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瞭望杂志社“2018绿色能源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路甬祥副委员长，各位领导，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很高兴能接受邀请借这个机会，把自己作为研究者对于贯彻十九大精神，怎样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促进绿色能源发展这方面的看法，向各位做个汇报。
党的十九大强调了我们在“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时代必须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这个发展中要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实现绿色生产和消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在贯彻十九大精神方面，第一个层次，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战略方针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在实现现代化目标导向的同时，紧密结合着问题导向的，针对的是中国现在发展阶段中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供给侧的“矛盾主要方面”：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发展中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个“不平衡”最主要就是结构问题，而解决结构问题一定要从供给侧入手，以制度供给的优化，即以制度供给有效性的提高，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让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表现在指标上的收入增长，而且体现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天更蓝，水更清，心情更舒畅。这些合在一起，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怎样以非常之策去破解非常之局的历史性的考验。
我在前些年开会的过程中，就听到杜祥琬老师专门说到胡焕庸线——中国基本国情的胡焕庸线，决定了所谓“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绿色发展方面的严峻挑战。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整个接近14亿的这样一个人口规模，96%以上的居民生存在东南半壁的40%左右的国土上面，而且这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上的发展过程，资源、能源的耗费是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又叠加上了我们以煤为主这种基本国情，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之内基础能源以煤为主无法改变，而煤的清洁利用是最困难的；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总体来说工业化刚走到了中期阶段，沿海是中后期，很多的中西部地区是初中期，粗放发展的特征难以迅速改变，几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绿色发展这方面对于我们的瓶颈制约已经非常明显：这些年频频袭击我们的雾霾这种大气污染，其实还伴随着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的问题，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等等。这些矛盾的破解，是怎样考虑形成非常之策，去破非常之局的任务。要在供给侧形成理性供给管理高水平方案以应对这样的挑战，要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系统工程式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来促进中国的绿色发展，冲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历史的关口，来对接中央说的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目标。那么，在这个非常之策的通盘设计里，形成内生机制来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怎样把可再生能源、生物质能源积极地发展起来替代化石能源，替代煤，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着现实的矛盾，必须以改革来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一个事关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全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
第二个层次，我想谈一下怎样认识在供给侧的配套改革中落实以经济手段为主、配合上有效的政策支持，来促进绿色能源发展。在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上，我特别看重的是，除了我们的行政手段不得已要发挥作用之外，也不能一味地去倚重行政手段。比如说把一些厂子关掉，把一些地方烧煤的锅炉努力地改成烧气等等更清洁能源的锅炉，行政手段去推这些事情它的副作用非常容易产生，十九大后我们在华北又一次领教了这种副作用。不能说不考虑行政手段，但是以为行政手段就能够“大局已定”地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落入认识误区。经济手段为主是匹配着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承认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长远的、最要看重的作用，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再跟上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所谓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要特别注意怎么样以经济手段“内生地”使千千万万的生产经营主体和我们的社会成员，从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努力地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绿色发展，大家形成促进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扩大份额的合力。
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种经济手段为主的调节体系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供给侧的物品中间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本来应该通过配套改革，使这种比价关系、价格形成机制的引导作用来促进绿色发展，然而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使用这样一个导向上的机制，我们前些年是不合格的。我的说法，可以说得直率一点，在中国还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础能源不得不以煤为主的这个基本国情下，我们将近40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却在基础能源的比价关系这方面，出现了一种逆绿色发展的倾向。现在大家所使用的电，百分之七十几是以煤烧出的火电，而未来这个比重可以逐渐降低，但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我们的原油、天然气的发电不可能有多大的空间了，因为整个原油、天然气的外贸依存度已经高达65%左右；水电要努力发展，但是种种局限之下，它在整个电力供应中的比例反而是下降的；风电、太阳能电在努力发展虽近年增长幅度很高，但是于整个电力供应中基数太低的情况下，到现在为止全部电力供应里它们所占的相对数，也只有几个百分点。在我们不得不以煤为主继续发展的情况之下，这几十年中间，如果我们看一看直观表现的北京市的居民用电，它和其他物品的比价关系的变化是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改革开放初期，民用电每一度是0.16元，现在是阶梯电价，每家电表的第一阶梯应该是2880个字，这时的电价是0.48元，到第二阶段则每度涨5分钱，就是说，现在的电价，经过将近40年的变化，是相当于原来的三倍，提高了两倍。但看看这么多年下来，老百姓其他物品的支出的价位是多高？比如老百姓过日子的大白菜、西红柿、黄瓜，上涨幅度可是100倍以上。企业方面，用电确实也在提高，但是企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料工费、差旅费，各种支出，价位提高幅度又是100倍以上。换句话说，我们社会成员中，企业也好，老百姓也好，在他们的感受上什么金贵，什么不金贵？什么要精打细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哪儿，是非常清楚的。从物质利益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看，不会真的去对节电精打细算，大家不会把节电看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反而更多的会出现大手大脚挥霍式的用电行为。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使用电能，实际上在更多地耗煤，而煤的污染在中国带来对我们的雾霾威胁、对我们整个环境的影响，是基本国情制约之下的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逆绿色发展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怎样得到改造，就变成了头等的真问题。
我认为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可观察的改革的攻坚克难，可以举出电力部门为例。多少年前中央就发出5号文件，电力部门的改革按照当时的“四项要领”非常清晰，但很遗憾，多年来实质性的改革推进还乏善可陈。前面两年，在十八大以后的改革精神贯彻中，中央再次发出文件要求推进电力部门改革。我观察下来，电力部门改革里要解决的基本的制度建设问题，就是怎么样让电力回归商品属性——它在电力市场上如果按商品定位，就要产生选择性和竞争性，以调动我们的潜力、活力，在机制上讲就是应有原来所说的“竞价入网”，无论怎么表述，必须是竞争性地入网，使电成为商品，而在竞争性的环节上，我们可以八九不离十地给出一个量值，对除了煤电之外应该政策支持的光电、风电等等，财政给予补贴。这个补贴是阳光化的，是对事不对人的，不论你是什么企业，什么经济性质，自己标榜什么样的特色，就是大家一起竞价入网，排除掉的，就没有市场份额，进了网就取得了市场份额，而且这个市场份额不是你一朝拿到以后就永远享受的，要不断地在竞争中取得自己的市场份额。财政的补贴支持绿色能源，在这个过程中可让它更多地形成一个去挤压煤电的态势，努力地把生产方面绿色能源的潜力充分地调动出来，渐进地改变我们整个电力供应的格局。当然，后面配套的改革还有电网，我认为它就是自然垄断，不是拆分的问题——对电网是特许权经营管理，给予特定的考核，而到了更后面，输电以后面对千家万户的配电，又要引入市场机制，改进服务，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老百姓得到更好的供电服务。这个体系的改革如果处理得好，当然一方面直观地看把电价往下压低的力量会发生作用，另外一方面，是可以渐进地引导电和其他产品的比价关系，在社会可接受的情况下，扭转原来比价关系里的那种逆绿色发展的不良倾向。非常关键的是光电、风电等等要进来，我们还必须解决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方面全面的供给配套，而我听到的有些意见所强调的技术性的障碍，据了解其实不是最主要的障碍，还是因为有“利益固化的藩篱”，以种种借口拖延阻碍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的充分发展、创新发展去对接整个电力部门改革的局面。这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显然这种配套改革，是经济手段为主发挥作用，配上有效的政策支持去促进绿色能源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第三个层面上，我觉得攻坚克难中要在“问题导向”下更积极地争取再克服一些迫切的矛盾。比如，现在我们听到不少风电、光电的企业，说碰到了弃风、弃光的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更多地用绿色能源，一方面已经形成的产能为什么要把它做弃风、弃光的处理？具体分析，这里面各种因素可能谈起来非常复杂，但是必须充分正视这个问题力求解决。我个人感觉其中的制度问题、管理问题、技术问题是混在一起的，但是真正的出路一定是要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空间，从我们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去解决问题。
再有一个，比较直率地说，问题导向下还要进一步考虑怎么凝聚社会共识，来破解已经观察到的整个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就是政府反复强调绿色发展，姿态上充分重视绿色发展，但是相关的改革却是步履维艰，经济手段难以作为，不得不行政手段为主，带出很多非常明显的副作用，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比如前一段时间说华北区域要以煤改气，更多地利用气来形成能源供应，为什么布置下去、动起来以后，却发现气远远不够供应，跟不上？老百姓挨冻、环保部只能发紧急通知来纠偏。这说得难听一点是发生了低级错误。为什么发生这种错误？要总结经验教训，更主要的还是要在配套改革中，让现代国家治理的特征能够覆盖到我们整个绿色能源发展里的链条，而不是简单地靠少数管理机关的官员拍脑袋认为怎么调节就能够绿色发展，就能够达到意愿中的结构优化。市场发挥充分的作用，应始终是非常关键的第一重考虑。
再一个悖论，从公众利益角度来说，我们也需要形成一种共识：一方面听到大家对于雾霾等等的抱怨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一听到调整比价关系里我们要用的电、要用的水等等在比价关系里要变得越来越金贵，很多人就非常气愤，甚至还有人要跳着脚骂娘。我认为这个方面，全社会要看到一个大的趋势：资源的稀缺性在以后的比价关系发展过程中决定了基础能源的比价关系一定是在演变中显得越来越体现它的稀缺，表现为大的趋势是电应该更贵，水应该更贵。现在国家推进水资源税的改革，是为什么呢？就是不得不把用水的这些主体的负担往上抬，促使他们节水。用电也是这样。你节电了，节水了，实际上是在节省前端煤的使用，中国煤的使用绝对量可能还要再提升一段，但是这个提升的过程中达到高峰期之前，我们就要努力让它的提升程度不要太高，然后让它转入用煤逐渐下降的过程，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之所在。所以，节电、节水道理的宣传，应该结合着全民讨论，让大家理性地发表意见而凝聚社会共识。当然，在以后比价关系的变化过程中，政府要注意托住最低端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我国城乡都有低保制度，少数低保成员，如果在以后比价关系调整过程中，电或者水等等费用对他们确实出现影响的时候，国家要及时提高低保标准，使他们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产阶层以上的人，要顺应这种比价关系的变化，大家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更多地注意节电节水，人走灯灭，不用让水龙头长流水，等等。这些合在一起，是大家一起努力促进绿色发展——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开发和推展过程中，需要有全民的认识和呼应。我觉得这种系统工程的意义，是要反复强调的。如果只强调某一点，绝对不能解决中国怎么样破解非常之局的这种历史性挑战问题。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