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效果，在质的规定性上有不同的表述，例如，“投入与产出的关系”，“费用与效用的关系”，“所费与所得的关系”，等等，这些表述虽各有其特点和用途，但都是一个意思：即人们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所作的关于劳动占用或劳动消耗的节约程度的评价，也就是对经济效果进行量的描述的时候究竟应表现在什么样的经济范畴上？这个问题关系到经济效果概念的准确性、科学性和适用性。社会上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效果表现为价值，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表现为使用价值。[1]也有的同志虽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应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性上来把握，但赞同前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效果的表述，因而这两种观点都有程度不同的片面性，很有商榷的必要。
两种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论据都是一样的，即从生产的目的而推导出经济效果表现的范畴，从而把生产目的和经济效果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概念混同了。就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马克思论述过：“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2]根据这一论述能否得出只能用价值形态表示其经济效果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在一般地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即直接目的时，常常通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这两个概念。例如，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就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3]他在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即在描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时，才严格地把生产剩余价值作为其特定的目的即最终目的。就直接目的而言，按马克思的原意，应该用价值和产品两种形态来表示经济效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根据马克思关于一般的直接目的的论述，不能得出只用价值表示经济效果的结论。那么，根据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否就可以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分清生产的目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人类劳动而出现的客观范畴，有劳动就有目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生产目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很低，生产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往往融为一体。
而经济效果是生产耗费和劳动成果的比例关系，它和生产目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的一般公式是：劳动成果／生产耗费，表示单位耗费中的不同产品量；也可用其倒数表示，即生产耗费／劳动成果，表示单位产品中耗费的不同生产要素。为了便于分析问题，我们把后一个公式写成：
劳动耗费+劳动占用+资源占用／劳动成果＝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劳动成果
显然，如果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都是无限的，那么经济效果的考察就失去意义，正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们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需求是多样的、相对说来是无限的，人们为了让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必然要将生产成果和劳动耗费进行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进行集约化经营，在各种资源的相互联系中改善其利用状况，以求得更大的效益。因此，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经济效果范畴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资源（也可叫投入的生产要素）一般说来是可以相互替换和计量的，这就为经济效果进行量的描述提供了可能性。
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社会形态，人民虽然也关心其劳动成果，但这只是谋求经济效果的潜在意识。因为当时生产规模小，彼此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资源也很充足，人们没有迫切计量劳动所得与所费的愿望。同时，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没有充分发展，人们也不便计算其成果与耗费。只有当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效果概念才完全形成。
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商品化的社会，经济关系都成了买卖关系。资本主义企业买进、卖出的都是商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必然要多方面地、反复地精打细算，权衡利弊，讲求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但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存在，资源也很有限，也必须坚持少花钱、多办事，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
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商品货币关系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因而在其经济效果的量的描述上必然具有如下一般的共同特点。
1.表现形式上的二重性。从公示：劳动成果／生产耗费可以看出，要表示经济效果，首先要用恰当的范畴表示劳动。对于劳动，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4]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经济效果中劳动的成果和劳动的耗费（包括占用）必须根据劳动的二重性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形态来表示。资本家之所以把用最小的资本带来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作为最好的经济效果，那是他们主观上对使用价值不感兴趣，认为对自己唯一有意义的成果只是剩余价值，从而主观上把所取得的效益不是同用于生产的全部资源进行比较，而只是同自己花耗的资本进行比较，这种经济效果我认为只是“虚假的经济效果”。实质上，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效果应该计算，也往往已经首先计算了使用价值。同样，社会主义社会只用使用价值表示的经济效果也是不完整的，只能说是生产成果。
2.充分的可比性，经济效果是一种比例关系，而且是表示一种资源的节约程度，或者说是一个比例系数。因此，同类企业或部门的经济效果可以进行比较，不同企业、部门、甚至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活动都应能相互比较其经济效果的大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完全不同，但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投入同样多的资源（例如投资一亿元），一年中，人家的产品适销对路质量好，能取回三千万元的利润，我们的产品品种单一质量差，只能收回二千万元利润，我们的经济效果就不如人家（须注意，经济效果的好坏不能说明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正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下社会生产的目的所决定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许多人做报告、写文章、经常同资本主义国家比产品的品种、质量、产量、产值、投资回收期和资金利润率，这正是经济效果客观上有充分可比性的体现。试问：如果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效果仅仅用价值表示、社会主义仅仅用使用价值表示，还谈得上什么比较、鉴别呢？
3.相互之间的多层次性。一项经济活动往往可以细分为若干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各具特定性质和层次的有机综合体。从纵的方面看，这些经济活动可以按行政系统或生产体系划分为多层次；从横的方面看，相同类型的企业各自处于同一层次的不同“极”上。这些众多的企业，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其生产的最终目的虽然相同，但其经济效果的考察方法、衡量标准和社会对它的要求都是有区别的。处于不同层次的企业，其经济活动必须以上一个层次的经济效果为出发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高层次就是代表人民的国家，国家的经济效果就是我们常说的宏观经济效果。处于基层（相对最高层次而说的）的企业和部门，由于环境、条件和要求不同，有的允许有政策性亏损；有的需要节约活劳动而侧重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的需要提高就业水平而侧重节约物化劳动；还有的企业部门须从整个社会需要出发从事生态环境的改造和建设，以保持自然界正常的状况，等等，这些造成微观和宏观经济效果，必须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考查经济效果的表现形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微观经济效果一般只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对它的评价应以表明生产本身的合理程度、资金利润率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为基础；宏观经济效果涉及再生产过程的所有方面，应该主要从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的要求来进行分析和评价。不管怎样，要使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在价值形态和使用价值形态两方面都要补偿原来的耗费。因此，只要从再生产角度考察，其经济效果表现为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形态就是确定无疑了。
也许有的同志会提出：讲求宏观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而资本主义生产是完全相互分离的、利益冲突的私生产，只有从个别资本家的生产来讲经济效果，没有整个社会的经济效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另一方面要从现实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社会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家越来越注意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组织经营、管理生产，讲求（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经济效果，经济效果同样表现出多层次性，下一层次的经济活动同样要以服从上一层次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前提，也同样要求以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形态来表现自己。
上述特点概括起来，形成了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效果的客观性质，这些和生产的目的并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是符合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基本经济规律按斯大林的表述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目的是解决为什么而生产的问题，手段解决怎样生产；而经济效果就是对各种各样的手段是否可行、可靠、适用以及是否优质、高效、低耗所作的经济评价。马克思在许多地方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但他没有同时阐明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虽然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详尽地描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增长的两种途径：增加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的生产率，但他并没有论述多种手段及其相互之间的经济评价问题，因为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叛逆者不会去具体分析和考查当时的社会如何用最小的生产要素去榨取最大的生产成果，不会去分析各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合理组织配合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他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所战胜的客观规律。
因此，经济效果体系是直接由生产目的的手段所决定并直接为手段服务的，一般地说它只能由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组织领导生产的阶级自己来分析、考察、计量。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多次呼吁并反复强调要向资产阶级学业务、学技术、学经济管理，讲求经济效果，而且他对经济效果的表现范畴作出过很明确的规定。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克尔日让诺夫斯基的信中[5]，对运输业、农业等产业的生产恢复问题，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形态分析，比较了按常规办法和按电气化措施恢复生产的不同经济效果。运输业的恢复问题，他指出，按常规旧办法需要耗费“2百万卢布”（按战前价格）或者“α（单位）燃料+β劳动日”；而在电气化的基础上恢复运输只需耗费“α-β百万卢布”或“α-y（单位）燃料+（β-2）劳动日”，从而说明电气化的经济效果比常规办法大得多。[6]这就很清楚地告诉人们必须以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来考查经济效果，而不能根据生产的目的而确定一种形态。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列宁对经济效果问题的分析，对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作了片面的理解，从而对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带来了不良后果。
其一是造成企业不重视经营管理和经济核算，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计成本，浪费惊人。农业中，增产不增收的高产穷队大量涌现，造成资源的浪费。最近几年，我们虽然比较注意商品货币关系，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如果价值形态的利润、产值、成本等都不能表现经济效果的话，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也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利润挂帅”的棍棒仍然会成为拦路虎。唯利是图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敢抓钱，不用价值形态来衡量我们的经济效果也是错误的。
其二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效果不能作全面的考察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过去，自己不计成本，只和别人比使用价值，不比价值，因而盲目乐观，我行我素，导致闭关自守。经济落后，经济效果差，但自己还不认输。最近几年，许多人不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来表现我们的经济效果，而只用一种形态来对待人家，只比价值，不比使用价值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因而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从而产生崇洋媚外的思想，只顾盲目引进，想买进一个现代化，造成经济工作失误，经济效果差。
其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效果的概念理解片面，因而只接受了其资本利润率或与它性质差不多的投资回收期的综合指标概念。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上述综合指标是可行的，以后还将继续采用。问题是我们失掉了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示经济效果的另一（综合）指标——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我们知道，资金利用率是把劳动消耗的节约与资金占用的节约作了某种综合。生产中投入的资源是多种多样而又复杂多变的，我们且不分析上述综合是否合理，单就那些只有使用价值而无价值的自然资源来说，衡量其占用和消耗的节约程度就非常难，甚至在一个单位和部门无法用资金利用率来恰当地表示。因为要计量某一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节约程度，必须计算这个企业由于多占用了单位数量的资源而引起社会其他部门或企业劳动消耗量相应增加的数量，这种计量对于单个部门或企业是很难做到的，而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指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较好地衡量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果。另一方面，由于投入的生产要素都是变化的，如果我们假定其他要素不变，则不论其中一种要素如何变动，都可以通过全微分求导数的办法计量其变动率，从而很准确地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的经济效果。显然，这种边际生产率指标正是高等数学在经济效果理论中的实际应用。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例如，就如何计算资金的利用效果来说，我们一般用资金利用率来计算，不考察资金的边际生产率（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生产中增加一单位的资金投入量所带来的产品价值增加量），常常形成资金利润率低于资金的边际生产率的状况，表现为生产单位多占用资金，而少使用劳动。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充裕，资金相对缺乏的国家，没有做到扬长避短，更谈不上好的经济效果。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讲求经济效果，一方面要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劳动消耗和占用；另一方面要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二者不可偏废。经济效果表现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
[1] 于光远同志就持这种意见，见《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30页。
[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625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5]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1卷，1965年版，第159—160页。
[6]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1卷，1965年版，第160页。
（本文是作者在大学三年级时结合专业课的学习体会撰写的一篇论文，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曾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印发）
198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