地委、县委和基层的领导。中央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刘少奇同志对下放干部作了专门指示。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给中央写了《关于加强农村党的建设的三个问题的报告》，中央表示同意。这三个问题是：按照先锋队的标准整好党、建设好农村党支部、建立农村政治工作系统。报告提出，要通过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制度、建立联系群众的制度、采取小整风的办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设立政治指导员等措施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第二，树立典型，形成了完整的典型体系。通过典型引路的方式加强党的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雷锋是解放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他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自己，一心为公，助人为乐，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提出要学习解放军“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学习解放军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石油工业部从1960年5月开始，集中全国石油战线的力量开发大庆油田，其基本经验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领导干部亲临一线，直接指挥；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培养一个好作风；全面关心职工生活；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中央认为，“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此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庆的热潮。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全面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社论指出：“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发表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焦裕禄同志自1962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后，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病，跑遍全县149个大队中的120个生产队，带领群众治理内涝、盐碱、风沙，于1964年5月去世，年仅42岁。1966年2月9日、1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

第三，调整党的干部政策。1965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提交《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是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解决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个重大问题”。具体内容包括：要注重提拔本地新干部，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注意培养提拔少数民族中的新生力量。邓小平当时主管党务工作，在这方面考虑得比较多，他提出了党的干部政策存在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基本思路：一是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可以考虑设一些荣誉职务；二是干部能上不能下，农村“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三是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包括对干部过党的生活的监督以及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四是干部交流问题，“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这是中央决定的，必须执行；五是“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坚持干部轮训制度，所有的干部都要参加轮训。

第四，继续坚持从严管党。主要强调按照党员标准发展党员。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给中央写了《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中央完全同意。报告指出，到1964年底，共有党员一千八百零一万一千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五五，但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报告提出，要“注意在青壮年中特别是青年中接收党员”，要完善基层党组织，农村“生产队一般都应当建立起党小组”，工厂“较大的班组，都应该建立起党小组”，财贸基层单位“较大的网点应该有党员，有条件的，应该建立党小组”，同时，强调发展党员“要坚持党员标准，切实保证新党员的质量”。

第五，第五，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传统和作风，也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基本条件，但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在60年代中期，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继续坚持干部参加劳动。要求每个干部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同时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5月，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作出批示，强调：“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二是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主要领导负责这项工作，“对于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应当力求多办，少往下转”。三是严格禁止楼堂馆所建设。1964年，国务院发文指出，楼堂馆所建设“严重地脱离群众，违反勤俭建国的原则，破坏党和人民政府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同时，中共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60年代中期，尽管我国的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毛泽东指出：“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坚持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涌现出了大量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河南林县人民为了改变长期缺水的状况，在最险恶的山区劈山导河，引漳河水入林县，建成了盘绕在太行山上的引水工程——红旗渠，创造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渠精神。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批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中国科技队伍创造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所有这些，都是良好政治生态的具体表现。

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尽管当时临近“文化大革命”，党内“左”的氛围日益浓厚，但总的来说，在政治生态建设方面是有很多作为的，特别是在党的建设方面不乏切实可行的措施，这是必须肯定的。那时广大干部深入实际参加劳动，共产党员在各个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一大批典型引领着社会的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涌现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电影《平原游击队》《五朵金花》《红色娘子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影响了几代人，即使今天再观看，仍然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人们相互帮助、努力工作、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到处可见。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遗憾的是，这种政治生态没有持续下去。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史上比较特殊的时期。由于当时极端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社会原因，毛泽东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规律认识不清楚，加之“左”倾错误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累积发展，最终酿成了这场内乱。反映在政治生态上，就是良好的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政治生态走向，大体上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到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这期间，有几个主要事件对党内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从1967年1月开始的“全面夺权”，导致党的政治生态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极不正常。二是“五十字建党方针”的提出。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这个提法受到了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三是党政机关“五七干校”的普遍建立。1968年10月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报道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开始普遍在偏远地区开办五七干校，将大批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和教师送到五七干校进行体力劳动。四是开始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的正常运行，为党的九大召开作必要的准备。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整党文件，提出：凡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恢复组织生活。这样，瘫痪和停止活动将近一年的各级党的组织开始陆续恢复。当时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吐故纳新”，但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不可能很好地吐故纳新，大批老干部没有解放，相反一些造反派头头却混入党内。尽管如此，当时的整党对稳定局面和恢复秩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时期，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这期间，有两个事件对党的政治生态影响比较大。一是要求全党重视学习。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规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6本著作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等5本著作。二是邓小平复出。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第三个时期，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期对党的政治生态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自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协助周恩来为恢复党和国家正常秩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和国家的混乱局面有所缓解。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议题，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是整顿的关键。邓小平指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经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到1975年的下半年，党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但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在“左”倾上没有根本扭转，这种好的势头很快又被打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30]196在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上，“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更多是历史的教训，其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党的政治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阻滞。“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具体来说，首先，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规是政治生态建设的载体和基础，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组织受到极大削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然而从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到1969年召开党的九大，中间相隔了13年，不符合党章的相关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我们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这一特殊时期，党的各级组织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现象却屡见不鲜，有些党员或干部可能因为某一句话或某一件事就招来灾祸，因此，改革开放初期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如1968年10月15日，邯郸地、市革委会召开5万人大会，公开处理《邯郸日报》社7月31日误将万寿无疆的“万”字排成“无”字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宣判报社职工杨东升、吕有生、王玉周3人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杨东升有期徒刑20年，逮捕吕有生，王玉周由原单位监督改造。1981年12月9日，中共邯郸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31]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上看，各级党组织也比较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各种报告会、“讲用会”层出不穷，但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严重脱离实际，没有同老百姓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严重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和质量，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也让一些政治投机分子钻了空子。再次，完全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政治生态建设，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党的很多正常的组织生活被打断，使广大党员无所适从。不可否认，通过运动的形式进行党的政治生态建设，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但这种形式在新的形势下要不断改进，要同其他方式有机结合，比如日常的制度化建设等。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政治信仰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所有这些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第一，长期坚持对党员进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从建党以来，党就对广大党员进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教育不断加强：定期组织政治学习，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特定的背景下整风和整党。第二，对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处于党的严肃监督之下，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是党的生命线。一是党的干部定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加劳动；二是领导干部和一般群众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三是精兵简政，改变领导机关人浮于事的现象。正是由于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得到了保持和发扬，为我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还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建设，采用渐进改革式的发展是其理想的模式。诚然，也有一种“不破不立”的说法，但如果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就知道所谓“不破不立”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被迫采取的一种方式。首先，政治生态内部既包括软性因素，也包括硬性因素，以软性因素为主。软性因素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多年的培育，一旦遭到破坏，再恢复是很难的。其次，政治生态发展的方向是政治文明。政治生态经过连续性的发展，将其精华部分积淀下来，形成政治文明。如果遭遇“文化大革命”那种断崖式破坏，再来恢复良好的生态，是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达到的。所以，这个历史教训一定要记取，坚决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关海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贵州省党校学报》，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